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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也带来了中西文明的真正碰撞，在这场碰撞之中，西方文明取得了主动和积极的姿态。在这种危机状态下，中国社会必须实现转变，因而在“图存救亡”的口号中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本文在简要分析其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救亡与启蒙关系的阐述及中西方对启蒙的不同理解中得出结论：“救亡成功了，但我们依旧在启蒙的途中”。
关键词：救亡；启蒙；历史张力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0)5-113-002
现代社会实现了一些基本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从西方的历史去看，是内在逻辑的自觉变换，它体现在通常所谓的启蒙运动之中。近代以来的中国，也需要—个现代的转化，而这种转化是在一个内困外患的环境中进行的，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性的转化蕴含了救亡与启蒙两种张力，进而形成了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启蒙路径。
时值中华帝国衰落之际，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始了中西文明的真正碰撞。在这场碰撞之中，西方文明取得了主动和积极的姿态：这既是双方碰撞得以可能的原因，也支配了双方对话的主题。中西文明的近代交汇之原因在于西方文明的延伸，应该说此延伸是其力量在近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其扩张之强力形式也可从当时的国际格局寻得部分解释。西方文明的强力扩张改变了中华帝国传统的危机格局，也就是内部的和边疆的危机为外部的和海洋的危机所取代，而且西方文明在巨大物质力量的裹挟下对于很多国人更显示出内在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这是以往的内部少数民族文化在面对中原文化时所不具备的，诚如李鸿章所言，此乃“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因此，危机可以说是近代中华帝国的根本遭遇和国人生存的基本背景。这决定了中华帝国的现代转身既需要启蒙，更需要救亡，两者形成了一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不曾具有的内在张力。
应该承认，启蒙和救亡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这表现在，启蒙成为救亡的手段。危机改变了国人的思考方式。首要的问题固然是救亡，然而何以图谋自救?唯在自省与启蒙。从“师夷长技以自强”到“中体西用”，从康梁时期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制度变革到“国民性”之改良，从技术层面、政体层面到文化层面之反省。广义上说都可以称之为启蒙，而这些启蒙大多打着深深的救亡络印，无论是建设抑或是对传统的破坏，多有明确的目的性：救亡图存。这些启蒙就其直接结果来看多以失败而告终，未能奏其救亡之效；然而以长期历史观之，则形成为必然的序列，造就了中华帝国向现代转化的不可逆转之趋势，此其进步意义。但是，两者的一致性又导致了启蒙的严重弊端：启蒙的工具化不能使其具有急功近利性。而这是国人所希望取之于启蒙的首在其效，但至于启蒙自身的内在逻辑少有考量，因此启蒙之概念展开总体上看便严重不足。国人需要的是启蒙带来的足以与西方相抗衡的“势”，其次才去关注其“理”，且常以其“势”判定其“理”。正是对启蒙的这种要求，导致了各种探索的直接目的的流产。例如：一场提前了的甲午之战判定了颇有新气象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甚有希望的“清末新政”却在一场带有地方士绅维护其利益之色彩的“保路运动”中土崩瓦解。作为对西方现代性予以批判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藉“十月革命”之威力和“加拉罕”宣言所博得了国人的好感和认同，于是国人在现代性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这是近代中国“左”的根源，文革之疯狂多半缘于此。
如果从西方的语境来理解启蒙一词，则救亡与启蒙便出现了歧异。西方之启蒙，从形式上看，肇始于对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再发现与创新；从内容上看，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人道等为其基本价值，而其核心则建基于“个体”之上。应该说，启蒙在西方也具有分歧性和多义性，但从总体上说主流应为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以西方契约论的传统来看，虽然卢梭似乎更重视的是“公共意志”和整体，洛克的思想相对却更为主流。对于洛克来说，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而他们的责任则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其他人的同等权利。透过洛克称为“理性”的自然法的概念，人们就能理解为何他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包括了尊重他人经过劳动而获得的财产的权利。由于在实践上自然法经常被忽略，因此政府的保护是必要的，然而政府的统治也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的统治也只有在一个全体的法律体制下才能表现出来。在《政府论》中洛克主张公民社会是为了对财产权利提供保护才产生的，洛克所谓的财产代表了—个人所拥有的东西——包括了拥有他自己。也因此，洛克所谓的“财产”包括了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政治社会创立的目标便是为了给财产权利更好的保护，因为财产能够代表其成员私人的利益。可见，影响深远的伟大洛克契约论传统，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平等，也强调了个体在面对公民社会时不可剥夺的权利，公民社会的建立恰恰是要保障个体的权利。