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李世安，访谈录，世界史研究，教材编写
[中图分类号]K10 G64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8-0005-07
采访时间：2006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中央人民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金永丽，中央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本访谈录已经李世安教授审正)
编者手记：看收稿日期可知，这篇访谈录2006年基本定稿，之所以迟迟没有发表，是因为《历史教学》分版，“中学版”“高校版”各自重新摸索、定位，这个栏目被搁置了。一年多来，常有读者反映，希望恢复访谈，于是，我们决定按内容特点，分别安排在“中学版”和“高校版”。
李世安教授视野开阔，善于发现课题，娴于研究开拓，学术成果丰富，尤其能编写近十部高校历史教材，没有相当的驾驭能力，是无法胜任的。关于大学历史课程，李教授提出的问题颇具新意：“大学本科也应该有一个课程标准”。这样的建议可能“振聋发聩”，相信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问：您为什么要选择世界历史专业?
答：我选择历史专业，可以说是历史的误会。我从小喜欢的是文学，报考的是中文系，但结果却落在历史系。我是贵州省贵阳市人，1977年参加高考，是当年的高分，但未被录取。虽然当时“四人帮”的余毒还没有肃清，社会上还讲“成份”，但是比我考分低、成份比我差(有人的父亲还关在牢里)、年龄比我大的人，都考上了省外名牌大学，而我却连上一个本省普通大学都没有份，这是从何说起?于是进行上访。结果是：省招办李(某)主任答应我，第二年再考，如果仍然高分，一定录取我。于是，我在1978又考大学，报考的还是中文系。高考结果，我仍然是本省高分，但能否被录取，仍然是个问题。
在此关头，一个爱好救了我：我是一位成绩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在全国是前几名的水平，曾被抽调到省体工队，代表贵州省参加全国运动会。当时我正在集训队，备战省运动会。贵阳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贵州师大)负责招生的马副院长，负责学院的体育工作，而贵州的中长跑项目，是国家体委的重点发展项目。而中长跑在贵阳是传统的、非常受欢迎的项目。贵阳师范学院的中长跑又是传统的强项。于是，他问我愿不愿读历史系，在当时很少有人愿报考历史系。一般来说，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是看有否文凭，没有文凭，一切都不行。我工作已近13年，非常清楚文凭的重要性。为了文凭，在“不管什么系，只要是大学的系就行”的想法指导下，我成为了一名历史系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英语成绩好，就被分配到世界史近代史教研室，教世界近代史。从此开始了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生涯。
这对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从小喜欢文学，喜欢英文。我读书早，1965年从贵阳五中高中毕业。但当时讲阶级路线，我父亲是右派，因此没有考取大学。这样，1965年11月我就开始了教师工作，先后在贵阳市太平路小学、贵阳市云岩第二中学教书，教过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音乐、体育等，然后被抽调到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做过教材改革的工作。1971年，调到贵阳市云岩区文化馆，从事文化工作。
读大学前的13年工作经历，特别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对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对社会的认识有巨大作用。同时，在这一时期，我读了不少书籍。许多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史学专著、教材，以及其他许多杂家的著作，都是在这13年中读的。例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就是在1972年读的。我甚至还学习了甲骨文，根据考古资料，写过关于“鬼方再考”等类文章。这些经历，加上从小受到的家庭文史方面的熏陶，对我日后的人生发展和史学研究，有极大的帮助。
例如，1986年我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时，申请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奖学金”。申请的人很多，世界各国的都有。几经挑选后，张伯伦的女儿安娜与女婿劳合(Lloyd)亲自阅读申请人的论文和进行面试。劳合先生是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他非常欣赏我的论文。他说，在文中，我使用了manoeuvre(巧妙“周旋”)一词，而这个词，许多英国年轻人并不会使用。他的赏识，使我有幸成为全球至今为止首位、而且是唯一获得过张伯伦讲学金的非英国学生。今天看来，会用这个词是非常普通的事。但在1986年，普遍的水平都差，矮子中选高汉，我便显出了一定的优势。我获得了“张伯伦奖学金”，有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经济基础，这成为了我一生的转折点。
问：世界史研究与教材编写是世界史学科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对世界史研究与教材编写的创新，您有什么看法?
答：世界史的研究和教材的编写，都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但是要创新，首先要继承，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因此，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创新。
问：您能否介绍一下在研究中如何注意创新问题?
