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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 乃是周作人晚年应时居香港的曹聚仁邀约而作，1962年11月底完稿后，发表与出版屡遭挫折。直到1970年5月，全书方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整体推出。而曹聚仁约稿之际答应连载的香港 《新晚报》，尽管总编辑罗孚出于谨慎，等到审读过全稿才签发，但1964年8月1日开始的刊载，不过持续了一个多月，即被当时北京的中宣部叫停。随后爆发的“文革”，不但使周作人死于非命，其“汉奸文人”的身份，更使这部自传问世难度大增。
在此困境中，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始终不曾放弃努力。他一直左冲右突，尝试先以报刊连载的方式，使 《知堂回想录》 的价值为更多人认知，同时，也希望能够用这笔稿酬，支付该书的出版费用。最终，愿望实现，按照曹氏在 《回想录》 书后的《校读小记》自述：“那年 （按：指1967年） 秋间，商之李引桐兄，经 《南洋商报》 的同意，在‘商余’连载十个月，本书才顺利印成。”曹聚仁因此特别代表已经去世的知堂老人，向促成此事的李引桐与连士升道谢。其间，穿针引线的李氏乃是在新加坡根基深厚的泰国巨商；连士升则长期担任 《南洋商报》 主笔，在新加坡文化界卓有影响；曹本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一直作为该报驻港特约记者，为之供稿。这也是 《知堂回想录》 得以在新加坡 《南洋商报》 刊出的特殊因缘。
而关于 《知堂回想录》 出版前这次唯一完整的连载，包括具体刊期，曹聚仁当年既语焉不详；加以报纸本易散失，国内的研究者又多上一重隔海的困难，因此一直未见有关细节披露。好在现在通过网络，已是“天涯若比邻”；坐在家中，电脑即可连通世界。于是，对四十多年前这部自传如何避过“文革”风潮，远走新加坡 《南洋商报》 发表的史实，才有可能略作钩沉。
要说研究者对此次刊载一无所知也不公平，起码倪墨炎在1990年出版的 《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中即提到：“后来商得 《南洋商报》同意，在该报副刊 《商余》 上发表，从1968年9月23日起，连载了10个月，全文刊完。”（《回想及其他》）已明白地记录了《知堂回想录》 的首发日期。这一时间也确实无误。不过，倪文有起点无终点，仍不完满。并且，就 《南洋商报》 的刊载而言，在周氏自传见报前，报社方面还另有其他的配合宣传。
1968年9月21日，即在 《知堂回想录》 推出前两天，《南洋商报》 第十二版先行发表了编者的一则 《小启》：“《知堂回想录》，由本月廿三日起，在本版刊出，希读者留意。”而此预告乃置于署名“邹人”的作者所写 《评介〈知堂回想录〉》一文末尾，该文前后尚配有“知堂老人六十三岁时摄”的照片及一张“知堂老人笔迹”。“邹人”尽管名字生疏，但一读文章便可知，其实为曹聚仁的化名。
此文开篇即按题作文，尽到介绍之责：“在这儿，我来推介一部以晚清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动态为纲的自叙传，《知堂回想录》。”并称道，“这是老人晚年精力所寄，传世之作也”。作者也首肯周作人借用歌德“诗与真实”的自传命题所作自许：“这部回想录，正如老人自己所说的‘真实’这一面，比‘诗’的那一面更多些。”这同曹聚仁在 《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 文中说的，“这本回想录，内容很丰富，‘诗’与‘真实’兼顾，乃是传世之作”，是同样的意思。
在那个时代，谈论周作人，当然离不开鲁迅。这类对于周氏兄弟的相提并论，在 《评介 〈知堂回想录〉》 中也占了不少篇幅。其中亦有画龙点睛之笔。如称：
《新青年》 社倡导新文化运动，周氏兄弟在新文学创作上融会中外各树新帜。鲁迅短篇小说，有着写实作风，颇近莫泊桑，亚[及]柴霍甫 （按：即契诃夫）。启明开小品散文的新途径，远祖公安、竟陵诸子，正和张宗子 （按：即张岱） 相似。……周氏兄弟，正代表着散文的两种倾向两种风格。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叛徒文字，为讽刺而洗练，启明的小品，可以说是隐士文字，每委曲而含蓄。……
