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湘军五少将”指的是湖南省近几年来崭露头角的五位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分别是谢宗玉、马笑泉、沈念、田耳和于怀岸。这个称号非常有气魄，让我们感到千军万马就在身后。拿破仑说，不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湖南的作家更加豪迈，一上来就要当将军，就自信我们就是将军的料。我以为这就是湖南人的性格。不过我对这个称号也有一些不满足，因为这个称号尽管让我们看到文学湘军的自信心，尽管证明了文学湘军的后继有人，但还不能够体现出这五位年轻作家在文学上的新质。在阅读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感到每位作家的风格和个性有很大的区别，但仍觉得他们具有一些共同性，这些共同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文学新质的特点，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表现力。因此他们的写作不仅仅具有湖南的地域意义，也具有当代文学的整体意义。
　　 从他们的文学新质出发，我愿意将他们命名为“70年代出生的文学硬汉”。
　　 他们都出生于70年代，带有这个时代的鲜明印记。但是我们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缺乏准确的、全面的认识。曾经，70年代出生成为文学界热烈关注的词汇，但这种热烈关注是由棉棉、卫慧以及所谓美女作家引起的。美女作家实在是太炫目了，以致遮蔽了我们的视线，因此当我们谈起70年代出生的作家时，就想到了美女，想到了酒吧、咖啡，想到了调情、矫情。有人就把70年代出生的文学写作称之为中产阶级写作，白领写作，都市化写作，等等。显然这只是70年代出生作家写作的一部分，现在看来，这一部分正在萎缩、衰退。但我们从湖南的五位年轻作家的写作中，丝毫看不到白领的影子，看不到中产阶级趣味，看不到都市的幻觉。他们提供了70年代出生作家的另一层面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在为70年代出生的作家正名。
　　 当然，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为我们塑造的文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有不少风格独特的作家，远远不是美女作家、白领写作这样的词汇可以概括的，并不是只有湖南湘军的五少将提供了70年代生人的独特性，比如：陈家桥、李修文、刘玉栋，即使所谓美女作家，像魏微、戴来、朱文颖等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那么，湖南这五位7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什么独特性呢？
　　 硬汉性格，也许可以说就是他们写作的独特性。他们的叙述硬朗、冷峻，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意志刚强的性格，外表冷酷却内心热烈，处事果敢，责任心强，既有铁面无情的一面，又有柔情似水的一面。这样一种硬汉形象让我想起了日本电影中高仓健所塑造的形象。也许由于70年代出生的作家成长经历的缘故，使得高仓健与他们今天在文学写作中所表现出的硬汉性格有某种关联。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是文革结束后一切都在拨乱反正的时期。在文革的长期政治打压下，中国的社会变得紧张禁闭，男子汉精神丧失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孩子在成长中需要从父辈那里找到楷模，特别是对于男孩子来说，他们内心的荷尔蒙种子迫切需要得到阳刚和昂扬精神的浇灌，但当时普遍是一种萎靡不振、小心谨慎、提心吊胆的父亲形象。恰好在这时候，高仓健来了，弥补了这一精神的缺失，在他们的少年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与他们的生活经验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在他们的心理断乳期，正遇上拨乱反正的社会秩序大变动时期，曾被压抑的个人主义得到无节制的释放，于是他们这一代人在集体无意识中选择了硬汉形象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当我多年前第一次读到马笑泉的小说时，就感到了作者内心的冷峻和刚强。他的小说以70年代生人的成长为主要素材，塑造的人物也主要是敢于对抗社会的少年形象，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叛、造反、抗争的行为和言论，体现出湖南人的刚烈性格，他们的冷酷、疾恶如仇显然又与他们在成长时期缺少爱的浇灌有很大关系，我曾以“后文革征象的冷叙述”来概括我读马笑泉小说的印象。比如在他的《愤怒青年》《打铁打铁》等小说中的少年主人公，让我们想起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经典的坏孩子形象。坏孩子形象往往有一种刚强的品格，他们的坏不过是对恶浊社会的叛逆，骨子里却保留着孩子最可贵的纯真。像马笑泉笔下的坏孩子之所以是成功的，就在于他们同样不失“童心”，如《愤怒青年》中的楚小龙可以凶狠地杀人，却对知识和他所崇拜的英雄怀有敬畏之心。这就给冷叙述中添加进了热血的温度，这也恰恰是硬汉形象不可或缺的内容。沈念也是一种冷叙述，透着对硬汉精神的追求，但他的冷叙述中有一种轻盈的东西，这与他的精神价值有关。如《断指》中的“我”将自己的手指与剽让的手指绑在一起，一刀砍了下去，一个硬汉形象就站立起来了，重要的是在这个细节中不仅体现出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魄，而且捍卫着精神价值的尊严。