答：在创新思想的鼓舞下，我写了一些书、编写了一些教材，也发表了不少文章。
首先，我试图在研究课题上创新。我认为确定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是研究成功的一半。1986年，国外研究二战时期的中英关系几乎是一个空白，国内研究则刚刚起步。当时，我在英国读硕士学位，看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Seymour Papers”(薛穆文档)，于是开始研究“薛穆使华”(seymour’sAmbassadorship to China)这一课题。同时，我走访了许多英国和美国的有关图书馆，并在朋友帮助下，走访了薛穆夫人、李约瑟博士、英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司长福特、外交官班德雷(Derek Brian)、大学教授任桐年(Antony Neynolds)等抗日战争时期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过的、当时还健在的英国当事人。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许多珍贵资料。如李约瑟博士提供了他当时在华的工作记录、报告和讲稿；薛穆夫人文森特，提供了她与宋庆龄等人的往来书信和其他文件等。根据这些材料，我写成了《1942－1946年间的英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近代亚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1992年第1期)和《1943年中英废约谈判与新界问题》(《近代亚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1996年第3期)两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在英国和美国都受到高度评价。英国一些大学教授，如布雷顿大学和沃维克大学的教授，还写信给我，要他们指导的研究生到我家，向我请教有关的问题。这充分说明，课题新、内容新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创新要忠于史实。根据史实，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探索了太平洋战争时期中英关系的实质，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这个课题，需要勇气和开放的思想。但有了史实，就有了根据。我认为， 在抗日战争中，中英矛盾的实质，是英国殖民主义与国民党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把国民党与英国的斗争，说成狗咬狗的斗争。
英国虽是中国的盟国，但是英国抗战的目的是恢复大英帝国，其抗日不力，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或牵制国民党抗日；英国还利用国共之争，用中国共产党来打击国民党。而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其斗争矛头直指英国，导致国民党与英国矛盾的激化。
在许多关系到战后远东和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大事上，国民党都受到英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挟。例如，在1942年，蒋介石公然支持印度战后独立，丘吉尔无计可施。但是当丘吉尔威胁要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即支持中国共产党时，蒋介石立即退步，表示在印度独立问题上，他绝对不再说三道四了。这固然说明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但也揭示了其在英国压力下，不能实行自主外交的苦衷。
又如，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当时的政风民情决定了一般中国人是反对这个条约的。如果当时中国国内没有内部斗争，无论哪个政府都不敢或不会签订这个牺牲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条约。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并不敢签这个条约。在不得不签约时，他害怕被后世唾骂，于是回到中国，要次长王宠惠去签订这个条约，他本人万万不肯背这个万世骂名。
第三，抓住前沿问题与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与国家干预，是一个重大前沿问题。我在《一只看得见的手——美国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中国当代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比较早地论述了国家干预，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当时学术界非常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但是我提出另一观点，即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正确处理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市场调节是重要的，但是却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当市场机制不可能对资源的合理配置起到自动调节作用时，为了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培植方面造成的“失灵”，政府的干预就提上了日程。
近年来全球化这个问题比较热门。全球化与全球史观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于是我写了《全球化与全球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对全球化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全球史观；用不同的全球史观去解释历史，就有不同的结论。虽然目前全球化的明显表现是在经济方面，但是它在政治、文化和安全方面的影响，已经初见端倪，而且会越来越明显。因此，用科学的全球史观去研究世界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观点。文章一方面批驳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和美国化，全球史观就是西方和美国史观的那种不正确的看法，另一方面，又承认全球化必然会使现有历史观发展，因此不能在历史观问题上僵化不变。
第四，创新需要批判性的思维，不要人云亦云。胡适曾说，大胆提问，小心求证。我以为这句话还不够全面。需要补充一句话，即“深入研究”。只有深入研究了课题，才能提得出中肯的问题，最后小心予以求证。我是根据这种思想，来研究世界史的。例如在谈到冷战的起源时，我研究了几乎所有的文献和档案，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于是，我在《英国与冷战的起源》(《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中，对许多人提出的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的观点提出质疑，而认为在杜鲁门主义出笼前，无论丘吉尔政府，还是艾德礼政府，都没有制定正式的冷战政策。冷战的起源，其成因应该从时代特点，特别是美苏两国争霸中去探讨，而不是从一个正在衰落的英国去寻找。美苏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原因，是内因，而英国所起的作用最多只是一种外因而已，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被夸大了。
又如在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多数人对欧洲一体化持乐观态度，但是我却提出相反的看法。我认为欧洲一体化并不可能使欧洲发展到一个超级国家，欧洲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美国曾经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行，没有美国的推动，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实现。但是，当欧洲一体化发展到威胁到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就会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进行。而没有美国支持的欧洲一体化是难于成长的。因此，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是悲观的。
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多数人认为目前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政策，是一种中性政策。但我的研究成果证明，所谓“接触”政策，是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是敌视中国的政策。
第五，敢于向传统思想挑战，提出新的观点。例如对资本主义强国的兴衰问题，许多人都提出了很好的看法。但是当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后，我发现在资本主义大国兴衰的问题上，有的结论需要进一步补充。于是写作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在该书中，我提出了几个主要观点：第一，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的需求；第二，葡萄牙之所以最先进行探索新航路的努力，是因为该国最先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用国家的力量来发展航海事业，寻求国家的最大利益，这是葡萄牙国小，但却在新航路发现中领先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工业革命之所以最先发生在英国，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英国人口增加，资源缺乏，特别是能源缺乏，可供做燃料的森林已经告罄，迫使应该寻找新的资源与能源，于是导致煤的运用，为开采煤，又导致水泵和蒸汽机的发现，从而改变了世界；第四，关于现代荷兰衰落的原因，不是什么荷兰到处进行侵略，遭到殖民地人民反对而衰落，荷兰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点：(1)荷兰在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后，并没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是垄断寡头掌权。大批革命者与民主人士流亡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中，荷兰实际上沦为法国的一个省，丧失了独立。而随法军回国的民主人士，被视为卖国贼，政局不稳，如何进行工业革命?只是在1815年后，荷兰独立，才开始工业革命；(2)荷兰缺乏资源。荷兰国土小、人口少，根本无法维系其广大的海外殖民地，更不能在殖民活动中受挫折。在殖民地的建立上，宗主国国土不能太小，人口不能太少。第五，德国现代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资源丰富：它有额外的劳动力和资本，技术进步。此外，关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我都有许多新的看法，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表了。
问：中国历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存在哪些偏见，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偏见的?