当年 《新青年》 编委之一，刘半农氏，和周氏兄弟最相得，曾以“魏晋文章”来说明章门的文风。鲁迅得嵇康、阮籍之神理，启明则接近陶渊明，转入恬淡的路子。……陶渊明淡然物外，而所向往的是田子泰、荆轲一流人物，心头的火虽在冷灰的底下，仍是炎炎燃烧着的。启明自《新青年》 前线退而在苦雨斋，说狐说鬼，其果厌世冷观了吗？或者仍是炎炎之火在冷灰底下燃烧着的。
这些话出于写过 《鲁迅评传》 的曹聚仁之口，自是很有心得。何况，后段以陶渊明比周作人之言，本就抄自曹氏1934年所写 《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只是，比较当年的遗憾周作人“由‘浮躁凌厉’而‘思想消沉’”，“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此时的作者显然已更多恕词。
说到 《知堂回想录》 的历史价值，1970年10月，曹聚仁在该书出版后所写的 《一本书的传奇》中列举较多，如周氏兄弟“和辛亥革命主流之一，光复会人物” “往来很密切”，“都是 《新青年》 五四运动中推进新文学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这部回想录至少有五分之二是替鲁迅生平做注解的”，等等。而 《评介 〈知堂回想录〉》 则重点分明：
他们在北京大学主教，在 《新青年》 提倡新文化，创作新文艺，以身与其会的战士追叙第一年[手]史料，这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北京大学乃是中国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的总枢纽，沙滩生活实录，也可说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史的侧影。我们把蒋梦麟氏的 《西湖[潮]》，参照着看，对于过去半个世纪的动态，轮廓井然了。
有趣的倒是如何看待曾经让罗孚很担心的周作人关于附逆一节的自述，《评介》 一文只轻描淡写地带过：“抗战军兴，启明老人奉蒋校长（按：指蒋梦麟） 命，留守北京大学，那已经是他的晚年了。在全书中，比重并不很大了。”虽然不无为周氏辩解之意，却更着意于撇清：此节叙述分量无多，绝不致影响对全书性质的判定。文章也正是如此结束：“这部回想录的刊出，对百年后的史家是太可宝贵的贡献了！”曹聚仁对这一点始终确信不疑。 《评介〈知堂回想录〉》 发表两日后，1968年9月23日，《知堂回想录》 第一节 《缘起》 准时在《南洋商报》出现。开头那句“我的朋友曹聚仁先生，前几时写信给我，劝我写自叙传”，刊载时，曹氏的姓名也换成了其笔名“陈思”。这和上述“比重并不很大”的申述一样，应该都属于带有保护意味的措施。当时，大概也确实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部书稿与曹聚仁的关系，《南洋商报》 的连载于是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直到1969年6月25日，最后一篇 《后序》 在第十版刊完，整个过程持续了九个月零三天。而从头至尾，《知堂回想录》 每节文字的最后，都标明了“版权所有·禁止转载”的专属权。
不过，正如连载开始前有铺垫，结尾时仍然有余声。《知堂回想录》 全稿刊毕的第二日、三日，即1969年6月26日、27日，《南洋商报》 又分上、下两篇（分别见第八版和第十版），刊登了丁舟的《知堂老人的晚年》，内含 《蒋梦麟的两段话》 与《兄弟》 二文。而这位“丁舟”仍然不是外人，在次年出版的 《知堂回想录》 之 《校读后记》 里，曹聚仁已然自承为作者：“老人总希望我来做一篇跋尾文字，我已经在子瑜兄的 《周作人年谱》 后面写了 《知堂老人的晚年》，这儿也就不再写后记了。”而曹氏此文，郑子瑜一直当作遗稿。在曹聚仁1972年去世后，郑氏曾写过 《我所了解的曹聚仁》，其中提及：“曹先生所写关于知堂老人的晚年，计有二篇，其一是 《蒋梦麟的两段话》，其二是《兄弟》。”但由于答应翻译 《周作人年谱简编》的“日本朋友食言，年谱简编的中文本也延宕未有付梓，真是有负于曹聚仁先生的重托”。应该是经由郑子瑜先生，《知堂老人的晚年》 才得于1999年第三期 《文教资料》 中刊录，且标为“遗作”。殊不知，曹氏生前，此文先已在 《南洋商报》 完整发表。
如今，这篇文章并不难看到，可以不必多说。只择其与 《知堂回想录》 相关的叙述，略作本文的补充。《知堂老人的晚年》 开篇即道：“在知堂老人回想录的尾上，朋友们都认为有另一段详细交代的必要。”后面也言及，1966年1月间，周作人曾写信给曹聚仁，要他“在回想录后面务必要写一篇评介文字”。不过，那时曹“已患重病，朝不保夕，连回想录的校样都无力弄妥，更不必说写稿了”。而周作人随后去世，“本着悬剑空垄之义”，曹聚仁觉得“自该交代一番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评介〈知堂回想录〉》 也不妨视为曹氏为完成周作人生前嘱托而撰写。
