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中国有志之士看到了希望。
　　革命的火种就此播撒到中华大地，巴蜀儿女用“放之四海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并把这一理论武器与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不断自我革新、不断开拓进取，迸发出坚不可摧的伟大力量。

心中灯塔，黑夜火炬

　　1919年端午节后，一个从日本求学归国的年轻人带着妻儿离开家乡四川江油，来到成都。他就是最早在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王右木。
　　到成都后不久，王右木应聘到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学监，并在成都女子师范、政法专门学校等处兼课，运用新的思想资源影响学生。
　　1920年底，王右木组织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这是四川最早诞生的一个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群众革命组织。四川学生联合会中的各校代表有一半左右都参加过这个读书会。
　　“当时四川青年接触外部的先进思想很困难，王右木就把从日本、上海等地接触到的、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中的思想带回了四川。他是那个年代‘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盗回了四川，又是个埋头深耕的播火者，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宗灵告诉记者，王右木给读书会主讲过《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著作。
　　参加马克思读书会的那些人就是那个时代最潮的后浪，他们每个星期天集会一次。为了躲避审查，他们集会地点随时在变，有时在老西门外万佛寺，有时在王右木家或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处，始终没有阻碍这些年轻的后浪们讨论马克思主义著作时的热情。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童庸生、袁诗荛、张秀熟等人相继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心中的灯塔，黑夜的火炬，照亮前程。
　　王右木当时在几所高校执教的月收入有200元，但他只留了20元贴补家用，剩余的钱都拿去办报了。1922年2月7日，王右木自筹经费创办了《人声》报，这是四川第一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
　　王右木在《人声》创刊号上写下了八条办报的基本方针，比如：“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的及实际的一切问题。”刘宗灵说：“这八条方针和当时党的革命纲领在思想脉络上一脉相承，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四川传播的一个回响。”
　　通过读书会和办报的方式，王右木身边聚集了一批批进步青年。1923年秋，王右木发起成立四川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该组织最早一批党员是从王右木所发展的进步青年中择优转党，比如早期四川工人运动中的佼佼者梁华、钟善辅等人。
　　在成都，以王右木为中心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干革命轰轰烈烈。在川南地区，以恽代英为中心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掀起了一股革命热潮。
　　1921年，刚刚完成译作《阶级斗争》的恽代英受邀来到四川泸州，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恽代英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是一个身体力行的革命者。他告诉川南师范的同学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后的饭碗，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恽代英为了让学生对时代有切身的感受，组成一个演讲团，步行到纳溪、合江、自贡等地，他们一边调查民情，一边进行革命思想的宣讲。他还利用教外语的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了“泸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学生主讲《共产党宣言》。
　　1922年5月底，恽代英在泸州忠山召集了余泽鸿、曾润百、张霁帆等六名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泸县支部，这是四川经批准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该组织的带动之下，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
　　“每到一个地方，恽代英都像一颗启明星，为当地有志于社会革命事業的青少年指明方向，为党组织在四川地区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基础。”刘宗灵告诉记者，除了上述两大分支，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聚集的另一个渠道是“中国YC团”（又称“中国青年共产党”）。
　　1924年1月12日，来自潼南县的杨闇公与来自荣县的吴玉章等人在成都成立了中国YC团，开展工农群众运动，主张“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同时，出版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建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鼓动工作，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四川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四川的传播让具有共同信仰的人聚合在一起，汇聚于不同平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最终融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

