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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四川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学生群体的媒介使用与知识获取情况。研究发现，微博和新闻客户端是最受青年学生信任和依赖的媒介，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虽然并非学生获取信息的首选媒介，但其在学生群体心目中依然具有最高的公信力。在有关新冠肺炎的知识掌握情况方面，研究发现高校学生对传染病的基本认识存在着一定缺陷，集中体现为对新冠肺炎基本性质、命名等问题的认知错误。数据分析显示，受访者对电视、微博、新闻客户端三种媒介的接触均可以正向促进其知识的获取，而对短视频的关注则会负向抑制其知识的增长。文章最后提出了上述发现对于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带来的实践启示。
【关键词】传染病疫情;媒介使用;媒介依赖;媒介可信度;知识获取
一、引言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牵动亿万人心。由于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这场传染病疫情引发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既有的研究表明，当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公众的信息需求最为旺盛，其需求特征与结构呈现多元且快速变化的趋势。①尤其是对于新出现的重大急性传染性疾病而言，由于科学界对疾病的认识和研究尚不够深入，也缺少经过临床试验的上市疫苗，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强烈的风险感促使人们去积极寻求各类信息来应对风险和缓解焦虑。有学者指出，与“非典”时期以大众媒介为主的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移动智能端和社交媒体的兴盛，不仅改变着社会传播的格局，也影响公众对媒介的使用、评价和信任方式。②然而在既有的文献中，研究者们常常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出发，探讨传染病疫情中的信息公开、谣言治理、舆论引导等问题，却很少有人关注信息接收端一方民众的信息需求和媒介使用问题。本研究认为，探讨公众获取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渠道、关注的信息类型、对信息接收渠道的信任程度，有助于公共卫生部门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媒介渠道发布健康信息，从而实现疫情防控信息的精准化投放和有效传播。
二、文献综述与拟研究的问题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人们接收的是单一的、同质化的信息，公众在信息传播中更多地扮演着被动接收的角色。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开放性打破了传统媒体一家独大的局面，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更加多元。利用互联网获取各类健康信息成为当下民众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③有学者研究发现，当传染病暴发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从社交媒体中获取和分享相关信息。④特别是当传统媒体不能提供及时、充裕的信息時，社交媒体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⑤值得一提的是，既有的研究发现，国内民众不仅聚焦于本地的健康信息，也会关注埃博拉（Ebola）、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H7N9禽流感等全球性传染病疫情。⑥那么，在本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公众的信息获取情况又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呢？为此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哪些？主要关注的信息类型包括哪些方面？
有研究者指出，在考察公众对传染病疫情的认知情况时，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⑦：一是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西方一些研究发现，由于煽情主义和虚假信息的存在，公众对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并不完全信任。⑧国内的许多研究也表明，健康领域是谣言泛滥的重灾区;⑨二是科学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新发的传染病而言，诸如传播途径、基本传染数（R0）等问题并不能很快弄清。⑩这两类因素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传染病疫情中的媒介使用行为，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人也许关注到了媒介信息，但却不一定认同媒介信息的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单纯的媒介接触行为，来考察公众对媒介的信任状况。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n）指出，信任既是一种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也是一种减少不确定性的手段。于是，当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之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网络健康信息的可信度问题上。总体而言，学界对在线信息可信度的研究包括信源可信度、信息可信度、渠道可信度三个方面，其中渠道可信度是传播学中最常见的关注对象。针对疫情期间人们对不同媒介的感知和评价状况，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各类媒介渠道可信度的评价情况如何？
