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重要历史任务，也是2006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可以说，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两会，关注新农村建设。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如何建设新农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否将农民的身份改变、离开农村才叫做建设新农村呢?是否政府加强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就算是建设新农村了呢?
　　可以说，近年来，“三农”工作一直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政策强调的内容，恰好与“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目标相吻合。从一定意义上讲，只关注的只是农村的经济发展，属于单向度的经济建设维度，很少涉及文化建设，因而是不完整的农村建设。近期，围绕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出版界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三农”的图书，但多以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为读者对象，以农业实用技术、农业科普图书为主，集中在如何引导农民致富上，限于农业实用技术推广类图书，总体来看，内容覆盖面比较窄。
　　为建设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一五”规划在已有“三农”政策的基调上加入了“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内容，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一个整体。顺应政策内涵的变化，服务于农村整体性改革的需要，出版人也要适时地扩展选题结构，以全面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正是在这一广阔的社会政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一书应运而生。在选题上，酉己合党和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展开研究，抓住社会的热点和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结构上，紧紧围绕“十一五”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方针选择内容、布局谋篇。全书分为绪论、生产发展篇、生活宽裕篇、乡风文明篇、村容整洁篇、管理民主篇和政策保障篇。在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中阐述、全面涵盖了农村社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村建设，既有历史回顾、现状分析，又有的放矢地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一改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问题解决的研究模式，凸显了整体性改革的思路。在作者力量上，则是中国农业大学举各院系力量，集合人文与发展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经济学院等在教学一线奋战的老师，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展开研究。在方法上，既与以往的研究形成理论上的接续，又在其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思考，且多有自己独到的发现。体现了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丰富了既有的有关农村的研究，加强了社会各界对农村的了解。
　　现实的农村社会怎样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乡风文明”的目标?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普法。的确，法制教育目前已成为一个流行话语，普法也是乡村干部挂在嘴边的话题，“送法律下乡”更成为城里人热衷的公益活动，似乎借助法律可以解决农村的一切问题。但它的实际效果如何，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本书中“乡规民约与新农村秩序和谐建设”一章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现实农村的状况——遇到纠纷，寻求法律帮助的村民在农村中毕竟是少数。为什么?因为中国深厚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决定了农民寻求解决纠纷的办法是按照处理纠纷的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来进行的，因而真正诉诸法院的案例极少。换句话说，“送法律下乡”是政策制定者一厢情愿的治理乡村的路径，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路径只是体现了国家意志，不能真正达到改变乡村的目的。因为要治理的对象——乡村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就不可能有实际的效果出现，只会出现费孝通教授早就说过的：“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因而作者建议要重视“乡规民约”这一“自下而上”的治理轨道上发展起来的秩序规范。
　　本书的诸多论述使我们对农村治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它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于现实的农村，不能停留于以往的经验和感性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现代文明对落后地区的改造，而是首先需要对农村真实的运行情况做出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适合农村发展的可行性政策。否则，一切只能是纸上谈兵。在单方面的热情支配下的行动，由于与现实农村情况不符，不但会事与愿违，甚至还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是出版人的历史责任。《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丛书”的第一本书，也是这种责任的及时体现，甚至可以说是代表出版人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尝试。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瞿振元、李小云、王秀清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