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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韦应物和元稹都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都在中年经历丧妻之痛，为此二人都写下许多真切感人的悼亡诗。本文通过比较二人的悼亡诗的创作时间、情感流变以及触发因素、诗作内容来探讨二人对妻子感情的差异。
关键词：韦应物；元稹；悼亡诗；情感
韦应物和元稹是唐代时期著名的诗人。韦应物主要活动于中唐大历年间，其性高洁，其诗风高雅闲淡。元稹较韦应物稍晚，是中唐贞元元和时期著名诗人，其诗风流丽。然而二人都在中年经历丧妻之痛，写下许多悼念亡妻的诗作。《韦应物集校注》中“伤逝”题注“此后叹逝哀伤十九首，尽同德精舍旧居伤怀时所作。”[1]可见韦应物的悼亡诗至少也有十九首。而元稹，悼亡诗作更多。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一文中曾说到自己“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2]陈寅烙先生《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中列出元稹“元氏长庆集第九卷悼亡诗中有关韦氏之作，共三十三首。”[3]元稹在《答友封见赠》中自称“悼亡诗满旧屏风”。可见元稹的悼亡诗数量之多。韦元二人都有数量可观的悼亡之作，研究者们对其艺术风格差异的研究颇多，而对其感情内涵的比较却很少。而二人悼亡诗体现出的情感差异却更能体现出二人诗作艺术性、思想性的价值。
一、悼亡时间，情感流变之不同
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是由对妻子过世的伤痛之情到对亡妻的怀念之情的渐变。韦应物的妻子元苹于代宗大历十一年（776）九月过世，其十九首悼亡诗作于元苹死后六年间。《伤逝》《往富平伤怀》《出还》《冬夜》《送终》这五首基本按时间顺序为元苹死后到下葬的这段时间，《除日》为此年除夕所做。这几首诗篇篇情景交融，澹缓凄楚，表现出韦应物失去妻子的巨大的悲伤痛苦。比如《伤逝》中“斯人既已矣，触物但伤摧”，《出还》中“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冬夜》中“深哀当何为，桃李忽凋摧”，《送终》中“童稚知所失，啼号捉我裳”，无论是直抒哀痛之胸臆，还是描绘儿女捉裳之啼哭、自己对案之垂泪，都是一种巨大的无法排遣的丧妻之痛。从《对芳树》到《同德精舍旧居伤怀》这十几篇元苹亡后第二年以及之后三四年的诗作，与之前的诗作所表现出的心境有所不同，已不是丧妻的痛苦，更多的是对亡妻的怀念，于旧居处怀念故往，于时节中感伤离逝，于景物中哀叹悲欢。比如《对芳树》中“佳人不再攀。下有往来蹰”，《月夜》中“清景终若斯，伤多人自老”，《叹杨花》中“人意有悲欢，时芳独如故”，《过昭国里故第》中“唯思今古同，时缓伤与戚”，韦应物的心情已然平静。当然，这并不表示他对妻子的感情变淡，相反，正是于这平淡意境中表达出的伤感怀念才更表现出韦应物对妻子浓厚的感情。
元稹的悼亡诗感情脉络并不像韦应物那样清晰，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有浓烈的丧妻之痛。比如前期的《醉醒》中“今宵还似当时醉，半夜觉来闻哭声”，《除夜》中“闲处低声哭，空堂背月眠”，都写到妻子过世后诗人无法抑制地痛哭。后期的《江陵梦三首》其一中“寂寞深想象，泪下如流澌”，《六年春遣怀八首》其五中“怪来醒后傍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更是叙写了元稹丧妻后这两年内心浓烈的伤痛，全部外化为流泪哭泣，或独自一人流泪，或醉后傍人哭泣，无论何者，都是内心痛苦情感的一种宣泄。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有别于痛哭的深沉哀伤，如前期的《夜闲》中“怅望临阶坐，沉吟绕树吟”，《感小株夜合》中“伤心落残叶，尤识合昏期”，后期的《城外回谢子蒙见谕》中“稚女凭人问，病夫空自哀”。其《遣悲怀三首》其二中“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更是从细节入手，未言自哀而刻画出自哀之情态。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第一，二人秉性不同。韦应物虽年少以门荫补右千牛，陪扈从宴游，目睹天宝盛世，但经历安史之乱，其心态趋于退守，加之佛教影响，对时世采取了一种不即不离淡然处之的态度，这从他频繁的出仕入仕中可窥一斑。所以韦应物整体诗风趋于平淡闲雅，其悼亡诗也不出其右。