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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适逢“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也开始迈入了改革与发展新的一个十年。
阳春之际，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其召开形势背景的特殊性、论坛主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引起了国家领导和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得到了中外代表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论坛规模为历届最大，反响颇为热烈。
会见参与论坛的境外代表时，温家宝总理向外宾指出，“十二五”规划纲要给中国发展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也给世界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副总理表示，中国将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推动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模式，把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保障和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加强节能环保、深化改革开放上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接连三天，政界、企业界、学术界和国际组织代表，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这一主题，展开了多视角、深层次的讨论，提供了诸多颇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真知灼见。藉此，我们在上期专题“寻找转型之钥”的基础上，又策划了这期特别报道“转型的逻辑”，采写了政、学、商各界的部分代表性观点，共话中国经济的“共享式发展”之道。
宏观导向篇
发展与转变互促
张平（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十二五”规划的特点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一是要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在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上下更大的功夫。实施就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积极发展新兴的消费业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继续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
二是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适应国内外需求变化的趋势，把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依靠科技进步，积极推进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尽快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先导性、自主性的产业。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
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从完善制度和增加投入两个方面做出安排，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公共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统筹建设一批重大民生工程。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社会救助事业；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力同步提高。
四是坚持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全面落实优先战略，构建以绿色、低碳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和产品，抓好重点领域的节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积极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实施重大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环境的综合治理。
五是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全面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金融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推进资源税的改革，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的改革，推进水价、电价改革，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提高排污费的征收率，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的交易机制。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投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同时，引导中国的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
中国需五个转变
迈克尔·斯宾思（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扮演的角色或者作用越来越大。至少要有五个基本转变：第一，改变增长的模式，尤其是供应结构。第二，对需求的再平衡，尤其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需求。第三，去适应一个不断快速城市化的人口结构，保证有足够的激励措施。第四，建立足够的社会基础设施，建成一个和谐社会，尤其强调机会的均等。第五，担任与中国实力相符的国际职责。
中国采取了一个正确的观点：计划和市场可以和谐共处。国际经验同时也表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会在这个国家逐渐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市场。这一结构上的变革将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因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企业和事业。
首先，那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做出调整。同时，在金融行业发展方面，它能够给储蓄和金融中介方面带来更多的选择，同时给股本和信用市场带来更高的效率，也可以给更多的企业带来支撑。
户口体系方面需要取消，而且所谓的农村移民最终要成为拥有完全身份的城市市民。农村人之所以来到城市，不是因为城市有机会，而是农村没有机会。一方面需要国内需求不断上升，然后在供应方面需要金融行业做出更多的回应，城市和社会的基础设施也需要被建立起来，以支持这一进程；还需要有足够的社会激励机制存在。同时，随着私营部门的不断扩大，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架构和政策来支持竞争。在技术方面，可能更多强调本土创新。中国是一个大型而复杂的经济体，有不同层级的政府，对于成功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融合，需要一个正确的衡量和透明度的体系。
国有企业现在进行了自身的变革，也必须接受市场规则的考验和市场激励的衡量。中国现在设定了七个战略产业，七个战略产业当中，国家继续保持主导性的所有者地位，这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好主意。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总需求转变到另外一种增长模式，让增长变得更具有持续性，改变现有投资方式。
加息无法治通胀
史蒂芬·罗奇（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政府通过提高利率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通货膨胀的。要想抑制通货膨胀，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十二五”规划是一个正确的战略，但是它有一些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条件制约。
在未来的需求当中，中国的消费者可能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成为促进中国成长的动能。中国宏观经济层面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就业、工资和消费倾向，更多转向国内需求支撑增长。
中国个人收入在GDP当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把个人收入在未来转化为实际增加的购买力，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服务业在提高劳动收入、创造就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中国还是一个服务业比较小的国家，只占到的GDP的40%，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所以现在中国正在进行转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样单位GDP产出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
