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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是一位颇受评论界与学术界关注的作家，但关注主要集中在他中后期的文学活动和创作业绩方面，相对而言，对他1930年代早期的文学活动重视不够，缺乏专门的深入研究。1980年代，吴肇荣、胡光凡等人发表过几篇文章，探讨了他早期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实际上，作为周立波文学生涯相对独立的一个阶段，他早期的文学建树是突出的，尤其表现在丰富的文学思想方面。
一、形象与具体：文学的特殊属性
1.基本特性：“文学的伟大是形象造成的”。文学基本特性是文学区别于其它艺术形式的根本标志，中外许多文艺理论家都曾倾注心力对其进行细致辨析与审慎界定。1930年代周立波关于文学基本特性的论述，也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力量。在《文艺的特性》一文开头，周立波针对当时文艺界流行的文艺是传达人类感情的东西、艺术的任务在于使感情社会化的观点展开批评。他引述托尔斯泰《艺术论》的相关论断，批评了托氏思想与感情二分、视文艺绝缘于思想的理论，称其为“形而上学的不当理论”。在周立波看来，文学是感情、思想的统一体，“感情的纯粹的存在是没有的，感情总和一定的思想的内容相连结”，“一切伟大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一切文学都渗透了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1}周立波认为，写实主义最高峰的巴尔扎克堪称最经典例证，雨果常被作为政治人物加以品评、席勒被看成“对康德式理想的追求者”等也是典型例子。周立波强调，“文学和科学的区别并不是在感情和思想的划分”，而在于科学用概念认识与体现世界，文学用形象反映和认识世界，“一切概念和思想，在形象中，现出了浓厚的灵活的彩色和可触的情意，文学作家对于一切人类的活动，一切有机和无机的东西，都赋予了跳跃的生命”。{2}在周立波眼里，文学的伟大是形象造成的，但现代艺术存在对形象进行形而上学的切取之最卑俗倾向，它们“摄取一些不相连续的形象，把形象的相互间的联系去掉，剩了一些无意识的独立的东西”，“看不见历史的动的姿态”，“看不出现象的本质的关联”，视“艺术的形象作为消遣的玩具”。正基于此，周立波否定一切现代派艺术，认为它们 “没有思想的内容”，并且这种看法贯穿他一生。
2 .艺术魅力：“文学的永久性常和形象化程度成正比”。文学为何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一直是中外学者探讨的重要话题。1930年代的周立波文学永久魅力思想，则具有非常鲜明的驳斥论战色彩。在《文学的永久性》等文章中，周立波一一批驳了将文学永久性原因归结为感情的永久性、思想意识的前进性、真实性的力量等种种论断，他引述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历史区别的经典论述，诗歌处理普遍的东西，历史叙述个别事物，同时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为例证，得出如下结论，“文学是反映时代的风俗、习惯、思想和感情的，那么，反映得愈正确，就愈带永久性”{3}，“艺术文学和科学同样是对于现实的研究和说明，但是文学给了我们更生动的光景”，“科学用抽象的概念的叙述方法，反映现实，认识现实；文学是透过具体的形象反映现实，认识现实，文学的永久性常常和形象化的程度成为正比”。{4}周立波的这些论述，将其文学特性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了：首先，文学的形象中包含着思想感情，只有反映正确的思想感情的文学形象才有永久性；其次，文学与科学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但由于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具有形象的生动性，因此文学具有永久性；再次，所有的文学都要用形象反映现实，但其形象性却有程度上的差异，形象化程度越高的文学越具有永久性。可以说，周立波从文学艺术永久魅力的角度，再一次对文学的形象特性进行了强调并展开论述，进一步巩固与深化了自己关于文学特性的看法。
3.具体构成：“文学是一种最微妙最复杂的意识形态”。视文学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学术主脉之一，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症候式分析为甚。1930年代的周立波文学意识形态思想，具有十分突出的辩证分析特点。在《文学的限界和特性》一文中，周立波开篇便指出，“文学是一种最微妙最复杂的意识形态”{5}。随后，他引述英国文艺理论家约翰·斯特拉彻的观点，强调文学与科学、哲学、宗教的互相接界、紧密关联，充分展示了文学的复杂性。最后，借助米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周立波再次强调了文学的形象特性及其复杂性，“文学就是依靠着这种具体的形象，和人类思想的其他范畴并排的去反映和认识社会，而且，进一步去改造社会的”{6}。另外，在周立波看来，文学的复杂与微妙还表现在文学思想与形式的关系上。周立波认为，思想内容是作品的决定要素，一切美的形式只有从属于一定的思想，才有意义，但他同时强调，思想不是从外面强加的，应是作品的本质东西，“作者在形象之外现身说法，是最损害作品的企图”，作品表现应该顺其自然，“表现思想倾向，带有主观的勉强性，是文艺的一切失败的最大根源”。在他看来，“只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高度的形象化）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伟大的作品，才能确立作品的永久性”，总之，“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正确的世界观和抒情诗人的喜怒与力，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7}周立波关于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于文学的艺术化要求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对恩格斯在《致拉萨尔》信中提出的反对“席勒式”，提倡“莎士比亚化”观点的中国式表达。事实上，周立波既“很注重发掘和阐释人物形象的叛逆和反抗的特性，这充分说明他在解读作家思想和文学作品内容时，所强化的意识形态立场”{8}，同时，他又不把文学混同于一般意识形态，而强调文学是艺术化的审美意识形态。
二、反映与典型：文学的生成法则