正是由于突发传染性疾病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的关注也呈现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在持续的媒介使用过程中，受众是否对特定类型的媒介产生了功能或情感上的依附，或生成了使用黏性？这便是传播学中所称的“媒介依赖”。鲍尔·洛基奇（Ball-Rokeach）和德弗勒（DeFleur）提出的“媒介系统依赖理论”（Media-system dependency）指出，结构性因素是影响人们媒介依赖的重要原因，当社会中的变动和冲突越多（比如发生大的灾难或突发事件），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也随着增多，而不确定性则会促使人们去寻求媒介信息。微观层面的媒介系统依赖论以“目标”（goal）为导向，这些目标既包括社会理解的目标，也包括如何行动的目标。尤其是在感知到威胁的情况下，人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威胁，又该采取哪些行动，这些目标都会增加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基于这种分析，我们提出第三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三：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公众对各类媒介渠道的依赖程度如何？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媒介接触有助于个体知识的习得。比如先前关于“非典”的研究发现，公众的信息接触可以显著影响与其健康风险有关的知识水平。罗文辉等人于2009年猪流感疫情期间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调查也显示，受访者对猪流感议题的关注度可以正向提升其有关猪流感的知识。这说明除了考察媒介接触这种行为之外，还有必要聚焦媒介接触的效果问题，即媒介接触是否有利于公众关于传染病知识的习得？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兴盛的时代，这个问题似乎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传统媒体是一种单向的、线性的信息传播方式，报纸刊登什么民众就阅读什么，电视和广播播放什么公众就只能观看收听什么。然而在今天的数字媒体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新媒体的显著优势在于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开放性和传播的互动性，公众不仅可以自由选择阅读和观看的内容，还能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创作和发布信息产品。但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在于，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便捷性虽然赋予了普通网民更多的信息自主选择权，但一些负面问题也逐渐显现。一个典型例子是信息的娱乐化、肤浅化趋势降低了人们的文化品位，消解着人们的理性精神，容易将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互联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许多谣言和不实信息夹杂其间，极易对人们的认知和判断产生干扰。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养生保健意识的提高，健康领域的信息泥沙俱下。因此，如果公众接收了太多的谣言和非理性信息，也不利于形成正确的传染病防治观。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探析如下两个问题： 研究问题四：在此次疫情中，公众对新冠肺炎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如何？
研究问题五：公众对各类媒介的关注是否影响了其对于新冠肺炎的知识获取？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为高校学生。这是因为了解大学生群体对待风险的态度及其保护行为实施情况，可以为教育机构和公共卫生部门制定疫情防控措施提供决策依据。首先，高校学生长期生活在人口密度较大的集体环境内，呼吸系统的传染病也更容易在该人群中传播和扩散。因此，鼓励学生养成健康的卫生习惯，有助于最大程度减少校园疫情暴发。其次，高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在线下复课之后，将会再一次产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因此，复课之后的预防措施是否到位，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健康。再次，从长远来看，除了突发性的新冠肺炎传染病疫情之外，每年冬春季节也是流感的高发季。学生群体一旦掌握了科学的自我保护措施，将会长期受益。因此，只有了解了大学生群体对待传染病疫情的风险防控态度和应对行为，才能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疫情防控方案。
