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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守义(1682～1753)，又作守利、守和、诗义，字利和，乃山西省临汾人氏。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樊守义的《身见录》是一部至关重要的著作。
1707年25岁的樊守义随在华的耶稣会士艾若瑟(Provana)赴罗马见教皇。他们二人从澳门出发，经由巴西、葡萄牙、西班牙到达罗马。樊守义在欧洲待了数年，加入了耶稣会，并且还进入罗马神学院学习神学，毕业后晋升为司铎，取教名类思。1720年樊守义和艾若瑟回中国。
1721年，根据自己的出国见闻，樊守义写了《身见录》一书。方豪盛赞此书“实国人所撰第一部欧洲游记，至为可贵”。实际上，樊守义的《身见录》不但是中国人的第一部欧洲游记，而且还是中国人的第一部美洲游记。樊守义描绘了当时巴西首府巴以亚(Bahia)的情况。巴以亚是美洲古老的城市之一，是巴西东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现称萨尔瓦多(salvador)。巴以亚城始建于1549年，1763年之前为巴西首府。樊守义说：巴以亚“府之前乃平水湾，有大船百余艘，更有极高大而甚坚厚者为战船，上置大炮。此地富厚，地气清爽，天时无寒。产巴尔撒木香刀伤油鼻烟桂皮白糖长米粮畜牛羊，而金若银多，且易取波尔都尔国。此处有地靠海边，府内建立天主堂、圣人堂、修道会院，咸极崇固”。樊守义的描述是真实正确的。萨尔瓦多物产丰富。濒临大西洋，终年气候炎热，分为上下两城。巴西是一个宗教大国，居民信仰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非洲坎东来莱教等。在这些宗教当中。天主教的信徒最多。因而，巴西的城市既有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又有清真寺和佛教寺庙。萨尔瓦多也不例外，它的教堂是巴西最多的，有70多个。樊守义还描绘了萨尔瓦多的文化教育状况和政府管理：“置大学中学，各方俊秀，多会于此。人品聪颖清和，总理其间者若巡抚然，而以下文武共襄其事。……有屋一所甚宽，其间多藏珍重。上层为书库，庄书五六十架，不啻数十万卷。”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蛮夷的美洲人竟然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中国人如果看了《身见录》，其惊诧之情不难想象。
在《身见录》中，樊守义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欧洲各地的风俗景物。葡萄牙国王诞辰之日，“国王上立，旁群臣仰上鞠躬，凡三躬，近王前，亲王手，或问答，或退班”。里斯本“壮丽可观，允称富国，无物不备。地多泉穴，其房俱_一四层不一，而公侯王府，更极崇美”。西班牙“人皆安分，不炫富贵。爱清雅，唯喜亭囿，大率如是”。热那亚“多城郭，人情与前各国无异，惟喜出外谋为。王公大族，门楼峻大，金银珍宝，容人觇玩，在西洋郡称是国为冠也。所盖之精，宫室之美，人才之盛，世家之富，难以尽述。城外则近海，有大小洋船百余，建塔于海口，每夜有以灯照远客船”。比萨“犹有古时宫殿宝塔遗址，周城水绕”。罗马“多苑囿，有大书库，库列大厨，无论其所藏经书之多，即书柜书箱，总难屈指。开辟迄今，天下万国史籍，无不全备。……邻邦货物，靡不悉具。邻邦英俊，群集城内。……城内多养济院，有兵役养济院。过客养济院，穷民及痼病养济院，皆受益焉。富贵家蠲助，延内外医生，药室各有专司，其病人之床，洁净可爱，大约千问，器皿全具而且洁净也。又有孤子院，衣食俱备”。那不勒斯“都城土地，华美富厚，人性和乐。城外临海，各国船集。有山出火烟，城内宫殿，有遗址并有圣迹”。波罗尼亚“地极丰丰，人民富庶，公侯世家繁众，城池宫室极华，而府内人民聪俊好学”。都灵“土产丰厚，人性坚强有勇，好交往，又好学，又多公侯世家，臣民俱忠。诚内宫室房屋，均平一体，贫富相等，乙式高大，即穷人亦与大富相同耳”。