对个体尊重的理念也体现在康德的“把每一个人当目的看”的绝对命令中。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启蒙是在一个危机的环境下进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国人在寻求对危机的解释时，常常归结为传统之落后，因此启蒙在形式上便不是表现为对传统的再发现与解释，而是批判，“五四”精神便是这种批判的高潮。从内容上看，民主、宪政、平等价值观念逐渐为国人接受，民主制度之实践也逐步推进，西方启蒙的核心信念——个体价值原则——也开始有效建立。但是与之相关的，救亡的主题，常常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和个体的牺牲和奉献，这无疑决定了中国的启蒙是既是建基在“个体”之上，更是建基在“民族”之上。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完成反帝(指向救亡)、反封建(指向启蒙)任务的理想与实践体现的正是这种路径，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方面，选择民主集中制和集体主义实是有其内在的必然。可以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完成了近代以来其它政党和有识之士难以完成的救亡任务；当然如是从西方语境来看，诚如一些人所指出的，救亡成功了，启蒙还在进行。
如前所述，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救亡虽说成功了，但启蒙仍在进行。因此建国以后，虽然救亡的任务告一段落，而公共知识分子继续着启蒙的事业。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个体价值不断得到尊重，虽然我们在外力的影响下开始的，但在启蒙的道路上也融入了自己的特色，在不断地前行着，而且在认识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按照许纪霖的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启蒙经历了80年代的新启蒙和90年代的启蒙分化阶段，“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之中，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文化立场和改革取向上，以‘态度的同一性’形成了共同的启蒙阵营。但这一启蒙阵营到90年代，在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围绕著中国现代性和改革的重大核心问题，知识分子们从寻找共识开始，引发了一系列论战，并以此产生了深刻的思想、知识和人脉上的分歧，因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不同断层和价值取向。就中国思想文化界而言，90年代同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从‘同一’走向了‘分化’。”
综上所述，救亡与启蒙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张力，救亡的任务虽告一段落，但其形成的思维范式仍然在发挥作用；形成对照的是，启蒙却依旧是未竟的事业，并且由共识走向分化。我们依旧在启蒙的途中。
关键词：救亡；启蒙；历史张力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0)5-113-002
现代社会实现了一些基本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从西方的历史去看，是内在逻辑的自觉变换，它体现在通常所谓的启蒙运动之中。近代以来的中国，也需要—个现代的转化，而这种转化是在一个内困外患的环境中进行的，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性的转化蕴含了救亡与启蒙两种张力，进而形成了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启蒙路径。
时值中华帝国衰落之际，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始了中西文明的真正碰撞。在这场碰撞之中，西方文明取得了主动和积极的姿态：这既是双方碰撞得以可能的原因，也支配了双方对话的主题。中西文明的近代交汇之原因在于西方文明的延伸，应该说此延伸是其力量在近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其扩张之强力形式也可从当时的国际格局寻得部分解释。西方文明的强力扩张改变了中华帝国传统的危机格局，也就是内部的和边疆的危机为外部的和海洋的危机所取代，而且西方文明在巨大物质力量的裹挟下对于很多国人更显示出内在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这是以往的内部少数民族文化在面对中原文化时所不具备的，诚如李鸿章所言，此乃“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因此，危机可以说是近代中华帝国的根本遭遇和国人生存的基本背景。这决定了中华帝国的现代转身既需要启蒙，更需要救亡，两者形成了一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不曾具有的内在张力。
应该承认，启蒙和救亡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这表现在，启蒙成为救亡的手段。危机改变了国人的思考方式。首要的问题固然是救亡，然而何以图谋自救?唯在自省与启蒙。从“师夷长技以自强”到“中体西用”，从康梁时期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制度变革到“国民性”之改良，从技术层面、政体层面到文化层面之反省。广义上说都可以称之为启蒙，而这些启蒙大多打着深深的救亡络印，无论是建设抑或是对传统的破坏，多有明确的目的性：救亡图存。这些启蒙就其直接结果来看多以失败而告终，未能奏其救亡之效；然而以长期历史观之，则形成为必然的序列，造就了中华帝国向现代转化的不可逆转之趋势，此其进步意义。但是，两者的一致性又导致了启蒙的严重弊端：启蒙的工具化不能使其具有急功近利性。而这是国人所希望取之于启蒙的首在其效，但至于启蒙自身的内在逻辑少有考量，因此启蒙之概念展开总体上看便严重不足。国人需要的是启蒙带来的足以与西方相抗衡的“势”，其次才去关注其“理”，且常以其“势”判定其“理”。正是对启蒙的这种要求，导致了各种探索的直接目的的流产。例如：一场提前了的甲午之战判定了颇有新气象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甚有希望的“清末新政”却在一场带有地方士绅维护其利益之色彩的“保路运动”中土崩瓦解。作为对西方现代性予以批判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藉“十月革命”之威力和“加拉罕”宣言所博得了国人的好感和认同，于是国人在现代性尚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这是近代中国“左”的根源，文革之疯狂多半缘于此。