但是在其平淡诗风中我们仍可感受到他真切感人的悼亡情感，这也是韦应物笃于感情的真实秉性所致。如他为妻子操办丧事，并亲撰墓志铭，可见他对人伦之情的笃深。而元稹其人，据《旧唐书》记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4]又《新唐书》记载“性敏锐，遇事辄举。”[5]可见元稹聪敏警觉，有政治追求。他的性格更为激扬，儒释道三家思想更偏重于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对于感情来说，元稹亦为性情中人，感于哀乐，直抒胸臆。他的悼亡诗呈现出浓烈的伤痛哀婉正是其秉性使然。 第二，二人经历不同。韦应物在写悼亡诗的这段时间，其生活依然处于出仕与入仕之间，其心态较为平和。在这种平和的心态与较为闲散的生活状态下，韦应物的悼亡诗风自然不会太过激切，反而于平淡中出真切之情感，出哀伤之意境。正如乔亿所云“韦诗淡然无意，而真率之气自不可掩。”（《剑溪说诗卷上》）。至于大历十一年其妻刚过世所做的诗作风格悲伤动容，那是因为刚刚丧妻，其痛苦难掩，这本人之常情。而元稹，据《旧唐书》载：“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后“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于是选婚高门，娶当时京兆尹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而韦丛不嫌弃元稹自幼家贫、攀选高门，且元稹几经贬谪，都安贫守贱，勤俭持家。所以元稹有着二人建立起的相濡以沫的感情与对妻子的感激 。同时也有对妻子早逝，未能使妻子享受美好生活的愧疚。元稹《祭亡妻韦氏文》中写道：“逮归于我，始知贱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始予为吏，得禄甚微，以日前之戚戚，每相缓以前期。纵斯言之可践，奈夫人之已而。况携手于千里，忽分形而独飞。昔惨凄于少别，今永逝与终离。将何以解余怀之万恨。”由此可清晰地看出元稹对韦丛感激与愧疚之心态。另外，元稹写悼亡诗的这段时间，大体为被排挤出京，分务东台以及被贬江陵期间，所以这段时间，元稹的仕途也并不顺利。“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入寒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从中便可看出元稹孤苦的心境。妻子过世，又加之仕途不顺，元稹心中更容易激起悲伤的情绪，所以元稹的悼亡诗时而激切时而哀婉。 二、感发而悼，书写内心之不同
中国人自古对四季变化，昼夜交替的自然现象敏感而多思。常由自然的变化影响到内心的变化，正如陆机在《文赋》中说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这种因物感发在韦应物的悼亡诗中表现特别明显。纵观韦应物的悼亡诗，其多因月夜，因夏日，因冬夜，因对雨，因晚霁，因芳树等大自然物象的触动而心生悼亡之意，遂作悼亡之诗。如《冬夜》《对芳树》《月夜》《夏日》《闲斋对雨》《林园晚霁》等。而元稹虽然也有这类诗作，但更多的是因事感发，因醉酒，因做梦，因听友人弹琴，或是做遣悲怀组诗主动抒发感情，又或是寄赠同样丧妻的友人寻求共鸣。如《醉醒》《感梦》《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遣悲怀三首》《初寒夜寄卢子蒙》等。此外，韦应物的悼亡诗中很少提及妻子生前的具体事件，唯《伤逝》中“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柔素亮为表，礼章夙所该。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提及妻子生前，但也只是概括性地说妻子的贤良淑德。韦诗中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心境。比如《月夜》：皓月流春城，华露积芳草。坐念绮窗空，翻伤清景好。清景终若斯，伤多人自老。抒发的是作者的一种感哀，纯粹洁净，言已尽而意无穷。读者体会到的是一种深婉的哀伤，对亡妻不尽却无法具体言说的哀楚。 而元稹却在悼亡诗中写到妻子生前的具体事件。比如《遣悲怀三首》其一“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写妻子生前因元稹没有衣衫就在箱子找，拔下金钗为元稹买酒，用野蔬充饥却说食物甘美，用落叶作薪你用枯枝做炊。《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归来相见泪如珠，唯说闲宵长拜乌。君来到舍是乌力，妆点乌盘邀女巫。”