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昌12岁之前的人生，在这一百来字的短述里定格。此后，踏入大宅门，从要饭的骤然变成“人上人”，却照样要体尝人情冷暖：身在三房，养母郭榕原是为三老太太抱宠物狗的丫头，上位后在夹缝里小心翼翼，教儿子学会在人堆里打滚，也帮他树立“要做大事”的志气。
　　历经四稿写成的《大宅门》，宛如清末民初微缩版的红楼传奇。剧里郭榕成了香秀，养父乐镜宇（同仁堂的乐四爷）成了白景琦，郭宝昌自己成了李天意。看客们津津乐道于剧中情节和中药世家的对应，他坦言：剧本三分虚，七分实，肚里还有一大把的故事没有写尽。“这样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紧紧地跟着时代和政局的变化，家庭的人物关系也在不停变化。如果我有能力写下来，做些影视作品，更能反映出历史对于人性的影响。”
　　和宅门里的显贵亲戚相比，郭宝昌更在意那些极少被细细打量的小人物：教他一身真功夫的镖师王师父，落魄的三儿，泼辣爽直的女张飞二姐和性格怪癖的艮萝卜，熬烟膏子熬鹰的花匠钱二爷，还有他深深敬仰、后来却走向极端的“大哥”……
　　他们就像他珍藏的精装厚本子里夹着的那些树叶。“我喜欢收集叶子。叶子比花儿平和、漠然、不张扬，味道就略显孤寂苦涩了些，叶脉、纹理、图案是文章，是历史，是林木大家族中的芸芸众生，是容易被忽视的真实的过去。”
　　这些小人物，成为他散文集《都是大角色》里的主角。另一个主角则是几经跌宕的作者本人：考上电影学院，风头无两，却被定为“反动学生”，劳动改造，还连累到恩师田风，终生遗恨;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后，励精图治，扶持第五代导演，为日后他们集体客串《大宅门》埋下伏笔;一心想写宅门经历，结果变数频仍，稿子几经损毁与重写，耗去40年人生才终于问世。
　　宅门里的人叫他“宝爷”，那是旧时家族身份。在影视圈，人们以“宝爷”尊称，则是敬他的赤诚，认真，豪气干云。过了八旬的宝爷，眼袋更深，眉毛见白，身板却不打折扣。推出京剧《大宅门》巡演，继续写书，丝毫没有享清福的势头。
　　這样的宝爷，总该志得意满？他却摇摇头。“一生襟抱未曾开”不只说二爷，似乎也在书写心高的自己。对郭宝昌，这辈子所有的努力、不甘，除了实现一腔抱负，也是在对他崇敬的养母与恩师掬一把忏悔之泪：“你们看，我知错了。希望你们终将以我为傲。”
　　以下为郭宝昌口述：

“我不认为他们高贵”