壮大队伍，掘旧培新

　　土地革命后期，中共四川地下党革命力量摧毁殆尽，四川革命运动一度处于建党以来的最低谷，而此时，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四川兴起。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抗战初期全国中共组织力量微弱的问题，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克服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这个最基本的弱点，以适应全民族抗战新形势的需求。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四川的恢复重建工作逐渐展开。
　　1938年1月10日，四川省工委成立。4月，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进展，长江局提出要求：“川党要有10倍的发展，一定要负责这个任务。”邹风平回到四川后，立即召开会议制定了完成10倍发展任务的计划。
　　1938年11月底，省工委撤销并分别成立川康特委、川东特委时，全省党员已发展到3258人。到次年9月四川党组织转入巩固阶段为止，川康特委下属党员4500多人，川东特委下属党员3600多人，合计超过8000人，相当于土地革命时期四川党员发展最高峰的两倍，达到了抗战期间四川地区党员数的顶点。 　　不过，如此快速的发展衍生出一些问题。最典型的是组织力涣散。比如川北的阆苍南地区（阆中、苍溪、南部），虽然中共党员的数量在川内最多，但组织涣散松懈，一些党员不想过组织生活，反对开会;即使是发展较好的军事支部，所有同志均为部队下级干部，有的同志生活腐化;多数农民党员甚至以为入党就可以分得土地，不了解新时期的任务。再者就是干部匮乏的问题。由于土地革命时期严重的干部损失，可用旧干部极少，抗战前后提拔的新干部也一时难堪大用。四川党组织一再请求上级输送干部支援，并表达出非干部不要的坚决态度：“凡派回川同志，除特殊情形外，一定要干部。”
　　各地党组织纷纷采取措施解决组织涣散问题。阆苍南地区党组织实施了从1939年9月至11月的三月工作计划，不仅做到“一般已停止发展”，更是“坚决疏散红色同志及同情分子，缩小区委和支部的组织”，两个月内即已整顿了7/10。在乐山地区，由川康特委下派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梁国龄，亲自坐镇当地最为暴露的五通桥区通材中学，花了四五个月开展工作，甄别不合格的中学生党员，撤销了学校独立特支，把合格党员分班分级组成若干平行小组，实行单线联系。经整顿，党员数量锐减，也更精干。
　　为了解决干部匮乏问题，四川采取了“掘旧”和“培新”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延安先后派廖志高、于江震、罗世文等川籍干部回四川负责重建省级组织等工作;长江局又相继派遣程子健、郑伯克、阚思颖等人到成都加强组织领导。另一方面，四川大胆培养和提拔使用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新干部，比如韩天石、侯方岳、王朴庵等在川内各地组织建设中发挥较大作用的中层骨干，担负起独立领导一方党务工作的重任。
　　面对激增的党员，如何加强党员基本知识教育，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等成为时任省工委组织部部长程子健考虑的问题。他和邹风平商量继续开办小型党员训练班，只要有各地同志来汇报、联系工作的机会，就留下进行一次短期培训，由罗世文、邹风平、郑伯克这些既富有斗争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老同志来上党课。党课大多是在茶馆或以郊游野餐形式在田坝上课，党员干部更易于吸收。
　　四川党组织的健全和党员纯洁性、先进性、纪律性的进一步提高，为全面抗战提供了一支强劲的生力军，他们活跃在四川的各个角落，为全面抗战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大声”疾呼，隐蔽精干

　　车耀先在成都筹备创办《大声周刊》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想把真相告诉群众，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参与筹备的同志建议稍缓时日，他激动地说：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需要我们出来大声疾呼。如果你们害怕，我一个人也要干！”
　　1937年1月17日，《大声周刊》创刊，由车耀先担任社长，社址设在祠堂街“努力餐”楼上车耀先家中，宣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主张，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针锋相对。车耀先撰写了《宣传与谣言》一文，揭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这便是四川抗日救亡刊物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刊物。
　　车耀先不仅要为《大声周刊》筹集经费，还要负责编辑，亲自撰写稿件等。面对国民党顽固分子造谣挑拨，车耀先写了《不要中敌人毒计——挑拨》《谨防离间与妥协》等评论。他写道：“我们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把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我们唯一的敌人。……山河破碎，尚欲内讧，稍具天良，能如是耶？”车耀先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的锦绣文章和热情演讲，总能鼓舞不少人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启发不少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大声周刊》的言论也令读者耳目一新，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它还报道各地的救亡运动，发表讨论救亡工作的文章，对全川各地的救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大声周刊》能在国统区生存下来，虽几经改名，但一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动员，这和它自身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有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默告诉记者。
　　1940年3月14日，成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当时市面上米价高涨，民怨沸腾，银行、奸商都囤积居奇，待价而沽。3月14日晚，成都数百名饥民涌入成都街头，逐个砸开下南大街沿途各商铺大门，抢走店中存米和数额不等的大洋，并把重庆银行的库房门砸开。随后，这些饥民被国民党政府成都行辕指挥的宪兵、警察逮捕。國民党诬陷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借机破坏中共川康特委，并发动了抓捕，先后抓了十多人，其中包括以八路军代表的公开身份驻成都的罗世文。
　　3月18日晚上，车耀先在“努力餐”被国民党特务带走，同时还带走了在《大声周刊》工作的薛特恩和唐介舟。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急忙从重庆赶到成都，亲自审讯，并表示只要承认“抢米起义是共产党上级指使”，便可立即释放，可被捕的同志坚贞不屈。南方局及时指示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名义散发《为抢米事件告成都市民书》，公开揭露了国民党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

