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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校长道德评价存在着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外界不停批判校长道德滑坡，而另一方面校长却认为对他们的道德要求过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把校长的个人道德要求和职业道德标准混淆了。传统的校长道德评价方式也存在着这样的误区：一方面要求校长做个人道德圣人，另一方面却对职业道德标准阐述不清。要走出这个误区，必须对校长道德的评价“去个人道德化”，建立清晰的职业道德标准。
【关键词】校长道德评价 个人道德 职业道德
教育事业是一项道德的事业，而这项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于校长。换句话说，教育事业所要传递道德理想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校长的肩上。这不仅仅是逻辑的推理，在现实中，校长道德是关于校长的理论研究以及社会对校长的舆论探讨的重要话题。2013年教育部颁布的我国第一部校长标准《 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 》（以下简称《 专业标准 》），其基本理念的第一条就是校长应该“以德为先”。《 专业标准 》强调以德为先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校长之道德是校长评价的重要因素；二是校长道德的讨论可能存在较大的分歧，需要提供标准参照，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关于校长道德的两种看法
当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对于校长道德评价存在着这样的矛盾现象：外界舆论认为现在的校长社会声望下降了（绝大多数是指向道德），而校长自身却大声疾呼校长不是圣人，不应当给予过高的道德要求。
1.外界批判校长道德滑坡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校长群体是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良好的队伍，为提高我国的教育质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与传统的校长形象相比，如今的校长却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尤其是被指责道德的滑坡。“一些校长不注重加强个人修养，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时有发生。少数校长缺乏事业心和实干精神，法律意识淡薄，不能依法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个别校长甚至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听信、传播政治谣言，搞自由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管理不讲民主，独断专行，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1] 屡屡发生的中小学校长性侵学校幼女的行为更是激起了民间对整个校长群体的质疑。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少数校长的所为，不是普遍的现象。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校长有百万之巨，即便发生的违背道德行为的概率微乎其微，由于基数大，其危害也不可小觑。同时，一个学校尽管只有一个正校长和数量不等的副校长，但是学生却有成百上千乃至过万人，学生背后还有家庭以及社会，所以校长的道德滑坡才会引起外界如此的重视。
2.校长慨叹道德要求过高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是学校成功的关键，对于校长的要求一直是极其严苛的。加拿大教育学家迈克尔·富为将道德视为校长的重要使命，并且由低到高将校长的道德使命分为四层：个体、学校、社会和地区。“从我国当前中小学校长实际工作状态来看，大部分仅仅只达到了学校层面的道德使命，有些甚至只停留在第一层面，即做个‘好人’，拥有第三层面甚至第四层面的校长简直是凤毛麟角。”[2] 吉姆·柯林斯在其《 优秀到卓越 》一书中由低到高将领导者分为五个等级：能力强的个人、团队贡献者、称职的经理人、有效的领导者、卓越的领导者。按照这样的标准，“学校中的校长大部分处在第一到第三层级，少部分处在第四层级，这些层级的校长都可以说是优秀的校长，但还不是卓越的校长。”[3]
由此可见，校长的道德还远远达不到理想的状态。对此，很多校长却是有怨言的。他们认为自己被赋予了太高的道德要求，校长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并不是享有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但是被赋予的道德要求却几乎是最高的。诚然，校长应该是有道德的，但如同其他的社会群体一样，校长本身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承载最高的道德要求。社会的发展朝着多元的方向进行，校长应该朝着职业的方向前进，而不是道德家。校长的定位也应是道德的“常人”而不是“超人”，那些主张校长做道德“超人”的行为是一种强制性对善的取向，这不仅增加了校长难以承受的道德重负，更为危险的是还会带来普遍的“虚伪的善”，也就是“假道德”。
二、校长道德构成的两个要素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矛盾现象呢？核心就在于双方对于“校长”道德的性质和范畴缺乏统一的认识。为此，必须厘清校长道德的构成内容。
1.个人道德范畴亟待探讨