本研究在四川省内34所普通本科高校中进行抽样调查。其中，在两所“双一流大学”中随机选取一所高校，在六所“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随机抽取两所，在其他28所一般本科院校中随机抽取七所院校。由于疫情发生期间各高校尚未线下复课，遂采取线上调查的方式，委托各个院校的教职员工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分发问卷。本研究正式调查的时间为2020年2月25日至29日，历时五天的调查分两次总共发放问卷1500份，最后回收到有效问卷835份。在具体的样本分布方面，男生和女生的比例分别为60.6%（506人）和39.4%（329人）。其中共有624名本科生参与了本次调查，所占比例为74.7%，共有175名硕士研究生参与了调查，所占比例为21%，还有36名博士研究生填写了问卷，所占比例为4.4%。在学科分布方面，人文社科和理工农医的人数比例大致均衡，分别为48.6%（406人）和51.4%（429人）。
（二）变量测量
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年轻人习惯于使用社交媒体而非传统的报纸、电视来获取新闻资讯。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受访者对各类新媒体的关注和使用情况。同时，由于疫情期间绝大多数学生身处家中，电视依然是家庭中一个重要的信息接收渠道，故本研究也考察了受访者对电视这种传统媒介的关注、依赖和信任情况。具体而言，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在获取新冠肺炎相关信息时对电视、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短视频、网页六类渠道的分别关注程度、信任程度和依赖程度。选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5点计分法赋值。
在关于新冠肺炎信息关注类型方面，本研究设置了一道多选题来询问受访者对于各类信息的关注程度，选项包括“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症状”“新冠肺炎病毒可以通过哪些渠道传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手段预防新冠肺炎”“有哪些方法可以治疗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国进展实时数据”等七类。
关于新冠肺炎知识水平的测量主要从基本概况、传播途径、临床症状、预防手段四个维度设置了八道判断题，题项设置方式参考了HO等人关于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研究。受访者回答正确的题项计1分，回答错误或选择“不知道”的答案计0分。将全部题项得分加总，得到了每个受访者关于新冠肺炎的知識水平。
最后，我们将性别、年级、专业三个人口统计学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和专业两个变量为哑变量，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人文社科相关专业赋值为1，理工农医类专业赋值为0。
四、研究发现
由表1可知，在各类媒介渠道的关注度方面，呈现出“微博”>“微信”>“电视”>“新闻客户端”>“短视频”>“网页”的趋势。这说明青年学生对微博和微信两种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最高，而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并没有完全被取代，用户对其的使用频率依然高于新闻客户端和短视频。在公众关注的信息类型方面，右图显示受访者最迫切想要获知的是有关传染病疫情防控措施的知识，其次是新冠肺炎传播渠道方面的信息。由此可知青年学子普遍能够认识到这场传染病的严重性，而且自我防护意识都较强。
然而，单纯的媒介的关注程度一个指标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在传播学中，媒介接触包括“习惯性的”（habitual）和“偶然性的”（incidental）信息接触行为。“偶然性的”媒介关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触行为，比如刷微博或刷朋友圈时无意间看到了某条新闻，而“习惯性的”媒介关注则是一种常态化的、目的导向的（goal-oriented）信息获取行为，通过媒介依赖的指标更能反映问题。因此，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受访者对于各类媒介渠道的依赖情况。表1的第4列指标显示，受访者对于各类渠道的依赖程度呈现出“微博”>“新闻客户端”>“微信”>“电视”>“短视频”>“网页”的趋势。这说明微博在青年学生的资讯获取方面是首选媒介，而新闻客户端作为一种专门的信息获取渠道，凭借丰富的新闻资讯、实时的信息推送和互动的社交功能赢得了青年学子的青睐。受访者对微信的关注度虽高，但依赖度却低于新闻客户端，这充分体现了两种媒介本身定位的差异：微信主要用于社交联系，而新闻客户端则主要致力于信息发布。
最后，媒介信任程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用户依赖某种媒介的原因。比如Wanta等人的研究发现，媒介依赖可以正向预测受众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价。罗文辉等人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调查显示，媒介接触和媒介依赖两个变量都与媒介可信度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但媒介依赖的预测力更强。一项来自青年群体的调查同样显示，受访者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其对新媒介的可信度评价。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检视受访学生对于各类媒介的信任程度。然而表1的数据却显示，受访者对各类媒介的信任程度呈现出“电视”>“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网页”>“短视频”的态势，这一发现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产生了差异。这说明在疫情期间依赖某种媒介，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信任该种媒介。这项发现提示我们，用户之所以依赖某种媒介，除了对其信任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该媒介的便利性、时效性等其他因素。比如受访者虽然对电视的信任程度较高，但由于电视不易携带、线性传播缺乏互动等特质，使公众很难对其产生绝对的依赖。 在新冠肺炎知识的掌握方面，全部受访者关于8道题的总体得分均值为5.7分（满分为8分），略高于4分的平均值，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具体而言，表2显示受访者对于新冠肺炎传播途径的认识最为准确，但对于病毒基本概况的认知最为薄弱。虽然新冠肺炎被国家纳入乙类传染病，但采取的是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而“SARS-Cov”的命名实则是西方少数研究者的提法，这种提法容易导致污名化。这项发现启示我们，在针对传染病的健康教育过程中，不能仅注重疾病预防知识的科普，还要注重对疾病性质、命名等基本问题的宣传教育。