　　1941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为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创造性地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要求。党组织要实现工作方式转变，党员就必须努力“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三勤’‘三化’政策是我们党为了隐蔽自己的力量，提出了身份要隐藏的要求。”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志明告诉记者，解放战争时期，四川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放在统一战线上，当时四川的统战工作严格贯彻“三勤”“三化”政策。
　　老地下党员张志和在隐蔽的身份下开展统战工作。1941年，张志和奉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但其主要精力放在毛泽东给他布置的争取西南方面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上，主要对象是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张志和早年熟识刘文辉，这对他开展统战工作大有裨益。 　　1942年，张志和向周恩来报告派两部秘密电台分别安在刘文辉、潘文华处，以便与延安直接联系。是年6月，中共南方局派王少春夫妇，在张志和的安排下携电台到雅安，刘文辉将他们安置在苍坪山下一个旅司令部。这部电台一直秘密工作到雅安解放，历时8年而未受破坏。潘文华处的那部电台，持续到1945年7月撤销。
　　“中共‘六大’确立了下层统一战线，主要以士兵、农民等为联合对象。1936年，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上下层相统一的政策。而四川，早在1931年开始，在没有来自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四川党组织已经敏锐注意到民族矛盾上升，并主动对原来的下层统一战线进行调整，及时开展上层联络工作。在整个白区，四川党组织的这个尝试是走在前面的。”何志明说。
　　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以后，共产党相继争取到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这才有了1949年12月发生的著名的刘邓潘起义，在彭县（今彭州）击退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导致国民党川西决战计划的破产，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礎。四川历史由此掀开新篇章。

链接

　　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无数共产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新中国成立前，先后有8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含相当于省委书记职务的党的领导干部）英勇牺牲。
　　杨闇公（1898-1927），潼南县双江镇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不幸被捕，1927年4月6日英勇就义。
　　傅烈（1899-1928），江西临川上顿渡人，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1928年3月9日，他与参加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的8名共产党人一起被捕，4月3日英勇就义。
　　刘愿庵（1895-1930），陕西咸阳人。1928年4月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代书记，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任省委书记。1930年5月5日在重庆被捕，5月7日英勇就义。
　　穆青（1898-1930），四川合江县人。中共早期优秀党员，四川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临时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3月，不幸在重庆被军阀刘湘逮捕，同年5月牺牲。
　　苟永芳（1908-1934），四川自贡人。1933年10月代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33年11月1日，在成都少城公园参加省委常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捕，1934年2月1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成都东较场。
　　廖恩波（1901-1935），四川内江人。1933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3月随赣南省党政军机关突围，途中同刘伯坚等5人一起被俘。3月11日，于江西省大庚县城遭敌人杀害。
　　罗世文（1904-1946），四川省威远县人。1931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任省委书记。1940年3月18日在成都被捕，1946年7月，被押解至渣滓洞监狱，8月18日，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壮烈牺牲。
　　王璞（1917-1948），湖南湘乡县人。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委成立，王璞任书记，负责领导川东、川南的党组织。1948年9月4日，王璞在突围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