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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们对气候变暖达成了相应的碳排放共识，各国政府逐渐通过法律手段对温室气体进行约束和限制。我国作为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需要按照其要求承担自身的减排责任和义务，采用什么减排机制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分将探究并分析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生产策略
引言：当前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多种类型的减排实践，给我国提供了极大的减排机制选择空间。在国内与国外学者研究减排机制时，很多人只进行宏观定性分析，很少进行定量化的研究。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对国内碳权市场建立可行性展开探讨，有些学者将设计碳税体系和国内碳征税开展可行性作为研究方向，还有部分学者主要对碳税征收的宏观影响进行研究。
一、研究背景
在当前的定量化研究里，部分学者从专业化生产与分工方面出发，建立了相应模型，比较各种减排机制对国家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为国际气候谈判的参加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是碳权价格规律与分配问题等方面，而研究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带来的影响等方面较少。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行政管理减排机制无疑是最佳选择。在碳减排时，主要有税费减排机制与强制减排机制两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企业需要根据政府制定的碳权配额，考虑各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于最佳期望净收益与生产策略产生的影响，进行各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下企业最佳期望净收益与生产决策变化的对比分析，认识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在低碳约束下对自身生产和达成政府减排目标的影响。本文只对企业短期产量决策问题进行考虑。在开始阶段，政府会为企业分配碳排放额度，企业在生产时会伴有碳排放，因此需在排放限额下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企业在垄断地位时，当期市场价格是一种内生变量，也是企业产量函数。企业在竞争市场时，市场决定产品价格，企业接受市场价格，当期市场价格是一种外生变量。本文考虑短期生产决策，设定短期内产品价格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对企业在竞争市场条件下进行假设。本文将考虑多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于企业最佳期望净收益与最佳生产行为，对企业最佳期望净收益与最佳生产行为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确定各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产生的影响。
二、税费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
税费减排机制指的是政府用罚款或是征收碳税的手段惩罚超限排放企业的一种机制，税费减排机制又包括碳税机制与罚款机制两种主要形式。碳税机制是指政府针对一些超限排放企业采取从量课税的一种方法，政府能统筹安排碳税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将超额排放对环境产生的伤害抵消掉。罚款机制是指政府运用自身行政管理的权利，控制和监督企业碳排放量，一旦碳排放量高于配额的规定，政府会针对超额排放企业采取罚款的举措[1]。这样一来，政府能把罚款所得资金用于减排工作，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将超额排放对环境产生的伤害抵消掉。政府通过统筹安排罚款的收入，能够充分利用减排的投入。从本质上来说，碳税机制与罚款机制并没有太大区别，本文将两者统称税费减排机制。研究表明，如果政府所规定的税费率高于企业的机会收益，那么企业便不会超出政府要求的碳排放标准。详细来讲，政府要想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而且使企业碳排放不会超过限额，应让税费率高于企业的机会收益。如果税费率低于企业的机会收益，那么企业会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使碳排放超过限额。税费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生产发挥抑制作用，但企业产量决策与税费率是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税费率越高，产量决策越低，税费机制抑制企业生产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有利于政府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
三、强制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
强制减排机制指的是政府按照当前减排的目标，对于多种企业针对性地设置排放上限，强制性要求企业遵守该上线额，这种方法较为简单。政府要想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通过自身权力命令企业强制进行减排是较为直接的手段。这时，企业的生产只会以政府规定的碳权配额为标准[2]。企业所生产商品的市场需求量是一种随机连续变量，因此企业应根据期望收益来制定自己的最优产量方案。如果政府实行强制减排措施，企业可能会有两种最优产量情况。一种是企业最优产量比政府规定的碳权约束产量低的时候，碳权配额不会限制企业生产优化，企业最优产量是由企业生产参数与市场因素所决定，这种情况下企业仍有多余的碳权配额。另一种是企业最优产量比政府规定的碳权约束产量高的时候，碳权配额会限制企业生产。同时，政府实行强制减排机制后，市场需求无法得以满足，可能会引起商品价格逐渐上涨，给市场造成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因此，政府实行强制减排机制虽然能够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但是却不适合广泛采用。
四、两种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影响的对比与验证
（一）两种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影响的对比
对税费减排机制与强制减排机制两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从期望收益、产量两方面进行对比与验证。首先，从期望净收益角度来看，税费减排机制下企业最佳期望收益大于强制减排机制下企业最佳期望收益。其次，从最优产量决策角度來看，税费减排机制下企业最佳产量大于强制减排机制下企业最佳产量。由此可见，企业期望收益不会由于政府的税费减排机制而降低。当政府实行强制减排机制时，企业会因碳权限制而不能全面利用自身资源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当政府实行税费减排机制时，企业能不受碳权的限制，不断增加市场上的产品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税费。企业应对税费损失和产品收益进行衡量与比较，进行合理、科学的生产决策。企业虽然能够将税费的承担当做产量提升的带来来增加自身利益，但首要前提是产量遭受了抑制，其次是该抑制不会降低企业期望收益。因此，要想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采用税费减排机制优于强制减排机制。