接下来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种媒介接触渠道会促进公众对于传染病知识的获取。表3的分层回归模型显示，在第一层回归模型中，受访者的年级越高，其对新冠肺炎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相对于人文社科类专业而言，理工农医类专业学生的相关知识更丰富。这两项发现基本符合现实预期，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所掌握的知识越多。理工农医类学科的学生对自然科学议题的知识了解得更充分。
第二层回归模型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研究显示，受访者对电视、微博、新闻客户端三类媒介的关注度均可以正向预测其有关新冠肺炎知识的获取。而青年学子对短视频的关注度却负向抑制了其知识的增长（β=-0.085，p<0.05）。这项研究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上文的研究假设，即青年学生对微博和新闻客户端两种媒介的依赖度和信任度都较高，而这两种媒介都是侧重于信息发布的新媒体。尽管电视这类传统媒体存在着不易携带、互动性弱等不足，但其经过专业采编人员把关的新闻依然具有明显的公信力优势，因此电视传播的信息同样可以促进人们知识的增长。而短视频平台发布的内容多以碎片化、娱乐化方式呈现，既不利于人们深度思考，也不利于人们了解事件的全貌，因此会负向抑制知识的获取。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四川地区高校学生的问卷调查，勾勒出疫情最严重时期青年学子在媒介使用和知识获取方面的基本概貌。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当我们把青年学子对各类媒介的关注程度、依赖程度和信任程度三个指标放在一起综合考察时，可以概括出几个总体结论。一是微博成为最受高校学生青睐的信息获取渠道，这集中体现在受访者对其关注度和依赖度最高，信任度也名列前茅;二是在疫情信息的获取方面，新闻客户端在青年群体中的依赖度（排名第二）和信任度（排名第二）均排名靠前，这充分体现了新闻客户端聚合化、个性化信息推送的主要功能定位;三是尽管电视并非高校学子获取信息时的首选媒介，但其可信度却是所有媒介中最高的，说明在社交媒体兴盛的时代，尽管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使用频率大大减少，但其公信力优势依旧明显;四是短视频和网页在各个维度的得分上均居末位，说明了尽管当前短视频产业发展迅猛并催生出视频带货的新型消费模式，但其更多地还是偏向娱乐化社交而非深度信息的获取。
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其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比社会上的一般人口更高。但即便如此，高校学生对传染病的基本认识依然存在着缺陷，集中体现为对新冠肺炎基本性质、命名等问题的认知错误。此外，一些学生对新冠肺炎临床症状和预防措施的认知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一发现凸显了在大学生群体中实施健康教育活动的迫切性。那么，在多元繁雜的各类媒介中，利用何种媒介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可以取得实效呢？本研究发现，公众对电视、微博、新闻客户端三种媒介的接触可以正向促进其知识的获取，这为公共卫生界开展健康传播带来了启示：在未来的健康教育活动中，首先可以利用电视媒体公信力强的优势发布权威信息，并让这些权威信息沉淀在民众大脑中;其次，可以利用新闻客户端专业性强、信息集纳性强的优势发布多元信息，满足公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再次，可以利用微博互动性强、覆盖面广的优势将专业权威的资讯广泛转发扩散，从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尚存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在样本来源方面，本文主要考察了四川地区高校学生的风险感知状况。对于身处不同风险地区的民众而言，其风险感知程度也会存在差异。因此，未来也期待着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实证调查进行比较。二是在研究设计方面，本文属于一个横截面调查，缺乏对不同阶段青年学生媒介使用状况的追踪研究。而在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段对同一样本的纵贯分析，需要更多的研究。因此，期待着未来能出现一些利用面板数据的研究，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注释：
①Lin L ， Savoia E ， Agboola F ， et al.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communication inequalities during the H1N1 pandemic：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Bmc Public Health， 2014，14（1）：484.