写妻子担心丈夫安危，拜乌来为丈夫祈祷。元稹通过叙写这些具体细微的事件，刻画出妻子的安贫守贱、贤良淑德，进而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悼念。由此可以看出韦应物对妻子的感情更为平和圆融，元稹对妻子的感情更为世俗具体。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韦应物与妻子“结发二十载”，而元稹与妻子结发只有六七年。韦应物与妻子二十年的夫妻感情，爱情早已升华为亲情，妻子的去世对丈夫来说当然内心如绞，悲痛欲绝。所以元苹去世后那年韦应物的悼亡诗写的都是自己的痛苦，而后来的诗作大多因物感发，是因为这份情感一直都在诗人内心，内化为一种悲伤，无需刻意去想念去抒发，对一年四季的景色感受的过程中这种悲伤就会漫上心头，回到旧居看到“物是”，就会感叹“人非”。二十年一起生活，许多细节也许早已在心中磨平记不清了，留下的唯有那份形去神留的感情，因而韦应物的悼亡诗里鲜有对妻子所做的具体事件的描述，因而其悼亡诗大多感悟而发。元稹与妻子结发六七年，妻子去世时也才三十多岁，正值壮年感情充沛，所以他对妻子的感情表达更为浓烈，更为外放，对妻子生前的事情记得也比较清楚。所以他遇到一些和回忆有关的事情就会想起妻子的历历往事，或者会主动抒发自己的悲慨，精心结撰组诗以表达悼念之情。
韦应物和元稹对亡妻的情感是真挚的，但由于二人秉性、夫妻生活、仕途经历的不同，二人的悼亡诗体现出的情感是有不同的：韦应物是从对亡妻痛彻心扉的伤悼到哀婉自如的怀念，而元稹则对亡妻的伤悼因自身处境和对妻子多重的情感而表现出时而哀婉时而激越的情绪。正由于情感的不同，二人悼亡之作才体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韦应物集校注》唐韦应物著. 陶敏 王友胜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9.
[2]《元稹集校注》唐元稹著.周相録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
[3]《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著. 三联书店，2011，11
[4]《旧唐书》刘昫等撰. 顾颉刚等点校. 中华书局，2011.
[5]《新唐书》欧阳修 宋祁撰. 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
[6]《元稹集编年箋注.[詩歌卷] 》唐元稹著. 杨軍笺注. 三秦出版社，2002，6.
关键词：韦应物；元稹；悼亡诗；情感
韦应物和元稹是唐代时期著名的诗人。韦应物主要活动于中唐大历年间，其性高洁，其诗风高雅闲淡。元稹较韦应物稍晚，是中唐贞元元和时期著名诗人，其诗风流丽。然而二人都在中年经历丧妻之痛，写下许多悼念亡妻的诗作。《韦应物集校注》中“伤逝”题注“此后叹逝哀伤十九首，尽同德精舍旧居伤怀时所作。”[1]可见韦应物的悼亡诗至少也有十九首。而元稹，悼亡诗作更多。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一文中曾说到自己“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2]陈寅烙先生《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中列出元稹“元氏长庆集第九卷悼亡诗中有关韦氏之作，共三十三首。”[3]元稹在《答友封见赠》中自称“悼亡诗满旧屏风”。可见元稹的悼亡诗数量之多。韦元二人都有数量可观的悼亡之作，研究者们对其艺术风格差异的研究颇多，而对其感情内涵的比较却很少。而二人悼亡诗体现出的情感差异却更能体现出二人诗作艺术性、思想性的价值。
一、悼亡时间，情感流变之不同
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是由对妻子过世的伤痛之情到对亡妻的怀念之情的渐变。韦应物的妻子元苹于代宗大历十一年（776）九月过世，其十九首悼亡诗作于元苹死后六年间。《伤逝》《往富平伤怀》《出还》《冬夜》《送终》这五首基本按时间顺序为元苹死后到下葬的这段时间，《除日》为此年除夕所做。这几首诗篇篇情景交融，澹缓凄楚，表现出韦应物失去妻子的巨大的悲伤痛苦。比如《伤逝》中“斯人既已矣，触物但伤摧”，《出还》中“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冬夜》中“深哀当何为，桃李忽凋摧”，《送终》中“童稚知所失，啼号捉我裳”，无论是直抒哀痛之胸臆，还是描绘儿女捉裳之啼哭、自己对案之垂泪，都是一种巨大的无法排遣的丧妻之痛。从《对芳树》到《同德精舍旧居伤怀》这十几篇元苹亡后第二年以及之后三四年的诗作，与之前的诗作所表现出的心境有所不同，已不是丧妻的痛苦，更多的是对亡妻的怀念，于旧居处怀念故往，于时节中感伤离逝，于景物中哀叹悲欢。比如《对芳树》中“佳人不再攀。下有往来蹰”，《月夜》中“清景终若斯，伤多人自老”，《叹杨花》中“人意有悲欢，时芳独如故”，《过昭国里故第》中“唯思今古同，时缓伤与戚”，韦应物的心情已然平静。当然，这并不表示他对妻子的感情变淡，相反，正是于这平淡意境中表达出的伤感怀念才更表现出韦应物对妻子浓厚的感情。