1.文学反映：“时代精神的熏陶激荡”。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如何，一直是古今中外文艺理论需首先明确的基础课题。1930年代的周立波，对此做出了唯物主义的本质解答。在《文学的永久性》等文章中，周立波坚持科学的文学论，强调形象化，同时又反对神秘化，他认为艺术不是超时代、超社会的，“说文学是超时代超社会的纯粹艺术的存在，只是艺术至上主义者和艺术自由论者的梦话”，“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从正面或反面，有意或无意的受了时代精神的熏陶激荡”{9}。为更深入地予以说明，在《我们应该描写什么》一文中，周立波逐次驳斥了“为艺术而艺术”论者、“艺术至上”主义者、艺术上的形式主义者的观点，他强调指出，“他们是有意无意地把艺术从战斗的现实拉开，使艺术不能尽那‘改造世界’的任务”{10}，更进一步，结合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与传统，他将当时文学反映的主要任务，明确定义为“反帝反封”。此外，围绕这一话题，在与苏汶进行论战的几篇文章中，周立波重点批判了苏汶“作家的主观是作品的决定的基础”的论调，他强调“人是社会的动物”，“有了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有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的一定的艺术思想，社会现实以及这个现实中的个人的地位等才是‘艺术家的灵魂’的决定的基础”，而“苏汶先生恰恰把这根本倒置”。周立波认为，苏汶的错误根源在于对“客观”的浅薄认识，在周立波看来，“在现实中，除了事实的表面以外，还有现实的内在的矛盾和发展，事实的关联与因果，这虽然是需要经过抽象的思维和分析才能认识的东西，但是这是‘客观’，因为它们并不是经过了思维以后的产物，而是独立于人类意识以外的东西”{11}。文学创作虽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写作与反映，但“真理只有一个，而且只有主观的要求和历史现实的要求一致的阶层，才说真话，才能接近真理”，正因为这样，他一方面强调道，“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的。他们经历着丰富的实际生活，而且终生挚爱它”，同时又批评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永远在三角四角上兜圈子，用最陈腐的题材，使青年逗留在极狭隘的人生范围里，看不见时代的丰富，更看不见历史的动态”，“这样的题材常常有劝诱青年逃避现实，看轻社会事业的作用，是时代的麻醉品”。{12}
2.创造典型：“一切文学的最大任务”。文艺典型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论题，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都提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见解。1930年代的周立波，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对此进行了细致阐发。周立波认为，“典型的创造，是一切文学的一个最大任务”{13}。在《文学中的典型人物》等文章中，通过列出哈姆莱特、堂吉诃德、阿布洛莫夫、罗亭、夏洛克、阿Q等众多不朽的典型形象，他雄辩地证明了典型在文学创造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文学典型的艺术性进行了探讨。
第一，典型人物不是抽象的、理想的，产生过程是精密的科学过程。周立波举冈察洛夫创作阿布洛莫夫、屠格涅夫塑造巴扎洛夫、绥纳菲莫维支描写郭如鹤等实例，说明典型人物塑造需“一再的观察”，他这样比喻——“文学典型的制作者，是用敏感代替了显微镜，用深入的眼力代替了X光线，在社会环境这个庞大的实验室里检出他们的结论”{14}。第二，典型不是现成的，现成的只是一些散漫而暗晦的典型因素。周立波极力反对视文艺为机械照相机的理论，十分强调艺术的创造性，他指出，“最重要的，是伟大的艺术家，不但是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典型，而且常常描画出方在萌芽的社会的典型”{15}。因为，“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常常，他们把那一时代正在生长的典型和行将破灭的典型预报大众，在这里起了积极地教育大众、领导大众的作用，而文艺的最大的社会价值，也就在此”{16}。第三，典型不是偶然的。周立波强调从典型的社会环境之中寻找典型的根子，主张把握时代动向与本质，他强调“应当从广大的民众中塑造我们时代的积极的典型，从许多上面的社会层中塑取否定的典型”，“应当把握着整个范畴的人类的最性格的特征，研究他们的习惯、趣味、欲望、信仰、语法，把所得的结论造形出来”，通过把握现实中成长的新人类、日益没落的旧人们，“造成我们的文学典型”，“这才是不朽的时代典型”。第四，典型不是单纯的。周立波批评当时许多作家把典型人物写成单纯、机械的东西，写前进英雄时，事业和恋爱往往出现不可调和、不能一致，他认为，“现实中的人物，是包含极复杂的矛盾的，而且，只有体现着这极复杂的矛盾的典型，才有极大的艺术价值，才有极大的社会意义的”{17}。总之，周立波认为，“作家要选取某一环境，某一职业的最普遍的东西，加以概括，才能造出典型，而且这还不够，我们还得从情境和人物的普遍的属性中选取最特征的东西，这才能够造出活生生的时代典型”{18}。而“表现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这种‘微妙的，很难捉摸的若有若无的特征’，是新的现实主义者的最大的任务”，据此，周立波痛心疾首、略带偏激地说，因为作家没有深入现实去研究人间，没有刻苦学习，没有掌握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以当时除了阿Q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典型。
