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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大数据的大一统格局。唯有此番大数据变革，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最小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就提出了“大数据”的概念。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各领域的数据量都在迅猛增长，人类社会数据积累从量变到质变，“大数据时代”也就降临了。大数据成为未来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并推动经济、社会与政府转型，整个世界日益朝着被割裂为大数据时代、小数据时代和无数据时代的方向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有以数据治国的传统，奥巴马上台后先后发布多个推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的文件，新近又提出与20年前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一脉相承的“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出台与大数据相关的战略。2013年是“中国大数据元年”，广东省最先试水大数据战略，上海市、重庆市、陕西省等地也纷纷出台大数据相关产业规划。现代历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中国均是学习者。唯有此番大数据变革，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最小。
如何把握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引领大数据时代的潮流，打造一个基于新技术、新规则、新理念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笔者以为，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夯实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基础
大数据时代的基础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政府要主导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联网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数据若不联网，就会成为信息孤岛，无法发挥作用。新的网络技术降低数据联网的成本，推动了大数据的云端集聚，为更进一步的分析与应用提供了便利。因此，我们要升级移动互联网等相关信息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助推数据的互通与集聚。一方面，政府要加快完成4G网络试点工作，为下一轮全国移动互联网提速升级摸索路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加快已有的3G网络应用的普及化，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3月底，我国共有11.46亿移动通信服务用户，其中3G用户2.77亿，仅占全部用户的24.2%。这就意味着，对现有技术的应用普及，即可改善七成以上网络用户的体验，为数据采集与集聚提供更广泛的数据源与更快捷的通道。
二是移动化。互联网带动大家进入“超连接”（hyperconnected）时代，如果说过去的台式电脑是固体，笔记本电脑是液体的话，那么现在的移动智能设备就是气体，兼顾通话与上网功能的手机就是氧气。未来人人都是“手机人”，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公民缺氧。2013年3月底，我国共有8.1739亿用户接入移动互联网，分别占总人口比例的60.6%。也就是说，还有将近40%的人口没有接入移动互联网，没有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红利。为此，政府必须推行“数据救济”，设计研发廉价智能手机，免费发放给低收入人群与弱势群体，实现全民手机化和移动互联网覆盖，彻底消除“数据鸿沟”。由于手机是未来大数据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手机上网基本等同于在公开时空坐标下的实名上网，因而此举也是数据采集点全覆盖的一大手段。
三是免费化。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寻找信息的时候采用的策略和动物觅食的策略是一致的，就是捕食时所消耗的能量不超过食物所能供给的能量。因此，要鼓励人们分享数据，就必须先降低其获取数据的成本，提供免费的网络或许是最直接的方法。根据2012年联合国的报告，目前已有24个国家通过免费的WIFI站点提供网络公共服务，新近英国伦敦又在卡姆登区试点全城免费网络服务，我国宁波也在试点4G网络时提出了限时免费，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些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与网络服务供应商协商并设计出一套普适于全国的免费网络服务方案。此举若得践行，则必然会推动大数据的井喷。在大数据时代里，免费网络服务必将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这方面，中国应有所作为，引领天下潮流。信息哲学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曾把中国称作“版权自由贸易区”，我们完全可以更进一步，打造一个“网络数据免费区”。
搭建大数据时代的应用平台
大数据的应用需要政府强势推进，从自身做起，带动大数据平台发展。