现在把重点放在七个战略新兴产业上，这七个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还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未来五年，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将创造出大量新的工薪阶层。建立一个安全的社会保障网络非常重要，这样可能会让人们更有信心去消费。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有过高的趋势。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错误，中国一直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和挑战，温总理也说，2011年的重中之重就是抑制通货膨胀。要想抑制通货膨胀，必须要调整经济结构。如果想抑制通货膨胀，就不能一直增长工资，所以有两难的境地。
中国通货膨胀的问题，可能大部分来自于农业方面。如果政府通过提高利率的方法，是不可能在长久方面解决通货膨胀的。从个人消费来看，美国、欧洲、日本个人消费都是很有限的增长，这对于中国的出口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在外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必须把重点转到国内需求上。这需要进行一些扩大内需的刺激。有很多挑战，必须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就解决掉。
改革开放篇
财税改革立足民生
谢旭人（中国财政部部长）：中国政府明确提出，2011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虽然今年仍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政策的力度上，财政赤字规模比2010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赤字率由2010年的2.5%下降到2%左右。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更加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重视稳定物价总水平，同时积极防范财政风险。
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着重把握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二是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三是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和引导居民消费。四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二五”时期，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2011年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将着重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扩大内需不斥外资
陈德铭（中国商务部部长）：十年来，中国从一个世贸组织的新成员，逐渐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30年前，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3%，而在2009年和2010年则超过了50%。世贸组织在第三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时指出，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刺激全球需求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将继续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创新。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持续，世界经济受到欧洲债务危机、中东局势动荡、日本大地震等突发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增加了。全球资金的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压力加大。中国国内受国际的影响，也面临着环境资源约束增强、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面对新形势，“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中国更加注重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为缓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后，还将继续增加从最不发达国家和主要贸易国家、主要顺差来源国家的进口，希望那些对华有较大贸易逆差的国家能够放宽出口管制措施，为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对外贸易正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2008年减少了1000亿美元，2010年又进一步减少了126亿美元。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不仅不排斥外资，相反，需要发挥外资更加积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逐步取消了针对外资企业的一些税收优惠措施，实现了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这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必然要求。前不久，公布了外商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不设置新门槛或行政许可程序，参照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使政策更加透明、公正，具有可操作性。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覆盖境内所有企业，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的领域，将采取公开、透明的办法，让内外资企业和产品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
今后还将更加重视走出去，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发展。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28亿美元，而到了2010年，已经增加到59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吸收外资的六成左右。预计再经过5～10年的时间，中国将逐步实现资本进和出的基本平衡。希望一些国家，改善投资环境，给中国企业平等准入的待遇，切实保护中国企业、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
必须抵制保护主义
古利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所有主要经济体必须考虑到与他们经济增长相关的环境影响，减少碳排放，这需要共同努力来确保这种减排的实现。中国面临着环境的挑战，也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要进一步深化全球合作，必须抵制保护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尽快结束多哈回合的谈判，这符合中国和各合作伙伴的利益。中国是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参与者，中国的领导力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要与投资保护主义做斗争。货币战争可能会在国际范围内带来紧张的气氛，应该加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解决全球的不平衡问题。中国应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使人民币国际化。
对外国企业来说，中国致力于为它们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国的企业也越来越多走向世界，这些企业的知识产权需要得到保护。随着企业越来越国际化，政府需要加强合作，使政策更加高效。此外还要反腐，这对所有的经济体来说都是系统性的一个挑战。中国已经采取措施完善企业的商业操守，愿意和中国开展相关合作，加强中国的企业治理，使上海证交所发展成为全球的证券金融中心之一。
中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些挑战，也愿意直面这些挑战，“十二五”规划已加以明确了。
社会保障篇
弥补社保制度缺失
尹蔚民（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安全网，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十一五”时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主要是制度不够健全、覆盖范围比较窄、城乡发展不平衡、管理基础比较薄弱等，同时，还将长期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城镇化加速、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挑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社会保险法》为准绳，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从无到有，优先解决制度缺失问题。继续把弥补制度缺失放在首位，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定实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保障生活、促进就业、预防失业的失业保险制度体系。建立并形成工伤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形成多层次的保障体系。
