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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胡适,石原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胡适自新文化运动时“暴得大名”(余英时先生语)起,长期身处民国思想界与学术界的风口浪尖,举凡政治、文化、教育与外交,都可以听到这位“徽骆驼”发人深思的言论。当他在世时,就有不少人与其商讨、争论甚至对其施以攻讧,流风余韵,至今不绝。适之先生为人与为学都很有味道,所以他好像是我们的老朋友,时常成为我们论题中的重要参照,以致大家不经意间已经淡忘,今年除了很多高调的纪念之外,还是先生诞辰120周年。还有几个月,就是他离开我们50年的忌日了!
石原皋先生《闲话胡适》一书,以胡适亲属的特殊身份,对胡适有切实的观察。作为胡适的乡后辈与亲戚,石先生对胡适自幼成长的环境有亲切的认识,加之长期生活在胡适身边(甚至因为入狱,还几次劳烦胡适营救),对其言谈举止,对其家事与日常生活,耳濡目染,常于不经意间点出很多有趣的细节,在往事的流光溢彩中让读者与胡适愈发亲近。
一般的胡适研究者,鲜有见过胡适本尊者,偶尔去胡适家乡绩溪游走,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往往也知之不深,于是在谈及胡适早年经历时多无法脱离胡适《四十自述》与口述自传的藩篱。石先生近水楼台先得月,对胡适的家乡尤其是出生的上庄有很深入的描摹,配合精心选择的图片,胡适的家世与儿时生活栩栩如生。书中类似场景颇多,甚至专门讲了胡适的藏书、生活与娱乐,在胡适家中所见的风流人物如小凤仙,甚至包括胡适家的保姆,看似片段的追忆中,活灵活现出胡适整个生活空间与私人叙事。
即使在胡适活跃于全国性政治、文化舞台之时,作者对胡适的了解也颇为深入。不久前故去的唐德刚先生,为胡适留下了风趣而充实的记录,然而由于经历的局限,唐先生对于胡适一边一再公开宣称“CC反对我”,一边又私下告诉他“CC系在拥护我”,一直莫名其妙,石先生就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即CC系本身也有派别,陈立夫一系对胡适有所防备甚至暗算,而朱家骅等人则与胡适走得很近,甚至互相有所请托,这些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时下“民国范儿”不可谓不热,然而狂热之下,亦有不少虚高的景象,罔顾事实,一味爆料似乎已成通病,尤为严重的是文风轻佻,跟试图追慕的民国时代相距甚远。石先生出身老北大,且留学德国,与民国闻人多所交接,即使经历数十年文化语境的剧变,文字依然有民国白话文的淡雅与干净,捧读之下,让人爱不释手,甚至有余音绕梁之感,比如他写小凤仙的笔法。不知这是源于胡适那种浓得化不开的魅力,还是对石先生满含温情与敬意的笔法的追慕,或许两造之间,已无法分得那么分明了。
其实石先生抗战时期就投身革命阵营,曾任新四军参议,1940年代末在华东局国区部上海“三人小组”和芜湖“三人小组”采购运输解放区紧缺物资,参与策反工作,为渡江战役胜利做了不少铺垫。参加革命后,甚至两次被捕入狱,均能坚贞不屈,革命成功也鲜追名逐利。这么一位老革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经历了“文革”,耄耋之年的他,笔端的胡适还是那么鲜活,不带一丝烟火气,不由得让人很是惊讶。作者并未为尊者与亲者讳,而是对胡适的不少做法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有的出于作者自身的政治立场,或许也有囿于当时胡适研究还有险学之嫌的大气候,但多为持平之论,无疑多了不少维度,甚至包含涵了另一位历史亲历者(亲近胡适者+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科学家)的反思与耿介。
刘海粟大师为本书所作序言,娓娓道来,文字中流淌出的绵绵情谊,以及多方提倡大家都来动手写回忆录,“抢救史料”,不知是否他潜意识中还浮现着当年胡适在《四十自述》“序言”中类似的提议,而这些点点滴滴或许才不失为最真切的“民国范儿”。
现在的读书界尤其是文艺青年,似乎过于迷恋周作人与张爱玲,再多谈胡适好像已有些过气。但我隐隐觉得,多一些人闲话胡适,多一些人读胡适,文化的命脉当会更加绵长,弥合文化断裂的契机也就更多,毕竟这些闲话带着历史浓烈的体温,而我们对待那段历史很长时间内都过于粗暴,当下又稍嫌矫枉过正。
(责任编辑 袁剑)
胡适自新文化运动时“暴得大名”(余英时先生语)起,长期身处民国思想界与学术界的风口浪尖,举凡政治、文化、教育与外交,都可以听到这位“徽骆驼”发人深思的言论。当他在世时,就有不少人与其商讨、争论甚至对其施以攻讧,流风余韵,至今不绝。适之先生为人与为学都很有味道,所以他好像是我们的老朋友,时常成为我们论题中的重要参照,以致大家不经意间已经淡忘,今年除了很多高调的纪念之外,还是先生诞辰120周年。还有几个月,就是他离开我们50年的忌日了!
