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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与他举行的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外交官李景贤追忆了这场历史性的会见。
外长互访为高级会见做准备
1988年秋天，随着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逐步得到消除，作为这一“正常化”标志的中苏高级会见自然就被双方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见做准备。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苏联的领土。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在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说：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我方承认有过错，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谈及中苏高级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表示，出于种种考虑，他准备前往北京。
鉴于在这次会见前，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就这样，戈尔巴乔夫1989年正式访华一事便正式定了下来。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到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苏联外交部长。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又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4日，小平同志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中，老人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两国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借此避开苏方感到棘手的柬埔寨问题。小平同志当即识破了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还幽默了一句：访问日期由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
在中苏高级会见的准备工作中，让李景贤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其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多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彼此间毫无“同志”情感可言。
对苏联人究竟如何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
其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党对外关系的决策人之一，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十分了解。见苏联人时“不拥抱”，这是老人家针对20世纪下半叶那段曲折的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有感而发。“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时，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
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1989年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
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小平同志指出：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中国“得利最大”，“以后延续到苏联”。“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指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小平同志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花了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2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见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戈氏犹如拜见长辈，毕恭毕敬
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爾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
大约两年过后，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百年潮》2008年第3期）
外长互访为高级会见做准备
1988年秋天，随着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逐步得到消除，作为这一“正常化”标志的中苏高级会见自然就被双方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见做准备。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苏联的领土。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在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说：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我方承认有过错，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谈及中苏高级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表示，出于种种考虑，他准备前往北京。
鉴于在这次会见前，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就这样，戈尔巴乔夫1989年正式访华一事便正式定了下来。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到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苏联外交部长。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又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4日，小平同志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中，老人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两国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借此避开苏方感到棘手的柬埔寨问题。小平同志当即识破了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还幽默了一句：访问日期由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
在中苏高级会见的准备工作中，让李景贤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其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多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彼此间毫无“同志”情感可言。
对苏联人究竟如何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
其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党对外关系的决策人之一，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十分了解。见苏联人时“不拥抱”，这是老人家针对20世纪下半叶那段曲折的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有感而发。“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时，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
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1989年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
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小平同志指出：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中国“得利最大”，“以后延续到苏联”。“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指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小平同志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花了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2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见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戈氏犹如拜见长辈，毕恭毕敬
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爾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
大约两年过后，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百年潮》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