从个人道德层面要求来说，我们常说教师要“为人师表”，校长是“老师的老师”，就更要为人师表了。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校长个人道德为什么“人”的表？人是特指师生，还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如果单独指的是学生，那么校长作为学生的表率是无可厚非的。校长是学校的教育者、管理者，也是领导者，对于学校这样的道德共同体来说，校长更是一个道德领导者。其次，如果校长是普遍意义上的人，那校长有没有承担这项工作的义务。退一步说，即便校长有着这样的主观意愿，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最后就是“域”的问题，校长个人道德的指引究竟是仅限在学校场域之内，还是外延到整个个人生活中（这里的个人生活指的是校长的个人道德行为会对其他主体造成道德影响）。传统观点认为，校长“道德领导始于顶层，始于校长个人的诚信和道德标准！”[4] 然而，不同的域对校长个人的道德表现的自由度意义是不同的。同时，对于校长这一特殊身份，其个人道德的范畴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职业道德边界必须厘清
关于教师的职业道德，我国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008年修订）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于校长的职业道德却鲜有相关的文件出台。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校长职业道德范畴的有限性。作为职业的校长，其基本道德义务应该是管理并发展所在的学校。很多校长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经常看见报道说某某山区校长坚持数十载，不畏艰难险阻。他这么做无疑是道德的，那假设如果他不这么做是不是就不符合校长职业道德的规范了呢？显然不是，所以说校长的职业道德的范畴是有限的，不能将一些特殊的道德现象纳入到普遍的职业要求中去。第二，校长职业道德实践的多样性。学校的使命在于为学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校长的责任则在于搭建平台。然而如何搭建平台则是各显神通了。举例来看，如果说升入更优质的高一级学校是给学生提供的发展平台的最好途径，一个校长在各种现实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制使用应试教育的手段为学生提供了发展机会，那么他的行为究竟是遵守了职业道德还是没有遵守呢？恐怕很多人都会给出遵守的答案。第三，校长职业道德特征的时代性。道德是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社会的发展也会改变人们的道德观。例如在以往一个伏案工作至深夜的校长其道德必是高尚的，而在当下则会被批评为不注重效率，不具备有效管理的能力，而这反而降低了对其职业道德水准的看法。 三、校长道德评价的传统误区
前述的矛盾现象之所以会发生，还因为在传统的道德评价中将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
1.过度追求个人道德
教育的对象是极具可塑性的成长中的个体，需要教育者引领。“校长道德水平的高低对受教育者、教师、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方向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校长道德水平的高低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5] 但是道德标准又是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看待。
我们知道，教育最早的形式并不是学校教育，而是一种较为广泛的社会行为。中国的历史中道德标准是衡量人们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参照，道德高尚便可以在社会中获取大量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于是人们对道德是有习得的需求的，道德自然也成为了教育的重要内容。同理可得，承担教育工作的相关主体必须是在道德方面的“领先者”，道德水平越高，其具备教育者的素质就越令人信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从最早的社会规范习得，到近代的“教育国家化”，再到当下盛行的“教育产业化”，教育的本质功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教育者的相关要求也走向了新的逻辑表述。
虽然教育功能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对于教育者的道德要求却依然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对教育的领头羊——校长的道德要求尤其如此。道理很简单，道德的重要功能是规范社会行为，我们自身被规范有利有弊，但是他者的被规范却是对我们绝对有利的。所以，既然曾经的传统对我们有利，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将其继承，乃至放大。殊不知，这套标准在今天已然不适用了，校长的道德评价应该在理性的空间区域内加以讨论，而不是追求“道德之圣人”。
2.模糊表述职业道德
从对校长个人道德要求而言，无论是校长的自身感受还是社会的发展，其实都是走向“要求逐步的降低并且减小范围”的趋势。从传统角度看，社会对校长的职业道德期待是“依法治校”“爱岗敬业”“廉洁自律”等。这些道德要求明显的还是传统的行政性工作者的要求，内容上还是比较宽泛，很难说是从校长的职业角度和其他职业进行了很合理的区分，也很难落实到实践中。
在现实中，对校长职业道德的要求有时候还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导致校长职业过程中出现了“去道德化的倾向”，这是没有准确表达校长职业道德的结果。笔者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校长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全校学生对放假的需求和认识。结果有一半以上的班级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假期，于是校长下令让这些班级重新填写问卷，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想要的结果，而且对学生的发展不利”。最终校长还是取得了想要的结果，给自己的个人意志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并且最终在升学考试中学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尽管表面上很多人对成绩赞不绝口，但是背地里对校长这样的行为却是充满了质疑。但是，对校长本身来说，显然已经达到了目的，至于是否道德，已经讲不清楚了。由此可见，对校长职业道德进行清晰明确的表述和要求是十分重要的。