石原皋先生《闲话胡适》一书,以胡适亲属的特殊身份,对胡适有切实的观察。作为胡适的乡后辈与亲戚,石先生对胡适自幼成长的环境有亲切的认识,加之长期生活在胡适身边(甚至因为入狱,还几次劳烦胡适营救),对其言谈举止,对其家事与日常生活,耳濡目染,常于不经意间点出很多有趣的细节,在往事的流光溢彩中让读者与胡适愈发亲近。
一般的胡适研究者,鲜有见过胡适本尊者,偶尔去胡适家乡绩溪游走,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往往也知之不深,于是在谈及胡适早年经历时多无法脱离胡适《四十自述》与口述自传的藩篱。石先生近水楼台先得月,对胡适的家乡尤其是出生的上庄有很深入的描摹,配合精心选择的图片,胡适的家世与儿时生活栩栩如生。书中类似场景颇多,甚至专门讲了胡适的藏书、生活与娱乐,在胡适家中所见的风流人物如小凤仙,甚至包括胡适家的保姆,看似片段的追忆中,活灵活现出胡适整个生活空间与私人叙事。
即使在胡适活跃于全国性政治、文化舞台之时,作者对胡适的了解也颇为深入。不久前故去的唐德刚先生,为胡适留下了风趣而充实的记录,然而由于经历的局限,唐先生对于胡适一边一再公开宣称“CC反对我”,一边又私下告诉他“CC系在拥护我”,一直莫名其妙,石先生就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即CC系本身也有派别,陈立夫一系对胡适有所防备甚至暗算,而朱家骅等人则与胡适走得很近,甚至互相有所请托,这些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时下“民国范儿”不可谓不热,然而狂热之下,亦有不少虚高的景象,罔顾事实,一味爆料似乎已成通病,尤为严重的是文风轻佻,跟试图追慕的民国时代相距甚远。石先生出身老北大,且留学德国,与民国闻人多所交接,即使经历数十年文化语境的剧变,文字依然有民国白话文的淡雅与干净,捧读之下,让人爱不释手,甚至有余音绕梁之感,比如他写小凤仙的笔法。不知这是源于胡适那种浓得化不开的魅力,还是对石先生满含温情与敬意的笔法的追慕,或许两造之间,已无法分得那么分明了。
其实石先生抗战时期就投身革命阵营,曾任新四军参议,1940年代末在华东局国区部上海“三人小组”和芜湖“三人小组”采购运输解放区紧缺物资,参与策反工作,为渡江战役胜利做了不少铺垫。参加革命后,甚至两次被捕入狱,均能坚贞不屈,革命成功也鲜追名逐利。这么一位老革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经历了“文革”,耄耋之年的他,笔端的胡适还是那么鲜活,不带一丝烟火气,不由得让人很是惊讶。作者并未为尊者与亲者讳,而是对胡适的不少做法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有的出于作者自身的政治立场,或许也有囿于当时胡适研究还有险学之嫌的大气候,但多为持平之论,无疑多了不少维度,甚至包含涵了另一位历史亲历者(亲近胡适者+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科学家)的反思与耿介。
刘海粟大师为本书所作序言,娓娓道来,文字中流淌出的绵绵情谊,以及多方提倡大家都来动手写回忆录,“抢救史料”,不知是否他潜意识中还浮现着当年胡适在《四十自述》“序言”中类似的提议,而这些点点滴滴或许才不失为最真切的“民国范儿”。
现在的读书界尤其是文艺青年,似乎过于迷恋周作人与张爱玲,再多谈胡适好像已有些过气。但我隐隐觉得,多一些人闲话胡适,多一些人读胡适,文化的命脉当会更加绵长,弥合文化断裂的契机也就更多,毕竟这些闲话带着历史浓烈的体温,而我们对待那段历史很长时间内都过于粗暴,当下又稍嫌矫枉过正。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