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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的一生分前后两个五十年，前五十年，他是政治人物，甘心为蒋氏驱使；后五十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为两岸交流奔走。
陈立夫的一生复杂、坎坷，充满传奇色彩。早年，他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并留学美国。回国后却跟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以他为首的中统局曾经疯狂地捕杀过中共地下组织。抗战期间他力主抗战，并主持教育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晚年，他热爱祖国，阐扬中国文化，拥护祖国统一，将自己的有生之年致力于统一大业。
他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1973年，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客观形势，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他用了化名“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
在文中，陈立夫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
1975年，陈立夫开始生出一种想法，他认为国共两党有过北伐时期和抗战时期合作的先例，那么，在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后，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也一定能够通过谈判而渡尽劫波，再度合作。
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馈。
虽然如此，陈立夫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和谈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表示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
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肯定他的努力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三十二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从提案中可以看出，陈立夫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首次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情绪，建立互信，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大业。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立即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提案表示赞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陈立夫等人的提案“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侨胞也对这一提案表示肯定，他们纷纷撰文表明自己的看法。
这些，使陈立夫深受鼓舞。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他说：假如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我从小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提出，以及陈立夫诸多有关统一的言论，使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并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台湾媒体尊之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
对于“台独”，陈立夫坚决反对，他说：“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从小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要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如果台湾有人宣布世界上有两个中国，我想事情一定会变得相当严重，不但我们的文化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整个民族生命也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他还说，“台湾的根在大陆，‘大台湾’再大也是弹丸之地，岛内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太长，尤其在日据时期，祖国文化几被摧残殆尽，数十年来，虽然吾辈上下辛勤耕耘稍有进步，然当今主事者甚至连对国族认同都发生问题，我还能指望这些人热心于文化认同？故以为中国文化之伟大复兴全赖大陆。”
“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
1991年2月20日下午，曾与郁达夫成“富春江上神仙侣”的王映霞由其女钟嘉利陪同，驱车来到陈府，穿过走廊，进入客厅，陈立夫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与王映霞谈起五十年前的旧事，十分兴奋。他说他过去曾见过毛泽东，并和周恩来谈判商定了国共共同抗日的条件及宣言，但是没见过邓小平先生，不无遗憾。
这天，陈立夫格外高兴，他与王映霞谈了很多，当他知道钟嘉利是学数学的时候，感慨地说：“我少时非常喜欢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都是考满分的。”他沉浸于昔日工程师的旧梦中。
1992年9月5日，为了打开海峡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大门，首批大陆记者访问台湾，陈立夫认为此举是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将非常高兴接受大陆记者的采访。
9月9日下午，大陆记者乘车来到台北陈立夫的寓所。陈立夫穿一身灰黑色西装，配着碎花领带，白皙而清瘦的面庞上浮现出微笑。他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与大陆记者兴致勃勃地谈起来，他说：“我和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的交往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北伐，要打倒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当时目标一致，平等合作。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要用中国文化迎接21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目标更为伟大。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争取在文化、经济方面为世界作出贡献。”
当问起他是否要回大陆时，陈立夫说：“很可惜我和邓小平先生没有见过面。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太重的历史负担和太多的政治压力，让他无法回大陆看看
晚年陈立夫渴望祖国统一，思念自己的家乡。每次大陆亲友来访，都勾起他浓厚的乡情，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故乡犹如关山重重阻隔，相见亦难。陈立夫很少写诗，他在夫人孙禄卿的一幅画中曾有一首题款，云：“小村人好静，瀑声恰如雷，久听不复闻，是谓心不在。”诗中，裹挟着他日暮乡关的愁绪和梦入故里的乡情。
每年清明，陈立夫总要去为父亲和兄长祭扫坟茔。当他默默肃立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墓地时，看白云环绕，听松柏细语，就会想到自己家乡湖州城北门外的弁山，那里景色也是如此秀丽，满目苍翠。他暗暗祈祷：“但愿两岸的沟壑早日填平，或许还能携父兄的尸骨还乡。”
1992年9月29日，夫人孙禄卿逝世，陈立夫十分悲伤。孙禄卿与陈立夫相伴大半个世纪，相濡以沫，共同遮挡人生的风雨，“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陈立夫怀念夫人，徒自生出许多伤悲。他说：“内子葬观音山是暂时的，一旦水路交通恢复，即拟运回湖州与祖坟安葬在一起。”
1993年夏天，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应邀到大陆讲学，他非常希望父亲与他同行，陈立夫却拒绝了。但他对儿子去大陆十分关心，临行前反复叮嘱，要回老家看看，多拍些照片回来。儿子走后，陈立夫心事重重，寡言少语，时常在僻静处独自沉思。
陈立夫为什么不回大陆看看呢？后来，他谈了两个原因：一是他的近亲没有一个在大陆了，二是不愿添麻烦。他说，他的朋友如赵耀东、李国鼎，在台湾都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只是因为去大陆开了个国际经济会议，回台湾后，李登辉就不理他們了。是啊，太重的历史负担，太多的政治压力，让陈立夫“雪拥蓝关马不前”了。