四、校长道德评价的发展趋势
1.评价科学化：“去个人道德化”评价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有一种工作分析的方法叫“岗位评价”，评价对象是“岗位”，而不是岗位上特定的“某个人”。其实校长只不过是一个岗位，而我们所理解的人只不过是这个岗位人格化了而已。从这个角度看，人的道德评价和校长（也就是岗位）的道德评价完全是两个不同取向的评价对象。一个人所具备的道德不会自然而然地嫁接到校长的头上，同理，校长也不一定具备对一个人所要求的全部道德特征。于是，对于校长的道德评价就渐渐地脱离了“个人道德化”评价，而走向了完全是一种对于校长这一岗位的道德要求，摆脱了在个人道德基础上对校长道德无限拔高进而使得校长陷入道德重负之中的可能。另外，“今天我们的社会已不同于过去，既不是自然经济的时代，也不是计划经济的时代，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道德”。[6] 如今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对于个人道德要求的不断解放，校长道德圣人的理想标准也渐渐没有了市场。
2.评价标准化：明确校长职业道德的评价指标
校长道德评价正确的方向是明确其职业道德。但是明确校长职业道德内容乃至相应的评价指标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是道德成就路线的多样。中国上百万的校长就有上百万的道德认识能力和道德实践水平，单从结果来看每个人都有可能取得道德成功，而校长道德形象树立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很难说孰优孰劣。二是校长道德评价主体仍然没有有效建立。校长道德评价主体仅仅是上级还是上下级都包括，是走行政评价的路线还是专业评价的路线，是局部少数人的评价还是全部人的评价。三是校长职业道德评价规律难以把握。校长“职业道德养成具有长期性、曲折性的特点，不是通过一个报告、一本书、一个活动，就能即刻见到成效的；连续跟踪培养模式的连续性、针对性、个性化特点，恰好适应校长职业道德形成发展的规律。”[7] 综合以上因素，似乎校长职业道德评价指标建立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但是难也必须走下去。因为混乱的不明确的标准已然降低校长作为一个道德形象的适切性和从容性，应该说，校长职业道德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将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062）
参考文献：
[1]杨宗玲.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标准的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7.
[2]高福成.校长的道德使命管窥[J].前沿，2011（14）.
[3]张祥明.校长的道德使命与责任：学校发展的元动力[J].教育发展研究，2008（15-16）.
[4]王英杰.大学校长：伦理的领袖，道德的楷模[J].比较教育研究，2013（1）.
[5]杨平.简论校长道德评价[J].基础教育研究，2006（8）.
[6]钟祖荣.道德领导、管理伦理与校长道德修养[J].中小学管理，2007（7）.
[7]陈大超，王丽哲.关于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现状的调查研究[J].教育科学，2011（6）.
【关键词】校长道德评价 个人道德 职业道德
教育事业是一项道德的事业，而这项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于校长。换句话说，教育事业所要传递道德理想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校长的肩上。这不仅仅是逻辑的推理，在现实中，校长道德是关于校长的理论研究以及社会对校长的舆论探讨的重要话题。2013年教育部颁布的我国第一部校长标准《 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 》（以下简称《 专业标准 》），其基本理念的第一条就是校长应该“以德为先”。《 专业标准 》强调以德为先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校长之道德是校长评价的重要因素；二是校长道德的讨论可能存在较大的分歧，需要提供标准参照，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关于校长道德的两种看法
当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对于校长道德评价存在着这样的矛盾现象：外界舆论认为现在的校长社会声望下降了（绝大多数是指向道德），而校长自身却大声疾呼校长不是圣人，不应当给予过高的道德要求。
1.外界批判校长道德滑坡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校长群体是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良好的队伍，为提高我国的教育质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与传统的校长形象相比，如今的校长却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尤其是被指责道德的滑坡。“一些校长不注重加强个人修养，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时有发生。少数校长缺乏事业心和实干精神，法律意识淡薄，不能依法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个别校长甚至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听信、传播政治谣言，搞自由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管理不讲民主，独断专行，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1] 屡屡发生的中小学校长性侵学校幼女的行为更是激起了民间对整个校长群体的质疑。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少数校长的所为，不是普遍的现象。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校长有百万之巨，即便发生的违背道德行为的概率微乎其微，由于基数大，其危害也不可小觑。同时，一个学校尽管只有一个正校长和数量不等的副校长，但是学生却有成百上千乃至过万人，学生背后还有家庭以及社会，所以校长的道德滑坡才会引起外界如此的重视。