当然，曹聚仁更急于解答的是在周作人研究中两个最棘手的问题，即落水事件与兄弟失和。《知堂老人的晚年》所含二则短文于是专就此立说。《蒋梦麟的两段话》 引蒋氏 《谈中国新文艺运动》 以及陶希圣 （《南洋商报》 中用D代称） 《乱流》中的叙述，证明周之滞留北平，乃是受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委托看守校舍，而且，他对日本人也绝无好感，并有当面斥责。曹据此认为：“我们可以了解回想录中所说的合乎事实，并无掩饰之处。”《兄弟》 则借许寿裳的回忆以表达曹氏个人的意见：“在我看来，他们两人，不独兄弟情深，也可说是生平知己。”对许广平的 《所谓兄弟》，曹实有微词：“不过，鲁迅在世的话，决不会写这样的文章的！”后半抄录了一封周作人给他的长信，对神化鲁迅以及和许广平的关系都有评述。恰是这封周作人的书信手迹，曹聚仁后来也在 《知堂回想录》 初版本卷首影印发表，可见对其陈述的看重。而写完这篇 《知堂老人的晚年》，曹氏显然十分快意，文章最后一句是：“这么一说，我对读者有了交代了。”其实正该说是，他自己觉对知堂老人也有了交代。
对于这篇曹聚仁自认可以作为 《知堂回想录》后记的文字，郑子瑜作过评说。
《兄弟》 一则不论，关于 《蒋梦麟的两段话》，郑氏的看法是：
我以为当年周作人在北京的出处尺寸，史家自有定评。即使是周作人手书给我的《知堂年谱大要》 （仅写幼时及抗日战争的那几年）也承认：“三十年辛巳一月，任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四月往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旋即回京。”“三十三年一月辞督办职。”所以我们也大可不必为他辩护了。虽然他的留京和出任伪职都有他的衷情，但总不能因此以为出任伪职可以无过。
其表明的态度与曹氏明显不同。
不过，当年曹聚仁在 《南洋商报》 连载 《知堂刚想录》 的“壮举”，以及其在此前此后的撰文介绍、辩说，都坐实了罗孚称赞他的“我们当年叫曹聚仁‘曹公’，在这部书上，真是有‘曹功’”。（《〈知堂回想录〉 的回归》）而让曹氏欣喜的是：“这一来，印刷费可有着落了，而且将来单行本也可畅销了，星马方面的反应很好——我也可以对得起知堂老人了。”（致罗孚信） 于此尽可见曹聚仁的诚恳待人，重情尚义。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
在此困境中，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始终不曾放弃努力。他一直左冲右突，尝试先以报刊连载的方式，使 《知堂回想录》 的价值为更多人认知，同时，也希望能够用这笔稿酬，支付该书的出版费用。最终，愿望实现，按照曹氏在 《回想录》 书后的《校读小记》自述：“那年 （按：指1967年） 秋间，商之李引桐兄，经 《南洋商报》 的同意，在‘商余’连载十个月，本书才顺利印成。”曹聚仁因此特别代表已经去世的知堂老人，向促成此事的李引桐与连士升道谢。其间，穿针引线的李氏乃是在新加坡根基深厚的泰国巨商；连士升则长期担任 《南洋商报》 主笔，在新加坡文化界卓有影响；曹本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一直作为该报驻港特约记者，为之供稿。这也是 《知堂回想录》 得以在新加坡 《南洋商报》 刊出的特殊因缘。
而关于 《知堂回想录》 出版前这次唯一完整的连载，包括具体刊期，曹聚仁当年既语焉不详；加以报纸本易散失，国内的研究者又多上一重隔海的困难，因此一直未见有关细节披露。好在现在通过网络，已是“天涯若比邻”；坐在家中，电脑即可连通世界。于是，对四十多年前这部自传如何避过“文革”风潮，远走新加坡 《南洋商报》 发表的史实，才有可能略作钩沉。
要说研究者对此次刊载一无所知也不公平，起码倪墨炎在1990年出版的 《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中即提到：“后来商得 《南洋商报》同意，在该报副刊 《商余》 上发表，从1968年9月23日起，连载了10个月，全文刊完。”（《回想及其他》）已明白地记录了《知堂回想录》 的首发日期。这一时间也确实无误。不过，倪文有起点无终点，仍不完满。并且，就 《南洋商报》 的刊载而言，在周氏自传见报前，报社方面还另有其他的配合宣传。