第二，从窄到宽，逐步扩大覆盖面。推动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各类用人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使更多的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加速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十二五”期内实现制度全覆盖。继续落实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政策，实行先保后征。继续解决体制转轨的历史遗留问题，将未参保集体企业已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企业“老工伤”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
第三，从低到高，稳步提高保障水平。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各方面承受能力，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保障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要建立正常待遇调整机制，保障弱势群体，拓展保险范围和项目，使保障水平做到持续、有序、合理增长。
第四，从分到合，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统筹。推进制度整合和城乡衔接，探索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合并实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保制度，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稳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扩大基金调剂和使用范围，增强基金共济能力，有效解决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进一步加强基金监督管理，确保基金安全。
第五，实现精确管理，提高社会保障经办能力和水平。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加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加注重向农村倾斜、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社会贫困群体倾斜。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全国统一、功能兼容的“社会保障卡”发行8亿张，发挥信息化建设最大服务功效。加强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使参保人员能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收入差距扩大之弊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掣肘。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急剧增长。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中央政府宣布要推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
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此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另一个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与此相关的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之后，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这就包括：限制国企垄断和恶性扩张、引入民间力量改革金融体制、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加强技术教育、建立官员收入申报体系以及税制改革。通过这样的整体性改革，扭曲的经济结构能够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灰色收入(垄断和权力租金)也能从源头上得以限制和管理。最终，中国的税收体系也将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渐进的直接税转型，收入分配也被纳入国家力量的控制之下。
更加注重机会平等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法国巴黎经济学院主任）：基尼系数达到什么水平的时候，一个国家应该开始担心不平等的问题？事实上，基尼系数只是一个数据，或者一个指标，还有很多别的指标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很多领域的确存在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指人们获得资源或者将这些资源转化为一个结果的机会不平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定两种不同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结果的不平等与机会或者要素分配的不平等，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对整个市场的运作、经济的发展都有影响。所以对机会的分配来说，不平等决定了经济活动影响到收入分配，从而形成了所谓结果的不公平。因此，机会的不平等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最简单的应对政策就是对目前的收入分配，通过税收等方式来进行调节，通过市场的行为进行调节。这样可以保证富人可能不会变得更富，或者富得慢一点，而穷人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收入。但是，这种做法有时会出现一些扭曲，我们可能必须要在效率、公平、平等之间实现一种妥协和平衡。
这对中国来说有什么含义？首先，基尼系数不应该被作为一个惟一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社会是否公平，我们还必须了解其他的平等或者不平等方面的数据。此外，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达到一个妥协和平衡。可以稍微放缓增长的速度，使收益更好地分配到中国的各个人群。要关注那些能够提供更平等机会的政策，包括就学、医疗卫生、小额贷款、住房等等，这些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新兴产业篇
需要创新商业模式
苗圩（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背景下，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加快推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日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趋于强化；二是产业结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的技术突破和重大的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经过反复论证，中国政府决定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个方面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要处理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关系。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产业的简单替代，而是通过促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首先，大多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凭空而为，必须依赖传统产业所形成的技术积累、制造能力、产业组织等基础的支撑。其次，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重要方向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技术的创新、组织的创新和管理制度的变革，传统产业也可以转变成为新兴产业、现代产业。第三，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迫切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牵引和带动。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把技术创新作为主攻方向。首先，必须选择具有引领带动作用、并且能够实现突破的若干重点方向，加快突破制约其发展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其次，必须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国的创新政策包括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也包括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方面。第三，必须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把商业模式的创新作为强大的动力。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同等重要，特别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加速融合，推动生产体系的重构，甚至成为新经济的显著特点。因此：一是必须高度重视商业模式创新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比如在节能环保领域就需要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现代废旧商品的回收利用等新型模式，发展商业性的增值服务新业态。二是必须重视市场配套设施的建设。处在发展初期的新兴产业，面临与现有同类产品相比成本比较高、市场配套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比如新能源发电就需要储能等相关设施的配套，物联网的配套也需要组织实施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示范工程，为新兴产业的产业化、商业化搭建平台。三是必须高度重视本土品牌的培育和发展。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重要的支撑。一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的规律，放宽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体制的改革。二是要综合运用产业、税收、财政、金融等手段，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优化的配置。三要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技术标准，切实保障创新者的权益。