2.校长慨叹道德要求过高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是学校成功的关键，对于校长的要求一直是极其严苛的。加拿大教育学家迈克尔·富为将道德视为校长的重要使命，并且由低到高将校长的道德使命分为四层：个体、学校、社会和地区。“从我国当前中小学校长实际工作状态来看，大部分仅仅只达到了学校层面的道德使命，有些甚至只停留在第一层面，即做个‘好人’，拥有第三层面甚至第四层面的校长简直是凤毛麟角。”[2] 吉姆·柯林斯在其《 优秀到卓越 》一书中由低到高将领导者分为五个等级：能力强的个人、团队贡献者、称职的经理人、有效的领导者、卓越的领导者。按照这样的标准，“学校中的校长大部分处在第一到第三层级，少部分处在第四层级，这些层级的校长都可以说是优秀的校长，但还不是卓越的校长。”[3]
由此可见，校长的道德还远远达不到理想的状态。对此，很多校长却是有怨言的。他们认为自己被赋予了太高的道德要求，校长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并不是享有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但是被赋予的道德要求却几乎是最高的。诚然，校长应该是有道德的，但如同其他的社会群体一样，校长本身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承载最高的道德要求。社会的发展朝着多元的方向进行，校长应该朝着职业的方向前进，而不是道德家。校长的定位也应是道德的“常人”而不是“超人”，那些主张校长做道德“超人”的行为是一种强制性对善的取向，这不仅增加了校长难以承受的道德重负，更为危险的是还会带来普遍的“虚伪的善”，也就是“假道德”。
二、校长道德构成的两个要素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矛盾现象呢？核心就在于双方对于“校长”道德的性质和范畴缺乏统一的认识。为此，必须厘清校长道德的构成内容。
1.个人道德范畴亟待探讨
从个人道德层面要求来说，我们常说教师要“为人师表”，校长是“老师的老师”，就更要为人师表了。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校长个人道德为什么“人”的表？人是特指师生，还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如果单独指的是学生，那么校长作为学生的表率是无可厚非的。校长是学校的教育者、管理者，也是领导者，对于学校这样的道德共同体来说，校长更是一个道德领导者。其次，如果校长是普遍意义上的人，那校长有没有承担这项工作的义务。退一步说，即便校长有着这样的主观意愿，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最后就是“域”的问题，校长个人道德的指引究竟是仅限在学校场域之内，还是外延到整个个人生活中（这里的个人生活指的是校长的个人道德行为会对其他主体造成道德影响）。传统观点认为，校长“道德领导始于顶层，始于校长个人的诚信和道德标准！”[4] 然而，不同的域对校长个人的道德表现的自由度意义是不同的。同时，对于校长这一特殊身份，其个人道德的范畴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职业道德边界必须厘清
关于教师的职业道德，我国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008年修订）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于校长的职业道德却鲜有相关的文件出台。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校长职业道德范畴的有限性。作为职业的校长，其基本道德义务应该是管理并发展所在的学校。很多校长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经常看见报道说某某山区校长坚持数十载，不畏艰难险阻。他这么做无疑是道德的，那假设如果他不这么做是不是就不符合校长职业道德的规范了呢？显然不是，所以说校长的职业道德的范畴是有限的，不能将一些特殊的道德现象纳入到普遍的职业要求中去。第二，校长职业道德实践的多样性。学校的使命在于为学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校长的责任则在于搭建平台。然而如何搭建平台则是各显神通了。举例来看，如果说升入更优质的高一级学校是给学生提供的发展平台的最好途径，一个校长在各种现实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制使用应试教育的手段为学生提供了发展机会，那么他的行为究竟是遵守了职业道德还是没有遵守呢？恐怕很多人都会给出遵守的答案。第三，校长职业道德特征的时代性。道德是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社会的发展也会改变人们的道德观。例如在以往一个伏案工作至深夜的校长其道德必是高尚的，而在当下则会被批评为不注重效率，不具备有效管理的能力，而这反而降低了对其职业道德水准的看法。 三、校长道德评价的传统误区
前述的矛盾现象之所以会发生，还因为在传统的道德评价中将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
1.过度追求个人道德
教育的对象是极具可塑性的成长中的个体，需要教育者引领。“校长道德水平的高低对受教育者、教师、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方向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校长道德水平的高低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5] 但是道德标准又是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看待。