　　其实在12岁之前，宅门对我来说还是挺神秘的。偶尔进去一次，就是让我去吃水果啊，或者忽然间说春节了放烟花，有人给我带进去，再送出来。
　　我奶奶去世以后，妈妈就把我接进来，算是正式进了宅门。印象特别深刻，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一下子脱离了贫穷的小家，明确地意识到新生活开始，身份不一样了：你可以跟厨房要什么吃有什么吃，人可以单给你做。每个月给你固定的零花钱，50年代一个月给我40块钱，那会儿一个工人的工资才36块一个月。
　　别人家的小孩还在院里捏泥巴的时候，教我打拳的王师父经常带我们去逛街，买大刀、花脸，逛天桥、喝面茶、剃头、洗澡。我还学会了抽烟、喝酒、票戏、拳击、看芭蕾，自行车换了一辆接一辆。我妈说：“没这手功夫，你就对付不了酒席宴上那帮混蛋。”
　　但说到底，我在家里没有地位。因为人家觉得你一个“野种”，忽然进来分蛋糕，虽然人家叫你“少爷”，但他们家有家规，不能以外姓人为子女。所以我有一种深深的……倒不是自卑，而是很深的怨恨。其实无论从做人上、从人际关系上，对仆人的态度上，我都看不起那些少爷小姐，我不认为那些人是高贵的。这恐怕跟后来接受党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但我必须忍受很多我不愿意忍受的东西，在蔑视的眼神中慢慢长大。
　　我妈妈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她一定要让我争气——让我争气的方法不是让我好好念书，做好作业，考大学，就是教你要做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人，要成为一个爷，去掉各种各样的奴性。我那时候反抗心也是特别强烈，就是想我一定得有出息，我一定比你们强。
　　（养母对其他人是不卑不亢的吗？）
　　她给我的总的印象，就是时刻提高警惕。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家族里，除了老爷子几乎全部都是她的敌人。
　　因为她是太太里边地位最低的，凭什么一个抱狗的丫头忽然可以发号施令？他们不服气，想方设法地要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她必须时时警惕周围所有人。几十年过来，她始终处于这样的高压状态，太不容易了。
　　我也希望我能够站在她后边，作为她背后的力量，让人不敢欺负她，这是我小时候很大的一个心愿。
　　1953年，这个大家族终于支撑不住了。各房头各买各宅，各立门户。我和老爷子及养母迁到东华门，大奶奶一家则搬去锣鼓巷。我想要仓库里一把琵琶，被雯小姐断然拒绝，话也说得很难听：“且轮不着你挑呢！占便宜占到我这儿来了！”丧事一完，雯立即牵头与几个房头联名列出了我母亲的所谓“十大罪状”，说穿了就是要钱。母亲以大局为重，息事宁人，把家产列出清单各房平均分配。
　　分钱是自然的了，分物实在壮观。先分字画，摆得铺天盖地——齐白石、陈半丁的画都没人要。每房按数协商分配。再分扇子，接着是玉器、砚台、鼻烟壶、字帖、毛皮、料子。整整三天三夜，门前车水马龙，没一个人面有倦色。树倒猢狲散，此之谓也。

每天都对母亲忏悔

　　我母亲身上当然有她的局限。她看不起杨九红，叫她“窑姐儿”，她也一直极力隐瞒我的身世，后来更是坚决反对我把家族的事情公之于众，“这不是自曝家丑吗？”
　　你问我现在对她的情感？非常复杂，更多的是愧疚。家里挂着我妈妈很多照片，我每天走过来走过去，每天都在向她忏悔。因为我背叛过我妈妈，曾经跟她断绝关系了。
　　那时候我在南口农场劳动改造，回家过年，为了摆脱资产阶级出身，就逼问我妈，问我的亲生父母是谁。等她告诉我以后，我立刻去农场告诉组织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想到管理人员说：“你就是吃剥削饭长大的，你浑身都长了反骨，所以出身对你没有关系。”
　　我还逼我妈交出全部财产，做了很久工作她才答应放弃一半股息。但我觉得还不够，再次劝说。她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跟我说：“你觉得有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是吗？你可以不认我，自食其力成你的家，过你的日子去。我是不会交的。”我拿起破书包就走了，伤透了她的心。
　　我当时有很多的私心，就想利用她的“交出财产”来立功，减轻我的出身带来的处分。这种念头很强烈，以为只要我们不在宅门吃饭，可以减轻我的处分，也是立功表现。现在回想起来这想法挺肮脏的。
　　（她去世前你有表达悔意吗？）
　　忏悔了，就是没来得及表达。你说一个人认错怎么那么难？一个人说说道歉的话怎么那么难？我后来才知道，人们都喜欢文过饰非，明明有错就是不承认。
　　我所以写出来、说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曾经很丑。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但只有面对它，你才可能新生。输了就要认输，别咬着牙死不认输。知道自己曾经做错过什么，对我们真诚地对待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好处。当然我也觉得这是不是过于廉价，你承认了，就赎回了你的错了吗？没有。我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造成的这种伤害是致命的。
　　对乐老爷子，我更多的是敬畏，为什么书里没给他写一章？因为全都写到电视剧里了，“七爷”是我一生的楷模：说戒烟，男子汉大丈夫说不抽就不抽，愣挺过来了。他每次去看我奶奶，没有什么大资本家的架子，非常平和。直到1953年以后，得了失忆症，垮了。