答：中国的历史学界对世界史有不少偏见。首先是重中国史，轻世界史，把世界史看成小兄弟；其次在世界史研究中，又重视研究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轻世界当代史。中国史是老大，这一点就不用多谈了。而轻世界当代史的问题则不能不多谈一下。不少人认为历史研究就是研究老古董。研究领域如果越是古老，就越有学术价值，反之就打折扣。而研究当代史，简直就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研究政治。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实际。
当代史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是各国历史 研究者的共识，所谓“详近略远”，“古为今用”，就是指的这种情况。我是教世界近代史出身的，但我却对当代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的《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美国人权政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情况、并对美国人权政策的走向进行了分析。该书论证了人权是美国为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而使用的工具，并使用了大量美国的档案材料和其他文献材料，首次揭示了美国人权外交的内部机制、操作过程、及其对美国内政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因此，本书出版后受到国家重视，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还写成成果要上报中央。我根据研究成果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与人权外交》，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多家刊物转载。
2002年，我受国务院新闻办派遣，参加在印度尼赫鲁大学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会上，美国攻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鼓吹美国人权。我根据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批判了美国的人权观和人权状况，驳斥了美国人权的说法，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鼓掌。印度代表还专门就此写信给国务院新闻办，对我的发言给予高度赞扬。事后，国务院新闻办又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对我进行了表扬。这说明，研究当代史是非常有价值的。
问：您如何看待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效果?
答：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再现历史，而是需要批判地、客观和公正地解释历史。因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公民的素质、使公民能适应或推动社会的发展；能否为社会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看待科研成果社会效果的原则之一。因此，看待研究成果的社会效果，不能只看某研究成果是否评上“奖”，而要看其社会价值。有些成果的社会效果，还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看出。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四十六年来的美国对台政策》(《台湾研究》1997年第1期)。虽没有获得什么奖，但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值得思考的。该文是根据我应国务院对台办的要求而写的内部报告改写的一篇文章。在研究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政策时，现在许多人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承认三个公报，这三个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原则基础。他们对美国的对台的政策，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根据我的研究结果，美国是在玩弄两面手法，文字游戏。其中要害的问题之一，是美国在签订“三个公报”时，使用的英文措辞，非常含混、模棱两可，根据需要，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这将为日后美国支持“台独”留下隐患。
目前，美国还只使用“与台湾关系法”为武器，来反对中国统一台湾。以后，在需要时，美国什么花招都能使用。美国的对台政策，就是要让台湾独立；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策略，就是保持两岸目前的现状。保持现状，就是维持事实上的台湾独立，至于什么时候宣布台湾法理上的独立，那要等合适的时间。当然，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但是，我们也应该估计到，随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不能安于现状，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哪怕付出巨大代价，都要尽早统一台湾。
问：除了上述您谈到的几个方面外，在世界史研究的创新中，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答：我觉得应该强调处理好资料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在世界史研究的创新中，不能仅仅只强调文献资料。如果只注意资料，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就会产生世界史研究的片面性。缺乏第一手资料，固然不好，但也不应矫枉过正。因为历史研究还包括理论研究和其他各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人研究世界史，受条件的限制，有许多国外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的问题，我们或许还仅是一知半解。这样，有许多二手的资料就显得仍然非常重要，在中国并没有使用过，或虽然使用过，但是并没有正确使用的资料，都有可能用来写好文章。因此，运用这些二手资料，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理论创新上，没有第一手资料的重要著作并不少见。例如近年来美国教授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风行全球，很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是在该书中，并没有什么“第一手资料”，都是一些常识，然而，他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看法，却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他写的一系列有关文章，也并没有什么“第一手资料”，但却在美国各著名的刊物上刊登，全球转载。因此在世界历史研究的创新中，不能只看有否第一手资料。那种有第一手资料的，就是“创新”，否则就是“炒冷饭”的看法，我并不赞同。
在这方面，我也是有体会的。普鲁士精神和法西斯主义是一个传统课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因此我写了“普鲁士精神、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普鲁士精神中的爱国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因素，客观地分析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在德国得到人民拥护，说明了希特勒的上台，使德国被压抑已久的、潜在的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能量被释放出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这篇文章，使用的都是二手资料，但是其论述的观点，却是颇有新意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多家刊物转载或摘登。
问：您对编写世界史教材感兴趣吗?
答：我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抽调到区教育局进行编写教材的工作，20世纪末以来，又多年参加对中小学教材的评审工作，因此对编写教材颇有兴趣。
问：您编写过哪些教材?您认为应该如何编写教材?
答：我编写过不少教材，独立编写的教材有：《世界当代史》(高等教育“九·五”国家重点教材和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次印刷)、《世界现代史》(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担任主编和第一作者的有：《世界小通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9年)、《世界文明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世界文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欧洲一体化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主编)、和《面向2l世纪的历史学教学12门主干课内容要点》(重庆人民出版社，2001年)(主编)等教材。其中，《欧洲一体化史》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研究生用书，其余是大学教材。
编写教材，我认为要做到基本史实清楚、观点正确、内容新、体例新、信息量大和表述方法新，同时注意简明扼要和可读性。在实践中，我也尽量贯彻着这一原则。
问：您对大、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有什么看法?