3.辩证思考：“艺术溶液的幻想炭火”。文学一方面通过塑造典型而反映现实，另一方面借助艺术幻想来表现自我，幻想居何种地位、有何价值，是文学本体论不得不面对的直接议题。1930年代的周立波，对此展开了科学主义的辩证探讨。周立波推崇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论，强调典型化创作方法。但是，他并不简单地反对艺术幻想，相反，他指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都是善于幻想的”，不过强调幻想要从现实出发，“只有渗进现实生活的最深处，作家才能够有真正的幻想”。{19}可以说，他尊重文学创作的实际规律，推崇反映，亦高扬幻想，对文学生成法则的思考深蕴辩证法。在《艺术的幻想》一文中，周立波首先直截了当地指出，“差不多一切浪漫主义的作品，尤其是诗歌，都是建筑在放荡不羁的幻想上”，关于幻想于艺术创造的关系，他有一个精彩的形象比喻，“如果把这产品当作艺术的溶液，把创作的主体当作熔炉，那么幻想就是这熔炉的主要的炭火”{20}，不止如此，周立波还认为，在极端的“自然主义”和严格的现实主义创造活动中，艺术幻想也“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自然主义大师左拉“以感情的三棱镜所窥见的现实”是幻想处理的一部分，“没有幻想的成分的现实主义决不能满足新的社会层的需要”。周立波强调，在诗和漫画中，幻想能使反映物更鲜明、更尖利；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幻想有助于“更坚固地把握现实，更有力地影响现实”，“进步的现实主义者不但要表现现实，把握现实，最要紧的是提高现实”，{21}他进一步指出，要区分进步与退步的浪漫主义：前者的幻想保持现实基调，“不但发挥着照耀现实、充实现实的充分作用，而且提供着灿烂的实践底理想”；后者的幻想起“病态的逃避”作用，是“麻痹和腐败生活力的有毒的东西”。{22}
三、观察与选择：文学的创作技巧
1.文学观察：“就像科学实验室的显微镜一样”。大凡现实主义文艺反映论都强调观察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1930年代的周立波也不例外，联系当时苏汶等人的错误观点，对此有过精辟论述。周立波坚决批判苏汶之作家主观“修改”社会客观说，他认为灵魂自由论不可靠，反对将文学创作过程神秘化，推崇科学的观察方法。周立波从三个层次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观察：观察是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特别对现实主义作家而言，观察的作用和吸引力是巨大的。这方面，他非常推崇巴尔扎克，强调“观察的作用是这么大，简直像回教僧徒的魔法一样”{23}。其次，观察是新现实主义对文学创作的更高要求，他主张新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多样地反映现实，必须“用经常的观察补足心血来潮的灵感，渗进群众生活的核心，在那里和他们打成一片”。周立波认为，一切伟大作品，差不多都是社会和人物勤恳观察的成果，“除了个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就需要观察”。再次，观察具有多种角度，可以运用多种方法，他具体指出，可通过接近描写对象、运用文件和照相等多种方法进行观察，这种观察眼光“就像科学实验室的显微镜一样”，也“好比能够透视内脏的X光线”{24}，它“需要在现实这个庞杂的实验室经过很久的训练”。总之，在他看来，意识思想和实际生活的经验力量是进行文学观察的必备条件。
2.艺术选择：“结晶、净化、统一起来的活动”。文学观察提供艺术素材，意义当然重大，但由文学素材飞跃成文学作品，则离不开艺术选择与语言组织，可见，观察与选择的关系研究，于文学本体论而言，不可不察。1930年代的周立波，也对其做了深入探析。首先，他认为选择和观察不能分开。在观察活动中需要观察，从观察到表现的创造过程更需选择，“文学家断断不能像一具无机的照相机，把现实中的一切形象爱无差等的拍照下来，因为这样做，不会得到正确的教训的结果，更不会获得艺术的美。客观的现实虽然含着美的本质，却是常常带着偶然的杂质，粗糙的形式的”，“现实的原样好像是一个未被洗炼的矿石，只有经过选择的磨洗，才能舍弃一切偶像的残余的东西，使作品的一切部份都从属于全体，一切都倾向于同一目的，形成一个整个的美的画幅”{25}。其次，周立波指出，就选择的本质而言，它“并不是使现实单纯化的作用，而是使现实中的一定的题材在一定的目的之下，结晶、净化、统一起来的活动”，“并不妨碍形式的多样性，相反的，形式的多样性是不能离开选择的”；{26}在选择的方法中，作者可“借用自然描写和环境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气氛，加强人物的个性”，“这种背景要和人物的气氛和个性配合”，“为了浮雕一个性格”，作家常常“在他的周围选了许多对立的或附属的性格”，但应当从故事发展的自然推移中流衍而出，“不能勉强扯上，更不能由于主观的爱好，任意夸张”；在选择的对应性上，有许多故事只能发生于特定时间内，而有些行动和心理只能由特定人物来担负，有许多事件带有历史积极性，另外许多却积极不起来。
3.深层意蕴：“要看清现实的本质，要看到社会的矛盾与发展”。一定的文学观察与艺术选择，体现着某种特定的文学本质观，1930年代的周立波，从创作心理、世界观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现实主义者在创作中的选择不是盲目的、非自觉的，而是有意识的、理性的。在他看来，“选择的问题是被某种阶层心理所规定，被作家所属的阶层一定的世界观所制约的”{27}。自然主义“不要选择”，认为文艺制作是模仿自然；现代乔易斯式的写实主义“不重选择”，对现实的描写是爱无差等的速记式记录；“新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决不是自然的模仿，也不是照相式的烦琐的记录。新的现实主义要看清现实的本质，要看到社会的矛盾与发展”，而这些都反映了各自的文学本质观。其次，现实主义的选择遵循着审美要求和创作规律。“选择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生活美和艺术美的关系问题”{28}，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周立波1930年代文学本体思想来说，观察与选择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它体现了周立波文学特性观，表现了他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艺观，深化了他关于典型创造的有关论述。
四、创新与局限：本体论的总体评价
1.思想创新。高扬科学精神，注重说理论证。1930年代周立波文学本体思想推崇观察方法，将其生动地比喻为显微镜、X光线，科学色彩明显；它逐一辨析了文学特性与形象、感情、思想等的关系，视形象性为文学基本特性，批驳将文学永久性之因归结为思想意识的正确性等论断，便于有效矫正当时左联忽视文艺真实性、过于推崇文艺倾向性的不足，体现出浓郁的科学探究精神；它对典型化等艺术规律进行了科学探讨，反对过分强调灵感、将文学神秘化，但又不简单否定艺术灵感、幻想的意义，对现实与文学、文学内容与形式、观察与选择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思考，科学性品格突出。应该说，在大论战十分盛行、政治化甚嚣尘上的1930年代中国文坛，以科学精神武装起来的周立波早期文学本体思想，它坚持心平气和的说理，讲求令人信服的论证，注重条分缕析的研究，虽然同是居处滚滚时代大潮中的进步文学思想，却能一反当时强势的过于情绪化、片面化、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批评常态，流露出一股清新气息。还原与置入当时的历史环境，这种悄然屹立的不同与创新尤显珍贵。
