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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全球城市GDP研究报告指出，到2035年，全球城市实力排序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城市将成为世界经济新重心之一。其中，上海将取代巴黎，成为全球第5大城市；北京紧跟其后，排行第6；广州则将升至第8。
大城市崛起的动力：国内经济崛起和全球化演进
在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全球城市GDP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牛津榜单”）中，到2035年，即在未来18年的时间内，全球崛起的20大城市中，中美两国拥有的数量分别位居前二名。其中，9个来自美国，7个来自中国。另外，2个来自日本，英国、法国各1个。未来，中美两国大城市在全球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将扮演越发关键的角色。全球经济的“双头驱动”，也将以城市的全球性角逐为表现方式之一。
在全球城市发展历史上，大城市的崛起不外乎来自于两种动力：一是母国市场的统一化进程和国内经济的崛起，如法国巴黎、二战之前的柏林。
相比而言，二战之后的柏林则长期游离在全球顶级大城市的榜单之外。这一点，似乎和德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称，但这并非德国人“低调务实”、“不追求大城市，追求小而美”这一类可笑理由。
深层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德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强于法国，首都对资源的积聚能力本就不强；二是作为战胜国的英美摧毁了德国“联邦集权”最后的制度基础，使得德国首都无论波恩时代，还是柏林时代，都完全丧失了对全国资源的吸附能力。
全球大城市崛起的第二种动力是全球化的演进，特别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日益平滑。
在20世纪下半页，全球化让一些城市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的能力，尽管它们并不具备巨大母国市场的支撑，但经济依然得以腾飞。但必须注意，受惠于这种动力的城市，要么是城市国家，要么是立法权相对独立的城市。其中，以新加坡为代表。
除了区位优势之外，新加坡这类“国家城市”拥有着主权国家的独立的立法权，这是城市最大的竞争力。它使得城市可以拥有较大的在金融方面的政策自由度，可以在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制度等方面，设计出足以击垮竞争对手的“政策洼地”和“税收洼地”，吸附那些随时准备避险和套利的全球性资本。最终，这样的城市也成为了国际性金融中心。
不过，真正的超级城市则必须是以上两种动力的“合力”而打造，最典型的是伦敦和纽约。百年以来，这两所城市一直都是全球超级城市的双头巨星。其他各国的任何城市，暂时还难以望其项背。
法国、德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或者说日本这样的“特殊国家”，显然很难产生这样的超一流城市。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会诞生这样的城市吗？
大国大城的“最理想版本”：有跨国资源配置能力的一线枢纽城市
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中国内地在短期之内还难以产生纽约、伦敦式“金融驱动”的超一流城市。尽管中国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赶上了纽约和伦敦，但城市实力的真实差距，显然无法用房价来填平。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具备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并且有着跨国资源配置能力的一线枢纽城市。
这样的城市为实体经济服务，它不推高资产价格，也不单纯地吸附资源，而是营造合理的营商成本，最终成为一个位于中心的枢纽，为国内、国际市场配置资源。显然，这才是大国大城的“最理想版本”。
近两百年来，美国的经济爆发，很大程度就是这种“实体导向”的枢纽城市的崛起历史。美国城市的崛起顺序，和白人在北美大陆由东向西的殖民拓展路线完全是同步的。
从东北部的纽约、波士顿，到中部是芝加哥，然后是西海岸的旧金山。在美国经济的每一步发展过程中，这些城市都扮演了关键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且，其城市崛起也遵循这样的顺序：先有实体，后有金融。
芝加哥是全球期货业的中心，而这一地位既有赖于芝加哥的区位优势，更有赖于实体经济的推动。
在19世纪，芝加哥地区逐渐成为了美国中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特别是美国农业、工业大宗商品现货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后来，金融家才在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对冲风险的期货交易。
同样，中国的城市的崛起也全部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的为前提的。
在“牛津榜单”中，2035年的全球GDP前十大城市中，将有4个来自中国，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进入全球前20的中国城市还有深圳、重庆、苏州。
可以看出，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实体经济重镇，而这种排序也有着很强的“去金融”色彩。比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深圳排在了广州和天津之后，而重庆和苏州这样的非一线城市，也最终得以和深圳一样位于10位至20位的区间。
在原有的中国一线城市中，上海和广州的“跨越”受到的关注最多。上海超越巴黎并不意外。