（二）两种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影响的验证
对上述结论加以验证，在政府实行税费减排机制时，通过多种税费函数对企业最佳期望收益与产量决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 首先，政府实行强制减排机制时，碳权限制对于企业生产决策来说是强制性的约束。政府为了满足具体的减排要求，使得碳权約束对企业期望收益与产量进行了限制，让企业不能全面利用自身资源，而且也不能有效满足产品市场需求，不利于宏观经济发展及节约资源的需要[3]。例如，如果没有充分满足产品市场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产品价格上涨，本来按照市场规律企业会提高自身产量来获得更多利润，有效配置自身资源，然而政府规定了碳权限额，企业不能提高产量，从而使产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和调节资源，也就是说强制减排机制引起了市场失效。
其次，企业最佳产量会随税费率增加而降低，调整税费率能够有效抑制企业产量决策。政府要想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税费率，通过企业产量的降低使碳排放减少。
再次，企业最佳期望收益会随税费率的增加而降低。由于产量减少，企业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税费的增加又使企业税费压力增加，从而让企业最佳期望收益随税费率的增加而降低。
最后，政府为了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而采用行政管理机制时，税费减排机制要优于强制减排机制。强制减排机制使得企业不能扩大自身产量，限制了企业收益。而实行税费减排机制，企业虽然会承担一些税费，但企业总收益却比实行强制减排机制的收益高出一些，并且是在税费减排机制与碳权约束下最佳收益水平，此时企业在碳权约束下实现了有效的资源配置。虽然企业此时排放的碳会比实行强制减排制度时要多，但政府能借助税费减排机制获得一些收入，经过税费的合理设置和有效管理，能够使这些收入充分利用到环境改善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超额排放对环境产生的伤害抵消掉。换句话说，政府实行税费减排机制能够做到低碳经济下企业与政府的共赢。
结语：总而言之，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企业应充分考虑碳权这一重要资源，科学地进行生产经营决策。通过对税费减排机制与强制减排机制两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从期望收益、产量两方面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进行对比、验证，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张诚，李婷威.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基于《中国行政管理》（2012-2017）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03）：89-96.
[2]沈燕飞.新医改环境下对我国公立医院综合行政管理理念优化的思考——美国坦帕总医院访学启示[J].卫生职业教育，2018，36（11）：142-144.
[3]陈馨忆.对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的思考——以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为例[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8，（05）：98-99.
作者简介
黄山露，女，籍贯：浙江，1992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研究行政管理学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海警局）
关键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生产策略
引言：当前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多种类型的减排实践，给我国提供了极大的减排机制选择空间。在国内与国外学者研究减排机制时，很多人只进行宏观定性分析，很少进行定量化的研究。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对国内碳权市场建立可行性展开探讨，有些学者将设计碳税体系和国内碳征税开展可行性作为研究方向，还有部分学者主要对碳税征收的宏观影响进行研究。
一、研究背景
在当前的定量化研究里，部分学者从专业化生产与分工方面出发，建立了相应模型，比较各种减排机制对国家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为国际气候谈判的参加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是碳权价格规律与分配问题等方面，而研究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带来的影响等方面较少。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行政管理减排机制无疑是最佳选择。在碳减排时，主要有税费减排机制与强制减排机制两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企业需要根据政府制定的碳权配额，考虑各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于最佳期望净收益与生产策略产生的影响，进行各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下企业最佳期望净收益与生产决策变化的对比分析，认识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在低碳约束下对自身生产和达成政府减排目标的影响。本文只对企业短期产量决策问题进行考虑。在开始阶段，政府会为企业分配碳排放额度，企业在生产时会伴有碳排放，因此需在排放限额下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企业在垄断地位时，当期市场价格是一种内生变量，也是企业产量函数。企业在竞争市场时，市场决定产品价格，企业接受市场价格，当期市场价格是一种外生变量。本文考虑短期生产决策，设定短期内产品价格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对企业在竞争市场条件下进行假设。本文将考虑多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于企业最佳期望净收益与最佳生产行为，对企业最佳期望净收益与最佳生产行为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确定各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产生的影响。
二、税费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