我们知道，教育最早的形式并不是学校教育，而是一种较为广泛的社会行为。中国的历史中道德标准是衡量人们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参照，道德高尚便可以在社会中获取大量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于是人们对道德是有习得的需求的，道德自然也成为了教育的重要内容。同理可得，承担教育工作的相关主体必须是在道德方面的“领先者”，道德水平越高，其具备教育者的素质就越令人信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从最早的社会规范习得，到近代的“教育国家化”，再到当下盛行的“教育产业化”，教育的本质功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教育者的相关要求也走向了新的逻辑表述。
虽然教育功能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对于教育者的道德要求却依然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对教育的领头羊——校长的道德要求尤其如此。道理很简单，道德的重要功能是规范社会行为，我们自身被规范有利有弊，但是他者的被规范却是对我们绝对有利的。所以，既然曾经的传统对我们有利，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将其继承，乃至放大。殊不知，这套标准在今天已然不适用了，校长的道德评价应该在理性的空间区域内加以讨论，而不是追求“道德之圣人”。
2.模糊表述职业道德
从对校长个人道德要求而言，无论是校长的自身感受还是社会的发展，其实都是走向“要求逐步的降低并且减小范围”的趋势。从传统角度看，社会对校长的职业道德期待是“依法治校”“爱岗敬业”“廉洁自律”等。这些道德要求明显的还是传统的行政性工作者的要求，内容上还是比较宽泛，很难说是从校长的职业角度和其他职业进行了很合理的区分，也很难落实到实践中。
在现实中，对校长职业道德的要求有时候还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导致校长职业过程中出现了“去道德化的倾向”，这是没有准确表达校长职业道德的结果。笔者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校长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全校学生对放假的需求和认识。结果有一半以上的班级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假期，于是校长下令让这些班级重新填写问卷，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想要的结果，而且对学生的发展不利”。最终校长还是取得了想要的结果，给自己的个人意志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并且最终在升学考试中学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尽管表面上很多人对成绩赞不绝口，但是背地里对校长这样的行为却是充满了质疑。但是，对校长本身来说，显然已经达到了目的，至于是否道德，已经讲不清楚了。由此可见，对校长职业道德进行清晰明确的表述和要求是十分重要的。
四、校长道德评价的发展趋势
1.评价科学化：“去个人道德化”评价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有一种工作分析的方法叫“岗位评价”，评价对象是“岗位”，而不是岗位上特定的“某个人”。其实校长只不过是一个岗位，而我们所理解的人只不过是这个岗位人格化了而已。从这个角度看，人的道德评价和校长（也就是岗位）的道德评价完全是两个不同取向的评价对象。一个人所具备的道德不会自然而然地嫁接到校长的头上，同理，校长也不一定具备对一个人所要求的全部道德特征。于是，对于校长的道德评价就渐渐地脱离了“个人道德化”评价，而走向了完全是一种对于校长这一岗位的道德要求，摆脱了在个人道德基础上对校长道德无限拔高进而使得校长陷入道德重负之中的可能。另外，“今天我们的社会已不同于过去，既不是自然经济的时代，也不是计划经济的时代，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道德”。[6] 如今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对于个人道德要求的不断解放，校长道德圣人的理想标准也渐渐没有了市场。
2.评价标准化：明确校长职业道德的评价指标
校长道德评价正确的方向是明确其职业道德。但是明确校长职业道德内容乃至相应的评价指标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是道德成就路线的多样。中国上百万的校长就有上百万的道德认识能力和道德实践水平，单从结果来看每个人都有可能取得道德成功，而校长道德形象树立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很难说孰优孰劣。二是校长道德评价主体仍然没有有效建立。校长道德评价主体仅仅是上级还是上下级都包括，是走行政评价的路线还是专业评价的路线，是局部少数人的评价还是全部人的评价。三是校长职业道德评价规律难以把握。校长“职业道德养成具有长期性、曲折性的特点，不是通过一个报告、一本书、一个活动，就能即刻见到成效的；连续跟踪培养模式的连续性、针对性、个性化特点，恰好适应校长职业道德形成发展的规律。”[7] 综合以上因素，似乎校长职业道德评价指标建立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但是难也必须走下去。因为混乱的不明确的标准已然降低校长作为一个道德形象的适切性和从容性，应该说，校长职业道德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将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062）
参考文献：
[1]杨宗玲.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标准的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7.
[2]高福成.校长的道德使命管窥[J].前沿，2011（14）.
[3]张祥明.校长的道德使命与责任：学校发展的元动力[J].教育发展研究，2008（15-16）.
[4]王英杰.大学校长：伦理的领袖，道德的楷模[J].比较教育研究，2013（1）.
[5]杨平.简论校长道德评价[J].基础教育研究，2006（8）.
[6]钟祖荣.道德领导、管理伦理与校长道德修养[J].中小学管理，2007（7）.
[7]陈大超，王丽哲.关于中小学校长职业道德现状的调查研究[J].教育科学，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