一是信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各类社会矛盾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工业时代旧秩序的政府与基于信息时代新规则的社会之间存在“失同步”。大数据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按照全新的标准去推动对政府组织的系统性升级。第一，要做好政府掌握的海量旧数据的挖掘工作。我们可能要放弃传统的树状结构数据系统，打破原来的物理空间的局限性，以标签元数据替代目录信息，从而建立起网状结构的数据系统，建立起《新数字秩序的革命》一书中所提出的具备多元无序性特点的“第三层秩序”。这项技术工作需要大数据科学家的参与，我们可以顺应2012年7月联合国大数据时代白皮书的倡议，设立“脉搏实验室”，致力于大数据挖掘方面的研究，形成标准与规划，加速现有数据的信息化。广东省已经明确提出了规划，全国层面也要尽快出台总体战略。第二，要加快现有政府机构的信息化改造。我们要从服务型政府创建的高度，转政府本位导向为公众服务导向，系统性梳理各机构职能定位，引入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对原有工作流程进行再造，对原有机构进行再设计，对原有工作人员进行再培训和再分配。复旦大学信息化与公共绩效研究中心和国内多个地方政府有过该方面的合作实践，在基层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完全可以逐步推广到各地各级政府。第三，要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保障机制。我们要调整现有的信息化工作领导机制，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在政府中设置专门的首席信息官（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设置了该职务），由其主导以信息化、大数据为导向的透明、开放、法治政府建设，推动一次技术主导的政府改革。首席信息官要有专人专职，且高配，以协调不同部门，强势推进改革，比如说，在地市一级政府里，要专门配备一名懂技术的副市长，专职做信息化与大数据，不要监管工业经济，否则容易分时分心，其排位还要靠前，且最好是进入常委班子。同时，在执行机构设置上，信息化和大数据战略要有专门的部门操办，建议将其从工信部中划出来，单独设置，并整合党委宣传部门现有的网络相关工作，打造一个大部制化的强力部门。试想，若是马云或马化腾担任CIO，在大数据的支撑下，领导这样一个强力班子来推动改革，会是怎样的高效。 二是服务化。政府大数据挖掘与集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分析与应用，其出发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和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一旦信息自由、数据开放，就意味着信息和每一个公民之间都是等距离的，而且中间没有层级的过滤。政府可以通过打造一个能够提供一站式、定制化服务的“整体政府”， 树立政府权威，赢得公众信任，努力成为大数据时代里的核心网络节点，为公众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此，必须加紧研发各种提供数据服务的手机应用软件，将政府还原为一种随身携带的公共服务。2012年全球有25个国家设立了专门的手机网站，19个开发了手机软件的应用，美国政府更是要求各部门都从自身实际出发开发相应的手机应用。通过手机应用公开与发布数据不光是为了加强社会监督，更是为了吸引社会参与和社会协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采集来自公众的数据。近日杭州市物价局推出一款名为“超市大赢家”的手机应用，通过物价信息的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为公众提供杭州31家超市150余万个商品价格信息的查询与比价服务。类似的做法完全可以移植到其它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部门。
三是共享化。大数据时代是人人时代，政府要用好信息工具，因势利导用好市场与社会的力量，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大数据的公共平台。政府要带头共享数据，开放各种接口，使得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发挥智慧，在公共数据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开发各类便民的公共服务应用。同时，这个公共平台还要与其它企业与社会组织运营的平台数据打通，比如说微博、微信、阿里巴巴平台等，政府还要通过政策与法律手段，推动其它平台也开放接口与数据。由此，政府成为汇聚与对接不同大数据平台与通道的大数据中枢。5月9日，奥巴马签署了《政府信息开放令》，开放了医疗、教育、能源、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数千数据资源，将开放政府信息并让机器可读确立为基本国策。中国政府也应跟进，以目标任务倒逼政府改革，在连接政府内部的信息孤岛的基础上，打破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大数据的大一统格局。
培养大数据时代的文化精神
新事物需要新精神来指引，否则就会偏离轨道。政府必须先知先觉，引领时代精神的培育。
一是批判精神。大数据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大数据科学家所推崇的大数据的三大特质——全体大于抽样，效率大于精确，相关大于因果——既带来优势，也带来问题。第一，在用大数据分析全局问题时，容易无视个体差异，忽视沉默的大多数，根据国外的研究数据，目前互联网用户由90%的沉默者，10%的评论者，1%的有价值内容制造者组成，如果仅仅依赖于互联网上的信息来做大数据挖掘与分析，则必将被喧哗的少数人所误导。第二，分析个体问题时，仍无法避免刻板印象与错误偏见，大数据终究不是全数据，而且这个问题将长期存在。第三，用大数据形成集体决策的时候，更要当心。现代决策理论与社会网络科学的研究证明，群体智慧仅在有效组织的条件下存在，而在无组织的状态下，多数原则只适用于解决有标准答案的简单问题，一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复杂问题就会错得离谱，出现集体智慧不如个体智慧的现象，因此在某些场合必须慎用大数据。英国大数据思想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也在其名作《大数据时代》中承认：“大数据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只是参考答案。”所以，哪怕是用大数据武装到牙齿的政府，也不能迷信数字。在一段时间里，大数据还只能作为我们传统治理模式的补全，而不能作为替代。我们还是要始终对大数据留有一份怀疑与批判，并对客观事实与个体差异留有一份关注与尊重。