②李晓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来源、媒介信任与防控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图书与情报》2020年第2期。
③Miller LM， Bell RA.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the influence of age， information trustworthiness， and search challenges，[J]. Journal of Aging & Health， 2012，24（3）：525-541.
④Jang， K.， & Paek， Y. M.When information from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in untrustworthy： The use of online news，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nd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MERS outbreak in South Korea[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9，34（9）： 991-998. ⑤Yoo， W.， Chio， D.， & Park， K.The effects of SNS communication： How expressing and receiving information predict MERS-preventive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South Korea[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62：34-43.
⑥Kui， Liu， Li， et al. Chinese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Outbreak of Ebola in West Africa： Evidence from the Online Big Data Platfor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6，13（8）：780.
⑦Rubin G J ， Amlot R ， Page L ， et al. Public perceptions， anxiety， and behaviour change in relation to the swine flu outbreak： cross sectional telephone survey [J].Bmj，2009，339：b2651.
⑧Wray， R. J. ， Becker， S. M. ， Henderson， N. ， Glik， D. ， & Mitchell， E. W.Communicating with the public about emerging health threats： lessons from the pre-event message development project [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8，98（12）：2214-2222.
⑨張志安、束开荣、何凌南：《微信谣言的主题与特征》，《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1期。
⑩Fraser C， Donnelly CA， Cauchemez S， Hanage WP， Kerkhove MDV， Hollingsworth TD， et al. Pandemic potential of a strain of influenza A （H1N1）： early findings[J]. Science， 2009，324（5934）：1557-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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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染病疫情;媒介使用;媒介依赖;媒介可信度;知识获取
一、引言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牵动亿万人心。由于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这场传染病疫情引发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既有的研究表明，当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公众的信息需求最为旺盛，其需求特征与结构呈现多元且快速变化的趋势。①尤其是对于新出现的重大急性传染性疾病而言，由于科学界对疾病的认识和研究尚不够深入，也缺少经过临床试验的上市疫苗，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强烈的风险感促使人们去积极寻求各类信息来应对风险和缓解焦虑。有学者指出，与“非典”时期以大众媒介为主的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移动智能端和社交媒体的兴盛，不仅改变着社会传播的格局，也影响公众对媒介的使用、评价和信任方式。②然而在既有的文献中，研究者们常常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出发，探讨传染病疫情中的信息公开、谣言治理、舆论引导等问题，却很少有人关注信息接收端一方民众的信息需求和媒介使用问题。本研究认为，探讨公众获取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渠道、关注的信息类型、对信息接收渠道的信任程度，有助于公共卫生部门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媒介渠道发布健康信息，从而实现疫情防控信息的精准化投放和有效传播。
