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经历了高增长奇迹，经济和社会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一方面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变化也意味着挑战。研究“前沿距离”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考察与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于一个经济体在某一个时段采取合时宜的发展政策和制度，是有帮助的，而当与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发生改变时，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重构就很有必要。尤为重要的是，促进起飞的政策和制度在发挥预期威力的同时，也会带来非预期的副产品，如何清理这些副产品以保持发展态势的持续，必须适时进入决策者的议程。其中一项副产品是，垄断和寡头力量不断积聚，而自由和公平的竞争受到压制，甚至政府监管受到俘获，这会蚕食持续增长的基础。
　　经济起飞的东北亚版本和东南亚版本
　　垄断和寡头与经济租联系在一起。不过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对于垄断和寡头的看法仍然存在一些分歧，特别是全球一体化快速推进的情境影响了一些人的判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来自于创新、差异化、起始阶段规模经济之外的经济租是有害的。现实观察能给人更有价值的启示，二战之后许多经济体都经历了起飞过程，但是在处理垄断和寡头这个副产品方面却大异其趣，发展结局也因此天渊之别。我们所在的亚洲地区，东亚国家有着政府强势、人民勤劳的共性，但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在过去几十年里却出现了令经济学家们讨论不休的巨大分野。
　　东北亚的典型经济体是日本和韩国，台湾由于深受日本的影响也算是带有东北亚印记的经济体。日本开始经济起飞很早，在二战前工业就有相当的基础。在其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财阀体系形成，三井、三菱、安田、日窒等十大财阀基本上控制了日本的经济，并且与政治体系结成了紧密而不透明的关系。在麦克阿瑟管理时期，财阀遭到解散。尽管一些财阀的核心企业后来又以新的方式结成了企业集团，但是财阀时期那种窒息经济和社会的垄断控制体系得到了很大的纠正，《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等法律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竞争的复活，日本经济得以再现二三十年的景气奇迹。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日本经济的低迷有许多原因，学者们一直在探究中，但日本前十家大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更替率之低，以及更多企业的“僵尸化”，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注意。韩国在战后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大财团，它们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都有较大的左右局势的势力。财阀体制一方面促进了出口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大的扭曲和失衡，包括过度投资、大举负债、掩盖低效、转嫁风险等等，最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酿成系统性金融危机。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韩国力推以自由化、竞争化为导向的IMF体制，在政府、金融、公司、劳动这四大领域实施大胆的结构性改革，大财阀的垄断和寡头力量得到较大程度消减，向财阀倾斜的产业政策得到扭转，财阀们要么倒闭，要么实行自我革新、更加依赖市场。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积极的结构性改革，促进了韩国经济重拾升势，但韩国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破除垄斷、抑制寡头的任务仍未完成，新任总统朴谨惠也誓言要进一步推进鼓励竞争的结构性改革。
　　东南亚则是另一幅景象。东南亚经济体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但笔者不把新加坡纳入经济起飞的东南亚版本之中，因为要透彻分析这个城市国家并不容易。笔者也不把文莱这样的产油国纳入东南亚版本，把产油国剔除是学者们做研究时的通常做法。与东北亚经济体一样，东南亚经济体在二战后也曾经历过一段高增长，尽管雁行发展让这些国家的起飞更晚一些。东南亚经济体的高增长也出现了垄断和寡头这个副产品，而且非常严重。无论是在进口替代产业还是出口导向产业，国家补贴和其他资源的流向起初是鼓励竞争力的提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获得较强市场地位的企业，或者那些更有渠道与政府结盟的企业，开始垄断国家补贴和其他资源，并排斥来自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以强化其垄断和寡头地位。更加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企业进一步诱使政府在管制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基础产业、资源开发、不可贸易的服务业等产业私有化，随后促使政府选择事实上的关闭市场、阻断可竞争性的政策。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会流向那些具有垄断租的领域，竞争性行业反而凋敝，创业和创新受到压抑，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无法持续赢得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继而失速。
