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建国60年来，浙江传媒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型传媒到事业型传媒再到产业型传媒的演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浙江传媒业的转型与变迁受益于媒介制度的创新，既是其所置身的媒介环境变化的结果，也离不开媒介制度创新主体的作用力，政府规制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浙江传媒业的转型与变迁模式来看，它是一种“政府规制型“与“需求导向型”相结合的变迁方式，既表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又有诱致型制度变迁的特征。这两种制度变迁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并决定了浙江传媒业的变迁路径。由于传媒业特殊的二元属性，浙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