二、文献综述与拟研究的问题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人们接收的是单一的、同质化的信息，公众在信息传播中更多地扮演着被动接收的角色。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开放性打破了传统媒体一家独大的局面，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更加多元。利用互联网获取各类健康信息成为当下民众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③有学者研究发现，当传染病暴发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从社交媒体中获取和分享相关信息。④特别是当传统媒体不能提供及时、充裕的信息時，社交媒体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⑤值得一提的是，既有的研究发现，国内民众不仅聚焦于本地的健康信息，也会关注埃博拉（Ebola）、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H7N9禽流感等全球性传染病疫情。⑥那么，在本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公众的信息获取情况又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呢？为此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哪些？主要关注的信息类型包括哪些方面？
有研究者指出，在考察公众对传染病疫情的认知情况时，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⑦：一是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西方一些研究发现，由于煽情主义和虚假信息的存在，公众对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并不完全信任。⑧国内的许多研究也表明，健康领域是谣言泛滥的重灾区;⑨二是科学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新发的传染病而言，诸如传播途径、基本传染数（R0）等问题并不能很快弄清。⑩这两类因素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传染病疫情中的媒介使用行为，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人也许关注到了媒介信息，但却不一定认同媒介信息的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单纯的媒介接触行为，来考察公众对媒介的信任状况。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n）指出，信任既是一种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也是一种减少不确定性的手段。于是，当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之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网络健康信息的可信度问题上。总体而言，学界对在线信息可信度的研究包括信源可信度、信息可信度、渠道可信度三个方面，其中渠道可信度是传播学中最常见的关注对象。针对疫情期间人们对不同媒介的感知和评价状况，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各类媒介渠道可信度的评价情况如何？
正是由于突发传染性疾病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的关注也呈现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在持续的媒介使用过程中，受众是否对特定类型的媒介产生了功能或情感上的依附，或生成了使用黏性？这便是传播学中所称的“媒介依赖”。鲍尔·洛基奇（Ball-Rokeach）和德弗勒（DeFleur）提出的“媒介系统依赖理论”（Media-system dependency）指出，结构性因素是影响人们媒介依赖的重要原因，当社会中的变动和冲突越多（比如发生大的灾难或突发事件），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也随着增多，而不确定性则会促使人们去寻求媒介信息。微观层面的媒介系统依赖论以“目标”（goal）为导向，这些目标既包括社会理解的目标，也包括如何行动的目标。尤其是在感知到威胁的情况下，人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威胁，又该采取哪些行动，这些目标都会增加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基于这种分析，我们提出第三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三：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公众对各类媒介渠道的依赖程度如何？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媒介接触有助于个体知识的习得。比如先前关于“非典”的研究发现，公众的信息接触可以显著影响与其健康风险有关的知识水平。罗文辉等人于2009年猪流感疫情期间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调查也显示，受访者对猪流感议题的关注度可以正向提升其有关猪流感的知识。这说明除了考察媒介接触这种行为之外，还有必要聚焦媒介接触的效果问题，即媒介接触是否有利于公众关于传染病知识的习得？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兴盛的时代，这个问题似乎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传统媒体是一种单向的、线性的信息传播方式，报纸刊登什么民众就阅读什么，电视和广播播放什么公众就只能观看收听什么。然而在今天的数字媒体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新媒体的显著优势在于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开放性和传播的互动性，公众不仅可以自由选择阅读和观看的内容，还能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创作和发布信息产品。但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在于，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便捷性虽然赋予了普通网民更多的信息自主选择权，但一些负面问题也逐渐显现。一个典型例子是信息的娱乐化、肤浅化趋势降低了人们的文化品位，消解着人们的理性精神，容易将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互联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许多谣言和不实信息夹杂其间，极易对人们的认知和判断产生干扰。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养生保健意识的提高，健康领域的信息泥沙俱下。因此，如果公众接收了太多的谣言和非理性信息，也不利于形成正确的传染病防治观。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探析如下两个问题： 研究问题四：在此次疫情中，公众对新冠肺炎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如何？