作为宗教人士，樊守义对圣迹很感兴趣。在《身见录》中，樊守义详细记载了那不勒斯的主保圣人圣·亚努阿里乌斯(saint Januarius)显圣之事：“挪波里国……有山出火烟，城内宫殿，有遗址并有圣迹。一乃拿禄圣人之血，收藏堂中。此圣人去世多年，然每遇圣人瞻礼之日，堂中所存圣人本身之血，向系干泯，而诵圣经之时，其血复化，流如新鲜，瞻礼毕，又变为干”。
圣·亚努阿里乌斯是意大利人，贝尼文托的主教，公元305年为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致死。死后他的血块被藏在那不勒斯大教堂的一个瓶子里，“这已经凝结的血每年有三次要恢复液态”，此被视为圣·亚努阿里乌斯显圣。“显圣不灵被认为是灾难、地震、瘟疫或战争的预兆”。
与樊守义相识的意大利著名传教士马国贤带领中国学生崇拜圣·亚努阿里乌斯之血时也曾经历了他显圣之事。马国贤和中国学生在教堂的圣坛面前跪下祈祷，教堂的牧师把藏血的瓶子让他们观看、抚摸、亲吻。看到马国贤等人非常虔诚，牧师就让他们自己拿着瓶子翻看。当一个中国学生满怀崇敬之情拿着瓶子看时，瓶底的血块突然开始融化。到牧师诵唱赞美诗时，血块全部变成了液体。马国贤说圣·亚努阿里乌斯很赞赏中国学生不远万里前来朝圣，因而他“高兴地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安慰他们”。
1729年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那不勒斯也目睹了圣·亚努阿里乌斯显圣之事。孟德斯鸠对血块如何变为血液给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说是祭坛上和祭坛周围的蜡烛所散发出的热量导致了血块的液化。孟德斯鸠“深信牧师和人民的信仰是虔诚的，牧师们不是骗子，但是他认为很可能牧师们自己已被蒙骗了”。
与有些游记中夹杂着道听途说不同，樊守义是抱着客观认真的态度撰写《身见录》的。樊守义自己在《身见录》的序言中就说：“耳闻之而目有未睹者，我姑弗道。”通过樊守义的《身见录》，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欧洲的教育文化、经济状况及社会保障等并不比中国差，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国。欧洲人的强烈的海权意识在《身见录》中也得到了反映。《身见录》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优美的欧洲社会风情画，它重点描绘了当时意大利政治分裂小国林立的现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捷克学者约瑟夫·科尔马什(Josef Kolmas)认为《身见录》“是中国文史资料中第一篇出自中国作者之手的关于西方的文字资料”。同时，樊守义在谈到国外的地名和物品名称时，采用的是音译，如称美洲为“亚墨里加洲”、葡萄牙为“波尔多嘞尔”、意大利为“依大利亚”、橄榄为“阿里伐”等，这也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在樊守义写《身见录》时，康熙已经举起了文字狱的大旗，因而，樊守义在《身见录》中的用词十分小心。樊守义称罗马教皇为“教王”，称谒见教皇为“进见教化王”，把拜见康熙叫做“获觐天颜，仰荷宠赉”。樊守义极力抬高康熙。樊守义的这种做法被意大利学者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和马西尼(Fedefico Masini)称之为“小心翼翼，字斟句酌，不致碰到其同胞的敏感的神经”。尽管樊守义在写《身见录》时非常谨慎，竭力避开文字狱的陷阱，但是，在清朝推行愚民政策，极力维护其统治的高压环境下，《身见录》没有刊行，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流传。《身见录》如果刊行，中国人就可以通过此书了解到国外的情况，可以清醒地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身见录》原稿后来竟然流入了意大利，藏于罗马国立图书馆，附在《名理探》之后。直到1937年，《身见录》才由中国学者阎宗临拍成照片带回国内，这实在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憾事。
