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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微亮，在圣昆丁西侧地势较低的院子里，比赛开始了。20多个男人齐齐飞奔向前。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杀人犯，已经服刑10年以上，包括被判终身监禁的领跑者马可勒·泰勒（Markelle Taylor）。他以前也常在这里跑步，但从未像今天这般，希望能跑得又快又远。
身穿齐膝的网孔面料运动短裤和渗着汗水的棉质背心，泰勒跑着越过高低不平的路面，有砂石路、人行道，还有被加州大旱烤焦的草坪。在洗衣房附近，穿着V领工作服和牛仔外套的狱友们正在换上监狱制服，他在这里拐了第一个弯，然后向右猛冲，随即跑上陡峭的水泥斜坡。他继续穿过沥青路向东前行，经过露天的小便池，掠过拳击袋和单杠，再跑过给年长服刑人员看病的医务室，所有这些场所都在绿漆界线之内，提醒着关押在此的3700位没参加跑步的服刑人员，不要晃悠着走进了他的跑道。在北边，泰勒领着大家跑下山，向一座看守塔的底部跑去，然后再90度转弯——这是他的第六次转弯了。
这样算一圈。今天跑的是马拉松。这意味着，在高墙之内，还需要再跑104圈。
每一年圣昆丁的跑者都这么跑——身着粗麻布衣服和白船员袜，伸展四肢，奋力奔跑，努力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焕发自己最好的一面。
“有人会选择越狱，”拉桑·托马斯（Rahasaan Thomas）说，他是监狱内刊《圣昆丁新闻》的体育记者，已经服刑12年了。由于枪击了两名警察，他被判处55年至无期徒刑。“在这里，”托马斯边说边把水递过来，“你只能从内心里被解放。”
如果说跑马拉松既是精神的磨砺，也是体力的检验，那么在这座加州最古老的监狱——也是美国最多死刑犯的居件所里跑步，更是极限挑战的内心测试。在外面的世界里，马拉松是流动的盛会，带着狂欢席卷大城小镇。洛杉矶马拉松赛的路线无比华丽，从道奇体育场，经过日落大道和罗迪欧大道，最后到达圣莫妮卡海滩；纽约马拉松赛会穿过延绵五个街区的嘉年华，备受沿途百万观众的喝彩。在低地院子里，圣昆丁背面斜坡上4英市的一片方块地里，唯一反复创造距离的方式就是直径跑，一次又一次，一小时接着一小时，永无出路。
有时候，在监狱里的跑步活动会被戛然中止。无论在什么日子里，警报声都有可能不时惊扰着圣昆丁的生活，提示着某处有打架或者医疗状况发生。在低地跑步的人未必能看见发生了什么，可每当此时，犯人们都必须坐到地上——包括跑者——等待守卫重整秩序。去年的比赛中，马拉松跑者被打断了4次。
在点缀着红杉树的旧金山湾边上，圣昆丁坐落于金门大桥北面12英里处，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一座始于大淘金时代日渐腐朽的城堡，在加州最富裕的郡，霸占着岸边432英市的面积。
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连环杀手）和Sirhan Sirhan（刺杀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曾经迈进过这里的铁门。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曾在这里演出过，获得格莱美提名的他当时启发了一名年轻的窃贼，也就是后来的梅尔·哈加德（Merle Haggard）。波普爵士乐手中一度盛行吸食海洛因，因此圣昆丁也曾拥有一支不错的爵士乐队。同为帮派老大和诺贝尔奖提名获得者的史丹利·图基·威廉斯（Stanley Tookie Williams）（在电影《救赎》中由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扮演）曾在这里被处决。备受新闻节目关注的杀妻犯史考特·皮特森（Scott Peterson）（在电影《完美丈夫》中由迪恩·凯恩扮演）正在等候他的死期。还有725位服刑人员也是同此命运。比起加州冷漠的上诉体系，他们的未来更多的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或是被时间流逝操摔。