战略新兴产业三策
鲍达民（美国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全世界现在主要的力量是什么？第一个是再平衡的力量。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成长或者是发展的再平衡。其次是跨国界的信息流动的前景。第三，城市化也是再平衡当中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有七个战略产业，就此，我们提三点建议：一是生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建立一个公开构架的问题，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进行尽可能多的创新活动。二是所谓资源的谢幕问题，政府在基础性研究或者是一般研发过程当中都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风险投资和私募投资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科技创新方面要有很好的辅助机制。同时要把资源变得更加有针对性，让它投入到最有前景的产业当中。三是跨行业、跨国界合作对技术创新非常重要。
绿色技术篇
绿色革命重在行动
盛纳德（法国米其林集团管理合伙人）：当今世界的发展不可能再仅仅依赖于高碳或者不可再生技术。绿色技术革命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号层面，它更应该成为一种现实，而且变革越快越好。实现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巨大的投入。绿色投资的附加成本总体上可以由降低化石燃料消耗量所节约的费用抵消，这使得化石燃料的使用期限更长。而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导致新能源格局形成受阻。希望建立以下三项目标：首先要谨慎打造碳经济制度。同时必须加强绿色科技的研发试点和实施。最后要加强合作。
航空助力绿色转型
林左鸣（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和气侯等问题日益突出，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低碳环保、绿色发展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创新航空科技，保障绿色发展；研究先进的民用飞机，发展绿色航空；发挥航空的优势，发展绿色产业；认真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绿色转型。绿色航空是航空工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未来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能源技术创新乏励
傅成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总经理）：中国从来不缺乏能源，缺乏的是对传统能源高效清洁利用的战略安排和激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导向。一方面，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太低，既造成了能源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造成了对气侯环境的严重污染。另一方面，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特别是煤炭资源的清洁利用，应该成为我国能源技术创新的战略选择。构建中国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应该成为能源领域改革的着力方向，企业的积极融入和市场的主体地位是实现中国现代能源工业体系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能源基础，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阳春之际，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其召开形势背景的特殊性、论坛主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引起了国家领导和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得到了中外代表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论坛规模为历届最大，反响颇为热烈。
会见参与论坛的境外代表时，温家宝总理向外宾指出，“十二五”规划纲要给中国发展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也给世界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副总理表示，中国将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推动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模式，把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保障和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加强节能环保、深化改革开放上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接连三天，政界、企业界、学术界和国际组织代表，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这一主题，展开了多视角、深层次的讨论，提供了诸多颇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真知灼见。藉此，我们在上期专题“寻找转型之钥”的基础上，又策划了这期特别报道“转型的逻辑”，采写了政、学、商各界的部分代表性观点，共话中国经济的“共享式发展”之道。
宏观导向篇
发展与转变互促
张平（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十二五”规划的特点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一是要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在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上下更大的功夫。实施就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积极发展新兴的消费业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继续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
二是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适应国内外需求变化的趋势，把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依靠科技进步，积极推进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尽快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先导性、自主性的产业。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
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从完善制度和增加投入两个方面做出安排，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公共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统筹建设一批重大民生工程。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社会救助事业；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力同步提高。
四是坚持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全面落实优先战略，构建以绿色、低碳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和产品，抓好重点领域的节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积极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实施重大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环境的综合治理。