1707年25岁的樊守义随在华的耶稣会士艾若瑟(Provana)赴罗马见教皇。他们二人从澳门出发，经由巴西、葡萄牙、西班牙到达罗马。樊守义在欧洲待了数年，加入了耶稣会，并且还进入罗马神学院学习神学，毕业后晋升为司铎，取教名类思。1720年樊守义和艾若瑟回中国。
1721年，根据自己的出国见闻，樊守义写了《身见录》一书。方豪盛赞此书“实国人所撰第一部欧洲游记，至为可贵”。实际上，樊守义的《身见录》不但是中国人的第一部欧洲游记，而且还是中国人的第一部美洲游记。樊守义描绘了当时巴西首府巴以亚(Bahia)的情况。巴以亚是美洲古老的城市之一，是巴西东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现称萨尔瓦多(salvador)。巴以亚城始建于1549年，1763年之前为巴西首府。樊守义说：巴以亚“府之前乃平水湾，有大船百余艘，更有极高大而甚坚厚者为战船，上置大炮。此地富厚，地气清爽，天时无寒。产巴尔撒木香刀伤油鼻烟桂皮白糖长米粮畜牛羊，而金若银多，且易取波尔都尔国。此处有地靠海边，府内建立天主堂、圣人堂、修道会院，咸极崇固”。樊守义的描述是真实正确的。萨尔瓦多物产丰富。濒临大西洋，终年气候炎热，分为上下两城。巴西是一个宗教大国，居民信仰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非洲坎东来莱教等。在这些宗教当中。天主教的信徒最多。因而，巴西的城市既有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又有清真寺和佛教寺庙。萨尔瓦多也不例外，它的教堂是巴西最多的，有70多个。樊守义还描绘了萨尔瓦多的文化教育状况和政府管理：“置大学中学，各方俊秀，多会于此。人品聪颖清和，总理其间者若巡抚然，而以下文武共襄其事。……有屋一所甚宽，其间多藏珍重。上层为书库，庄书五六十架，不啻数十万卷。”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蛮夷的美洲人竟然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中国人如果看了《身见录》，其惊诧之情不难想象。
在《身见录》中，樊守义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欧洲各地的风俗景物。葡萄牙国王诞辰之日，“国王上立，旁群臣仰上鞠躬，凡三躬，近王前，亲王手，或问答，或退班”。里斯本“壮丽可观，允称富国，无物不备。地多泉穴，其房俱_一四层不一，而公侯王府，更极崇美”。西班牙“人皆安分，不炫富贵。爱清雅，唯喜亭囿，大率如是”。热那亚“多城郭，人情与前各国无异，惟喜出外谋为。王公大族，门楼峻大，金银珍宝，容人觇玩，在西洋郡称是国为冠也。所盖之精，宫室之美，人才之盛，世家之富，难以尽述。城外则近海，有大小洋船百余，建塔于海口，每夜有以灯照远客船”。比萨“犹有古时宫殿宝塔遗址，周城水绕”。罗马“多苑囿，有大书库，库列大厨，无论其所藏经书之多，即书柜书箱，总难屈指。开辟迄今，天下万国史籍，无不全备。……邻邦货物，靡不悉具。邻邦英俊，群集城内。……城内多养济院，有兵役养济院。过客养济院，穷民及痼病养济院，皆受益焉。富贵家蠲助，延内外医生，药室各有专司，其病人之床，洁净可爱，大约千问，器皿全具而且洁净也。又有孤子院，衣食俱备”。那不勒斯“都城土地，华美富厚，人性和乐。城外临海，各国船集。有山出火烟，城内宫殿，有遗址并有圣迹”。波罗尼亚“地极丰丰，人民富庶，公侯世家繁众，城池宫室极华，而府内人民聪俊好学”。都灵“土产丰厚，人性坚强有勇，好交往，又好学，又多公侯世家，臣民俱忠。诚内宫室房屋，均平一体，贫富相等，乙式高大，即穷人亦与大富相同耳”。
作为宗教人士，樊守义对圣迹很感兴趣。在《身见录》中，樊守义详细记载了那不勒斯的主保圣人圣·亚努阿里乌斯(saint Januarius)显圣之事：“挪波里国……有山出火烟，城内宫殿，有遗址并有圣迹。一乃拿禄圣人之血，收藏堂中。此圣人去世多年，然每遇圣人瞻礼之日，堂中所存圣人本身之血，向系干泯，而诵圣经之时，其血复化，流如新鲜，瞻礼毕，又变为干”。