除了臭名昭著的中世纪氛围，在美国的刑罚制度里，圣昆丁是一个著名的囚犯改造典范场所。一个人如果想有效地消磨时间——而不是像老人说的那样，被时间消磨，那他就来对地方了。这座监狱里有至少140个改造项目，主题从华尔街投资到莎士比亚戏剧无所不有，数千名志愿者是其强大的资源后盾，他们来自附近富裕的湾区社区。2005年，在麦林郡任跑步俱乐部主席的弗兰克·若纳（Frank Ruona）接到了一个电话——监狱的管理者想要找一名教练。若纳曾跑过78场马拉松，在鼎鼎有名的高速公路承包商Ghilotti Bros任行政人员。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去管理重罪犯，但是当他把这个请求转达给上百位跑友后，却没得到任何回复。“于是，我说：好吧，我来吧。”若纳回忆道，“我当时心里并没有底。”
这座有着163年历史的监狱，虽然有着丰富的教育项目，但毕竟是一个冰冷喧闹杂乱的水泥囚室，五层楼高，外有刀片刺网环绕——“这是一个很有辱人格、很令人泄气的环境，”若纳不得不这样承认道。然而他也发现，这里也孕育了一小群有潜力的未来跑者，他们“正尽全力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给他们配置适当的鞋子，这项任务要通过监狱严格甚至有些潜规则的衣着要求，因此颇为复杂。即便他是在为一群来自多种族的跑者买鞋，而这些人在他们的隔离训练场上也没被发现有过任何拉帮结派的行为，可若纳的捐赠还是一直被拒绝，理由是有可能制造分化：不能有蓝色耐克鞋，不能有橘色条纹，不能有空气鞋垫。黑色跑鞋先是被批准了，接着又被否决。最近，在他的努力下，获得通过的是白色和灰色。“有好几次大伙儿告诉我鞋码，我去把鞋子买回来，却不合适，”若纳说。每两周一次，他在周一早上为服刑人员提供培训。“后来，我发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码数是什么。”
马拉松跑者还要面对其他障碍，时刻提醒着他们自己的囚禁状态。当雾气降临，笼罩着院子，他们便不被允许进入跑道，因为嘹望塔上时刻准备射击的守卫需要清晰的视野。健康问题也会引发防范禁闭——2012年的水痘，还有2015年的退伍军人症。若纳如今70岁，膝盖旧伤累累，“突发情况不断，我们只能是兵来将挡了。”
在11月一个干冷的周五早上，圣昆丁的第八次马拉松比赛，现场没有号角齐鸣的庆祝。唯一的奖励是用PowerPoint做的证书，发给每一位参赛者。这些男人冒着受伤、疲惫和失败的风险参加比赛，却没有邀请任何人来记录他们的努力。其中几位马上要去见假释裁决委员会，但更多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幻想，他们早已接受自己的生命将会在高墙内结束。 “我愿意付出仅存的一切，尽力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49岁的达伦·赛特勒梅尔（Darren Settlemeyer）说。他是一名惯性杀人犯，等到能被释放之日，他将会是99岁。他坦言，刚到圣昆丁的时候，他曾尝试过自杀。“在这里你会做出平时不做的事情，而其中一些事对一个人来说实在很不好。”赛特勒梅尔接受了10年的药物治疗，直到开始跑步才停止。“飞奔在跑道上的时候，”他说，“你会放下一切。”
马拉松赛于早上8点开始，但是艾迪·德维弗（Eddie De Weaver）已经在场地热身一个小时了。午饭后他要去上一节课——如何将怒火转为动力，他不想迟到。“我以前想，如果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定是世界末日，”德维弗说，他的脏辫上好像闪耀着钻石光辉。“现在我知道，只要享受当下，关注你眼下的感受，关注你为什么有如此的体会，你还有什么需求没被满足，以至于你有这样的情绪。这是一种在这里产生的力量：你能向内心看看自己，寻找答案。”