五是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全面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金融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推进资源税的改革，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的改革，推进水价、电价改革，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提高排污费的征收率，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的交易机制。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投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同时，引导中国的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
中国需五个转变
迈克尔·斯宾思（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扮演的角色或者作用越来越大。至少要有五个基本转变：第一，改变增长的模式，尤其是供应结构。第二，对需求的再平衡，尤其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需求。第三，去适应一个不断快速城市化的人口结构，保证有足够的激励措施。第四，建立足够的社会基础设施，建成一个和谐社会，尤其强调机会的均等。第五，担任与中国实力相符的国际职责。
中国采取了一个正确的观点：计划和市场可以和谐共处。国际经验同时也表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会在这个国家逐渐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市场。这一结构上的变革将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因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企业和事业。
首先，那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做出调整。同时，在金融行业发展方面，它能够给储蓄和金融中介方面带来更多的选择，同时给股本和信用市场带来更高的效率，也可以给更多的企业带来支撑。
户口体系方面需要取消，而且所谓的农村移民最终要成为拥有完全身份的城市市民。农村人之所以来到城市，不是因为城市有机会，而是农村没有机会。一方面需要国内需求不断上升，然后在供应方面需要金融行业做出更多的回应，城市和社会的基础设施也需要被建立起来，以支持这一进程；还需要有足够的社会激励机制存在。同时，随着私营部门的不断扩大，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架构和政策来支持竞争。在技术方面，可能更多强调本土创新。中国是一个大型而复杂的经济体，有不同层级的政府，对于成功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融合，需要一个正确的衡量和透明度的体系。
国有企业现在进行了自身的变革，也必须接受市场规则的考验和市场激励的衡量。中国现在设定了七个战略产业，七个战略产业当中，国家继续保持主导性的所有者地位，这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好主意。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总需求转变到另外一种增长模式，让增长变得更具有持续性，改变现有投资方式。
加息无法治通胀
史蒂芬·罗奇（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政府通过提高利率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通货膨胀的。要想抑制通货膨胀，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十二五”规划是一个正确的战略，但是它有一些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条件制约。
在未来的需求当中，中国的消费者可能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成为促进中国成长的动能。中国宏观经济层面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就业、工资和消费倾向，更多转向国内需求支撑增长。
中国个人收入在GDP当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把个人收入在未来转化为实际增加的购买力，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服务业在提高劳动收入、创造就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中国还是一个服务业比较小的国家，只占到的GDP的40%，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所以现在中国正在进行转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样单位GDP产出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
现在把重点放在七个战略新兴产业上，这七个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还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未来五年，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将创造出大量新的工薪阶层。建立一个安全的社会保障网络非常重要，这样可能会让人们更有信心去消费。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有过高的趋势。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错误，中国一直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和挑战，温总理也说，2011年的重中之重就是抑制通货膨胀。要想抑制通货膨胀，必须要调整经济结构。如果想抑制通货膨胀，就不能一直增长工资，所以有两难的境地。
中国通货膨胀的问题，可能大部分来自于农业方面。如果政府通过提高利率的方法，是不可能在长久方面解决通货膨胀的。从个人消费来看，美国、欧洲、日本个人消费都是很有限的增长，这对于中国的出口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在外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必须把重点转到国内需求上。这需要进行一些扩大内需的刺激。有很多挑战，必须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就解决掉。
改革开放篇
财税改革立足民生
谢旭人（中国财政部部长）：中国政府明确提出，2011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虽然今年仍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政策的力度上，财政赤字规模比2010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赤字率由2010年的2.5%下降到2%左右。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更加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重视稳定物价总水平，同时积极防范财政风险。
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着重把握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二是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三是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和引导居民消费。四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二五”时期，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2011年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将着重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扩大内需不斥外资
陈德铭（中国商务部部长）：十年来，中国从一个世贸组织的新成员，逐渐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30年前，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3%，而在2009年和2010年则超过了50%。世贸组织在第三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时指出，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刺激全球需求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将继续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创新。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持续，世界经济受到欧洲债务危机、中东局势动荡、日本大地震等突发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增加了。全球资金的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压力加大。中国国内受国际的影响，也面临着环境资源约束增强、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面对新形势，“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中国更加注重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为缓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后，还将继续增加从最不发达国家和主要贸易国家、主要顺差来源国家的进口，希望那些对华有较大贸易逆差的国家能够放宽出口管制措施，为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对外贸易正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2008年减少了1000亿美元，2010年又进一步减少了126亿美元。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不仅不排斥外资，相反，需要发挥外资更加积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逐步取消了针对外资企业的一些税收优惠措施，实现了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这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必然要求。前不久，公布了外商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不设置新门槛或行政许可程序，参照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使政策更加透明、公正，具有可操作性。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覆盖境内所有企业，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的领域，将采取公开、透明的办法，让内外资企业和产品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