　　但是到我上小学，受了新式教育，觉得老爷子这种剥削者就是暴君，就是个流氓。等我写小说的时候思考这个问题，就开始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看他了，对他也不崇敬了。
　　我妈对他的百依百顺，我也不理解。比如他忽然说我要上街，那会儿已经失明了——白内障，我妈妈就扶着他到街上走一圈再回来，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我就觉得是多余，特别同情我妈妈。所以《大宅门》的第一稿，我把妈妈写成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那会儿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影响都很大。
　　有一次我妈不在，我就拉着老爷子的手在屋里转一圈，我说行了，看看街上就这样，看见了吗？好，坐下。我妈当时就拍了桌子了，你敢这样对待老爷子，你算老几？他一辈子那么英雄，你可以這样对待他吗？
　　我小时候特别不能理解，我妈那么年轻为什么要嫁给你？怎么可能有爱？我不相信。我都认为是忍辱负重，没有办法作为丫鬟卖在那儿，最后又嫁给这样一个老头子，是为了生活，有口饭吃。从这件事情以后，我才知道我妈真正地爱他。

“在旧中国，再有权的女性，依然是男权赋予”

　　你说芹小姐和雯小姐的故事特别让人唏嘘？是啊，编都编不出来这么戏剧。实在太色彩斑斓了，光怪陆离，出乎我们一般人的想象。
　　芹和雯本是我们这个房头儿两位如花似玉的娇小姐。雯极有艺术天赋，古琴弹得好，歌喉也甜美。芹在上学时便看上了她二哥的一位大学同学。此人与二哥志趣相投、思想先进，使芹知道了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
　　二哥为了逃避家庭的包办婚姻毅然出走，跟随这位同学一起参加了革命，而且入了党，直到北平解放才随解放大军入城。那位同学和芹私定终身，只是他没能在京停留，很快便随大军南下，两人相约书信往来。结果芹一直没收到他的信，过了大半年才发觉两人的通信都被母亲扣下。最后的信，那男生说估计芹变了心，已另寻伴侣，结婚了。

　　芹立马举刀向母亲砍去。老爷子拦腰抱住芹夺下了刀。从此芹疯了。雯则变得乖戾孤僻、任性自私。
　　再后来，芹先后嫁给七十岁的老人和大兴一个农民，因为她根本无法自食其力。到了雯家落实政策后，芹找回娘家要求母亲和妹妹周济于她，遭到拒绝。拿了雯施舍的五块钱走出娘家，她夜里果然再次挥刀，要砍母亲和姐姐雯。几天后，芹死在了拘留所。人家说：“三十年前芹那一鬼头刀没有砍成，这回又算补上了。”
　　这故事里，姐妹、母女、亲情、金钱……全都在里头呵。但还没完。我断断想不到，后来还有故事。1998年一位不速之客来访，说是芹的儿子。原来他父亲并非解放军，实乃国民党的一个官员，随军逃到南京，又转去台湾，且并不知芹已怀孕。芹在外地生了他，抱着他去了台湾，演绎了一出千里寻夫的悲剧。结果因其夫已再婚，芹无奈，扔下孩子返回了大陆。芹的儿子自此把雯当作亲人奉敬，在京时陪雯看病，多方照应，返美后依然寄钱，助雯医疗。他把对母亲的思念与爱全寄托在了自己的小姨身上。
　　雯活到71岁，终身未嫁。
　　说起来这种恩恩怨怨的事情，在大宅门里头是常态，每个房头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但是芹和雯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我从小就在女人堆里混出来，因为我妈那会儿掌权。她在家里主要应对的目标就是各房头的女眷，通过这样的渠道更容易来掌握整个家族的命运，所以像奶奶、姑奶奶、少奶奶、小姐们，我都接触比较多。我对她们的情感挺复杂的，跟我母亲一样，要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家族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女人。
　　在女性意识上，从小也就受到了各种教育，特别是京戏里面，像王宝钏这样的戏，她和公主都是薛平贵的老婆，最后好像俩人都是胜利了做主，其实都是薛平贵给的呀。我觉得女权的问题中国没有解决，在我们家族里更解决不了，杨九红的故事就非常典型。她和香秀看似有权，一直掌握一个家族，依然是男权赋予的。
　　不过我真没想到，在成千上万对《大宅门》的评论中，给杨九红的恐怕是最多的。
　　二奶奶这个人我真的没见过，可是杨九红的原型确实和我一起生活了20年。像二奶奶临死的时候不让她戴孝，宅里边无数人跟我讲过这个事儿。那不是一般的伤害了，因为猫狗都要戴孝，你不配，你连猫狗都不如，没有丝毫的做人的尊严。