二是契约精神。根据现代神经科学与社会网络科学的观点，受制于人类脑容量的限制，人类智力所允许拥有稳定社会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即“邓巴数”。在这一人数之内，群体内成员彼此认识，可以通过熟人关系来解决问题；超过这一人数，就会出现陌生人，就需要第三方机构来调解一些问题，政府作为一个服务机构由此应运而生。古往今来，公众与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有形与无形的契约关系。而在大数据时代，这一契约可以表述为“以隐私换服务”，公众在政府面前放弃部分隐私，政府对这些信息进行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从而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契约关系也是如此。这一契约必须有底线，才能给人们安全感。于是乎，新时期的政府又肩负起一项全新的使命，即遵循并捍卫新的契约精神。第一，政府必须通过推动互联网立法的方式，划清政府、企业、个人权利的边界，防止21世纪大数据“老大哥”的崛起，保护个人隐私，确保每个人都有免受干扰的自由，即政治学家柏林说的“消极的自由”。第二，政府还要以身作则，并使用强制手段要求其它机构也遵循一个原则，即限时销毁自己所获取的个人隐私信息。谷歌等国际数据巨头都有相关的限时销毁的承诺，中国政府可以参照经验，建立并健全国内大数据的“退出”机制。
三是宽容精神。个人悲观地认为，即使政府全力捍卫个人隐私，大数据时代仍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无从隐匿与无法遗忘的未来。不久的将来，一个陌生人经过你家门口时，用手机随手扫描下你的房子，就能知道你穿的内裤是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价格、什么牌子，并轻松地一键发送到社交媒体网站上，与其他人分享。更可怕的是，当这一信息与大数据平台上的其它数据互通时，人们还能推断出当时你是和谁一起去买的东西，这个人是你的第几次感情，那天你们还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有什么人在场，在场的那些人又做了什么……简而言之，当信息化工具将大数据采集与挖掘的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将无法阻止此类侵权行为，社会将变得完全透明，每个人的所有数据都会变成信息公开的对象，个人隐私将完全披露在大众面前。显然，我们难以改变事实，只能改变对事实的看法。为了大数据时代的未来不异化成“一九八四”或“美丽新世界”，我想我们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培养一种宽容的精神，去包容他人的不完美，给自己留有一份余地。
新媒体研究的领军人物克莱·舍基（Clay Shirky）说过：“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大数据时代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希望我们能有所作为。
（作者为温州市决咨委副主任）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就提出了“大数据”的概念。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各领域的数据量都在迅猛增长，人类社会数据积累从量变到质变，“大数据时代”也就降临了。大数据成为未来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并推动经济、社会与政府转型，整个世界日益朝着被割裂为大数据时代、小数据时代和无数据时代的方向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有以数据治国的传统，奥巴马上台后先后发布多个推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息公开与数据开放的文件，新近又提出与20年前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一脉相承的“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出台与大数据相关的战略。2013年是“中国大数据元年”，广东省最先试水大数据战略，上海市、重庆市、陕西省等地也纷纷出台大数据相关产业规划。现代历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中国均是学习者。唯有此番大数据变革，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最小。
如何把握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引领大数据时代的潮流，打造一个基于新技术、新规则、新理念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笔者以为，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夯实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基础
大数据时代的基础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政府要主导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联网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数据若不联网，就会成为信息孤岛，无法发挥作用。新的网络技术降低数据联网的成本，推动了大数据的云端集聚，为更进一步的分析与应用提供了便利。因此，我们要升级移动互联网等相关信息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助推数据的互通与集聚。一方面，政府要加快完成4G网络试点工作，为下一轮全国移动互联网提速升级摸索路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加快已有的3G网络应用的普及化，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3月底，我国共有11.46亿移动通信服务用户，其中3G用户2.77亿，仅占全部用户的24.2%。这就意味着，对现有技术的应用普及，即可改善七成以上网络用户的体验，为数据采集与集聚提供更广泛的数据源与更快捷的通道。