答：我国大、中、小学历史教材的建设，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出版了一些基本反映当代国内外教学与研究成果的、反映新的教育理念、新的史学理论、新的教学内容，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优秀教材。这些教材在实践中受到学生的欢迎，虽然这些教材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可以逐步修订和完 善。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新瓶装旧酒”问题，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材不配套、重复问题，还有国内外教学和研究新成果不能及时补充到现行教科书中。
世纪之交，我国进行了新的中小学历史课程改革。其中，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是重点。在教育部组织下，制订了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等大纲。在这些大纲指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湖南岳麓书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其他一些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几套义务教育的初中和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选用适合自己的教科书。
这些教材贯彻了改革的精神和理念，强调时代特色和国民素质教育，其指导思想是：“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通过精选历史课程内容、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转变学生被动接受、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拓展了学生学习的空间，培养学生正确的认识观，进而使学生学会辨证地贯彻、分析历史与现实、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世界的了解，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养成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应该说，这些大纲的指导思想是比较先进的。
当然这些大纲也并不是十全十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其中主要问题有两点：
第一，线索不够清楚，到底以什么为主线，作为选择教学内容的标准?我国文化大革命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后，则走了极端，完全不讲阶级斗争，而是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历史教材的编写，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唯阶级斗争论”是错误的，但“唯生产力论”也不正确。只有两者的统一，才能编出好的教材。
历史上存着阶级斗争是事实，不应当隐晦。例如在近代，由于资本主义的弊病，人民生活困苦，被迫进行革命。在欧洲发生了三大工人运动。工人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让步，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现代，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在中国，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历史。不讲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片面的历史。现在还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论表示怀疑，这就更造成了线索的混乱。由于线索不清，在编写教材时，该选的内容没有选上，不该选的内容则又过多。
第二，与大学教材讲述的基本内容重复。这种情况对我国的历史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何拉开小学、中学和大学教材内容的档次?大学教材的创新，要建立在中、小学教材创新的基础上。因此，大、中、小学的教材应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应该组织大、中、小学的专家共同来做这件事。应有小学教学大纲、中学教学大纲和大学教学大纲，把各级学校的任务明确下来，避免出现拉不开档次的情况。
中、小学是基础教育，应该使学生具有基本的历史知识。大学应当是专业，不该继续盘桓于基础知识，而应该有专业深度。至于研究生则是研究专门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从小学到硕士生，都在上历史的基础课。有的院校甚至博士生还在选修硕士的基础课。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的世界史教育在各级学校的课程，并没有拉开档次，而是以不同形式不断重复。这不仅使学生不愿学习历史，而且是在浪费学生的青春和学术生命。所以最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话题中，有的大学生说到，他们上大学等于白学，除了得到一张文凭外，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有了好的大纲，需要有经验、有研究和文笔好的人来编写教材。好的教材，往往是大手笔。但是许多优秀人才并不热心编写教材。由于在很长的时间内，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考核上，重专著，轻教材，使许多人都不愿去编教材。其实，编一部好的教材，难度大，要有博大精深的知识、史学理论的深厚根基和深入的研究。而且好的教材，往往不是许多人合编的，而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编写的。这样，作者容易把握总体和细节，不容易出现中心思想不突出、内容重复、轻重搭配失当、用词风格不一等等问题。
问：新世纪世界史教材的编写应如何改革和创新?
答：要转变思想观念，坚持教育面向现代化；要更加重视素质教育、创新能力、个性发展；要十分注意教学改革的科学性，要继承与发扬教学改革取得的成绩，勇于开拓创新；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一个民主气氛，以利不同风格的教材问世。在具体编写中，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1．要确定以什么为主线来选择教学内容。这条主线，应该反映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内容，给学生历史的基本知识。
2．教学内容要有战略重点。教学内容的改革要有战略重点，不能面面俱到。虽然世界史教材，应该体现新的研究成果，应渗透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但必须要有战略重点。
历史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学科。世界史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任何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对世界史每方面的内容有深入的掌握与了解。对学生讲什么，不讲什么，必须有个重点。属于重点的必须要讲，这些内容过去要讲，现在要讲，将来还要讲。对这些知识应该推陈出新。
3．要考虑到教学内容的社会功能性。在确定教学内容要点时，必须考虑到教学内容的社会功能性。这一点与“时代性”和“战略重点”是密切相连的。
教学内容必须发挥其社会功能，培养的学生，要适应他所处时代的需要。即服务于时代的需要。美国历史学家康尼尔·李德民指出：“从长远看，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也就是说，以对于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
4．在世界史教材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要讲到，其中政治是重点，经济是政治的集中体现，文化围绕一定的政治在发展，外交、战争等，则是政治的延伸。
写世界史教材，按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去写，是否就是“结构单一，形式僵化”呢?肯定不是!不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主线和重点写出的历史书，只能是片段的、支离破碎的、专门史似的、或大杂烩似的东西。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重点，兼及其他方面的内容，是比较能反映历史全貌的写法，是目前许多通用教科书的写法，也即叙述史的写法。这种方法应该继承。
法国老一代的历史年鉴学派的学者们，曾经激烈反对这种方法，反对写历史书以政治史为主线，他们鼓吹要写总体史，历史书要包罗万象。他们的贡献是从此开辟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领域，如人口史、环境史等。但是写历史忽略了政治史是不行的。年鉴学派在走了一个圈子后，又回到了以政治史为主来写历史的立场上，新一代年鉴学派的学者们在20世纪70年代对他们原来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并承认要写好历史书，还是要采取叙述史的方式。
5．编写一个参考性的最低要求的课程标准，鼓励创新和百花齐放。
众所周知，中小学教材编写，需要一个课程标准，大学本科也应该有一个课程标准。 一般来说，大学本科教材需要百花齐放，反映各种学术派别的研究成果，不必要一个共同的课程标准。但是如果要培养知识水平相对一致的、具有主流社会所需的历史素养的人才，则需要一个参考性的最低要求的课程标准，明确高校本科世界现代史教材中必须讲授的最基本的研究性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各个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优势和力量，编写风格各异，层次不同、体现不同学派的多样化的教材。
有了部颁中、小学和大学的历史教学大纲，可以明确各级学校的历史教学任务，在编写教材时，有纲可依，使各级教材统一安排，不易出现重复和拉不开档次的情况。第二，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大学本科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统一的最低课程标准，编出的教材可能会出现五花八门、水平悬殊的现象，培养出的学生的最低知识水平也就不一样。那会导致中国公民的史学素质不一样。
上述意见，只是个人看法，许多观点也可能并不正确。但是通过谈论这些问题，希望引起人们对世界史研究和教材编写的关注，不妥之处，希望提出批评指正。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责任编辑 王公悫
[中图分类号]K10 G64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8-0005-07
采访时间：2006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中央人民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金永丽，中央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本访谈录已经李世安教授审正)
编者手记：看收稿日期可知，这篇访谈录2006年基本定稿，之所以迟迟没有发表，是因为《历史教学》分版，“中学版”“高校版”各自重新摸索、定位，这个栏目被搁置了。一年多来，常有读者反映，希望恢复访谈，于是，我们决定按内容特点，分别安排在“中学版”和“高校版”。
李世安教授视野开阔，善于发现课题，娴于研究开拓，学术成果丰富，尤其能编写近十部高校历史教材，没有相当的驾驭能力，是无法胜任的。关于大学历史课程，李教授提出的问题颇具新意：“大学本科也应该有一个课程标准”。这样的建议可能“振聋发聩”，相信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问：您为什么要选择世界历史专业?