今后还将更加重视走出去，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发展。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28亿美元，而到了2010年，已经增加到59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吸收外资的六成左右。预计再经过5～10年的时间，中国将逐步实现资本进和出的基本平衡。希望一些国家，改善投资环境，给中国企业平等准入的待遇，切实保护中国企业、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
必须抵制保护主义
古利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所有主要经济体必须考虑到与他们经济增长相关的环境影响，减少碳排放，这需要共同努力来确保这种减排的实现。中国面临着环境的挑战，也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要进一步深化全球合作，必须抵制保护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尽快结束多哈回合的谈判，这符合中国和各合作伙伴的利益。中国是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参与者，中国的领导力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要与投资保护主义做斗争。货币战争可能会在国际范围内带来紧张的气氛，应该加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解决全球的不平衡问题。中国应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使人民币国际化。
对外国企业来说，中国致力于为它们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国的企业也越来越多走向世界，这些企业的知识产权需要得到保护。随着企业越来越国际化，政府需要加强合作，使政策更加高效。此外还要反腐，这对所有的经济体来说都是系统性的一个挑战。中国已经采取措施完善企业的商业操守，愿意和中国开展相关合作，加强中国的企业治理，使上海证交所发展成为全球的证券金融中心之一。
中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些挑战，也愿意直面这些挑战，“十二五”规划已加以明确了。
社会保障篇
弥补社保制度缺失
尹蔚民（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安全网，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十一五”时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主要是制度不够健全、覆盖范围比较窄、城乡发展不平衡、管理基础比较薄弱等，同时，还将长期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城镇化加速、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挑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社会保险法》为准绳，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从无到有，优先解决制度缺失问题。继续把弥补制度缺失放在首位，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定实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保障生活、促进就业、预防失业的失业保险制度体系。建立并形成工伤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形成多层次的保障体系。
第二，从窄到宽，逐步扩大覆盖面。推动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各类用人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使更多的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加速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十二五”期内实现制度全覆盖。继续落实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政策，实行先保后征。继续解决体制转轨的历史遗留问题，将未参保集体企业已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企业“老工伤”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
第三，从低到高，稳步提高保障水平。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各方面承受能力，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保障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要建立正常待遇调整机制，保障弱势群体，拓展保险范围和项目，使保障水平做到持续、有序、合理增长。
第四，从分到合，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统筹。推进制度整合和城乡衔接，探索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合并实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保制度，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稳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扩大基金调剂和使用范围，增强基金共济能力，有效解决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进一步加强基金监督管理，确保基金安全。
第五，实现精确管理，提高社会保障经办能力和水平。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加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加注重向农村倾斜、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社会贫困群体倾斜。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全国统一、功能兼容的“社会保障卡”发行8亿张，发挥信息化建设最大服务功效。加强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使参保人员能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收入差距扩大之弊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掣肘。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急剧增长。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中央政府宣布要推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
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此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另一个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与此相关的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之后，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这就包括：限制国企垄断和恶性扩张、引入民间力量改革金融体制、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加强技术教育、建立官员收入申报体系以及税制改革。通过这样的整体性改革，扭曲的经济结构能够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灰色收入(垄断和权力租金)也能从源头上得以限制和管理。最终，中国的税收体系也将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渐进的直接税转型，收入分配也被纳入国家力量的控制之下。
