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在他的各种文体著述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社会根由的锐利透析、辛辣讽刺、无情抨击及活脱脱的摹写、刻画比比皆是，而其指归却是“立人”，使国人都具人格而不是“奴格”。我们知道，鲁迅能够成为作家，来自于他的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那就是他在1906年的弃医从文，其实鲁迅的从医选择是相当实际而有意义的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面可以救治“被误的病人”，可以在战时做军医；一面可以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但是鲁迅为什么突然弃医从文呢？
　　1906年的一天，鲁迅在课堂上看到一张当时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个据说是替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在被日军捉住枪毙示众时，一群中国人神情麻木的围着观看。这给鲁迅极大的精神震动，他那时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着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面对着愚昧、麻木、保守和落后的国民，鲁迅表示了极大的忧愤，他说：“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医好的吗？”于是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温暖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为此，鲁迅操起了从精神上对中国人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这个武器，用以唤醒昏睡的中国人，使其觉醒、觉悟起来，看清自身劣根性，达到彻底根治的目的。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立人”。于是，鲁迅做出了一个对他一生来说极其重要的决定：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
　　“立人”是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从早期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到梁启超等辈的“新民说”，再到陈独秀等人的“启蒙论”，各种“立人”主张层出不穷，然而这众多的“立人”学说都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不足，它们要么流于一些抽象的口号，缺乏具体的内容，要么急功近利，因过于实际而无法实施。与之相比，鲁迅的“立人”思想具有他人所无法比拟的可行性、致密性和深邃性。因为他的“立人”是从一种积极参与、改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态度出发的，是从一种总体性的超越位置上来认识、思考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尤其是现实人生的，是从一种现代社会的要求来确立“立人”标准的。因此，他的“立人”思想就既对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立人”有关，又对转型后的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有作用了。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奴性、精神胜利法、愚昧性和麻木性等国民劣根性，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影响着现代化的建设；张扬个性、建立主体性也将仍然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课题之一，这些问题一日不能彻底地解决，鲁迅的“立人”思想就一日不会失去价值。精神至上观是体现鲁迅“立人”思想的一种思想模式。
　　从鲁迅“立人”思想的文化来源看，则是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十九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当鲁迅把这两种思潮迭印在一起时，他发现启蒙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天赋人权”、“理性法则”等虽然对人的启蒙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它们是属于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的范畴，不能在“立人”的层面上深入到对人的终极关怀中去。因此，鲁迅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精华，主张在追求人的社会解放的同时，也应追求人的精神解放，而且尤其是精神的解放，以寻找到人的最终出路。基于这样的思路，鲁迅参照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认知模式，积极地探寻了人类和人类个体的存在意义，从而形成了他的这种精神至上主义的思想模式。1907年以后,鲁迅连续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成果,《科学史教篇》提倡科学：“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亮世界也。”《摩罗诗力说》热烈赞扬和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个性主义和反抗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呼唤着像他们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尤其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更具有代表性。《文化偏至论》反映了尼采、易卜生等西方思想家、文学家对鲁迅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哲学基础。在该文中，鲁迅批判了竞言武事的洋务派的文化思想和托言众志、藐视个性的维新派的文化思想，提出“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独立见解。这两个口号的核心是重视国民精神的改造和提倡个性解放，鲁迅认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所说的灵明，实际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鲁迅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民族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转变。 鲁迅在这里说的“个人”和“众数”，其含义是特定的。他提出“任个性而排众数”的口号，是基于对“众治”的怀疑和对思想自由的特殊关心。他认为有了更多的国民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地思考历史、面对现实，民族国家才有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出路首在“立人”。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
　　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的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于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与他早期对“众治”的怀疑和否定相关联的是，他后来仍然对政治不以为然，甚至对政治进行历史哲学的批判。譬如，在政治不断显示出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推动和控制力量的中国20年代后期，他却明确指出他所推崇和从事的文艺与政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他认为文艺与“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而政治家“厌恶”文学家的根本目的是“想不准大家思想”。鲁迅对政治的批判正是出于政治对个性精神和思想的先觉性的扼杀，也就是说，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是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
　　作为一个思想家，鲁迅也曾鼓吹过科学，然而他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并不明显表现在科学为人们提供的生存意义，相反却突出地表现为科学对人的精神的启蒙和灵魂的救赎。他早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就曾指出，科学的意义在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他从科学事业转向文艺是为了国民精神的救赎，他提倡科学的目的也没有背离这一基本动机，他所倾心张扬的是能够对人的世界观，对人的精神结构发生影响的科学精神。鲁迅批判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束缚，是因为它压制了“思想自由”；鲁迅将“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的主张视为“恶声”，原因也是他们对人所需要的精神价值的漠视。作为一个革命家，鲁迅并没有把用现实的革命或政治手段清除社会黑暗和腐败，以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作为头等重要的使命，至多不过是以笔做投枪揭露社会黑暗和罪恶，而他自始至终的注意中心却是国民性的研究和解剖，是启发民智，使国民树立起“人”的自觉，如他所感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和他所主张的“人类向各民族要求的是‘人’”。鲁迅之所以一生都着力于思想启蒙，来自于他认为人和“人为”对历史的构成和发展的主宰作用，而人格和人的行为又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或人的精神直接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
　　“鲁迅精神”是一种百折不回、独立自强的人格精神，是中国人为生存、解放而奋斗的一种民族精神。鲁迅的“立人”思想，就是要培养这种民族精神。“立人”是鲁迅毕生事业的起点和归宿——他所从事的文艺运动不过是“立人”的一种手段。鲁迅“立人”思想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看来，“立人”是“兴国”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兴国”这一系统工程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项是“人”的工程。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