答：我选择历史专业，可以说是历史的误会。我从小喜欢的是文学，报考的是中文系，但结果却落在历史系。我是贵州省贵阳市人，1977年参加高考，是当年的高分，但未被录取。虽然当时“四人帮”的余毒还没有肃清，社会上还讲“成份”，但是比我考分低、成份比我差(有人的父亲还关在牢里)、年龄比我大的人，都考上了省外名牌大学，而我却连上一个本省普通大学都没有份，这是从何说起?于是进行上访。结果是：省招办李(某)主任答应我，第二年再考，如果仍然高分，一定录取我。于是，我在1978又考大学，报考的还是中文系。高考结果，我仍然是本省高分，但能否被录取，仍然是个问题。
在此关头，一个爱好救了我：我是一位成绩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在全国是前几名的水平，曾被抽调到省体工队，代表贵州省参加全国运动会。当时我正在集训队，备战省运动会。贵阳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贵州师大)负责招生的马副院长，负责学院的体育工作，而贵州的中长跑项目，是国家体委的重点发展项目。而中长跑在贵阳是传统的、非常受欢迎的项目。贵阳师范学院的中长跑又是传统的强项。于是，他问我愿不愿读历史系，在当时很少有人愿报考历史系。一般来说，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是看有否文凭，没有文凭，一切都不行。我工作已近13年，非常清楚文凭的重要性。为了文凭，在“不管什么系，只要是大学的系就行”的想法指导下，我成为了一名历史系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英语成绩好，就被分配到世界史近代史教研室，教世界近代史。从此开始了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生涯。
这对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从小喜欢文学，喜欢英文。我读书早，1965年从贵阳五中高中毕业。但当时讲阶级路线，我父亲是右派，因此没有考取大学。这样，1965年11月我就开始了教师工作，先后在贵阳市太平路小学、贵阳市云岩第二中学教书，教过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音乐、体育等，然后被抽调到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做过教材改革的工作。1971年，调到贵阳市云岩区文化馆，从事文化工作。
读大学前的13年工作经历，特别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对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对社会的认识有巨大作用。同时，在这一时期，我读了不少书籍。许多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史学专著、教材，以及其他许多杂家的著作，都是在这13年中读的。例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就是在1972年读的。我甚至还学习了甲骨文，根据考古资料，写过关于“鬼方再考”等类文章。这些经历，加上从小受到的家庭文史方面的熏陶，对我日后的人生发展和史学研究，有极大的帮助。
例如，1986年我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时，申请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奖学金”。申请的人很多，世界各国的都有。几经挑选后，张伯伦的女儿安娜与女婿劳合(Lloyd)亲自阅读申请人的论文和进行面试。劳合先生是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他非常欣赏我的论文。他说，在文中，我使用了manoeuvre(巧妙“周旋”)一词，而这个词，许多英国年轻人并不会使用。他的赏识，使我有幸成为全球至今为止首位、而且是唯一获得过张伯伦讲学金的非英国学生。今天看来，会用这个词是非常普通的事。但在1986年，普遍的水平都差，矮子中选高汉，我便显出了一定的优势。我获得了“张伯伦奖学金”，有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经济基础，这成为了我一生的转折点。
问：世界史研究与教材编写是世界史学科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对世界史研究与教材编写的创新，您有什么看法?
答：世界史的研究和教材的编写，都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但是要创新，首先要继承，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因此，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创新。
问：您能否介绍一下在研究中如何注意创新问题?