高举革命旗帜，迎应时代课题。1930年代周立波文学本体思想以苏俄为师，推崇革命现实主义的新型创作方法，并视其为“普罗文艺的理论基础”，强调典型化、观察、选择，主张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尤其反映蓬勃发展的革命现实；它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角度出发，坚持现实主义文艺精神，倡导真实描写生活，以便获得反映社会现实和本质规律的真实性，从而协调统一文学的客观性、科学性、倾向性；它热情称赞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反映现实矛盾、表现人民斗争的文学作品，着重揭示、阐述、总结现实主义文学的革命性，初步树立起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文学思想，做到文学的革命性与现实性、真实性这三者的有机统一。{29} 可以说，1930年代周立波文学本体思想立足于革命现实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神的正确指导，在科学说理的前提下，围绕文艺、现实、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积极、敏锐地试图解答那个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它为当时方兴未艾的革命文学运动，提供了合理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情感支持，从而进一步指导与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不断前行。联系与回到当时的革命场景，这种直面现实的理论与创新尤其必要。
2.历史局限。过于强调文学的思想意义，相对忽略了文学的艺术价值。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1930年代周立波对文学本体的某些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就其文学本体思想总体而言，他过于强调文学的思想意义，相对忽略了文学的艺术价值。关于当时的文学活动实况，国内有学者曾深刻指出，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知识界存在“社会科学化倾向”，这类社科学者出身的文艺批评家并不看重评论与作品之间的贴切性，他们更关心“借文学评论文字传播政治观念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当时十分强势的左翼文学批评则“过于注重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较少关注艺术自身的东西”，“多少形成了许多文学批评文字过于空疏、过于宏观和过于原则的弊病”{30}，其中尤其“忽视了文学艺术特有的审美性质，把审美排除在文学价值之外，关于这一点在左翼前期表现得最为明显”{31}。以上这些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周立波当时的文学思想。于是，周立波“对某些复杂的文艺理论问题的看法就不可能都那么全面、深刻，其中难免有某些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毛病”{32}。
过于强调文学的现实属性，相对忽略了文学的主体功能。这一局限是1930年代中国文坛的总体局限在周立波身上的影响。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作家、理论家关注现实，强调文学的现实属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文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产品，其个人属性和主体精神却是不可忽视的。1930年代中国文坛的问题不在于其强调文学的现实属性，而在于强调过度，强调到了忽略文学中的主体功能，个别人甚至否定文学的主体性。相对某些作家、理论家而言，周立波的文学本体思想还算辩证的。但不能说他没有受到当时文坛这种倾向的丝毫影响，他的文学本体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对忽略文学主体功能研究的不足。他“相对忽略了文学的主体和主体作用”，“强调‘接近自然的艺术’时，对形象思维的某些规律注意不够”{33}；全盘否定现代派文学作品，将文学作品的丰富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一切文学都浸透了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不免偏颇、绝对化；对审美活动和文艺创作中渗透浓厚的感情因素，“有所忽视，很少论述”，“对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很少论及”，“对世界观虽然决定创作方法却不等于创作方法这一点，没有充分加以论述”。{34}
总之，1930年代的周立波文学本体思想关于文学特性的鉴定，对某些艺术创作规律的认识，关于文学典型的看法，对于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主客观统一的辩证观点等，则堪称“有灵气”的文学本体思想，不少提法形象深刻，具有丰富的独创性。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第14页、第19页、第21页、第61页、第66页、第52页、第22页、第54页、第69页、第43页、第40页、第4页、第4页、第5页、第6页、第40页、第69页、第7页、第8页、第32页、第36页、第39页、第40页、第45页。
{8}黄科安：《革命想象与意识形态修辞——论周立波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转型》，《文艺争鸣》2007年第1期。
{27}庄汉新：《周立波生平与创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28}吴肇荣：《革命现实主义征程中的最初足迹——论周立波早期的评论活动和文艺思想》，《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
{29}朱晓进：《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30}王铁仙：《中国左翼文论的当代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31}胡光凡：《周立波青年时期文艺思想探源》，《求索》1985年第5期。