　　当垄断与权力联姻
　　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垄断和寡头的形成在许多情形下并不是来自于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于产业政策和政商联接，这与权力有关。当前沿距离非常大的时候，亲商的政府、向特定企业倾斜的政策，可能是有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若那时政府还比较廉洁，效力会更大。但副产品会不断积聚，并且随着与前沿距离的缩小，副产品的毒性将会急剧增加。如果说自然垄断可以通过严格监管、业务分拆、构造可竞争性来缓解效率低下、减少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且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也可以通过分拆、业务限制、降低进入壁垒等方法来舒解，而当垄断与权力联姻，问题就很严峻。
　　垄断与权力联姻，既腐蚀经济也腐蚀政治。既然垄断与经济租有关，如果权力或明或暗地支持垄断，整个社会就会出现设租和寻租轮番加码的局面，不但经济增长会被阻断，腐败、不公平、两极分化、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也会不断恶化，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动荡和失望之中。凯文.墨菲和安德烈.施赖弗曾经分析过寻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寻租行为能带来递增收益且具有高度的自我维持性（self-sustaining），清除起来非常困难，同时寻租会扭曲资源配置和损害创新行为，因此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一些拉美国家的经历能够验证他们的分析。那些拉美国家在起飞阶段，即使在竞争性的工业部门，经济精英们很快就垄断了进口替代补贴的现金流，并且巧妙地与政治精英结盟，借助于国家权力来获取生产要素和排斥市场竞争，从而构筑了垄断和寡头地位。与东南亚国家一样，资源、银行、电信、电力等许多不可贸易部门陆续被精英们所控制，而需要大量创新投入的制造业却被逐步放弃，增长陷入疲软、社会陷入动荡。 　　这些足以警醒中国。当中国的高速增长在缩小前沿距离的时候，副产品的毒性增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起飞，所积累的垄断这个副产品一点也不比其他起飞国家少，这在现实中很容易观察得到。在笔者看来，中国反垄断的难点不在于垄断行业的改革，而在于如何遏制垄断与权力联姻。诚然，电力、电信、铁路、石油石化等垄断行业迫切需要深化改革，以引入更多的竞争和提高效率，但是一定要看到这些行业可能存在着垄断与权力联姻，这种联姻披着高贵而又洁白的婚纱。更加严峻的是，在更多的其他行业，与权力联姻的行政性垄断破坏了本应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一旦通过与权力的联姻而获得市场势力，就会妨碍自由与公平竞争，就会阻碍要素使用和财产保护方面的平等权利。与权力联姻的垄断者和寡头们在貌似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成为特权者，所攫取的巨大经济租转化为高额会计利润，这是有特权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凯文.墨菲和安德烈.施赖弗所得到的结论有可能被中国所验证。
　　许多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教训显示，垄断势力最喜欢也最容易盘踞于不可贸易部门。出于对垄断者的痛恨，一些国家选择在这些部门实行国有化。中国的不可贸易部门本来就是国有经济占主导，但中国的情况表明，其他国家的实验也证明，即使对不可贸易部门实行国有制，也并不自然而然地改变垄断格局。要知道，所有制是所有制，市场结构是市场结构，国有资本顶多只会改变垄断租金的分配，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消除垄断租金本身，更何况国有制还会导致另外的严重问题，如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劣、需要国家巨额补贴、沦为政治集团的酬庸，等等。更进一步，国有制更有可能强化垄断与权力的联姻，更有能力排斥自由和公平竞争。在中国，不但自然垄断领域都由国有资本控制，这些领域显然存在严重的效率低下问题，而且在更多的非自然垄断领域，巨量国有资本分布于许许多多的行业，行政性垄断广泛存在。要破除垄断，要清除垄断与权力的联姻，对最分布广泛的国有经济进行收缩性改革是必须的。
　　事实上，中国借助于国有制和行政权力来排斥自由和公平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不可贸易部门。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将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划定由国有资本绝对控制的领域，换言之，非国有资本一般不得进入这些领域，即使有少量进入，也不可以在市场当中占有多大的份额；同时，将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划定由国有资本保持较强控制力，这些领域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但显然要将非国有资本限制在从属地位。上述十几个行业绝大部分并不是自然垄断领域和不可贸易部门。