元稹的悼亡诗感情脉络并不像韦应物那样清晰，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有浓烈的丧妻之痛。比如前期的《醉醒》中“今宵还似当时醉，半夜觉来闻哭声”，《除夜》中“闲处低声哭，空堂背月眠”，都写到妻子过世后诗人无法抑制地痛哭。后期的《江陵梦三首》其一中“寂寞深想象，泪下如流澌”，《六年春遣怀八首》其五中“怪来醒后傍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更是叙写了元稹丧妻后这两年内心浓烈的伤痛，全部外化为流泪哭泣，或独自一人流泪，或醉后傍人哭泣，无论何者，都是内心痛苦情感的一种宣泄。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有别于痛哭的深沉哀伤，如前期的《夜闲》中“怅望临阶坐，沉吟绕树吟”，《感小株夜合》中“伤心落残叶，尤识合昏期”，后期的《城外回谢子蒙见谕》中“稚女凭人问，病夫空自哀”。其《遣悲怀三首》其二中“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更是从细节入手，未言自哀而刻画出自哀之情态。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第一，二人秉性不同。韦应物虽年少以门荫补右千牛，陪扈从宴游，目睹天宝盛世，但经历安史之乱，其心态趋于退守，加之佛教影响，对时世采取了一种不即不离淡然处之的态度，这从他频繁的出仕入仕中可窥一斑。所以韦应物整体诗风趋于平淡闲雅，其悼亡诗也不出其右。但是在其平淡诗风中我们仍可感受到他真切感人的悼亡情感，这也是韦应物笃于感情的真实秉性所致。如他为妻子操办丧事，并亲撰墓志铭，可见他对人伦之情的笃深。而元稹其人，据《旧唐书》记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4]又《新唐书》记载“性敏锐，遇事辄举。”[5]可见元稹聪敏警觉，有政治追求。他的性格更为激扬，儒释道三家思想更偏重于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对于感情来说，元稹亦为性情中人，感于哀乐，直抒胸臆。他的悼亡诗呈现出浓烈的伤痛哀婉正是其秉性使然。 第二，二人经历不同。韦应物在写悼亡诗的这段时间，其生活依然处于出仕与入仕之间，其心态较为平和。在这种平和的心态与较为闲散的生活状态下，韦应物的悼亡诗风自然不会太过激切，反而于平淡中出真切之情感，出哀伤之意境。正如乔亿所云“韦诗淡然无意，而真率之气自不可掩。”（《剑溪说诗卷上》）。至于大历十一年其妻刚过世所做的诗作风格悲伤动容，那是因为刚刚丧妻，其痛苦难掩，这本人之常情。而元稹，据《旧唐书》载：“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后“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于是选婚高门，娶当时京兆尹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而韦丛不嫌弃元稹自幼家贫、攀选高门，且元稹几经贬谪，都安贫守贱，勤俭持家。所以元稹有着二人建立起的相濡以沫的感情与对妻子的感激 。同时也有对妻子早逝，未能使妻子享受美好生活的愧疚。元稹《祭亡妻韦氏文》中写道：“逮归于我，始知贱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始予为吏，得禄甚微，以日前之戚戚，每相缓以前期。纵斯言之可践，奈夫人之已而。况携手于千里，忽分形而独飞。昔惨凄于少别，今永逝与终离。将何以解余怀之万恨。”由此可清晰地看出元稹对韦丛感激与愧疚之心态。另外，元稹写悼亡诗的这段时间，大体为被排挤出京，分务东台以及被贬江陵期间，所以这段时间，元稹的仕途也并不顺利。“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入寒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从中便可看出元稹孤苦的心境。妻子过世，又加之仕途不顺，元稹心中更容易激起悲伤的情绪，所以元稹的悼亡诗时而激切时而哀婉。 二、感发而悼，书写内心之不同