答：在创新思想的鼓舞下，我写了一些书、编写了一些教材，也发表了不少文章。
首先，我试图在研究课题上创新。我认为确定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是研究成功的一半。1986年，国外研究二战时期的中英关系几乎是一个空白，国内研究则刚刚起步。当时，我在英国读硕士学位，看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Seymour Papers”(薛穆文档)，于是开始研究“薛穆使华”(seymour’sAmbassadorship to China)这一课题。同时，我走访了许多英国和美国的有关图书馆，并在朋友帮助下，走访了薛穆夫人、李约瑟博士、英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司长福特、外交官班德雷(Derek Brian)、大学教授任桐年(Antony Neynolds)等抗日战争时期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过的、当时还健在的英国当事人。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许多珍贵资料。如李约瑟博士提供了他当时在华的工作记录、报告和讲稿；薛穆夫人文森特，提供了她与宋庆龄等人的往来书信和其他文件等。根据这些材料，我写成了《1942－1946年间的英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近代亚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1992年第1期)和《1943年中英废约谈判与新界问题》(《近代亚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1996年第3期)两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在英国和美国都受到高度评价。英国一些大学教授，如布雷顿大学和沃维克大学的教授，还写信给我，要他们指导的研究生到我家，向我请教有关的问题。这充分说明，课题新、内容新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创新要忠于史实。根据史实，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探索了太平洋战争时期中英关系的实质，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这个课题，需要勇气和开放的思想。但有了史实，就有了根据。我认为， 在抗日战争中，中英矛盾的实质，是英国殖民主义与国民党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把国民党与英国的斗争，说成狗咬狗的斗争。
英国虽是中国的盟国，但是英国抗战的目的是恢复大英帝国，其抗日不力，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或牵制国民党抗日；英国还利用国共之争，用中国共产党来打击国民党。而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其斗争矛头直指英国，导致国民党与英国矛盾的激化。
在许多关系到战后远东和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大事上，国民党都受到英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挟。例如，在1942年，蒋介石公然支持印度战后独立，丘吉尔无计可施。但是当丘吉尔威胁要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即支持中国共产党时，蒋介石立即退步，表示在印度独立问题上，他绝对不再说三道四了。这固然说明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但也揭示了其在英国压力下，不能实行自主外交的苦衷。
又如，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当时的政风民情决定了一般中国人是反对这个条约的。如果当时中国国内没有内部斗争，无论哪个政府都不敢或不会签订这个牺牲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条约。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并不敢签这个条约。在不得不签约时，他害怕被后世唾骂，于是回到中国，要次长王宠惠去签订这个条约，他本人万万不肯背这个万世骂名。
第三，抓住前沿问题与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与国家干预，是一个重大前沿问题。我在《一只看得见的手——美国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中国当代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比较早地论述了国家干预，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当时学术界非常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但是我提出另一观点，即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正确处理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市场调节是重要的，但是却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当市场机制不可能对资源的合理配置起到自动调节作用时，为了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培植方面造成的“失灵”，政府的干预就提上了日程。
近年来全球化这个问题比较热门。全球化与全球史观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于是我写了《全球化与全球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对全球化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全球史观；用不同的全球史观去解释历史，就有不同的结论。虽然目前全球化的明显表现是在经济方面，但是它在政治、文化和安全方面的影响，已经初见端倪，而且会越来越明显。因此，用科学的全球史观去研究世界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观点。文章一方面批驳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和美国化，全球史观就是西方和美国史观的那种不正确的看法，另一方面，又承认全球化必然会使现有历史观发展，因此不能在历史观问题上僵化不变。
第四，创新需要批判性的思维，不要人云亦云。胡适曾说，大胆提问，小心求证。我以为这句话还不够全面。需要补充一句话，即“深入研究”。只有深入研究了课题，才能提得出中肯的问题，最后小心予以求证。我是根据这种思想，来研究世界史的。例如在谈到冷战的起源时，我研究了几乎所有的文献和档案，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于是，我在《英国与冷战的起源》(《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中，对许多人提出的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的观点提出质疑，而认为在杜鲁门主义出笼前，无论丘吉尔政府，还是艾德礼政府，都没有制定正式的冷战政策。冷战的起源，其成因应该从时代特点，特别是美苏两国争霸中去探讨，而不是从一个正在衰落的英国去寻找。美苏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原因，是内因，而英国所起的作用最多只是一种外因而已，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被夸大了。
又如在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多数人对欧洲一体化持乐观态度，但是我却提出相反的看法。我认为欧洲一体化并不可能使欧洲发展到一个超级国家，欧洲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美国曾经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行，没有美国的推动，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实现。但是，当欧洲一体化发展到威胁到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就会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进行。而没有美国支持的欧洲一体化是难于成长的。因此，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是悲观的。
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多数人认为目前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政策，是一种中性政策。但我的研究成果证明，所谓“接触”政策，是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是敌视中国的政策。
第五，敢于向传统思想挑战，提出新的观点。例如对资本主义强国的兴衰问题，许多人都提出了很好的看法。但是当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后，我发现在资本主义大国兴衰的问题上，有的结论需要进一步补充。于是写作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在该书中，我提出了几个主要观点：第一，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的需求；第二，葡萄牙之所以最先进行探索新航路的努力，是因为该国最先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用国家的力量来发展航海事业，寻求国家的最大利益，这是葡萄牙国小，但却在新航路发现中领先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工业革命之所以最先发生在英国，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英国人口增加，资源缺乏，特别是能源缺乏，可供做燃料的森林已经告罄，迫使应该寻找新的资源与能源，于是导致煤的运用，为开采煤，又导致水泵和蒸汽机的发现，从而改变了世界；第四，关于现代荷兰衰落的原因，不是什么荷兰到处进行侵略，遭到殖民地人民反对而衰落，荷兰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点：(1)荷兰在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后，并没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是垄断寡头掌权。大批革命者与民主人士流亡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中，荷兰实际上沦为法国的一个省，丧失了独立。而随法军回国的民主人士，被视为卖国贼，政局不稳，如何进行工业革命?只是在1815年后，荷兰独立，才开始工业革命；(2)荷兰缺乏资源。荷兰国土小、人口少，根本无法维系其广大的海外殖民地，更不能在殖民活动中受挫折。在殖民地的建立上，宗主国国土不能太小，人口不能太少。第五，德国现代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资源丰富：它有额外的劳动力和资本，技术进步。此外，关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我都有许多新的看法，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表了。
问：中国历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存在哪些偏见，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偏见的?