圣·亚努阿里乌斯是意大利人，贝尼文托的主教，公元305年为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致死。死后他的血块被藏在那不勒斯大教堂的一个瓶子里，“这已经凝结的血每年有三次要恢复液态”，此被视为圣·亚努阿里乌斯显圣。“显圣不灵被认为是灾难、地震、瘟疫或战争的预兆”。
与樊守义相识的意大利著名传教士马国贤带领中国学生崇拜圣·亚努阿里乌斯之血时也曾经历了他显圣之事。马国贤和中国学生在教堂的圣坛面前跪下祈祷，教堂的牧师把藏血的瓶子让他们观看、抚摸、亲吻。看到马国贤等人非常虔诚，牧师就让他们自己拿着瓶子翻看。当一个中国学生满怀崇敬之情拿着瓶子看时，瓶底的血块突然开始融化。到牧师诵唱赞美诗时，血块全部变成了液体。马国贤说圣·亚努阿里乌斯很赞赏中国学生不远万里前来朝圣，因而他“高兴地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安慰他们”。
1729年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那不勒斯也目睹了圣·亚努阿里乌斯显圣之事。孟德斯鸠对血块如何变为血液给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说是祭坛上和祭坛周围的蜡烛所散发出的热量导致了血块的液化。孟德斯鸠“深信牧师和人民的信仰是虔诚的，牧师们不是骗子，但是他认为很可能牧师们自己已被蒙骗了”。
与有些游记中夹杂着道听途说不同，樊守义是抱着客观认真的态度撰写《身见录》的。樊守义自己在《身见录》的序言中就说：“耳闻之而目有未睹者，我姑弗道。”通过樊守义的《身见录》，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欧洲的教育文化、经济状况及社会保障等并不比中国差，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国。欧洲人的强烈的海权意识在《身见录》中也得到了反映。《身见录》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优美的欧洲社会风情画，它重点描绘了当时意大利政治分裂小国林立的现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捷克学者约瑟夫·科尔马什(Josef Kolmas)认为《身见录》“是中国文史资料中第一篇出自中国作者之手的关于西方的文字资料”。同时，樊守义在谈到国外的地名和物品名称时，采用的是音译，如称美洲为“亚墨里加洲”、葡萄牙为“波尔多嘞尔”、意大利为“依大利亚”、橄榄为“阿里伐”等，这也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在樊守义写《身见录》时，康熙已经举起了文字狱的大旗，因而，樊守义在《身见录》中的用词十分小心。樊守义称罗马教皇为“教王”，称谒见教皇为“进见教化王”，把拜见康熙叫做“获觐天颜，仰荷宠赉”。樊守义极力抬高康熙。樊守义的这种做法被意大利学者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和马西尼(Fedefico Masini)称之为“小心翼翼，字斟句酌，不致碰到其同胞的敏感的神经”。尽管樊守义在写《身见录》时非常谨慎，竭力避开文字狱的陷阱，但是，在清朝推行愚民政策，极力维护其统治的高压环境下，《身见录》没有刊行，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流传。《身见录》如果刊行，中国人就可以通过此书了解到国外的情况，可以清醒地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身见录》原稿后来竟然流入了意大利，藏于罗马国立图书馆，附在《名理探》之后。直到1937年，《身见录》才由中国学者阎宗临拍成照片带回国内，这实在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