“我们要跑四分半，四分半，”若纳一边大声喊，一边看着表。手里拿着记事板和表格，Ken-Tech的电子计时钟和几瓶Succeed！的运动电解质胶囊，他对每位跑者都大声喊叫，让他们注意补水，注意放慢速度。对于这些长期与另一个男人挤在衣帽间大小的囚室的人来说，这并不容易。去年，有一位老资格李·古恩斯（Lee Goins）不听劝告，在22英里处倒下了，后来接受了静脉注射苏醒治疗。
“大伙儿们会说，‘慢点儿，你跑得太快了，’”迈克尔·凯伊斯（Michael Keeyes）说，他今年68岁了，马上要进入服刑的第43个年头。他的回答很精辟：“我的鞋跟上有杜宾犬。”他于2014年第一次跑马拉松，跑了4小时29分，成绩不错。为了今天能获得更好的成绩，他给自己准备了一水壶的Ensure营养饮料。
“好的，加油，男子汉们，”若纳说。“我们马上要开始了，10，9，8，7，6，5，4，3，2，1——开始！”
从一开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领跑者马可勒·泰勒身上，他就像太空人在月球上一样，大步向前。43岁身材健硕的他曾是一名护士，在南边的硅谷上高中，并且曾经跟若纳跑过同样的跑道。但是跟眼前这人生中第一次的马拉松比起来，那些都是小短跑。“他们叫他‘瞪羚’，”在露台上观赛的一名狱友叫道，“圣昆丁的瞪羚。”
时间一点点儿过去，早晨的气温逐渐升高。“有几个人是跑不完的，”若纳说，观察着他们的状态和苦相。卫冕冠军和纪录保持者洛伦佐·霍普森（Lorinzo Hopson）今年61岁，他从T恤上撕下一条长布，像兰博那样系成发带，裸着上身跑，跑到13英里的时候停下来了。“我还能行，”他解释道，自己只是“给他们些机会”。同样在半路停下来的还有克里斯·舒马赫（Chris Schuhmacher），他是一位空军退伍军人，最近正在为跟自己一样的瘾君子设计一款健身App，希望帮助他们康复。
“教练，越来越难了，真是越来越难了，”安德鲁·葛兹尼（Andrew Gazzenv）边抱怨边脚步沉重地跑着第17个英里，他今年的假释申请被驳回，所以仍将终身服刑。
“放轻松。”若纳说。
3小时后，泰勒的表现果然不负盛名。他有纤长的双腿和充满力量的臂膀，而且跑得非常优雅。直到他的第104圈，也就是在25.75英里处他的个人表演即将到达巅峰时，事隋还是来了：警铃响了。嗡嗡作响的声音，仿似游戏终结的提示，迅速将一场马拉松赛变成了紧急状况演练。
“糟糕，不是吧！”一个记录员抱怨道。
没有任何骚动的迹象，也没有半句对警报的解释。服刑人员知道这个流程。若纳焦急地看着钟，每个跑者都停下了脚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包括泰勒——他差一点儿就要跑完自己人生中最长的比赛了。他把手放在膝盖上，顺从又懊恼，整整1分20秒。“起来吧，”他说，“真是的。”但他还是做到了，把自己从地上拉起来，然后用尽最后的一股劲，他在原先的起点结束了比赛。若纳在算好成绩时，几乎眼前一阵眩晕：3小时16分，新的纪录诞生了。在自由的世界里，泰勒还差不到一分钟就能跑波士顿马拉松赛了。
他绕场地僵硬地走着，寻找着干衣服，脖子还有一层薄薄的盐。我问泰勒他刚才在想什么。“想我的家人，孩子，为每个人而奔跑……嗯，我的受害者，每个人，”他说。我问起了他的罪行。他叹了口气，摇摇头。“我愚蠢而自私地害了一条人命，”泰勒说，几周前，他的假释申请没通过，他因二级谋杀已经入狱13年了。“我依然因此感到羞耻。这是驱使我继续奔跑的动力之一。”
他没多说，我也只好暂时不问了。这个男人刚刚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壮举，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如果坚持要求他重述自己曾做过最可怕的事清，这也太不公平了。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一样：麦克·凯斯（Mike Keeves）比上次快了半小时；达伦·赛特勒梅尔去年在17英里处就倒下了，可今年他终于跑完了全程；李·古恩斯（Lee Goins），在再次跑不动之前，完成了25英里。“我从来不问他们犯过什么事，”若纳说。“我觉得那不是我该关心的。我们都会犯错，只是某些人犯的错更为恶劣些。”