答：中国的历史学界对世界史有不少偏见。首先是重中国史，轻世界史，把世界史看成小兄弟；其次在世界史研究中，又重视研究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轻世界当代史。中国史是老大，这一点就不用多谈了。而轻世界当代史的问题则不能不多谈一下。不少人认为历史研究就是研究老古董。研究领域如果越是古老，就越有学术价值，反之就打折扣。而研究当代史，简直就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研究政治。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实际。
当代史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是各国历史 研究者的共识，所谓“详近略远”，“古为今用”，就是指的这种情况。我是教世界近代史出身的，但我却对当代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的《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美国人权政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情况、并对美国人权政策的走向进行了分析。该书论证了人权是美国为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而使用的工具，并使用了大量美国的档案材料和其他文献材料，首次揭示了美国人权外交的内部机制、操作过程、及其对美国内政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因此，本书出版后受到国家重视，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还写成成果要上报中央。我根据研究成果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与人权外交》，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多家刊物转载。
2002年，我受国务院新闻办派遣，参加在印度尼赫鲁大学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会上，美国攻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鼓吹美国人权。我根据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批判了美国的人权观和人权状况，驳斥了美国人权的说法，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鼓掌。印度代表还专门就此写信给国务院新闻办，对我的发言给予高度赞扬。事后，国务院新闻办又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对我进行了表扬。这说明，研究当代史是非常有价值的。
问：您如何看待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效果?
答：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再现历史，而是需要批判地、客观和公正地解释历史。因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公民的素质、使公民能适应或推动社会的发展；能否为社会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看待科研成果社会效果的原则之一。因此，看待研究成果的社会效果，不能只看某研究成果是否评上“奖”，而要看其社会价值。有些成果的社会效果，还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看出。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四十六年来的美国对台政策》(《台湾研究》1997年第1期)。虽没有获得什么奖，但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值得思考的。该文是根据我应国务院对台办的要求而写的内部报告改写的一篇文章。在研究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政策时，现在许多人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承认三个公报，这三个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原则基础。他们对美国的对台的政策，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根据我的研究结果，美国是在玩弄两面手法，文字游戏。其中要害的问题之一，是美国在签订“三个公报”时，使用的英文措辞，非常含混、模棱两可，根据需要，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这将为日后美国支持“台独”留下隐患。
目前，美国还只使用“与台湾关系法”为武器，来反对中国统一台湾。以后，在需要时，美国什么花招都能使用。美国的对台政策，就是要让台湾独立；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策略，就是保持两岸目前的现状。保持现状，就是维持事实上的台湾独立，至于什么时候宣布台湾法理上的独立，那要等合适的时间。当然，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但是，我们也应该估计到，随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不能安于现状，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哪怕付出巨大代价，都要尽早统一台湾。
问：除了上述您谈到的几个方面外，在世界史研究的创新中，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答：我觉得应该强调处理好资料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在世界史研究的创新中，不能仅仅只强调文献资料。如果只注意资料，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就会产生世界史研究的片面性。缺乏第一手资料，固然不好，但也不应矫枉过正。因为历史研究还包括理论研究和其他各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人研究世界史，受条件的限制，有许多国外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的问题，我们或许还仅是一知半解。这样，有许多二手的资料就显得仍然非常重要，在中国并没有使用过，或虽然使用过，但是并没有正确使用的资料，都有可能用来写好文章。因此，运用这些二手资料，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理论创新上，没有第一手资料的重要著作并不少见。例如近年来美国教授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风行全球，很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是在该书中，并没有什么“第一手资料”，都是一些常识，然而，他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看法，却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他写的一系列有关文章，也并没有什么“第一手资料”，但却在美国各著名的刊物上刊登，全球转载。因此在世界历史研究的创新中，不能只看有否第一手资料。那种有第一手资料的，就是“创新”，否则就是“炒冷饭”的看法，我并不赞同。
在这方面，我也是有体会的。普鲁士精神和法西斯主义是一个传统课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因此我写了“普鲁士精神、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普鲁士精神中的爱国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因素，客观地分析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在德国得到人民拥护，说明了希特勒的上台，使德国被压抑已久的、潜在的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能量被释放出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这篇文章，使用的都是二手资料，但是其论述的观点，却是颇有新意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多家刊物转载或摘登。
问：您对编写世界史教材感兴趣吗?
答：我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抽调到区教育局进行编写教材的工作，20世纪末以来，又多年参加对中小学教材的评审工作，因此对编写教材颇有兴趣。
问：您编写过哪些教材?您认为应该如何编写教材?
答：我编写过不少教材，独立编写的教材有：《世界当代史》(高等教育“九·五”国家重点教材和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次印刷)、《世界现代史》(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担任主编和第一作者的有：《世界小通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9年)、《世界文明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世界文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欧洲一体化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主编)、和《面向2l世纪的历史学教学12门主干课内容要点》(重庆人民出版社，2001年)(主编)等教材。其中，《欧洲一体化史》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研究生用书，其余是大学教材。
编写教材，我认为要做到基本史实清楚、观点正确、内容新、体例新、信息量大和表述方法新，同时注意简明扼要和可读性。在实践中，我也尽量贯彻着这一原则。
问：您对大、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有什么看法?