1968年9月21日，即在 《知堂回想录》 推出前两天，《南洋商报》 第十二版先行发表了编者的一则 《小启》：“《知堂回想录》，由本月廿三日起，在本版刊出，希读者留意。”而此预告乃置于署名“邹人”的作者所写 《评介〈知堂回想录〉》一文末尾，该文前后尚配有“知堂老人六十三岁时摄”的照片及一张“知堂老人笔迹”。“邹人”尽管名字生疏，但一读文章便可知，其实为曹聚仁的化名。
此文开篇即按题作文，尽到介绍之责：“在这儿，我来推介一部以晚清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动态为纲的自叙传，《知堂回想录》。”并称道，“这是老人晚年精力所寄，传世之作也”。作者也首肯周作人借用歌德“诗与真实”的自传命题所作自许：“这部回想录，正如老人自己所说的‘真实’这一面，比‘诗’的那一面更多些。”这同曹聚仁在 《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 文中说的，“这本回想录，内容很丰富，‘诗’与‘真实’兼顾，乃是传世之作”，是同样的意思。
在那个时代，谈论周作人，当然离不开鲁迅。这类对于周氏兄弟的相提并论，在 《评介 〈知堂回想录〉》 中也占了不少篇幅。其中亦有画龙点睛之笔。如称：
《新青年》 社倡导新文化运动，周氏兄弟在新文学创作上融会中外各树新帜。鲁迅短篇小说，有着写实作风，颇近莫泊桑，亚[及]柴霍甫 （按：即契诃夫）。启明开小品散文的新途径，远祖公安、竟陵诸子，正和张宗子 （按：即张岱） 相似。……周氏兄弟，正代表着散文的两种倾向两种风格。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叛徒文字，为讽刺而洗练，启明的小品，可以说是隐士文字，每委曲而含蓄。……
当年 《新青年》 编委之一，刘半农氏，和周氏兄弟最相得，曾以“魏晋文章”来说明章门的文风。鲁迅得嵇康、阮籍之神理，启明则接近陶渊明，转入恬淡的路子。……陶渊明淡然物外，而所向往的是田子泰、荆轲一流人物，心头的火虽在冷灰的底下，仍是炎炎燃烧着的。启明自《新青年》 前线退而在苦雨斋，说狐说鬼，其果厌世冷观了吗？或者仍是炎炎之火在冷灰底下燃烧着的。
这些话出于写过 《鲁迅评传》 的曹聚仁之口，自是很有心得。何况，后段以陶渊明比周作人之言，本就抄自曹氏1934年所写 《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只是，比较当年的遗憾周作人“由‘浮躁凌厉’而‘思想消沉’”，“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此时的作者显然已更多恕词。
说到 《知堂回想录》 的历史价值，1970年10月，曹聚仁在该书出版后所写的 《一本书的传奇》中列举较多，如周氏兄弟“和辛亥革命主流之一，光复会人物” “往来很密切”，“都是 《新青年》 五四运动中推进新文学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这部回想录至少有五分之二是替鲁迅生平做注解的”，等等。而 《评介 〈知堂回想录〉》 则重点分明：
他们在北京大学主教，在 《新青年》 提倡新文化，创作新文艺，以身与其会的战士追叙第一年[手]史料，这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北京大学乃是中国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的总枢纽，沙滩生活实录，也可说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史的侧影。我们把蒋梦麟氏的 《西湖[潮]》，参照着看，对于过去半个世纪的动态，轮廓井然了。
有趣的倒是如何看待曾经让罗孚很担心的周作人关于附逆一节的自述，《评介》 一文只轻描淡写地带过：“抗战军兴，启明老人奉蒋校长（按：指蒋梦麟） 命，留守北京大学，那已经是他的晚年了。在全书中，比重并不很大了。”虽然不无为周氏辩解之意，却更着意于撇清：此节叙述分量无多，绝不致影响对全书性质的判定。文章也正是如此结束：“这部回想录的刊出，对百年后的史家是太可宝贵的贡献了！”曹聚仁对这一点始终确信不疑。 《评介〈知堂回想录〉》 发表两日后，1968年9月23日，《知堂回想录》 第一节 《缘起》 准时在《南洋商报》出现。开头那句“我的朋友曹聚仁先生，前几时写信给我，劝我写自叙传”，刊载时，曹氏的姓名也换成了其笔名“陈思”。这和上述“比重并不很大”的申述一样，应该都属于带有保护意味的措施。当时，大概也确实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部书稿与曹聚仁的关系，《南洋商报》 的连载于是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直到1969年6月25日，最后一篇 《后序》 在第十版刊完，整个过程持续了九个月零三天。而从头至尾，《知堂回想录》 每节文字的最后，都标明了“版权所有·禁止转载”的专属权。