　　 荒诞感是这几位70年代出生作家的另一明显特征。荒诞感可以说是时代留给70年代出生作家的印记。“80后”是没有荒诞感的，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游戏精神，一种不屑的态度。荒诞是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为什么会在70年代人身上表现突出呢？因为荒诞感来自人的荒诞意识，荒诞意识表达的是人类生存终极目的的困惑。人类一直是很自信的生物，自古希腊以来，开始了对万事万物的终极追问，对一切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并由此建立起理性的体系。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兴起以来，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为标志，过去建立起的理性体系一一遭到怀疑，但现代主义并没有放弃终极追问，只不过终极追问悬置在那里，没有结果，于是就产生了荒诞意识。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荒诞意识的诞生有两个前提：一是对生存的终极目的的终极追问，二是人对自己的终极追问既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也不能做出否定性的结论，而只能采取暧昧的悬搁态度。为什么说“80后”缺乏荒诞感，因为他们是在弥漫着后现代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后现代培育了他们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习惯，他们已经对终极追问不感兴趣了。而对于湖南的这五位70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他们不满足于对形而下的书写，不满足于对生活的直接呈现，他们都有一种终极追问的倾向，他们要问：生存的目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他们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过去的价值判断，于是他们内心就有一种困惑，一种暧昧的悬搁态度，这就带来了他们写作中的荒诞感。所以他们也很容易地与卡夫卡等现代作家产生共鸣。像于怀岸的《你认识小麻子吗》，就有明显的卡夫卡味道。于怀岸的小说多写现实底层的生活，但在非常质朴的、写实性的叙述中透出一丝荒诞感。而这种荒诞感源于他面对底层社会种种反常现象的疑惑，对生活中价值失范的疑惑。他们不是彻底的荒诞派，荒诞感就像淡淡的乡愁一样从他们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流露出来。但正是这种类似于淡淡乡愁的东西，最贴切地传达出他们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境界。 比如田耳的《衣钵》写一个大学生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学做道士，以此作为自己的实习，并决定毕业后就回来做一个乡村道士，这本身就是一件看似很荒诞的事情，作者却写得很正常，很平静。小说弥散着的是典型的乡愁，但乡愁中又包含着作者对传统精神边缘化的无奈。
　　 我们在谈论这几位作家的荒诞感时，决不要忽略了他们的荒诞感的思想动力来自他们内心的终极追问。他们在寻找着当今世界的精神价值，所以他们的写作中包含着一种宏大叙事的企图。毫无疑问，过去的宏大叙事他们是不认同的，他们和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消解了旧的宏大叙事，但他们并没有沿着后现代的思路走下去，以彻底的消解和颠覆来构建自己的文学叙述。所以他们有一种建设新的宏大叙事的企图。无论是在他们挚爱的硬汉形象的精神内涵中，还是在他们荒诞感背后的终极追问，我们都能感觉到他们对意义的重视，但意义在他们的思考中又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既带来他们的惶惑，也促使他们继续寻找下去。谢宗玉的散文集《遍地药香》可以说是代表了他们在精神价值上的追求。《遍地药香》以田头山野可以入药的植物为题，书写乡村记忆和情感。叶梦说这是“与世隔绝的乌托邦”，所谓乌托邦，其实就是作者为自己建造的一座精神价值的大厦，这不就是一种宏大叙事吗？湖南的这几位年轻作家都来自乡村，乡村精神，包括民间的道德精神，农业文化传统，是他们重要的精神资源。他们把乡村精神带入到70年代出生作家的写作之中，区别于那些目光仅仅关注城市的所谓小资写作、白领写作或美女写作。他们同样面对城市，但他们不是站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截然对立的立场上面对城市，不是以一种仇恨、对抗城市文明的姿态出现，他们有一种自信心，自信能够在城市文明中获得发展。这应该是他们建立自己的新的宏大叙事的基础。
　　 我们现在热衷于以年代为作家命名，继“60年代”之后，我们相继遭遇了“70年代”、“80后”，如今“90后”这个新词又浮出了水面。以年代命名的举动可以看作是文学批评面对复杂的文学局面缺乏思想和智慧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代际更迭的频率越来越快，不到十年的功夫，社会的文化时尚、审美倾向乃至人生价值取向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带到了当代文学的进程之中。以年代为作家命名其实也包含着对新的审美特征的关注。7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经处在“知天命”的黄金阶段，他们正在挑起当代文学的大梁。所以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多作一些客观公正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过去我们对70年代的讨论也不少，但不说含有一些偏见的话，至少也主要是看到70年代出生作家的“轻”的一面，比如说在都市文学中的小资情调。事实上，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还有“重”的一面，湖南的文学五少将所表现出的硬汉精神就是突出的证明。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