　　二奶奶也说，从了良，赎了身，你还是妓女！前阵我拍戏，还问剧组的这些小青年，我说假如你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你的孩子有一天从外地带个妓女回来要结婚，你们会同意吗？
　　我们不要讲那么深刻的大道理，伦理道德，别说这些，就拿你自己来说好了，有谁能做得到？那你说这些是封建意识吗？太复杂的问题了，我们任何人看任何一个作品、评价任何一个人物，都不要用公式化的东西去解释。
　　话说杨九红（原型）的晚年，我们院前院有一位大爷，非常儒雅，是个绅士型的男人，爱穿长袍，经常到我们家来玩。一来二去，我们这位杨九红，就爱上他了。
　　你想一个老太太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她的暮年能有一个人真的坐在旁边愿意听她说话，不管说什么我都听着，不表态，她已经是很满足了，这个情感我太能理解了。可后来又出了些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她一下子成了整个家族的笑话。只有我非常同情她，大宅门里头能够和她坐在一起聊天、愿意仔细听她说话的，就我一个。

在小人物的河流中蹚来蹚去

　　1963年夏天，我跟随渔民出海，驾着渔船“赶溜子”。“溜子”就是海中的河。河的边界是海，那流动是隐秘的，水的颜色却是不一样的。只有经年累月与大海生死与共的渔民汉子，才能辨识出来。赶上溜子，渔民们撒了几十里的大绳钩钓鱼，个个脱得精赤条条躺在船板上享受阳光，待鱼上钩。
　　面对大海，人真小，不由得感叹，人哪，你算老几？！我唱起京剧《空城计》里“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船老大蹲在船头，边拉屎边为我叫好，充满诗意。
　　那会儿我喜欢在宅门门房待着，喜欢在厨房待着，听他们讲各种各样家族里的事，就跟听故事会一样。在这本书里，我也只想把我印象很深的、《大宅门》剧本里没法表现的这些人物推到前面来，给他们每人来个特写。
　　比方教我武术的镖师王师父，个头不高，剃一大光头，永远是乡下人的短打扮;在胡同里永远贴着墙根儿走，低着头目不旁视，只看着眼巴前的路;一脸平和谦恭之气，眯着眼似笑非笑，总像是对不起谁似的表情。
　　遇见凶狠的亡命之徒，王师父宁可损失点儿银子，绝不伤人性命，所谓“能不动手就不动手”。我记得，有一回夜里，从东北方小跨院的房顶上窜过来一个哈着腰快步行走的黑影，一跃上了北屋上房的屋脊，走到西北角，黑影子稍稍一停，向院子里的人微微鞠了一躬，突然老爷子大喊一声：“赏！”一个仆人把一个装着大洋的小兜包递给了王师父，王师父将小兜包挂在鬼头刀的刀尖儿上，向上用力一甩，那兜包甩向黑影，正巧落在黑影举起的手上，黑影顺势在屋脊上磕了一个头，一缩身便不见了。原来那是个过路的贼，是借道儿向王师父这位武林高手打招呼致敬。
　　还有油盐店小伙计，画得一手好画，山水、花鸟十分出色，还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我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他讲仁义。他不大看得上宅门里的人，说人和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他给过我一本《列宁的故事》，说你看列宁，他不带证件，站岗的照样不叫他进门。
　　还有爱吃、爱放屁的郑老屁，会干粗活，多少年了，残疾的钱二爷上茅房手不利落，郑老屁都帮他系裤腰带。老屁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没看过戏和电影，就好听书。他就是那种单纯、善良、勤俭、忠厚，却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乡下人。
　　我这辈子见过的人确实是形形色色。当然最奇葩的，要数我那位“大哥”了。
　　他不是我亲大哥，是高中同班同学。家里极为贫困，弟弟偷吃一颗大蒜都要被大哥揍。他有才华，想法独特。我们俩交情甚笃，但他从来都拒绝我的援助。说所以对我这么好，是因为看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绝不叫我落入资产阶级之手，一定要把我拉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再后来我们俩都经历种种的沟沟坎坎，打过苦工，进过监狱。和他相比，我信仰过，崇拜过，忏悔过，洗刷过。而他一直还是那么“透”，那么纯。真不知道我们俩到底谁是悲剧。
　　可到晚年，大哥居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受别人的蛊惑，开始了无休止的借贷，从家里到朋友，几乎借遍。我也借给过他，也没指望他能还上。最糟糕的是，这些钱都不是他自己挥霍的，他没有享受过，都是转手给那些骗子。我告诉他那都是骗局，不要再闹了。有一次他特别过分，我大概一个小时没停嘴地骂他……他女儿说：郭叔你别骂我爸行吗？他也是没办法。 　　大哥前些日子走了。一直到去世，他也没“醒”。所以人的思维方式不能走极端，他从青年时代就走到极端了，再走到另一个极端，一下子就摔倒了。

