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安徽铜陵，如果没有郭熙志的帮助，我很难走近他拍摄的《渡口编年》三家。
　　自1999年开始，郭熙志返乡拍摄改制之后的渡口三家的人生变迁，一拍便是20年。时间的力度，他与乡邻的亲近感，让这部片子有了些许平民史诗的意味。不过，纪实风格，并非人人能消受。
　　在极其贴近、写实的镜头之下，贺家、周家和陶家，由表面到里子，几乎毫无遮盖地暴露在观者眼前。周鑫和贺奂年少时的“垮”和无所事事;陶家兄弟的好赌，家庭争执;以及中年后经历人生挫败的贺国平，在同学聚会时被老同学促狭，他在初恋面前的尴尬和失意，全都被镜头捕捉下来。这让妻子对郭熙志颇有点不满。
　　“我们肯定挺不舒服的，我们过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可以，（何必把这些都抖出来？）我有我们的生活，我的生活不需要你。我这样过我也挺好的。”我能理解贺妻的心态。看在老郭和丈夫多年至交、又帮过儿子入伍的份上，她没有反对过纪录片的拍摄。但对记者再找上门，她有不快和拒绝的权利。
　　做《渡口》这个选题，我原本想把渡口这几家作为一个切片，来观察所谓小镇/县城青年在制度变革、时代浪潮席卷里的飘摇。看起来，身在普通船运公司下岗职工家庭，他们的出身似乎注定了上升通道被锁死，“难以翻身”。但这里边一定也有个人能动性使然吧。
　　随着和周鑫、陶军走近，我对他们“功利性”的判断渐弱。凭什么就认为他们的人生过得差、缺少意义呢？
　　同事蒯乐昊说，读到“周鑫说，把孩子安静地带大，让他们学着做个人”，她几近泪奔。“觉得这个人内心的价值观还是很深沉。还有陶军，他说一生只跟一个人谈恋爱。说明他的真诚。这个年龄的年轻人谁还会这样想？”
　　贺国平的怀才不遇，郭熙志对贺国平怀有的浓郁深厚的情感，也成为三部片子里最“沉”和揪心的一段。如果没有郭熙志长年的跟踪，以及他对贺国平的理解，我们也很难能捕捉到这样一位“乡里君子”的光芒。
　　这些年，郭熙志拍摄的《渡口》、《迁镇》、《工厂青年》等片都受到了圈内的关注。但我却对他早年在深圳拍攝的《典型》印象最深。
　　主角是从小照顾得了绝症母亲的中学生小伍，学校、当地媒体，甚至她的母亲都希望她得到宣传，成为典型。但小伍很抗拒，觉得自己所做的理所应当，而且和母亲的日常相处里也有一些小冲突，并不是宣传能展现的那么“高大上”。在郭熙志的镜头下，小伍一直与外界对她的期待较着劲。在二十多年前，能抓到这样的人物，不得不佩服郭熙志的眼光。
　　他身上其实有小伍和贺国平的双重影子：有反叛精神，但又依赖体制，无法挣脱自己厌恶的现实。但若有一丝机会，还是会在网里扒开些缝隙透气，搏一搏。
　　郭熙志说，他上大学专心做学问，后来选择到深圳电视台，是出于原单位调动，“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对安全感的依赖，毕竟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结果到了电视台，他慢慢变成了“街头混子”，在体制内游戏，染上了许多恶习。清醒之后他把自己“偷渡”出来，拍摄了《渡口》和《迁镇》等。但万万没想到，电视台也会把自己搞下岗。
　　“单位真是个非常荒谬的地方，我看他们在局中也很荒谬，我自己在里面恐怕也很荒谬吧？”
　　所以，一次一次地从深圳回到老家拍片，对他既是一种回归、释放，回到他最自如的、可能也是半想象的母体里，也是与他不屑但又已经融入的城市江湖的隔绝。
　　蒯乐昊说，如果这篇稿子能把郭熙志本人也被“时代抛下”的历程作为一条线索，和渡口三家交织在一起，稿子会更有力度和好看。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