二是移动化。互联网带动大家进入“超连接”（hyperconnected）时代，如果说过去的台式电脑是固体，笔记本电脑是液体的话，那么现在的移动智能设备就是气体，兼顾通话与上网功能的手机就是氧气。未来人人都是“手机人”，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公民缺氧。2013年3月底，我国共有8.1739亿用户接入移动互联网，分别占总人口比例的60.6%。也就是说，还有将近40%的人口没有接入移动互联网，没有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红利。为此，政府必须推行“数据救济”，设计研发廉价智能手机，免费发放给低收入人群与弱势群体，实现全民手机化和移动互联网覆盖，彻底消除“数据鸿沟”。由于手机是未来大数据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手机上网基本等同于在公开时空坐标下的实名上网，因而此举也是数据采集点全覆盖的一大手段。
三是免费化。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寻找信息的时候采用的策略和动物觅食的策略是一致的，就是捕食时所消耗的能量不超过食物所能供给的能量。因此，要鼓励人们分享数据，就必须先降低其获取数据的成本，提供免费的网络或许是最直接的方法。根据2012年联合国的报告，目前已有24个国家通过免费的WIFI站点提供网络公共服务，新近英国伦敦又在卡姆登区试点全城免费网络服务，我国宁波也在试点4G网络时提出了限时免费，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些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与网络服务供应商协商并设计出一套普适于全国的免费网络服务方案。此举若得践行，则必然会推动大数据的井喷。在大数据时代里，免费网络服务必将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这方面，中国应有所作为，引领天下潮流。信息哲学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曾把中国称作“版权自由贸易区”，我们完全可以更进一步，打造一个“网络数据免费区”。
搭建大数据时代的应用平台
大数据的应用需要政府强势推进，从自身做起，带动大数据平台发展。
一是信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各类社会矛盾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工业时代旧秩序的政府与基于信息时代新规则的社会之间存在“失同步”。大数据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按照全新的标准去推动对政府组织的系统性升级。第一，要做好政府掌握的海量旧数据的挖掘工作。我们可能要放弃传统的树状结构数据系统，打破原来的物理空间的局限性，以标签元数据替代目录信息，从而建立起网状结构的数据系统，建立起《新数字秩序的革命》一书中所提出的具备多元无序性特点的“第三层秩序”。这项技术工作需要大数据科学家的参与，我们可以顺应2012年7月联合国大数据时代白皮书的倡议，设立“脉搏实验室”，致力于大数据挖掘方面的研究，形成标准与规划，加速现有数据的信息化。广东省已经明确提出了规划，全国层面也要尽快出台总体战略。第二，要加快现有政府机构的信息化改造。我们要从服务型政府创建的高度，转政府本位导向为公众服务导向，系统性梳理各机构职能定位，引入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对原有工作流程进行再造，对原有机构进行再设计，对原有工作人员进行再培训和再分配。复旦大学信息化与公共绩效研究中心和国内多个地方政府有过该方面的合作实践，在基层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完全可以逐步推广到各地各级政府。第三，要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保障机制。我们要调整现有的信息化工作领导机制，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在政府中设置专门的首席信息官（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设置了该职务），由其主导以信息化、大数据为导向的透明、开放、法治政府建设，推动一次技术主导的政府改革。首席信息官要有专人专职，且高配，以协调不同部门，强势推进改革，比如说，在地市一级政府里，要专门配备一名懂技术的副市长，专职做信息化与大数据，不要监管工业经济，否则容易分时分心，其排位还要靠前，且最好是进入常委班子。同时，在执行机构设置上，信息化和大数据战略要有专门的部门操办，建议将其从工信部中划出来，单独设置，并整合党委宣传部门现有的网络相关工作，打造一个大部制化的强力部门。试想，若是马云或马化腾担任CIO，在大数据的支撑下，领导这样一个强力班子来推动改革，会是怎样的高效。 二是服务化。政府大数据挖掘与集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分析与应用，其出发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和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一旦信息自由、数据开放，就意味着信息和每一个公民之间都是等距离的，而且中间没有层级的过滤。政府可以通过打造一个能够提供一站式、定制化服务的“整体政府”， 树立政府权威，赢得公众信任，努力成为大数据时代里的核心网络节点，为公众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此，必须加紧研发各种提供数据服务的手机应用软件，将政府还原为一种随身携带的公共服务。2012年全球有25个国家设立了专门的手机网站，19个开发了手机软件的应用，美国政府更是要求各部门都从自身实际出发开发相应的手机应用。通过手机应用公开与发布数据不光是为了加强社会监督，更是为了吸引社会参与和社会协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采集来自公众的数据。近日杭州市物价局推出一款名为“超市大赢家”的手机应用，通过物价信息的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为公众提供杭州31家超市150余万个商品价格信息的查询与比价服务。类似的做法完全可以移植到其它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部门。
