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剖析学生“说脏话”这一案例之前，我想先做个妄断：姚贺国老师所谈案例内容，可能发生在正处于小学中高学段的学生行为，尤其是五六年级这一学段的学生行为。做这个判断的意义是什么呢？说脏话行为和他们的身心发展阶段有什么必然关系吗？我想应该是有的，因此权且将猜测当作本案例分析的一个基础。
　　毕竟，单就“说脏话”这一行为本身做分析的话，可以找出诸多依据或解释，这难免会使行文着墨过多却抓不住重点。“中高学段的小学生”为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限定，这起码让案例分析变得更有针对性了。
　　不仅仅是评析的需要，还有一些原因导致我做了前面的假设，比如案例中的脏话大部分和性有关，涉及了性器官和性行为，显然这是一种刻意地主动选择，换句话说更好理解：学生在低学段往往也会说脏话，但大抵是诸如“你是猪”的物化取向或者“我是你爸爸”的伦理取向，而姚老师案例中的脏话显然更集中于性取向了，这种看似偶发的现象背后有其本质归因。
　　再如，“说脏话”现象即便缘于姚老师的“忽然”发觉，但我更认为是班级学生间的短时期爆发——他的“震惊”或“焦虑”让我确信这样的判断有道理，这种“忽然”是和学生成长到某一阶段有关的。
　　以上是我对前文假设做的解释。
　　于是对“脏话”事件的分析主要有两个切入点：一个是“性”，一个是“忽然”。说明白些，与“性”相关的脏话在这一学段学生中突然发生，是一些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偶然”尝试，之所以说是尝试，缘于学生在缺乏引导之下的自然探索。这好比一些男生会在四年级第一次偷拿爸爸的烟，或者女生在六年级第一次偷用妈妈的口红一般的容易理解。如果未加及时关注和有效引导的话，那么类似这样的“第一次”就会从某个学生蔓延到多个学生，或者从一个偶发行为固化为习惯。对此，我们发现得越晚，行为的转化工作就越困难。
　　当然，另一种情况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他们从最初的新奇尝试之后，也可以自觉地予以放弃，部分学生可以在自我探索中学会道德甄别与行为约束，这种新奇的体验只是短期的经历而已。
　　无论学生的行为从开始尝试到发展为习惯，还是一段时间后选择放弃，大都是自发而失助的盲目探索过程。他们在探索什么呢？一个主要的探索就是自我意识的成人化肯定。这一阶段的学生早已知道作为一种“攻击”手段，脏话不失为一种比较有力的武器，虽然他们的脏话内容大体上还是来自对成人语言的模仿。他们在自我摸索中，逐步意识到“性”发育作为一种较为私密的成长变化会让人产生一些情绪反应，他们虽然不像有些成人那样“谈性色变”，但会感到害羞、紧张。那么如何从他人的这种情绪体验中获得一种不那么道德的满足呢？说一些脏话，尤其是与性有关的脏话很容易变成一种“刻意”选择。在什么地方可以做这样的演练呢？缺乏监管的网络平台或者班级中管理薄弱的时机，都容易滋生这种自我探索过程中萌生出来的行为。
　　学生会逐渐发现，说脏话不仅仅可以更有效地表达某种情绪，还非常容易激发接受一方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感染可以让他们自己验证某种尝试是否有预期的结果。随后，他们也会慢慢发现，说脏话还有其他一些妙用，比如在试图搬动什么“巨石”的时候，骂一句脏话会平添很多力量，对抗权威的时候会平添更多勇气等等。我们需要特别反思：作为家长或教师，当某一天，“忽然”发现孩子“怎么会这样”的时候，是否会因为未能及时体察他们的变化而稍稍有一点歉疚呢？尤其在学生开始步入青春期的时候，别让他们在一种渴求中自学或者互学中成长。
　　我很欣赏姚老师的一些做法，他能做到及时关注，也能做到谨慎处理，只是由于未知其因而使有些方法在操作时显得仓促。他关注到了处理“说脏话”这一层面，并且敏锐地想到有些情境中——比如QQ群等网络交流平台、缺乏成人特别关注的时机，学生就容易发生类似缺乏自我约束的行为，这好比姚老师已经知道学生独自上街的危险性时，不是阻止学生上街，而是分别邀请同事同他一道为学生做了青春期健康教育辅导，引导学生如何“上街”，这都是极为难得和令人佩服的地方。
　　姚老师意识到，在青春期的成长道路上，学生自我探索的方式会导致他们走上歧路，滋生不好的念头，他抓住“脏话事件”及时拉住了学生。他能和学生坐下来进行平等交流，相互倾听，在自觉不自觉地把握青春期发展规律，做着学生容易接受的教育。诚然，今后还有很多工作在等着姚老师，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并非一蹴而就的工作，期待姚老师可以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分阶段地召开系列活动，比如和性教育相关的自我保护话题、尊重与自爱话题等，甚至可以建议学校开设家长课堂，那时候他会发现，家长会和学生一样，对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怀着同样的渴求而聆听你的声音。
　　（北京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 韩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