{32}田中阳：《论周立波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中的科学意识》，《理论与创作》1990年第3期。
{33}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一、形象与具体：文学的特殊属性
1.基本特性：“文学的伟大是形象造成的”。文学基本特性是文学区别于其它艺术形式的根本标志，中外许多文艺理论家都曾倾注心力对其进行细致辨析与审慎界定。1930年代周立波关于文学基本特性的论述，也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力量。在《文艺的特性》一文开头，周立波针对当时文艺界流行的文艺是传达人类感情的东西、艺术的任务在于使感情社会化的观点展开批评。他引述托尔斯泰《艺术论》的相关论断，批评了托氏思想与感情二分、视文艺绝缘于思想的理论，称其为“形而上学的不当理论”。在周立波看来，文学是感情、思想的统一体，“感情的纯粹的存在是没有的，感情总和一定的思想的内容相连结”，“一切伟大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一切文学都渗透了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1}周立波认为，写实主义最高峰的巴尔扎克堪称最经典例证，雨果常被作为政治人物加以品评、席勒被看成“对康德式理想的追求者”等也是典型例子。周立波强调，“文学和科学的区别并不是在感情和思想的划分”，而在于科学用概念认识与体现世界，文学用形象反映和认识世界，“一切概念和思想，在形象中，现出了浓厚的灵活的彩色和可触的情意，文学作家对于一切人类的活动，一切有机和无机的东西，都赋予了跳跃的生命”。{2}在周立波眼里，文学的伟大是形象造成的，但现代艺术存在对形象进行形而上学的切取之最卑俗倾向，它们“摄取一些不相连续的形象，把形象的相互间的联系去掉，剩了一些无意识的独立的东西”，“看不见历史的动的姿态”，“看不出现象的本质的关联”，视“艺术的形象作为消遣的玩具”。正基于此，周立波否定一切现代派艺术，认为它们 “没有思想的内容”，并且这种看法贯穿他一生。
2 .艺术魅力：“文学的永久性常和形象化程度成正比”。文学为何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一直是中外学者探讨的重要话题。1930年代的周立波文学永久魅力思想，则具有非常鲜明的驳斥论战色彩。在《文学的永久性》等文章中，周立波一一批驳了将文学永久性原因归结为感情的永久性、思想意识的前进性、真实性的力量等种种论断，他引述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历史区别的经典论述，诗歌处理普遍的东西，历史叙述个别事物，同时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为例证，得出如下结论，“文学是反映时代的风俗、习惯、思想和感情的，那么，反映得愈正确，就愈带永久性”{3}，“艺术文学和科学同样是对于现实的研究和说明，但是文学给了我们更生动的光景”，“科学用抽象的概念的叙述方法，反映现实，认识现实；文学是透过具体的形象反映现实，认识现实，文学的永久性常常和形象化的程度成为正比”。{4}周立波的这些论述，将其文学特性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了：首先，文学的形象中包含着思想感情，只有反映正确的思想感情的文学形象才有永久性；其次，文学与科学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但由于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具有形象的生动性，因此文学具有永久性；再次，所有的文学都要用形象反映现实，但其形象性却有程度上的差异，形象化程度越高的文学越具有永久性。可以说，周立波从文学艺术永久魅力的角度，再一次对文学的形象特性进行了强调并展开论述，进一步巩固与深化了自己关于文学特性的看法。
3.具体构成：“文学是一种最微妙最复杂的意识形态”。视文学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学术主脉之一，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症候式分析为甚。1930年代的周立波文学意识形态思想，具有十分突出的辩证分析特点。在《文学的限界和特性》一文中，周立波开篇便指出，“文学是一种最微妙最复杂的意识形态”{5}。随后，他引述英国文艺理论家约翰·斯特拉彻的观点，强调文学与科学、哲学、宗教的互相接界、紧密关联，充分展示了文学的复杂性。最后，借助米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周立波再次强调了文学的形象特性及其复杂性，“文学就是依靠着这种具体的形象，和人类思想的其他范畴并排的去反映和认识社会，而且，进一步去改造社会的”{6}。另外，在周立波看来，文学的复杂与微妙还表现在文学思想与形式的关系上。周立波认为，思想内容是作品的决定要素，一切美的形式只有从属于一定的思想，才有意义，但他同时强调，思想不是从外面强加的，应是作品的本质东西，“作者在形象之外现身说法，是最损害作品的企图”，作品表现应该顺其自然，“表现思想倾向，带有主观的勉强性，是文艺的一切失败的最大根源”。在他看来，“只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高度的形象化）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伟大的作品，才能确立作品的永久性”，总之，“用那由精密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正确的世界观和抒情诗人的喜怒与力，结合起来，造成这种艺术文学的新的结晶”。{7}周立波关于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于文学的艺术化要求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对恩格斯在《致拉萨尔》信中提出的反对“席勒式”，提倡“莎士比亚化”观点的中国式表达。事实上，周立波既“很注重发掘和阐释人物形象的叛逆和反抗的特性，这充分说明他在解读作家思想和文学作品内容时，所强化的意识形态立场”{8}，同时，他又不把文学混同于一般意识形态，而强调文学是艺术化的审美意识形态。
二、反映与典型：文学的生成法则