后来，当我的好奇心驱使我继续追寻，我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不知道反而更好。几乎对于任何人来说，他们的罪行都是穷凶极恶、令人瞠目结舌的。高墙内自有一套等级，他们有些人的罪行在这里是鲜有人知的，否则将会很容易成为监狱暴力的受害者，比方说娈童，还有杀了自己孩子的罪犯。其中某些罪行，加州惩戒署按照政策规定是不向公众公开的。
在跑道上的人里，有的曾刀刺自己妻子，在她身上点火，并把责任推到巫术咒语上——“这是我所见过最十恶不赦的罪行，”负责案件的法官说。另外一位跑者奸杀了挨家挨户推销百科全书的年轻女孩——“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所遇到最邪恶的罪犯，”法官说。有一位马拉松选手用偷来的大麻折磨自己的朋友，把他铐在吉他扩音器上，然后脱光他的衣服，用撞球球杆暴打他，随后用菜刀刺死他，再用毯子卷起他的尸体，拖进垃圾桶里。不那么穷凶极恶但也同样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是：一名罪犯在一次漫不经心的驾驶中，正面撞死了两个人——在此10年前，他曾在开车时睡着过一次，撞死了另两个人。
他们中没有人能逃脱法网。他们都被送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待过一个足以让他们崩溃的地方——有些人或许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中的每个人今天早上醒来时，依然带着足够的完好精神，去挑战困难，寄望获得振奋，即便没有人在看，也没有人关心。
讨论跑步时往往有些陈词滥调，关于疼痛、勇气还有限制，多少有一些自我强加的意味。在圣昆丁，限制是客观存在的，在这里证明自己能跑26.2英里，是另外一种成就。我更相信，这种成就感胜于任何奖牌或者终点线照片。“你必须得对自己有爱，”泰勒告诉我。“好好待自己，照顾自己，看着自己，做什么，吃什么，如何行事。以前，我不爱自己。所以当时我才难以向别人表达爱，但我现在学会爱自己了。”
当比赛结束，圣昆丁的马拉松跑者从院子的落日余晖中缓缓走回阴冷的监狱格子间里。在铁窗里，他们挂起湿透的衣服。无论今天他们体验到了何等近似自由的感受，但令人不适的现实还在眼前：为了适应前所未有的大旱，节约用水，州政府规定服刑人员每周只能洗三次澡。有几位跑者昨天刚洗过澡，所以只能等明天了。
身穿齐膝的网孔面料运动短裤和渗着汗水的棉质背心，泰勒跑着越过高低不平的路面，有砂石路、人行道，还有被加州大旱烤焦的草坪。在洗衣房附近，穿着V领工作服和牛仔外套的狱友们正在换上监狱制服，他在这里拐了第一个弯，然后向右猛冲，随即跑上陡峭的水泥斜坡。他继续穿过沥青路向东前行，经过露天的小便池，掠过拳击袋和单杠，再跑过给年长服刑人员看病的医务室，所有这些场所都在绿漆界线之内，提醒着关押在此的3700位没参加跑步的服刑人员，不要晃悠着走进了他的跑道。在北边，泰勒领着大家跑下山，向一座看守塔的底部跑去，然后再90度转弯——这是他的第六次转弯了。
这样算一圈。今天跑的是马拉松。这意味着，在高墙之内，还需要再跑104圈。
每一年圣昆丁的跑者都这么跑——身着粗麻布衣服和白船员袜，伸展四肢，奋力奔跑，努力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焕发自己最好的一面。
“有人会选择越狱，”拉桑·托马斯（Rahasaan Thomas）说，他是监狱内刊《圣昆丁新闻》的体育记者，已经服刑12年了。由于枪击了两名警察，他被判处55年至无期徒刑。“在这里，”托马斯边说边把水递过来，“你只能从内心里被解放。”
如果说跑马拉松既是精神的磨砺，也是体力的检验，那么在这座加州最古老的监狱——也是美国最多死刑犯的居件所里跑步，更是极限挑战的内心测试。在外面的世界里，马拉松是流动的盛会，带着狂欢席卷大城小镇。洛杉矶马拉松赛的路线无比华丽，从道奇体育场，经过日落大道和罗迪欧大道，最后到达圣莫妮卡海滩；纽约马拉松赛会穿过延绵五个街区的嘉年华，备受沿途百万观众的喝彩。在低地院子里，圣昆丁背面斜坡上4英市的一片方块地里，唯一反复创造距离的方式就是直径跑，一次又一次，一小时接着一小时，永无出路。