答：我国大、中、小学历史教材的建设，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出版了一些基本反映当代国内外教学与研究成果的、反映新的教育理念、新的史学理论、新的教学内容，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优秀教材。这些教材在实践中受到学生的欢迎，虽然这些教材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可以逐步修订和完 善。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新瓶装旧酒”问题，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材不配套、重复问题，还有国内外教学和研究新成果不能及时补充到现行教科书中。
世纪之交，我国进行了新的中小学历史课程改革。其中，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是重点。在教育部组织下，制订了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等大纲。在这些大纲指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湖南岳麓书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其他一些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几套义务教育的初中和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选用适合自己的教科书。
这些教材贯彻了改革的精神和理念，强调时代特色和国民素质教育，其指导思想是：“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通过精选历史课程内容、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转变学生被动接受、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拓展了学生学习的空间，培养学生正确的认识观，进而使学生学会辨证地贯彻、分析历史与现实、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世界的了解，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养成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应该说，这些大纲的指导思想是比较先进的。
当然这些大纲也并不是十全十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其中主要问题有两点：
第一，线索不够清楚，到底以什么为主线，作为选择教学内容的标准?我国文化大革命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后，则走了极端，完全不讲阶级斗争，而是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历史教材的编写，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唯阶级斗争论”是错误的，但“唯生产力论”也不正确。只有两者的统一，才能编出好的教材。
历史上存着阶级斗争是事实，不应当隐晦。例如在近代，由于资本主义的弊病，人民生活困苦，被迫进行革命。在欧洲发生了三大工人运动。工人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让步，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现代，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在中国，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历史。不讲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片面的历史。现在还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论表示怀疑，这就更造成了线索的混乱。由于线索不清，在编写教材时，该选的内容没有选上，不该选的内容则又过多。
第二，与大学教材讲述的基本内容重复。这种情况对我国的历史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何拉开小学、中学和大学教材内容的档次?大学教材的创新，要建立在中、小学教材创新的基础上。因此，大、中、小学的教材应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应该组织大、中、小学的专家共同来做这件事。应有小学教学大纲、中学教学大纲和大学教学大纲，把各级学校的任务明确下来，避免出现拉不开档次的情况。
中、小学是基础教育，应该使学生具有基本的历史知识。大学应当是专业，不该继续盘桓于基础知识，而应该有专业深度。至于研究生则是研究专门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从小学到硕士生，都在上历史的基础课。有的院校甚至博士生还在选修硕士的基础课。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的世界史教育在各级学校的课程，并没有拉开档次，而是以不同形式不断重复。这不仅使学生不愿学习历史，而且是在浪费学生的青春和学术生命。所以最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话题中，有的大学生说到，他们上大学等于白学，除了得到一张文凭外，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有了好的大纲，需要有经验、有研究和文笔好的人来编写教材。好的教材，往往是大手笔。但是许多优秀人才并不热心编写教材。由于在很长的时间内，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考核上，重专著，轻教材，使许多人都不愿去编教材。其实，编一部好的教材，难度大，要有博大精深的知识、史学理论的深厚根基和深入的研究。而且好的教材，往往不是许多人合编的，而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编写的。这样，作者容易把握总体和细节，不容易出现中心思想不突出、内容重复、轻重搭配失当、用词风格不一等等问题。
问：新世纪世界史教材的编写应如何改革和创新?
答：要转变思想观念，坚持教育面向现代化；要更加重视素质教育、创新能力、个性发展；要十分注意教学改革的科学性，要继承与发扬教学改革取得的成绩，勇于开拓创新；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一个民主气氛，以利不同风格的教材问世。在具体编写中，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1．要确定以什么为主线来选择教学内容。这条主线，应该反映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内容，给学生历史的基本知识。
2．教学内容要有战略重点。教学内容的改革要有战略重点，不能面面俱到。虽然世界史教材，应该体现新的研究成果，应渗透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但必须要有战略重点。
历史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学科。世界史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任何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对世界史每方面的内容有深入的掌握与了解。对学生讲什么，不讲什么，必须有个重点。属于重点的必须要讲，这些内容过去要讲，现在要讲，将来还要讲。对这些知识应该推陈出新。
3．要考虑到教学内容的社会功能性。在确定教学内容要点时，必须考虑到教学内容的社会功能性。这一点与“时代性”和“战略重点”是密切相连的。
教学内容必须发挥其社会功能，培养的学生，要适应他所处时代的需要。即服务于时代的需要。美国历史学家康尼尔·李德民指出：“从长远看，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也就是说，以对于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
4．在世界史教材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要讲到，其中政治是重点，经济是政治的集中体现，文化围绕一定的政治在发展，外交、战争等，则是政治的延伸。
写世界史教材，按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去写，是否就是“结构单一，形式僵化”呢?肯定不是!不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主线和重点写出的历史书，只能是片段的、支离破碎的、专门史似的、或大杂烩似的东西。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重点，兼及其他方面的内容，是比较能反映历史全貌的写法，是目前许多通用教科书的写法，也即叙述史的写法。这种方法应该继承。
法国老一代的历史年鉴学派的学者们，曾经激烈反对这种方法，反对写历史书以政治史为主线，他们鼓吹要写总体史，历史书要包罗万象。他们的贡献是从此开辟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领域，如人口史、环境史等。但是写历史忽略了政治史是不行的。年鉴学派在走了一个圈子后，又回到了以政治史为主来写历史的立场上，新一代年鉴学派的学者们在20世纪70年代对他们原来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并承认要写好历史书，还是要采取叙述史的方式。
5．编写一个参考性的最低要求的课程标准，鼓励创新和百花齐放。
众所周知，中小学教材编写，需要一个课程标准，大学本科也应该有一个课程标准。 一般来说，大学本科教材需要百花齐放，反映各种学术派别的研究成果，不必要一个共同的课程标准。但是如果要培养知识水平相对一致的、具有主流社会所需的历史素养的人才，则需要一个参考性的最低要求的课程标准，明确高校本科世界现代史教材中必须讲授的最基本的研究性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各个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优势和力量，编写风格各异，层次不同、体现不同学派的多样化的教材。
有了部颁中、小学和大学的历史教学大纲，可以明确各级学校的历史教学任务，在编写教材时，有纲可依，使各级教材统一安排，不易出现重复和拉不开档次的情况。第二，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大学本科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统一的最低课程标准，编出的教材可能会出现五花八门、水平悬殊的现象，培养出的学生的最低知识水平也就不一样。那会导致中国公民的史学素质不一样。
上述意见，只是个人看法，许多观点也可能并不正确。但是通过谈论这些问题，希望引起人们对世界史研究和教材编写的关注，不妥之处，希望提出批评指正。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