1.文学反映：“时代精神的熏陶激荡”。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如何，一直是古今中外文艺理论需首先明确的基础课题。1930年代的周立波，对此做出了唯物主义的本质解答。在《文学的永久性》等文章中，周立波坚持科学的文学论，强调形象化，同时又反对神秘化，他认为艺术不是超时代、超社会的，“说文学是超时代超社会的纯粹艺术的存在，只是艺术至上主义者和艺术自由论者的梦话”，“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从正面或反面，有意或无意的受了时代精神的熏陶激荡”{9}。为更深入地予以说明，在《我们应该描写什么》一文中，周立波逐次驳斥了“为艺术而艺术”论者、“艺术至上”主义者、艺术上的形式主义者的观点，他强调指出，“他们是有意无意地把艺术从战斗的现实拉开，使艺术不能尽那‘改造世界’的任务”{10}，更进一步，结合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与传统，他将当时文学反映的主要任务，明确定义为“反帝反封”。此外，围绕这一话题，在与苏汶进行论战的几篇文章中，周立波重点批判了苏汶“作家的主观是作品的决定的基础”的论调，他强调“人是社会的动物”，“有了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有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的一定的艺术思想，社会现实以及这个现实中的个人的地位等才是‘艺术家的灵魂’的决定的基础”，而“苏汶先生恰恰把这根本倒置”。周立波认为，苏汶的错误根源在于对“客观”的浅薄认识，在周立波看来，“在现实中，除了事实的表面以外，还有现实的内在的矛盾和发展，事实的关联与因果，这虽然是需要经过抽象的思维和分析才能认识的东西，但是这是‘客观’，因为它们并不是经过了思维以后的产物，而是独立于人类意识以外的东西”{11}。文学创作虽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写作与反映，但“真理只有一个，而且只有主观的要求和历史现实的要求一致的阶层，才说真话，才能接近真理”，正因为这样，他一方面强调道，“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的。他们经历着丰富的实际生活，而且终生挚爱它”，同时又批评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永远在三角四角上兜圈子，用最陈腐的题材，使青年逗留在极狭隘的人生范围里，看不见时代的丰富，更看不见历史的动态”，“这样的题材常常有劝诱青年逃避现实，看轻社会事业的作用，是时代的麻醉品”。{12}
2.创造典型：“一切文学的最大任务”。文艺典型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论题，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都提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见解。1930年代的周立波，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对此进行了细致阐发。周立波认为，“典型的创造，是一切文学的一个最大任务”{13}。在《文学中的典型人物》等文章中，通过列出哈姆莱特、堂吉诃德、阿布洛莫夫、罗亭、夏洛克、阿Q等众多不朽的典型形象，他雄辩地证明了典型在文学创造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文学典型的艺术性进行了探讨。
第一，典型人物不是抽象的、理想的，产生过程是精密的科学过程。周立波举冈察洛夫创作阿布洛莫夫、屠格涅夫塑造巴扎洛夫、绥纳菲莫维支描写郭如鹤等实例，说明典型人物塑造需“一再的观察”，他这样比喻——“文学典型的制作者，是用敏感代替了显微镜，用深入的眼力代替了X光线，在社会环境这个庞大的实验室里检出他们的结论”{14}。第二，典型不是现成的，现成的只是一些散漫而暗晦的典型因素。周立波极力反对视文艺为机械照相机的理论，十分强调艺术的创造性，他指出，“最重要的，是伟大的艺术家，不但是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典型，而且常常描画出方在萌芽的社会的典型”{15}。因为，“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常常，他们把那一时代正在生长的典型和行将破灭的典型预报大众，在这里起了积极地教育大众、领导大众的作用，而文艺的最大的社会价值，也就在此”{16}。第三，典型不是偶然的。周立波强调从典型的社会环境之中寻找典型的根子，主张把握时代动向与本质，他强调“应当从广大的民众中塑造我们时代的积极的典型，从许多上面的社会层中塑取否定的典型”，“应当把握着整个范畴的人类的最性格的特征，研究他们的习惯、趣味、欲望、信仰、语法，把所得的结论造形出来”，通过把握现实中成长的新人类、日益没落的旧人们，“造成我们的文学典型”，“这才是不朽的时代典型”。第四，典型不是单纯的。周立波批评当时许多作家把典型人物写成单纯、机械的东西，写前进英雄时，事业和恋爱往往出现不可调和、不能一致，他认为，“现实中的人物，是包含极复杂的矛盾的，而且，只有体现着这极复杂的矛盾的典型，才有极大的艺术价值，才有极大的社会意义的”{17}。总之，周立波认为，“作家要选取某一环境，某一职业的最普遍的东西，加以概括，才能造出典型，而且这还不够，我们还得从情境和人物的普遍的属性中选取最特征的东西，这才能够造出活生生的时代典型”{18}。而“表现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这种‘微妙的，很难捉摸的若有若无的特征’，是新的现实主义者的最大的任务”，据此，周立波痛心疾首、略带偏激地说，因为作家没有深入现实去研究人间，没有刻苦学习，没有掌握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以当时除了阿Q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典型。
3.辩证思考：“艺术溶液的幻想炭火”。文学一方面通过塑造典型而反映现实，另一方面借助艺术幻想来表现自我，幻想居何种地位、有何价值，是文学本体论不得不面对的直接议题。1930年代的周立波，对此展开了科学主义的辩证探讨。周立波推崇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论，强调典型化创作方法。但是，他并不简单地反对艺术幻想，相反，他指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都是善于幻想的”，不过强调幻想要从现实出发，“只有渗进现实生活的最深处，作家才能够有真正的幻想”。{19}可以说，他尊重文学创作的实际规律，推崇反映，亦高扬幻想，对文学生成法则的思考深蕴辩证法。在《艺术的幻想》一文中，周立波首先直截了当地指出，“差不多一切浪漫主义的作品，尤其是诗歌，都是建筑在放荡不羁的幻想上”，关于幻想于艺术创造的关系，他有一个精彩的形象比喻，“如果把这产品当作艺术的溶液，把创作的主体当作熔炉，那么幻想就是这熔炉的主要的炭火”{20}，不止如此，周立波还认为，在极端的“自然主义”和严格的现实主义创造活动中，艺术幻想也“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自然主义大师左拉“以感情的三棱镜所窥见的现实”是幻想处理的一部分，“没有幻想的成分的现实主义决不能满足新的社会层的需要”。周立波强调，在诗和漫画中，幻想能使反映物更鲜明、更尖利；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幻想有助于“更坚固地把握现实，更有力地影响现实”，“进步的现实主义者不但要表现现实，把握现实，最要紧的是提高现实”，{21}他进一步指出，要区分进步与退步的浪漫主义：前者的幻想保持现实基调，“不但发挥着照耀现实、充实现实的充分作用，而且提供着灿烂的实践底理想”；后者的幻想起“病态的逃避”作用，是“麻痹和腐败生活力的有毒的东西”。{22}