如果从西方的语境来理解启蒙一词，则救亡与启蒙便出现了歧异。西方之启蒙，从形式上看，肇始于对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再发现与创新；从内容上看，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人道等为其基本价值，而其核心则建基于“个体”之上。应该说，启蒙在西方也具有分歧性和多义性，但从总体上说主流应为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以西方契约论的传统来看，虽然卢梭似乎更重视的是“公共意志”和整体，洛克的思想相对却更为主流。对于洛克来说，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而他们的责任则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其他人的同等权利。透过洛克称为“理性”的自然法的概念，人们就能理解为何他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包括了尊重他人经过劳动而获得的财产的权利。由于在实践上自然法经常被忽略，因此政府的保护是必要的，然而政府的统治也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的统治也只有在一个全体的法律体制下才能表现出来。在《政府论》中洛克主张公民社会是为了对财产权利提供保护才产生的，洛克所谓的财产代表了—个人所拥有的东西——包括了拥有他自己。也因此，洛克所谓的“财产”包括了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政治社会创立的目标便是为了给财产权利更好的保护，因为财产能够代表其成员私人的利益。可见，影响深远的伟大洛克契约论传统，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平等，也强调了个体在面对公民社会时不可剥夺的权利，公民社会的建立恰恰是要保障个体的权利。对个体尊重的理念也体现在康德的“把每一个人当目的看”的绝对命令中。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启蒙是在一个危机的环境下进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路径。国人在寻求对危机的解释时，常常归结为传统之落后，因此启蒙在形式上便不是表现为对传统的再发现与解释，而是批判，“五四”精神便是这种批判的高潮。从内容上看，民主、宪政、平等价值观念逐渐为国人接受，民主制度之实践也逐步推进，西方启蒙的核心信念——个体价值原则——也开始有效建立。但是与之相关的，救亡的主题，常常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和个体的牺牲和奉献，这无疑决定了中国的启蒙是既是建基在“个体”之上，更是建基在“民族”之上。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完成反帝(指向救亡)、反封建(指向启蒙)任务的理想与实践体现的正是这种路径，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方面，选择民主集中制和集体主义实是有其内在的必然。可以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完成了近代以来其它政党和有识之士难以完成的救亡任务；当然如是从西方语境来看，诚如一些人所指出的，救亡成功了，启蒙还在进行。
如前所述，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救亡虽说成功了，但启蒙仍在进行。因此建国以后，虽然救亡的任务告一段落，而公共知识分子继续着启蒙的事业。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个体价值不断得到尊重，虽然我们在外力的影响下开始的，但在启蒙的道路上也融入了自己的特色，在不断地前行着，而且在认识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按照许纪霖的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启蒙经历了80年代的新启蒙和90年代的启蒙分化阶段，“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之中，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文化立场和改革取向上，以‘态度的同一性’形成了共同的启蒙阵营。但这一启蒙阵营到90年代，在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围绕著中国现代性和改革的重大核心问题，知识分子们从寻找共识开始，引发了一系列论战，并以此产生了深刻的思想、知识和人脉上的分歧，因此形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不同断层和价值取向。就中国思想文化界而言，90年代同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从‘同一’走向了‘分化’。”
综上所述，救亡与启蒙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张力，救亡的任务虽告一段落，但其形成的思维范式仍然在发挥作用；形成对照的是，启蒙却依旧是未竟的事业，并且由共识走向分化。我们依旧在启蒙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