不过，正如连载开始前有铺垫，结尾时仍然有余声。《知堂回想录》 全稿刊毕的第二日、三日，即1969年6月26日、27日，《南洋商报》 又分上、下两篇（分别见第八版和第十版），刊登了丁舟的《知堂老人的晚年》，内含 《蒋梦麟的两段话》 与《兄弟》 二文。而这位“丁舟”仍然不是外人，在次年出版的 《知堂回想录》 之 《校读后记》 里，曹聚仁已然自承为作者：“老人总希望我来做一篇跋尾文字，我已经在子瑜兄的 《周作人年谱》 后面写了 《知堂老人的晚年》，这儿也就不再写后记了。”而曹氏此文，郑子瑜一直当作遗稿。在曹聚仁1972年去世后，郑氏曾写过 《我所了解的曹聚仁》，其中提及：“曹先生所写关于知堂老人的晚年，计有二篇，其一是 《蒋梦麟的两段话》，其二是《兄弟》。”但由于答应翻译 《周作人年谱简编》的“日本朋友食言，年谱简编的中文本也延宕未有付梓，真是有负于曹聚仁先生的重托”。应该是经由郑子瑜先生，《知堂老人的晚年》 才得于1999年第三期 《文教资料》 中刊录，且标为“遗作”。殊不知，曹氏生前，此文先已在 《南洋商报》 完整发表。
如今，这篇文章并不难看到，可以不必多说。只择其与 《知堂回想录》 相关的叙述，略作本文的补充。《知堂老人的晚年》 开篇即道：“在知堂老人回想录的尾上，朋友们都认为有另一段详细交代的必要。”后面也言及，1966年1月间，周作人曾写信给曹聚仁，要他“在回想录后面务必要写一篇评介文字”。不过，那时曹“已患重病，朝不保夕，连回想录的校样都无力弄妥，更不必说写稿了”。而周作人随后去世，“本着悬剑空垄之义”，曹聚仁觉得“自该交代一番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评介〈知堂回想录〉》 也不妨视为曹氏为完成周作人生前嘱托而撰写。
当然，曹聚仁更急于解答的是在周作人研究中两个最棘手的问题，即落水事件与兄弟失和。《知堂老人的晚年》所含二则短文于是专就此立说。《蒋梦麟的两段话》 引蒋氏 《谈中国新文艺运动》 以及陶希圣 （《南洋商报》 中用D代称） 《乱流》中的叙述，证明周之滞留北平，乃是受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委托看守校舍，而且，他对日本人也绝无好感，并有当面斥责。曹据此认为：“我们可以了解回想录中所说的合乎事实，并无掩饰之处。”《兄弟》 则借许寿裳的回忆以表达曹氏个人的意见：“在我看来，他们两人，不独兄弟情深，也可说是生平知己。”对许广平的 《所谓兄弟》，曹实有微词：“不过，鲁迅在世的话，决不会写这样的文章的！”后半抄录了一封周作人给他的长信，对神化鲁迅以及和许广平的关系都有评述。恰是这封周作人的书信手迹，曹聚仁后来也在 《知堂回想录》 初版本卷首影印发表，可见对其陈述的看重。而写完这篇 《知堂老人的晚年》，曹氏显然十分快意，文章最后一句是：“这么一说，我对读者有了交代了。”其实正该说是，他自己觉对知堂老人也有了交代。
对于这篇曹聚仁自认可以作为 《知堂回想录》后记的文字，郑子瑜作过评说。
《兄弟》 一则不论，关于 《蒋梦麟的两段话》，郑氏的看法是：
我以为当年周作人在北京的出处尺寸，史家自有定评。即使是周作人手书给我的《知堂年谱大要》 （仅写幼时及抗日战争的那几年）也承认：“三十年辛巳一月，任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四月往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旋即回京。”“三十三年一月辞督办职。”所以我们也大可不必为他辩护了。虽然他的留京和出任伪职都有他的衷情，但总不能因此以为出任伪职可以无过。
其表明的态度与曹氏明显不同。
不过，当年曹聚仁在 《南洋商报》 连载 《知堂刚想录》 的“壮举”，以及其在此前此后的撰文介绍、辩说，都坐实了罗孚称赞他的“我们当年叫曹聚仁‘曹公’，在这部书上，真是有‘曹功’”。（《〈知堂回想录〉 的回归》）而让曹氏欣喜的是：“这一来，印刷费可有着落了，而且将来单行本也可畅销了，星马方面的反应很好——我也可以对得起知堂老人了。”（致罗孚信） 于此尽可见曹聚仁的诚恳待人，重情尚义。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