三、观察与选择：文学的创作技巧
1.文学观察：“就像科学实验室的显微镜一样”。大凡现实主义文艺反映论都强调观察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1930年代的周立波也不例外，联系当时苏汶等人的错误观点，对此有过精辟论述。周立波坚决批判苏汶之作家主观“修改”社会客观说，他认为灵魂自由论不可靠，反对将文学创作过程神秘化，推崇科学的观察方法。周立波从三个层次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观察：观察是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特别对现实主义作家而言，观察的作用和吸引力是巨大的。这方面，他非常推崇巴尔扎克，强调“观察的作用是这么大，简直像回教僧徒的魔法一样”{23}。其次，观察是新现实主义对文学创作的更高要求，他主张新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多样地反映现实，必须“用经常的观察补足心血来潮的灵感，渗进群众生活的核心，在那里和他们打成一片”。周立波认为，一切伟大作品，差不多都是社会和人物勤恳观察的成果，“除了个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就需要观察”。再次，观察具有多种角度，可以运用多种方法，他具体指出，可通过接近描写对象、运用文件和照相等多种方法进行观察，这种观察眼光“就像科学实验室的显微镜一样”，也“好比能够透视内脏的X光线”{24}，它“需要在现实这个庞杂的实验室经过很久的训练”。总之，在他看来，意识思想和实际生活的经验力量是进行文学观察的必备条件。
2.艺术选择：“结晶、净化、统一起来的活动”。文学观察提供艺术素材，意义当然重大，但由文学素材飞跃成文学作品，则离不开艺术选择与语言组织，可见，观察与选择的关系研究，于文学本体论而言，不可不察。1930年代的周立波，也对其做了深入探析。首先，他认为选择和观察不能分开。在观察活动中需要观察，从观察到表现的创造过程更需选择，“文学家断断不能像一具无机的照相机，把现实中的一切形象爱无差等的拍照下来，因为这样做，不会得到正确的教训的结果，更不会获得艺术的美。客观的现实虽然含着美的本质，却是常常带着偶然的杂质，粗糙的形式的”，“现实的原样好像是一个未被洗炼的矿石，只有经过选择的磨洗，才能舍弃一切偶像的残余的东西，使作品的一切部份都从属于全体，一切都倾向于同一目的，形成一个整个的美的画幅”{25}。其次，周立波指出，就选择的本质而言，它“并不是使现实单纯化的作用，而是使现实中的一定的题材在一定的目的之下，结晶、净化、统一起来的活动”，“并不妨碍形式的多样性，相反的，形式的多样性是不能离开选择的”；{26}在选择的方法中，作者可“借用自然描写和环境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气氛，加强人物的个性”，“这种背景要和人物的气氛和个性配合”，“为了浮雕一个性格”，作家常常“在他的周围选了许多对立的或附属的性格”，但应当从故事发展的自然推移中流衍而出，“不能勉强扯上，更不能由于主观的爱好，任意夸张”；在选择的对应性上，有许多故事只能发生于特定时间内，而有些行动和心理只能由特定人物来担负，有许多事件带有历史积极性，另外许多却积极不起来。
3.深层意蕴：“要看清现实的本质，要看到社会的矛盾与发展”。一定的文学观察与艺术选择，体现着某种特定的文学本质观，1930年代的周立波，从创作心理、世界观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现实主义者在创作中的选择不是盲目的、非自觉的，而是有意识的、理性的。在他看来，“选择的问题是被某种阶层心理所规定，被作家所属的阶层一定的世界观所制约的”{27}。自然主义“不要选择”，认为文艺制作是模仿自然；现代乔易斯式的写实主义“不重选择”，对现实的描写是爱无差等的速记式记录；“新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决不是自然的模仿，也不是照相式的烦琐的记录。新的现实主义要看清现实的本质，要看到社会的矛盾与发展”，而这些都反映了各自的文学本质观。其次，现实主义的选择遵循着审美要求和创作规律。“选择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生活美和艺术美的关系问题”{28}，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周立波1930年代文学本体思想来说，观察与选择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它体现了周立波文学特性观，表现了他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艺观，深化了他关于典型创造的有关论述。
四、创新与局限：本体论的总体评价
1.思想创新。高扬科学精神，注重说理论证。1930年代周立波文学本体思想推崇观察方法，将其生动地比喻为显微镜、X光线，科学色彩明显；它逐一辨析了文学特性与形象、感情、思想等的关系，视形象性为文学基本特性，批驳将文学永久性之因归结为思想意识的正确性等论断，便于有效矫正当时左联忽视文艺真实性、过于推崇文艺倾向性的不足，体现出浓郁的科学探究精神；它对典型化等艺术规律进行了科学探讨，反对过分强调灵感、将文学神秘化，但又不简单否定艺术灵感、幻想的意义，对现实与文学、文学内容与形式、观察与选择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思考，科学性品格突出。应该说，在大论战十分盛行、政治化甚嚣尘上的1930年代中国文坛，以科学精神武装起来的周立波早期文学本体思想，它坚持心平气和的说理，讲求令人信服的论证，注重条分缕析的研究，虽然同是居处滚滚时代大潮中的进步文学思想，却能一反当时强势的过于情绪化、片面化、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批评常态，流露出一股清新气息。还原与置入当时的历史环境，这种悄然屹立的不同与创新尤显珍贵。