税费减排机制指的是政府用罚款或是征收碳税的手段惩罚超限排放企业的一种机制，税费减排机制又包括碳税机制与罚款机制两种主要形式。碳税机制是指政府针对一些超限排放企业采取从量课税的一种方法，政府能统筹安排碳税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将超额排放对环境产生的伤害抵消掉。罚款机制是指政府运用自身行政管理的权利，控制和监督企业碳排放量，一旦碳排放量高于配额的规定，政府会针对超额排放企业采取罚款的举措[1]。这样一来，政府能把罚款所得资金用于减排工作，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将超额排放对环境产生的伤害抵消掉。政府通过统筹安排罚款的收入，能够充分利用减排的投入。从本质上来说，碳税机制与罚款机制并没有太大区别，本文将两者统称税费减排机制。研究表明，如果政府所规定的税费率高于企业的机会收益，那么企业便不会超出政府要求的碳排放标准。详细来讲，政府要想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而且使企业碳排放不会超过限额，应让税费率高于企业的机会收益。如果税费率低于企业的机会收益，那么企业会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使碳排放超过限额。税费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生产发挥抑制作用，但企业产量决策与税费率是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税费率越高，产量决策越低，税费机制抑制企业生产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有利于政府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
三、强制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
强制减排机制指的是政府按照当前减排的目标，对于多种企业针对性地设置排放上限，强制性要求企业遵守该上线额，这种方法较为简单。政府要想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通过自身权力命令企业强制进行减排是较为直接的手段。这时，企业的生产只会以政府规定的碳权配额为标准[2]。企业所生产商品的市场需求量是一种随机连续变量，因此企业应根据期望收益来制定自己的最优产量方案。如果政府实行强制减排措施，企业可能会有两种最优产量情况。一种是企业最优产量比政府规定的碳权约束产量低的时候，碳权配额不会限制企业生产优化，企业最优产量是由企业生产参数与市场因素所决定，这种情况下企业仍有多余的碳权配额。另一种是企业最优产量比政府规定的碳权约束产量高的时候，碳权配额会限制企业生产。同时，政府实行强制减排机制后，市场需求无法得以满足，可能会引起商品价格逐渐上涨，给市场造成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因此，政府实行强制减排机制虽然能够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但是却不适合广泛采用。
四、两种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影响的对比与验证
（一）两种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影响的对比
对税费减排机制与强制减排机制两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从期望收益、产量两方面进行对比与验证。首先，从期望净收益角度来看，税费减排机制下企业最佳期望收益大于强制减排机制下企业最佳期望收益。其次，从最优产量决策角度來看，税费减排机制下企业最佳产量大于强制减排机制下企业最佳产量。由此可见，企业期望收益不会由于政府的税费减排机制而降低。当政府实行强制减排机制时，企业会因碳权限制而不能全面利用自身资源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当政府实行税费减排机制时，企业能不受碳权的限制，不断增加市场上的产品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税费。企业应对税费损失和产品收益进行衡量与比较，进行合理、科学的生产决策。企业虽然能够将税费的承担当做产量提升的带来来增加自身利益，但首要前提是产量遭受了抑制，其次是该抑制不会降低企业期望收益。因此，要想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采用税费减排机制优于强制减排机制。
（二）两种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影响的验证
对上述结论加以验证，在政府实行税费减排机制时，通过多种税费函数对企业最佳期望收益与产量决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 首先，政府实行强制减排机制时，碳权限制对于企业生产决策来说是强制性的约束。政府为了满足具体的减排要求，使得碳权約束对企业期望收益与产量进行了限制，让企业不能全面利用自身资源，而且也不能有效满足产品市场需求，不利于宏观经济发展及节约资源的需要[3]。例如，如果没有充分满足产品市场需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产品价格上涨，本来按照市场规律企业会提高自身产量来获得更多利润，有效配置自身资源，然而政府规定了碳权限额，企业不能提高产量，从而使产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和调节资源，也就是说强制减排机制引起了市场失效。
其次，企业最佳产量会随税费率增加而降低，调整税费率能够有效抑制企业产量决策。政府要想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税费率，通过企业产量的降低使碳排放减少。
再次，企业最佳期望收益会随税费率的增加而降低。由于产量减少，企业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税费的增加又使企业税费压力增加，从而让企业最佳期望收益随税费率的增加而降低。
最后，政府为了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而采用行政管理机制时，税费减排机制要优于强制减排机制。强制减排机制使得企业不能扩大自身产量，限制了企业收益。而实行税费减排机制，企业虽然会承担一些税费，但企业总收益却比实行强制减排机制的收益高出一些，并且是在税费减排机制与碳权约束下最佳收益水平，此时企业在碳权约束下实现了有效的资源配置。虽然企业此时排放的碳会比实行强制减排制度时要多，但政府能借助税费减排机制获得一些收入，经过税费的合理设置和有效管理，能够使这些收入充分利用到环境改善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超额排放对环境产生的伤害抵消掉。换句话说，政府实行税费减排机制能够做到低碳经济下企业与政府的共赢。
结语：总而言之，行政管理减排机制对企业生产策略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企业应充分考虑碳权这一重要资源，科学地进行生产经营决策。通过对税费减排机制与强制减排机制两种行政管理减排机制从期望收益、产量两方面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进行对比、验证，达成规定的减排目标，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张诚，李婷威.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基于《中国行政管理》（2012-2017）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03）：89-96.
[2]沈燕飞.新医改环境下对我国公立医院综合行政管理理念优化的思考——美国坦帕总医院访学启示[J].卫生职业教育，2018，36（11）：142-144.
[3]陈馨忆.对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的思考——以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为例[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8，（05）：98-99.
作者简介
黄山露，女，籍贯：浙江，1992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研究行政管理学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海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