有时候，在监狱里的跑步活动会被戛然中止。无论在什么日子里，警报声都有可能不时惊扰着圣昆丁的生活，提示着某处有打架或者医疗状况发生。在低地跑步的人未必能看见发生了什么，可每当此时，犯人们都必须坐到地上——包括跑者——等待守卫重整秩序。去年的比赛中，马拉松跑者被打断了4次。
在点缀着红杉树的旧金山湾边上，圣昆丁坐落于金门大桥北面12英里处，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一座始于大淘金时代日渐腐朽的城堡，在加州最富裕的郡，霸占着岸边432英市的面积。
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连环杀手）和Sirhan Sirhan（刺杀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曾经迈进过这里的铁门。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曾在这里演出过，获得格莱美提名的他当时启发了一名年轻的窃贼，也就是后来的梅尔·哈加德（Merle Haggard）。波普爵士乐手中一度盛行吸食海洛因，因此圣昆丁也曾拥有一支不错的爵士乐队。同为帮派老大和诺贝尔奖提名获得者的史丹利·图基·威廉斯（Stanley Tookie Williams）（在电影《救赎》中由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扮演）曾在这里被处决。备受新闻节目关注的杀妻犯史考特·皮特森（Scott Peterson）（在电影《完美丈夫》中由迪恩·凯恩扮演）正在等候他的死期。还有725位服刑人员也是同此命运。比起加州冷漠的上诉体系，他们的未来更多的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或是被时间流逝操摔。
除了臭名昭著的中世纪氛围，在美国的刑罚制度里，圣昆丁是一个著名的囚犯改造典范场所。一个人如果想有效地消磨时间——而不是像老人说的那样，被时间消磨，那他就来对地方了。这座监狱里有至少140个改造项目，主题从华尔街投资到莎士比亚戏剧无所不有，数千名志愿者是其强大的资源后盾，他们来自附近富裕的湾区社区。2005年，在麦林郡任跑步俱乐部主席的弗兰克·若纳（Frank Ruona）接到了一个电话——监狱的管理者想要找一名教练。若纳曾跑过78场马拉松，在鼎鼎有名的高速公路承包商Ghilotti Bros任行政人员。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去管理重罪犯，但是当他把这个请求转达给上百位跑友后，却没得到任何回复。“于是，我说：好吧，我来吧。”若纳回忆道，“我当时心里并没有底。”
这座有着163年历史的监狱，虽然有着丰富的教育项目，但毕竟是一个冰冷喧闹杂乱的水泥囚室，五层楼高，外有刀片刺网环绕——“这是一个很有辱人格、很令人泄气的环境，”若纳不得不这样承认道。然而他也发现，这里也孕育了一小群有潜力的未来跑者，他们“正尽全力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给他们配置适当的鞋子，这项任务要通过监狱严格甚至有些潜规则的衣着要求，因此颇为复杂。即便他是在为一群来自多种族的跑者买鞋，而这些人在他们的隔离训练场上也没被发现有过任何拉帮结派的行为，可若纳的捐赠还是一直被拒绝，理由是有可能制造分化：不能有蓝色耐克鞋，不能有橘色条纹，不能有空气鞋垫。黑色跑鞋先是被批准了，接着又被否决。最近，在他的努力下，获得通过的是白色和灰色。“有好几次大伙儿告诉我鞋码，我去把鞋子买回来，却不合适，”若纳说。每两周一次，他在周一早上为服刑人员提供培训。“后来，我发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码数是什么。”
马拉松跑者还要面对其他障碍，时刻提醒着他们自己的囚禁状态。当雾气降临，笼罩着院子，他们便不被允许进入跑道，因为嘹望塔上时刻准备射击的守卫需要清晰的视野。健康问题也会引发防范禁闭——2012年的水痘，还有2015年的退伍军人症。若纳如今70岁，膝盖旧伤累累，“突发情况不断，我们只能是兵来将挡了。”