高举革命旗帜，迎应时代课题。1930年代周立波文学本体思想以苏俄为师，推崇革命现实主义的新型创作方法，并视其为“普罗文艺的理论基础”，强调典型化、观察、选择，主张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尤其反映蓬勃发展的革命现实；它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角度出发，坚持现实主义文艺精神，倡导真实描写生活，以便获得反映社会现实和本质规律的真实性，从而协调统一文学的客观性、科学性、倾向性；它热情称赞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反映现实矛盾、表现人民斗争的文学作品，着重揭示、阐述、总结现实主义文学的革命性，初步树立起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文学思想，做到文学的革命性与现实性、真实性这三者的有机统一。{29} 可以说，1930年代周立波文学本体思想立足于革命现实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神的正确指导，在科学说理的前提下，围绕文艺、现实、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积极、敏锐地试图解答那个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它为当时方兴未艾的革命文学运动，提供了合理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情感支持，从而进一步指导与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不断前行。联系与回到当时的革命场景，这种直面现实的理论与创新尤其必要。
2.历史局限。过于强调文学的思想意义，相对忽略了文学的艺术价值。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1930年代周立波对文学本体的某些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就其文学本体思想总体而言，他过于强调文学的思想意义，相对忽略了文学的艺术价值。关于当时的文学活动实况，国内有学者曾深刻指出，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知识界存在“社会科学化倾向”，这类社科学者出身的文艺批评家并不看重评论与作品之间的贴切性，他们更关心“借文学评论文字传播政治观念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当时十分强势的左翼文学批评则“过于注重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较少关注艺术自身的东西”，“多少形成了许多文学批评文字过于空疏、过于宏观和过于原则的弊病”{30}，其中尤其“忽视了文学艺术特有的审美性质，把审美排除在文学价值之外，关于这一点在左翼前期表现得最为明显”{31}。以上这些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周立波当时的文学思想。于是，周立波“对某些复杂的文艺理论问题的看法就不可能都那么全面、深刻，其中难免有某些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毛病”{32}。
过于强调文学的现实属性，相对忽略了文学的主体功能。这一局限是1930年代中国文坛的总体局限在周立波身上的影响。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作家、理论家关注现实，强调文学的现实属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文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产品，其个人属性和主体精神却是不可忽视的。1930年代中国文坛的问题不在于其强调文学的现实属性，而在于强调过度，强调到了忽略文学中的主体功能，个别人甚至否定文学的主体性。相对某些作家、理论家而言，周立波的文学本体思想还算辩证的。但不能说他没有受到当时文坛这种倾向的丝毫影响，他的文学本体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对忽略文学主体功能研究的不足。他“相对忽略了文学的主体和主体作用”，“强调‘接近自然的艺术’时，对形象思维的某些规律注意不够”{33}；全盘否定现代派文学作品，将文学作品的丰富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一切文学都浸透了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不免偏颇、绝对化；对审美活动和文艺创作中渗透浓厚的感情因素，“有所忽视，很少论述”，“对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很少论及”，“对世界观虽然决定创作方法却不等于创作方法这一点，没有充分加以论述”。{34}
总之，1930年代的周立波文学本体思想关于文学特性的鉴定，对某些艺术创作规律的认识，关于文学典型的看法，对于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主客观统一的辩证观点等，则堪称“有灵气”的文学本体思想，不少提法形象深刻，具有丰富的独创性。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第14页、第19页、第21页、第61页、第66页、第52页、第22页、第54页、第69页、第43页、第40页、第4页、第4页、第5页、第6页、第40页、第69页、第7页、第8页、第32页、第36页、第39页、第40页、第45页。
{8}黄科安：《革命想象与意识形态修辞——论周立波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转型》，《文艺争鸣》2007年第1期。
{27}庄汉新：《周立波生平与创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28}吴肇荣：《革命现实主义征程中的最初足迹——论周立波早期的评论活动和文艺思想》，《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
{29}朱晓进：《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30}王铁仙：《中国左翼文论的当代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31}胡光凡：《周立波青年时期文艺思想探源》，《求索》1985年第5期。
{32}田中阳：《论周立波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中的科学意识》，《理论与创作》1990年第3期。
{33}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