从20世纪开始，上海就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仅以外资为例，目前上海已成为快消、医药、信息等领域跨国企业最集中的中国城市。
而本世纪以来，上海在产业迭代上也下足了功夫。比如，中国方兴未艾的民用大飞机产业就将整机制造放在了上海。上海，一座从不缺乏关注和喝彩的魅力城市。相比之下，低调、务实的广州则下定决心，必须用自身的努力和革新来赢得未来。
中国理所当然会诞生更多的超级国际性大城
除了“牛津榜单”之外，2017年11月，美国数据平台视觉资本也用图表形式说明了全球经济新版图。目前，中国已有35个城市达到了“富可敌国”水平。
早在2015年，包括北上广、深圳、天津以及苏州等在内的35个中国城市GDP已分别相当于35个国家的GDP。比如，上海GDP和菲利宾相当，北京和阿联酋不分上下，而作为“第三城”的广州，其GDP则相当于欧洲先进强国瑞士。
其中就广州而言，近30年以来，它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第三城”。但对现在的广州来说，“第三城”和GDP数字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它对自己的发展路径正在变得越发笃定。某种意义上讲，广州正在进行自己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2017年3月，广州宣称要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打造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并最終推动广州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科技创新枢纽和超级国际大都市。
实际上，在中国的城市经济版图中，广州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它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正位于中国最大的生产性地带——珠三角的核心位置，也一直都是中国最具包容性的一线城市。当然，也是最低调、最温和、最对外来者充满善意的一线城市。
现在，这座城市深知它自己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在某些一线城市营商成本节节走高，脱实向虚趋势难以遏制的情况下，“中国制造”必须要有一座超级大城作为资源的配置中心，服务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大业。
这样的城市，应该是一座枢纽型的服务型城市，而非依靠资产泡沫吸附周边资源的吸附型大城。
城市未来，更系于国运。在上世纪中叶，中国的GDP在全球的占比为4%。201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接近1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理所当然会诞生更多的超级国际性大城。在这个意义上讲，“牛津榜单”既基于现实，也指向未来。
总的来说，未来，中国一线城市的全球排序，取决于它能否在具备实体经济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崛起为全球性的要素积聚和分发的“枢纽型城市”。相反，金融单边突进，资产泡沫高企的“吸附型城市”，则是大国经济之敌。
（《南风窗》2018年01期）
大城市崛起的动力：国内经济崛起和全球化演进
在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全球城市GDP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牛津榜单”）中，到2035年，即在未来18年的时间内，全球崛起的20大城市中，中美两国拥有的数量分别位居前二名。其中，9个来自美国，7个来自中国。另外，2个来自日本，英国、法国各1个。未来，中美两国大城市在全球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将扮演越发关键的角色。全球经济的“双头驱动”，也将以城市的全球性角逐为表现方式之一。
在全球城市发展历史上，大城市的崛起不外乎来自于两种动力：一是母国市场的统一化进程和国内经济的崛起，如法国巴黎、二战之前的柏林。
相比而言，二战之后的柏林则长期游离在全球顶级大城市的榜单之外。这一点，似乎和德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称，但这并非德国人“低调务实”、“不追求大城市，追求小而美”这一类可笑理由。
深层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德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强于法国，首都对资源的积聚能力本就不强；二是作为战胜国的英美摧毁了德国“联邦集权”最后的制度基础，使得德国首都无论波恩时代，还是柏林时代，都完全丧失了对全国资源的吸附能力。
全球大城市崛起的第二种动力是全球化的演进，特别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日益平滑。
在20世纪下半页，全球化让一些城市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的能力，尽管它们并不具备巨大母国市场的支撑，但经济依然得以腾飞。但必须注意，受惠于这种动力的城市，要么是城市国家，要么是立法权相对独立的城市。其中，以新加坡为代表。
除了区位优势之外，新加坡这类“国家城市”拥有着主权国家的独立的立法权，这是城市最大的竞争力。它使得城市可以拥有较大的在金融方面的政策自由度，可以在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制度等方面，设计出足以击垮竞争对手的“政策洼地”和“税收洼地”，吸附那些随时准备避险和套利的全球性资本。最终，这样的城市也成为了国际性金融中心。
不过，真正的超级城市则必须是以上两种动力的“合力”而打造，最典型的是伦敦和纽约。百年以来，这两所城市一直都是全球超级城市的双头巨星。其他各国的任何城市，暂时还难以望其项背。
法国、德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或者说日本这样的“特殊国家”，显然很难产生这样的超一流城市。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会诞生这样的城市吗？