在11月一个干冷的周五早上，圣昆丁的第八次马拉松比赛，现场没有号角齐鸣的庆祝。唯一的奖励是用PowerPoint做的证书，发给每一位参赛者。这些男人冒着受伤、疲惫和失败的风险参加比赛，却没有邀请任何人来记录他们的努力。其中几位马上要去见假释裁决委员会，但更多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幻想，他们早已接受自己的生命将会在高墙内结束。 “我愿意付出仅存的一切，尽力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49岁的达伦·赛特勒梅尔（Darren Settlemeyer）说。他是一名惯性杀人犯，等到能被释放之日，他将会是99岁。他坦言，刚到圣昆丁的时候，他曾尝试过自杀。“在这里你会做出平时不做的事情，而其中一些事对一个人来说实在很不好。”赛特勒梅尔接受了10年的药物治疗，直到开始跑步才停止。“飞奔在跑道上的时候，”他说，“你会放下一切。”
马拉松赛于早上8点开始，但是艾迪·德维弗（Eddie De Weaver）已经在场地热身一个小时了。午饭后他要去上一节课——如何将怒火转为动力，他不想迟到。“我以前想，如果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定是世界末日，”德维弗说，他的脏辫上好像闪耀着钻石光辉。“现在我知道，只要享受当下，关注你眼下的感受，关注你为什么有如此的体会，你还有什么需求没被满足，以至于你有这样的情绪。这是一种在这里产生的力量：你能向内心看看自己，寻找答案。”
“我们要跑四分半，四分半，”若纳一边大声喊，一边看着表。手里拿着记事板和表格，Ken-Tech的电子计时钟和几瓶Succeed！的运动电解质胶囊，他对每位跑者都大声喊叫，让他们注意补水，注意放慢速度。对于这些长期与另一个男人挤在衣帽间大小的囚室的人来说，这并不容易。去年，有一位老资格李·古恩斯（Lee Goins）不听劝告，在22英里处倒下了，后来接受了静脉注射苏醒治疗。
“大伙儿们会说，‘慢点儿，你跑得太快了，’”迈克尔·凯伊斯（Michael Keeyes）说，他今年68岁了，马上要进入服刑的第43个年头。他的回答很精辟：“我的鞋跟上有杜宾犬。”他于2014年第一次跑马拉松，跑了4小时29分，成绩不错。为了今天能获得更好的成绩，他给自己准备了一水壶的Ensure营养饮料。
“好的，加油，男子汉们，”若纳说。“我们马上要开始了，10，9，8，7，6，5，4，3，2，1——开始！”
从一开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领跑者马可勒·泰勒身上，他就像太空人在月球上一样，大步向前。43岁身材健硕的他曾是一名护士，在南边的硅谷上高中，并且曾经跟若纳跑过同样的跑道。但是跟眼前这人生中第一次的马拉松比起来，那些都是小短跑。“他们叫他‘瞪羚’，”在露台上观赛的一名狱友叫道，“圣昆丁的瞪羚。”
时间一点点儿过去，早晨的气温逐渐升高。“有几个人是跑不完的，”若纳说，观察着他们的状态和苦相。卫冕冠军和纪录保持者洛伦佐·霍普森（Lorinzo Hopson）今年61岁，他从T恤上撕下一条长布，像兰博那样系成发带，裸着上身跑，跑到13英里的时候停下来了。“我还能行，”他解释道，自己只是“给他们些机会”。同样在半路停下来的还有克里斯·舒马赫（Chris Schuhmacher），他是一位空军退伍军人，最近正在为跟自己一样的瘾君子设计一款健身App，希望帮助他们康复。
“教练，越来越难了，真是越来越难了，”安德鲁·葛兹尼（Andrew Gazzenv）边抱怨边脚步沉重地跑着第17个英里，他今年的假释申请被驳回，所以仍将终身服刑。
“放轻松。”若纳说。
3小时后，泰勒的表现果然不负盛名。他有纤长的双腿和充满力量的臂膀，而且跑得非常优雅。直到他的第104圈，也就是在25.75英里处他的个人表演即将到达巅峰时，事隋还是来了：警铃响了。嗡嗡作响的声音，仿似游戏终结的提示，迅速将一场马拉松赛变成了紧急状况演练。
“糟糕，不是吧！”一个记录员抱怨道。