三是共享化。大数据时代是人人时代，政府要用好信息工具，因势利导用好市场与社会的力量，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大数据的公共平台。政府要带头共享数据，开放各种接口，使得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发挥智慧，在公共数据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开发各类便民的公共服务应用。同时，这个公共平台还要与其它企业与社会组织运营的平台数据打通，比如说微博、微信、阿里巴巴平台等，政府还要通过政策与法律手段，推动其它平台也开放接口与数据。由此，政府成为汇聚与对接不同大数据平台与通道的大数据中枢。5月9日，奥巴马签署了《政府信息开放令》，开放了医疗、教育、能源、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数千数据资源，将开放政府信息并让机器可读确立为基本国策。中国政府也应跟进，以目标任务倒逼政府改革，在连接政府内部的信息孤岛的基础上，打破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大数据的大一统格局。
培养大数据时代的文化精神
新事物需要新精神来指引，否则就会偏离轨道。政府必须先知先觉，引领时代精神的培育。
一是批判精神。大数据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大数据科学家所推崇的大数据的三大特质——全体大于抽样，效率大于精确，相关大于因果——既带来优势，也带来问题。第一，在用大数据分析全局问题时，容易无视个体差异，忽视沉默的大多数，根据国外的研究数据，目前互联网用户由90%的沉默者，10%的评论者，1%的有价值内容制造者组成，如果仅仅依赖于互联网上的信息来做大数据挖掘与分析，则必将被喧哗的少数人所误导。第二，分析个体问题时，仍无法避免刻板印象与错误偏见，大数据终究不是全数据，而且这个问题将长期存在。第三，用大数据形成集体决策的时候，更要当心。现代决策理论与社会网络科学的研究证明，群体智慧仅在有效组织的条件下存在，而在无组织的状态下，多数原则只适用于解决有标准答案的简单问题，一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复杂问题就会错得离谱，出现集体智慧不如个体智慧的现象，因此在某些场合必须慎用大数据。英国大数据思想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也在其名作《大数据时代》中承认：“大数据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只是参考答案。”所以，哪怕是用大数据武装到牙齿的政府，也不能迷信数字。在一段时间里，大数据还只能作为我们传统治理模式的补全，而不能作为替代。我们还是要始终对大数据留有一份怀疑与批判，并对客观事实与个体差异留有一份关注与尊重。
二是契约精神。根据现代神经科学与社会网络科学的观点，受制于人类脑容量的限制，人类智力所允许拥有稳定社会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即“邓巴数”。在这一人数之内，群体内成员彼此认识，可以通过熟人关系来解决问题；超过这一人数，就会出现陌生人，就需要第三方机构来调解一些问题，政府作为一个服务机构由此应运而生。古往今来，公众与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有形与无形的契约关系。而在大数据时代，这一契约可以表述为“以隐私换服务”，公众在政府面前放弃部分隐私，政府对这些信息进行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从而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契约关系也是如此。这一契约必须有底线，才能给人们安全感。于是乎，新时期的政府又肩负起一项全新的使命，即遵循并捍卫新的契约精神。第一，政府必须通过推动互联网立法的方式，划清政府、企业、个人权利的边界，防止21世纪大数据“老大哥”的崛起，保护个人隐私，确保每个人都有免受干扰的自由，即政治学家柏林说的“消极的自由”。第二，政府还要以身作则，并使用强制手段要求其它机构也遵循一个原则，即限时销毁自己所获取的个人隐私信息。谷歌等国际数据巨头都有相关的限时销毁的承诺，中国政府可以参照经验，建立并健全国内大数据的“退出”机制。
三是宽容精神。个人悲观地认为，即使政府全力捍卫个人隐私，大数据时代仍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无从隐匿与无法遗忘的未来。不久的将来，一个陌生人经过你家门口时，用手机随手扫描下你的房子，就能知道你穿的内裤是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价格、什么牌子，并轻松地一键发送到社交媒体网站上，与其他人分享。更可怕的是，当这一信息与大数据平台上的其它数据互通时，人们还能推断出当时你是和谁一起去买的东西，这个人是你的第几次感情，那天你们还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有什么人在场，在场的那些人又做了什么……简而言之，当信息化工具将大数据采集与挖掘的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将无法阻止此类侵权行为，社会将变得完全透明，每个人的所有数据都会变成信息公开的对象，个人隐私将完全披露在大众面前。显然，我们难以改变事实，只能改变对事实的看法。为了大数据时代的未来不异化成“一九八四”或“美丽新世界”，我想我们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培养一种宽容的精神，去包容他人的不完美，给自己留有一份余地。
新媒体研究的领军人物克莱·舍基（Clay Shirky）说过：“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大数据时代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希望我们能有所作为。
（作者为温州市决咨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