这些行业如果对非国有资本采取排斥态度，即使能够在国有企业之间构造竞争，这仍然远远不够，这种高度同质化的竞争不能涉及更深的层面，更何况国家作为统一的出资人可以通过企业合并重组的方式来限制竞争和消除竞争。在电网、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尽管国有资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控制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何通过分拆等方式构筑更多的竞争，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在石油石化等资源性行业，如何使资源租更好地显性化并得到合理分配，必须要纳入考虑之中，而对于与资源开采无关的下游业务，需要去捆绑化并开放竞争。总之，国有制并没有改革垄断，反而可能强化垄断与权力的联姻，因此我们不但要处理自然垄断，消除行政性垄断，还要改革国有经济。
　　中国的许多行政性垄断很有隐蔽性，或者拥有一些貌似正当的道理。在一些行业，垄断势力或寡头地位的形成，貌似是在市场化经营中由于规模经济和先入优势而形成的，但深究下去仍然可以发现是借到了行政权力的东风，如汽车工业曾经实行的目录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帮助先入者，主要是少数几个国有企业，来维持和巩固其寡头地位。这就是行政性垄断，因为它借助于行政权力来排斥潜在进入者的可能竞争。通过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在服务业尤其突出，银行业是一个典型，行政管制设置了严厉的进入壁垒，价格竞争和其他方式的竞争手段也受到管制。无论是曾经的汽车制造业，还是当前的银行业，行政权力限制进入和竞争总能说出振振有词的道理，因为这些行业看起来好像是存在激烈竞争，但事实上，这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之多和市场集中度之低并不能反映竞争状况，行政权力在游说下容易夸大竞争，从而以政府产业政策的名义限制进入和竞争。
　　中国需要平权运动
　　一个垄断者和寡头们有特权，而其他企业失之于合法权利和平等待遇，是无法持续发展的。其他国家的实践证明，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在经济领域，继而在整个社会，推行平权化改革。美国在一百一十年前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就开始了经济领域的平权运动，开启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从而为美国成为一个强盛的现代国家扫清了障碍。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些垄断和寡头企业，数量有限的托拉斯控制了许多重要行业，生产高度集中，市场的平等竞争受到了很大的妨害，强势利益集团成为赢家，而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得不到应有保护，无论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强与弱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社会分歧也因此加剧。当西奥多.罗斯福就任之后，致力于反托拉斯和推行经济领域的平权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平衡发展确定了航向。其之后的两任总统都致力于反托拉斯、促进竞争和平权，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平权化改革贯穿于几乎每一任总统。平权运动有力地扭转了一度严重困扰美国的垄断横行、竞争受制、自由受压的现象，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不断地注入活力。
　　中国经过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由于积累了很多垄断、不平等、不平衡等副产品，不及时清除这些毒性越来越强的副产品，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变异为有特权的资本主义。
　　我们现在到了推行自己的平权运动的时候了。在经济领域，平权运动的首要任务是破除行政性垄断，重组和监管自然垄断行业，清理垄断与权力的联姻，消除资源分配和经营保护方面的特殊待遇，促进平等竞争。
　　对于那些自然垄断行业，需要进一步推进重组和强化监管，在可竞争的环境引入竞争机制，在不可竞争的环境设置严厉的规则。对于在市场化經营中由于规模经济和先入优势等因素而形成的垄断和寡头，可以通过强制分拆、限制合并、鼓励进入等等措施来消解垄断、强化竞争。
　　对于行政性垄断，则需要斩断行政权力与有市场势力者之间的联姻。行政性垄断是典型的来自于权力的垄断，不限制对经济过当干预的行政权力，就不可能消除行政垄断。中国并不是没有限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2007年，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其中有一章专门处理行政垄断，但是其内容仅仅限于处理地方政府组织跨地区的商品流动等事项，属于明显的避重就轻。未来，我们有必要修改和充实相关内容，使那些借权力之手行垄断之实、阻碍公平竞争和经济发展的行为得到真正的限制。
　　对中国行政性垄断的遏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国家转型。国家权力太大，国家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督，将会滋生垄断和助长垄断。国家转型至少需要构建一套可以自我实施的授权、限权、分权、制权机制。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了。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