没有任何骚动的迹象，也没有半句对警报的解释。服刑人员知道这个流程。若纳焦急地看着钟，每个跑者都停下了脚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包括泰勒——他差一点儿就要跑完自己人生中最长的比赛了。他把手放在膝盖上，顺从又懊恼，整整1分20秒。“起来吧，”他说，“真是的。”但他还是做到了，把自己从地上拉起来，然后用尽最后的一股劲，他在原先的起点结束了比赛。若纳在算好成绩时，几乎眼前一阵眩晕：3小时16分，新的纪录诞生了。在自由的世界里，泰勒还差不到一分钟就能跑波士顿马拉松赛了。
他绕场地僵硬地走着，寻找着干衣服，脖子还有一层薄薄的盐。我问泰勒他刚才在想什么。“想我的家人，孩子，为每个人而奔跑……嗯，我的受害者，每个人，”他说。我问起了他的罪行。他叹了口气，摇摇头。“我愚蠢而自私地害了一条人命，”泰勒说，几周前，他的假释申请没通过，他因二级谋杀已经入狱13年了。“我依然因此感到羞耻。这是驱使我继续奔跑的动力之一。”
他没多说，我也只好暂时不问了。这个男人刚刚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壮举，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如果坚持要求他重述自己曾做过最可怕的事清，这也太不公平了。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一样：麦克·凯斯（Mike Keeves）比上次快了半小时；达伦·赛特勒梅尔去年在17英里处就倒下了，可今年他终于跑完了全程；李·古恩斯（Lee Goins），在再次跑不动之前，完成了25英里。“我从来不问他们犯过什么事，”若纳说。“我觉得那不是我该关心的。我们都会犯错，只是某些人犯的错更为恶劣些。”
后来，当我的好奇心驱使我继续追寻，我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不知道反而更好。几乎对于任何人来说，他们的罪行都是穷凶极恶、令人瞠目结舌的。高墙内自有一套等级，他们有些人的罪行在这里是鲜有人知的，否则将会很容易成为监狱暴力的受害者，比方说娈童，还有杀了自己孩子的罪犯。其中某些罪行，加州惩戒署按照政策规定是不向公众公开的。
在跑道上的人里，有的曾刀刺自己妻子，在她身上点火，并把责任推到巫术咒语上——“这是我所见过最十恶不赦的罪行，”负责案件的法官说。另外一位跑者奸杀了挨家挨户推销百科全书的年轻女孩——“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所遇到最邪恶的罪犯，”法官说。有一位马拉松选手用偷来的大麻折磨自己的朋友，把他铐在吉他扩音器上，然后脱光他的衣服，用撞球球杆暴打他，随后用菜刀刺死他，再用毯子卷起他的尸体，拖进垃圾桶里。不那么穷凶极恶但也同样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是：一名罪犯在一次漫不经心的驾驶中，正面撞死了两个人——在此10年前，他曾在开车时睡着过一次，撞死了另两个人。
他们中没有人能逃脱法网。他们都被送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待过一个足以让他们崩溃的地方——有些人或许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中的每个人今天早上醒来时，依然带着足够的完好精神，去挑战困难，寄望获得振奋，即便没有人在看，也没有人关心。
讨论跑步时往往有些陈词滥调，关于疼痛、勇气还有限制，多少有一些自我强加的意味。在圣昆丁，限制是客观存在的，在这里证明自己能跑26.2英里，是另外一种成就。我更相信，这种成就感胜于任何奖牌或者终点线照片。“你必须得对自己有爱，”泰勒告诉我。“好好待自己，照顾自己，看着自己，做什么，吃什么，如何行事。以前，我不爱自己。所以当时我才难以向别人表达爱，但我现在学会爱自己了。”
当比赛结束，圣昆丁的马拉松跑者从院子的落日余晖中缓缓走回阴冷的监狱格子间里。在铁窗里，他们挂起湿透的衣服。无论今天他们体验到了何等近似自由的感受，但令人不适的现实还在眼前：为了适应前所未有的大旱，节约用水，州政府规定服刑人员每周只能洗三次澡。有几位跑者昨天刚洗过澡，所以只能等明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