（摘自《名人传记》）
陈立夫的一生复杂、坎坷，充满传奇色彩。早年，他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并留学美国。回国后却跟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以他为首的中统局曾经疯狂地捕杀过中共地下组织。抗战期间他力主抗战，并主持教育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晚年，他热爱祖国，阐扬中国文化，拥护祖国统一，将自己的有生之年致力于统一大业。
他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1973年，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客观形势，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他用了化名“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
在文中，陈立夫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
1975年，陈立夫开始生出一种想法，他认为国共两党有过北伐时期和抗战时期合作的先例，那么，在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后，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也一定能够通过谈判而渡尽劫波，再度合作。
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馈。
虽然如此，陈立夫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和谈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表示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
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肯定他的努力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三十二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从提案中可以看出，陈立夫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首次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情绪，建立互信，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大业。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立即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提案表示赞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陈立夫等人的提案“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侨胞也对这一提案表示肯定，他们纷纷撰文表明自己的看法。
这些，使陈立夫深受鼓舞。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他说：假如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我从小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提出，以及陈立夫诸多有关统一的言论，使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并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台湾媒体尊之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
对于“台独”，陈立夫坚决反对，他说：“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从小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要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如果台湾有人宣布世界上有两个中国，我想事情一定会变得相当严重，不但我们的文化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整个民族生命也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他还说，“台湾的根在大陆，‘大台湾’再大也是弹丸之地，岛内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太长，尤其在日据时期，祖国文化几被摧残殆尽，数十年来，虽然吾辈上下辛勤耕耘稍有进步，然当今主事者甚至连对国族认同都发生问题，我还能指望这些人热心于文化认同？故以为中国文化之伟大复兴全赖大陆。”
“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
1991年2月20日下午，曾与郁达夫成“富春江上神仙侣”的王映霞由其女钟嘉利陪同，驱车来到陈府，穿过走廊，进入客厅，陈立夫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与王映霞谈起五十年前的旧事，十分兴奋。他说他过去曾见过毛泽东，并和周恩来谈判商定了国共共同抗日的条件及宣言，但是没见过邓小平先生，不无遗憾。
这天，陈立夫格外高兴，他与王映霞谈了很多，当他知道钟嘉利是学数学的时候，感慨地说：“我少时非常喜欢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都是考满分的。”他沉浸于昔日工程师的旧梦中。
1992年9月5日，为了打开海峡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大门，首批大陆记者访问台湾，陈立夫认为此举是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将非常高兴接受大陆记者的采访。
9月9日下午，大陆记者乘车来到台北陈立夫的寓所。陈立夫穿一身灰黑色西装，配着碎花领带，白皙而清瘦的面庞上浮现出微笑。他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与大陆记者兴致勃勃地谈起来，他说：“我和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的交往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北伐，要打倒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当时目标一致，平等合作。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要用中国文化迎接21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目标更为伟大。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争取在文化、经济方面为世界作出贡献。”
当问起他是否要回大陆时，陈立夫说：“很可惜我和邓小平先生没有见过面。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太重的历史负担和太多的政治压力，让他无法回大陆看看
晚年陈立夫渴望祖国统一，思念自己的家乡。每次大陆亲友来访，都勾起他浓厚的乡情，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故乡犹如关山重重阻隔，相见亦难。陈立夫很少写诗，他在夫人孙禄卿的一幅画中曾有一首题款，云：“小村人好静，瀑声恰如雷，久听不复闻，是谓心不在。”诗中，裹挟着他日暮乡关的愁绪和梦入故里的乡情。
每年清明，陈立夫总要去为父亲和兄长祭扫坟茔。当他默默肃立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墓地时，看白云环绕，听松柏细语，就会想到自己家乡湖州城北门外的弁山，那里景色也是如此秀丽，满目苍翠。他暗暗祈祷：“但愿两岸的沟壑早日填平，或许还能携父兄的尸骨还乡。”
1992年9月29日，夫人孙禄卿逝世，陈立夫十分悲伤。孙禄卿与陈立夫相伴大半个世纪，相濡以沫，共同遮挡人生的风雨，“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陈立夫怀念夫人，徒自生出许多伤悲。他说：“内子葬观音山是暂时的，一旦水路交通恢复，即拟运回湖州与祖坟安葬在一起。”
1993年夏天，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应邀到大陆讲学，他非常希望父亲与他同行，陈立夫却拒绝了。但他对儿子去大陆十分关心，临行前反复叮嘱，要回老家看看，多拍些照片回来。儿子走后，陈立夫心事重重，寡言少语，时常在僻静处独自沉思。
陈立夫为什么不回大陆看看呢？后来，他谈了两个原因：一是他的近亲没有一个在大陆了，二是不愿添麻烦。他说，他的朋友如赵耀东、李国鼎，在台湾都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只是因为去大陆开了个国际经济会议，回台湾后，李登辉就不理他們了。是啊，太重的历史负担，太多的政治压力，让陈立夫“雪拥蓝关马不前”了。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