付出生命代价的“财富”

　　有人说我幸运。是，我这一生起伏很大，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但这个财富需要生命的代价，这种幸运谁也不愿意重复，这种挣扎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1959年我考上了电影学院导演系，又入了团，我在家里的地位突然发生了巨变。家中的少爷小姐们大多吃祖宗饭赋闲在家，像我这樣在学业、政治上双进取的人就算很有出息的了，用那帮爷的话来说：“行啊，宝爷，大学生还在党了！”雯的态度尤其变化大。今天的人恐怕很难理解，因为这样的环境已经没有了。
　　几年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五年级学习时，我被划为“反动学生”。经历了劳改四年又监管劳动四年生生死死的岁月。
　　劳改回来，我在东华门站着。出来以后我就站在街上，我不知道我上哪去，我妈和其他家人在哪，我完全不知道，前院后院里头都已经是造反派住着了。
　　此后我又被发配广西控制使用，直到后来逐渐听到了落实政策的消息，发还了抄家物资和存款。
　　回想起来，电影学院那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那时真觉得我前面是光明大道，鲜花铺路，结果一下就跌到地狱，你连人都不是了，连起码的人的尊严都没有了。忽然间有一个作品（《大宅门》）出来，忽然间大家伙又开始追捧你，就是这样子大起大落的人生。
　　我写过这辈子痛哭过四回，最难受的就是田风去世。那是嚎啕大哭，哭出声来嗷嗷叫的那种。（停顿，脸朝一边，哽咽良久）
　　那会儿田风是我们学校导演系主任，他对学校打保票：“我是工农阶级出身，我来改造他（郭宝昌）”。当时我正在写《大宅门》的小说，写到三分之二被没收，罪名是为资本家著书立传。一边等待学校的处理，一边干刷厕所、扫剧场、称煤球的活儿。有天下午我从煤球厂出来，和田风老师撞见，两个人都低着头。他已经瘦得脱了相，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可以说情感上，我多年来不只是内疚、自责、愧悔，而且是一直处于绝望、无助、无所适从、无可皈依的惶惑之中。对于“平反”我真的高兴不起来，因为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再多的言语和行为也补偿不了心中对老师的愧疚。他当时给我特殊的培养，给我开小灶，包括他因为我做了错事，而承担了他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些真是让我后来痛不欲生。后来我再做所有的事情，就是要为我们的老师争气，不能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我也很敬重恩师的夫人于华老师。有一阵我陷入哀怨和灰败，老想不通。加上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潮涌进国门，我也发过些奇谈怪论。她有一次很严厉地对我说，“你受过迫害，心里有委屈，这很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可你人还在，还有大半生的路要走，你整天活在抱怨的心态里，还能做什么大事？”
　　我就想说，人家一辈子怎么过来的？她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依然那么坚强地活着，有那么坚定的信仰，我做不到。我也会时常想起一位忘年交杜伯伯跟我说过，“再险恶的路也是可以冲杀出来的。你要与众不同，学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在别人都混日子、不知道应该怎么走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依然要把事情做到最好。我想这就是不认输，而且在不认输中间有赢的欲望。
　　（您写过宅门里的二爷“一生襟抱未曾开”。那您自己呢？）
　　（摇摇头）我的抱负太大了，没实现的事情多了。小时候算命，先生就跟我说过，说你一辈子也达不到你自己的愿望。我40岁才起步，很多事情已经来不及做了。就靠一口气在那撑着，老有点不服输。怎么打我，也打不倒我，怎么歪歪扭扭的，我也得站起来是吧？
　　（参考资料：《都是大角色》、《了不起的游戏》。感谢陈曦、卫纯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