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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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中和王際華是四庫館早期最重要的兩位總裁官①,因此,兩人著作中關於《四庫》修書的記載就顯得特別重要.其中,《于文襄手札》自1933年由國立北平圖書館影印出版後,長期以來成爲學者研究四庫學的重要資料.《王際華日記》所存只有三年之日記,其中乾隆三十九年之日記中有一些關於《四庫》編修之記載,亦頗受學者關注②.但是,由於兩書爲稿本存世,均未經整理,字迹顧難認讀,尤其是前者還存在着繫年不清問題,學者利用常感不便,更遑論以兩書相參證.本人因整理《王際華日記》的關係,常以《于文襄手札》相參讀,發現《王際華日記》所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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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中和王際華是四庫館早期最重要的兩位總裁官①,因此,兩人著作中關於《四庫》修書的記載就顯得特別重要.其中,《于文襄手札》自1933年由國立北平圖書館影印出版後,長期以來成爲學者研究四庫學的重要資料.《王際華日記》所存只有三年之日記,其中乾隆三十九年之日記中有一些關於《四庫》編修之記載,亦頗受學者關注②.但是,由於兩書爲稿本存世,均未經整理,字迹顧難認讀,尤其是前者還存在着繫年不清問題,學者利用常感不便,更遑論以兩書相參證.本人因整理《王際華日記》的關係,常以《于文襄手札》相參讀,發現《王際華日記》所載之王、于關於《四庫》修書之通信不但可以揭示王、于兩人在四庫館中之密切合作關係,而且可以有助於解决《于文襄手札》考釋的一些疑難問題.因不揣謭陋,草成此文,以求正於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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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爲止,發掘材料獲得刊布的六朝墓葬多以陶磚砌築,若磚體上施以文字,往往被發掘者視作珍貴材料記録在發掘報告中.此外,墓葬中常有地券出土,其材質也大多爲磚.由於刊布零散,這類材料的釋文錯誤和缺漏長期得不到復查,故本文擇取磚銘十五例,以資料刊布時間爲序,對其中存在的釋文錯漏進行校訂,以期進一步認識磚銘自身性質與歷史信息.
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藏明刻本《大明萬家詩山》五卷(以下簡稱《詩山》),上下兩冊,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單邊,雙黑魚尾,版心上鎸“萬家詩山”,卷一卷端題“江西萬年縣上陽春江汪炎孔編輯、弟對峰汪近德校正、弟見江汪本澄精選、門人趙應奎字號”,卷二、卷四題“見江汪本澄精選”,卷三題“對峰汪近德校正”,卷五題“江西萬年縣春江汪近孔編輯、弟對峰汪近德校正、弟見江汪本澄精選”.卷首佚名序云:“是詩也,春江汪先生之所傳聞,而門人之所述之也.”①據卷端題名、卷首序及書中“汪近孔”“汪炎孔”“汪春江”一人三名混
财政资助项目取得的专利(以下简称财政资助专利)是一类重要的战略资源,对此类专利进行分析,可以从宏观层面把握国家的重点发展领域.以美国财政资助专利为研究对象,根据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专利分类标准将其划分为六大类,并对大类及其子类中的资助专利趋势、资助机构、资助专利权利人进行分析.分析发现,财政资助的重点是健康保障、国防建设、能源开发、科学研究、航空航天探索等领域.健康保障领域的资助产出专利数量增长尤为明显,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73％.除此之外,受到资助的专利中仅有3.8％的发明人保留了全部或者部分
引言rn一般說來,總集包括兩種形態,即目録學形態和文章學與編輯學形態①.在現存文獻中,古典目録學中的總集類名首先出自南朝梁阮孝緒《七録》,其名稱確定也由此開始,并通過《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的“中轉”而被後世目録學著作所廣泛接受.從“詩賦”(《漢志·詩賦略》)經“文翰”(《七志·文翰志》)向“文集”(《七録·文集録》)的轉變,并不單純是從單一文體向多種文體文章結集形式的轉變,更可見出目録學者在時代背景下對於部類的重新設定.以《漢志·詩賦略》所收文獻爲例,雖可以《隋志》以後的別集、總集觀念進行大
古靈寶經研究是近幾十年道教學界的研究熱點,不少前輩學者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做出了後人難以企及的業績.儘管如此,作爲“天書”的靈寶經在出世前保管於何處?靈寶經在天界的藏經處有何特徵?這些藏經處及相關的崇拜方式是否與佛教有關?是否如敦煌本《靈寶經義疏》(《通門論》)所說元始舊經都藏於玄都玉京山?這些與靈寶經的神聖來源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却尚未引起學界足够重視,至今没有對古靈寶經藏經處的專題研究①.
三茅君者,茅山由其得名也.三人在降示楊羲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長兄爲太元真人,又稱大茅君;因他總統吴越死生之籍,故而在《真誥》中常稱爲“司命”.三茅君中,大茅君名盈,字叔申;仲弟茅固,字季偉,又稱中茅君、定録君;季弟茅衷,字思和,號保命君.
東漢人的塋域碑刻主要包含兩種類型,即墳丘前的墓碑和墓所祠堂前的廟碑①.在東漢著名碑刻作家蔡邕的文集中,可以見到他爲胡廣寫作的碑文4篇、楊賜4篇、橋玄2篇,都分別包含了上述兩種碑類②.蔡集中也有一個比較反常的例子,桓帝時的名臣朱穆,遣言要求不崇墳、不封墓、不墓祭③,他的祠堂因此没有建在墓旁,而是建在了邑中,其子在墓前樹碑,而在廟前鑄鼎,請蔡邕撰寫了碑銘和鼎銘,朱穆因此擁有墓碑和廟鼎的組合.不過,蔡邕鼎銘長達489字,備述朱穆一生行迹④,這完全是碑文的作法,所以《文心雕龍》指爲“朱穆之《鼎》,全成碑文”⑤.鑄
清中期纂修《四庫全書》是元代文學文獻得以整理與開新的一次絕佳契機,其間抉發的文獻成果蔚爲大觀.《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著録元別集共二百零五種,在數量上爲當時書目之最.從文獻來源上看,《總目》著録之元別集,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者二十九種,另有從進呈書中采録者(如侯克中《艮齋集》、劉嶽申《申齋集》等);從提要內容上看,《總目》之著録涉及元別集之版本淵源、流傳及存佚情况等.儘管四庫館臣對元別集之搜羅和輯録可謂功不可没,然而《總目》對元別集版本之著録不無可議,至少在一百一十六種別集提要中存在不同程度的
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行动计划进行政策评估,并探讨“互联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效应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互联网+”行动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且在考虑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在不同经济水平、政府效率和市场发育等外部条件下,“互联网+”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3)“互联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两条途径实现.最后,提出要从进一步加深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深化数据要素
《古今書最》(以下或簡稱“《書最》”),南朝梁處士阮孝緒(479-536.字士宗,陳留尉氏人)所撰,係其《七録序録》之重要組成部分①.關於《書最》,學界頗有論及,不乏深入之研討.余嘉錫先生撰《目録學發微》,注意到《書最》“只計卷數,無稱篇者”旺之事實;姚名達先生論古代目録之分類,對《書最》曾予引及,用以探討“五分法之偶現”等問題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