中国人自古对四季变化，昼夜交替的自然现象敏感而多思。常由自然的变化影响到内心的变化，正如陆机在《文赋》中说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这种因物感发在韦应物的悼亡诗中表现特别明显。纵观韦应物的悼亡诗，其多因月夜，因夏日，因冬夜，因对雨，因晚霁，因芳树等大自然物象的触动而心生悼亡之意，遂作悼亡之诗。如《冬夜》《对芳树》《月夜》《夏日》《闲斋对雨》《林园晚霁》等。而元稹虽然也有这类诗作，但更多的是因事感发，因醉酒，因做梦，因听友人弹琴，或是做遣悲怀组诗主动抒发感情，又或是寄赠同样丧妻的友人寻求共鸣。如《醉醒》《感梦》《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遣悲怀三首》《初寒夜寄卢子蒙》等。此外，韦应物的悼亡诗中很少提及妻子生前的具体事件，唯《伤逝》中“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柔素亮为表，礼章夙所该。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提及妻子生前，但也只是概括性地说妻子的贤良淑德。韦诗中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心境。比如《月夜》：皓月流春城，华露积芳草。坐念绮窗空，翻伤清景好。清景终若斯，伤多人自老。抒发的是作者的一种感哀，纯粹洁净，言已尽而意无穷。读者体会到的是一种深婉的哀伤，对亡妻不尽却无法具体言说的哀楚。 而元稹却在悼亡诗中写到妻子生前的具体事件。比如《遣悲怀三首》其一“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写妻子生前因元稹没有衣衫就在箱子找，拔下金钗为元稹买酒，用野蔬充饥却说食物甘美，用落叶作薪你用枯枝做炊。《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归来相见泪如珠，唯说闲宵长拜乌。君来到舍是乌力，妆点乌盘邀女巫。”写妻子担心丈夫安危，拜乌来为丈夫祈祷。元稹通过叙写这些具体细微的事件，刻画出妻子的安贫守贱、贤良淑德，进而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悼念。由此可以看出韦应物对妻子的感情更为平和圆融，元稹对妻子的感情更为世俗具体。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韦应物与妻子“结发二十载”，而元稹与妻子结发只有六七年。韦应物与妻子二十年的夫妻感情，爱情早已升华为亲情，妻子的去世对丈夫来说当然内心如绞，悲痛欲绝。所以元苹去世后那年韦应物的悼亡诗写的都是自己的痛苦，而后来的诗作大多因物感发，是因为这份情感一直都在诗人内心，内化为一种悲伤，无需刻意去想念去抒发，对一年四季的景色感受的过程中这种悲伤就会漫上心头，回到旧居看到“物是”，就会感叹“人非”。二十年一起生活，许多细节也许早已在心中磨平记不清了，留下的唯有那份形去神留的感情，因而韦应物的悼亡诗里鲜有对妻子所做的具体事件的描述，因而其悼亡诗大多感悟而发。元稹与妻子结发六七年，妻子去世时也才三十多岁，正值壮年感情充沛，所以他对妻子的感情表达更为浓烈，更为外放，对妻子生前的事情记得也比较清楚。所以他遇到一些和回忆有关的事情就会想起妻子的历历往事，或者会主动抒发自己的悲慨，精心结撰组诗以表达悼念之情。
韦应物和元稹对亡妻的情感是真挚的，但由于二人秉性、夫妻生活、仕途经历的不同，二人的悼亡诗体现出的情感是有不同的：韦应物是从对亡妻痛彻心扉的伤悼到哀婉自如的怀念，而元稹则对亡妻的伤悼因自身处境和对妻子多重的情感而表现出时而哀婉时而激越的情绪。正由于情感的不同，二人悼亡之作才体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韦应物集校注》唐韦应物著. 陶敏 王友胜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9.
[2]《元稹集校注》唐元稹著.周相録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
[3]《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著. 三联书店，2011，11
[4]《旧唐书》刘昫等撰. 顾颉刚等点校. 中华书局，2011.
[5]《新唐书》欧阳修 宋祁撰. 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
[6]《元稹集编年箋注.[詩歌卷] 》唐元稹著. 杨軍笺注. 三秦出版社，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