大国大城的“最理想版本”：有跨国资源配置能力的一线枢纽城市
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中国内地在短期之内还难以产生纽约、伦敦式“金融驱动”的超一流城市。尽管中国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赶上了纽约和伦敦，但城市实力的真实差距，显然无法用房价来填平。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具备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并且有着跨国资源配置能力的一线枢纽城市。
这样的城市为实体经济服务，它不推高资产价格，也不单纯地吸附资源，而是营造合理的营商成本，最终成为一个位于中心的枢纽，为国内、国际市场配置资源。显然，这才是大国大城的“最理想版本”。
近两百年来，美国的经济爆发，很大程度就是这种“实体导向”的枢纽城市的崛起历史。美国城市的崛起顺序，和白人在北美大陆由东向西的殖民拓展路线完全是同步的。
从东北部的纽约、波士顿，到中部是芝加哥，然后是西海岸的旧金山。在美国经济的每一步发展过程中，这些城市都扮演了关键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且，其城市崛起也遵循这样的顺序：先有实体，后有金融。
芝加哥是全球期货业的中心，而这一地位既有赖于芝加哥的区位优势，更有赖于实体经济的推动。
在19世纪，芝加哥地区逐渐成为了美国中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特别是美国农业、工业大宗商品现货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后来，金融家才在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对冲风险的期货交易。
同样，中国的城市的崛起也全部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的为前提的。
在“牛津榜单”中，2035年的全球GDP前十大城市中，将有4个来自中国，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进入全球前20的中国城市还有深圳、重庆、苏州。
可以看出，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实体经济重镇，而这种排序也有着很强的“去金融”色彩。比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深圳排在了广州和天津之后，而重庆和苏州这样的非一线城市，也最终得以和深圳一样位于10位至20位的区间。
在原有的中国一线城市中，上海和广州的“跨越”受到的关注最多。上海超越巴黎并不意外。
从20世纪开始，上海就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仅以外资为例，目前上海已成为快消、医药、信息等领域跨国企业最集中的中国城市。
而本世纪以来，上海在产业迭代上也下足了功夫。比如，中国方兴未艾的民用大飞机产业就将整机制造放在了上海。上海，一座从不缺乏关注和喝彩的魅力城市。相比之下，低调、务实的广州则下定决心，必须用自身的努力和革新来赢得未来。
中国理所当然会诞生更多的超级国际性大城
除了“牛津榜单”之外，2017年11月，美国数据平台视觉资本也用图表形式说明了全球经济新版图。目前，中国已有35个城市达到了“富可敌国”水平。
早在2015年，包括北上广、深圳、天津以及苏州等在内的35个中国城市GDP已分别相当于35个国家的GDP。比如，上海GDP和菲利宾相当，北京和阿联酋不分上下，而作为“第三城”的广州，其GDP则相当于欧洲先进强国瑞士。
其中就广州而言，近30年以来，它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第三城”。但对现在的广州来说，“第三城”和GDP数字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它对自己的发展路径正在变得越发笃定。某种意义上讲，广州正在进行自己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2017年3月，广州宣称要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打造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并最終推动广州崛起为一个国际性的科技创新枢纽和超级国际大都市。
实际上，在中国的城市经济版图中，广州一直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它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正位于中国最大的生产性地带——珠三角的核心位置，也一直都是中国最具包容性的一线城市。当然，也是最低调、最温和、最对外来者充满善意的一线城市。
现在，这座城市深知它自己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在某些一线城市营商成本节节走高，脱实向虚趋势难以遏制的情况下，“中国制造”必须要有一座超级大城作为资源的配置中心，服务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大业。
这样的城市，应该是一座枢纽型的服务型城市，而非依靠资产泡沫吸附周边资源的吸附型大城。
城市未来，更系于国运。在上世纪中叶，中国的GDP在全球的占比为4%。201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接近1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理所当然会诞生更多的超级国际性大城。在这个意义上讲，“牛津榜单”既基于现实，也指向未来。
总的来说，未来，中国一线城市的全球排序，取决于它能否在具备实体经济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崛起为全球性的要素积聚和分发的“枢纽型城市”。相反，金融单边突进，资产泡沫高企的“吸附型城市”，则是大国经济之敌。
（《南风窗》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