更加注重机会平等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法国巴黎经济学院主任）：基尼系数达到什么水平的时候，一个国家应该开始担心不平等的问题？事实上，基尼系数只是一个数据，或者一个指标，还有很多别的指标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很多领域的确存在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指人们获得资源或者将这些资源转化为一个结果的机会不平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定两种不同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结果的不平等与机会或者要素分配的不平等，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对整个市场的运作、经济的发展都有影响。所以对机会的分配来说，不平等决定了经济活动影响到收入分配，从而形成了所谓结果的不公平。因此，机会的不平等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最简单的应对政策就是对目前的收入分配，通过税收等方式来进行调节，通过市场的行为进行调节。这样可以保证富人可能不会变得更富，或者富得慢一点，而穷人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收入。但是，这种做法有时会出现一些扭曲，我们可能必须要在效率、公平、平等之间实现一种妥协和平衡。
这对中国来说有什么含义？首先，基尼系数不应该被作为一个惟一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社会是否公平，我们还必须了解其他的平等或者不平等方面的数据。此外，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达到一个妥协和平衡。可以稍微放缓增长的速度，使收益更好地分配到中国的各个人群。要关注那些能够提供更平等机会的政策，包括就学、医疗卫生、小额贷款、住房等等，这些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新兴产业篇
需要创新商业模式
苗圩（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背景下，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加快推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日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趋于强化；二是产业结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的技术突破和重大的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经过反复论证，中国政府决定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个方面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要处理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关系。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产业的简单替代，而是通过促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首先，大多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凭空而为，必须依赖传统产业所形成的技术积累、制造能力、产业组织等基础的支撑。其次，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重要方向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技术的创新、组织的创新和管理制度的变革，传统产业也可以转变成为新兴产业、现代产业。第三，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迫切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牵引和带动。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把技术创新作为主攻方向。首先，必须选择具有引领带动作用、并且能够实现突破的若干重点方向，加快突破制约其发展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其次，必须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国的创新政策包括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也包括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方面。第三，必须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把商业模式的创新作为强大的动力。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同等重要，特别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加速融合，推动生产体系的重构，甚至成为新经济的显著特点。因此：一是必须高度重视商业模式创新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比如在节能环保领域就需要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现代废旧商品的回收利用等新型模式，发展商业性的增值服务新业态。二是必须重视市场配套设施的建设。处在发展初期的新兴产业，面临与现有同类产品相比成本比较高、市场配套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比如新能源发电就需要储能等相关设施的配套，物联网的配套也需要组织实施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示范工程，为新兴产业的产业化、商业化搭建平台。三是必须高度重视本土品牌的培育和发展。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重要的支撑。一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的规律，放宽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体制的改革。二是要综合运用产业、税收、财政、金融等手段，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优化的配置。三要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技术标准，切实保障创新者的权益。
战略新兴产业三策
鲍达民（美国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全世界现在主要的力量是什么？第一个是再平衡的力量。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成长或者是发展的再平衡。其次是跨国界的信息流动的前景。第三，城市化也是再平衡当中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有七个战略产业，就此，我们提三点建议：一是生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建立一个公开构架的问题，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进行尽可能多的创新活动。二是所谓资源的谢幕问题，政府在基础性研究或者是一般研发过程当中都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风险投资和私募投资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科技创新方面要有很好的辅助机制。同时要把资源变得更加有针对性，让它投入到最有前景的产业当中。三是跨行业、跨国界合作对技术创新非常重要。
绿色技术篇
绿色革命重在行动
盛纳德（法国米其林集团管理合伙人）：当今世界的发展不可能再仅仅依赖于高碳或者不可再生技术。绿色技术革命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号层面，它更应该成为一种现实，而且变革越快越好。实现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巨大的投入。绿色投资的附加成本总体上可以由降低化石燃料消耗量所节约的费用抵消，这使得化石燃料的使用期限更长。而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导致新能源格局形成受阻。希望建立以下三项目标：首先要谨慎打造碳经济制度。同时必须加强绿色科技的研发试点和实施。最后要加强合作。
航空助力绿色转型
林左鸣（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和气侯等问题日益突出，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低碳环保、绿色发展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创新航空科技，保障绿色发展；研究先进的民用飞机，发展绿色航空；发挥航空的优势，发展绿色产业；认真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绿色转型。绿色航空是航空工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未来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能源技术创新乏励
傅成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总经理）：中国从来不缺乏能源，缺乏的是对传统能源高效清洁利用的战略安排和激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导向。一方面，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太低，既造成了能源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造成了对气侯环境的严重污染。另一方面，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特别是煤炭资源的清洁利用，应该成为我国能源技术创新的战略选择。构建中国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应该成为能源领域改革的着力方向，企业的积极融入和市场的主体地位是实现中国现代能源工业体系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能源基础，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工业化和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