研究问题五：公众对各类媒介的关注是否影响了其对于新冠肺炎的知识获取？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为高校学生。这是因为了解大学生群体对待风险的态度及其保护行为实施情况，可以为教育机构和公共卫生部门制定疫情防控措施提供决策依据。首先，高校学生长期生活在人口密度较大的集体环境内，呼吸系统的传染病也更容易在该人群中传播和扩散。因此，鼓励学生养成健康的卫生习惯，有助于最大程度减少校园疫情暴发。其次，高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在线下复课之后，将会再一次产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因此，复课之后的预防措施是否到位，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健康。再次，从长远来看，除了突发性的新冠肺炎传染病疫情之外，每年冬春季节也是流感的高发季。学生群体一旦掌握了科学的自我保护措施，将会长期受益。因此，只有了解了大学生群体对待传染病疫情的风险防控态度和应对行为，才能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疫情防控方案。
本研究在四川省内34所普通本科高校中进行抽样调查。其中，在两所“双一流大学”中随机选取一所高校，在六所“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随机抽取两所，在其他28所一般本科院校中随机抽取七所院校。由于疫情发生期间各高校尚未线下复课，遂采取线上调查的方式，委托各个院校的教职员工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分发问卷。本研究正式调查的时间为2020年2月25日至29日，历时五天的调查分两次总共发放问卷1500份，最后回收到有效问卷835份。在具体的样本分布方面，男生和女生的比例分别为60.6%（506人）和39.4%（329人）。其中共有624名本科生参与了本次调查，所占比例为74.7%，共有175名硕士研究生参与了调查，所占比例为21%，还有36名博士研究生填写了问卷，所占比例为4.4%。在学科分布方面，人文社科和理工农医的人数比例大致均衡，分别为48.6%（406人）和51.4%（429人）。
（二）变量测量
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年轻人习惯于使用社交媒体而非传统的报纸、电视来获取新闻资讯。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受访者对各类新媒体的关注和使用情况。同时，由于疫情期间绝大多数学生身处家中，电视依然是家庭中一个重要的信息接收渠道，故本研究也考察了受访者对电视这种传统媒介的关注、依赖和信任情况。具体而言，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在获取新冠肺炎相关信息时对电视、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短视频、网页六类渠道的分别关注程度、信任程度和依赖程度。选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5点计分法赋值。
在关于新冠肺炎信息关注类型方面，本研究设置了一道多选题来询问受访者对于各类信息的关注程度，选项包括“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症状”“新冠肺炎病毒可以通过哪些渠道传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手段预防新冠肺炎”“有哪些方法可以治疗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国进展实时数据”等七类。
关于新冠肺炎知识水平的测量主要从基本概况、传播途径、临床症状、预防手段四个维度设置了八道判断题，题项设置方式参考了HO等人关于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研究。受访者回答正确的题项计1分，回答错误或选择“不知道”的答案计0分。将全部题项得分加总，得到了每个受访者关于新冠肺炎的知識水平。
最后，我们将性别、年级、专业三个人口统计学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和专业两个变量为哑变量，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人文社科相关专业赋值为1，理工农医类专业赋值为0。
四、研究发现
由表1可知，在各类媒介渠道的关注度方面，呈现出“微博”>“微信”>“电视”>“新闻客户端”>“短视频”>“网页”的趋势。这说明青年学生对微博和微信两种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最高，而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并没有完全被取代，用户对其的使用频率依然高于新闻客户端和短视频。在公众关注的信息类型方面，右图显示受访者最迫切想要获知的是有关传染病疫情防控措施的知识，其次是新冠肺炎传播渠道方面的信息。由此可知青年学子普遍能够认识到这场传染病的严重性，而且自我防护意识都较强。
然而，单纯的媒介的关注程度一个指标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在传播学中，媒介接触包括“习惯性的”（habitual）和“偶然性的”（incidental）信息接触行为。“偶然性的”媒介关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触行为，比如刷微博或刷朋友圈时无意间看到了某条新闻，而“习惯性的”媒介关注则是一种常态化的、目的导向的（goal-oriented）信息获取行为，通过媒介依赖的指标更能反映问题。因此，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受访者对于各类媒介渠道的依赖情况。表1的第4列指标显示，受访者对于各类渠道的依赖程度呈现出“微博”>“新闻客户端”>“微信”>“电视”>“短视频”>“网页”的趋势。这说明微博在青年学生的资讯获取方面是首选媒介，而新闻客户端作为一种专门的信息获取渠道，凭借丰富的新闻资讯、实时的信息推送和互动的社交功能赢得了青年学子的青睐。受访者对微信的关注度虽高，但依赖度却低于新闻客户端，这充分体现了两种媒介本身定位的差异：微信主要用于社交联系，而新闻客户端则主要致力于信息发布。
最后，媒介信任程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用户依赖某种媒介的原因。比如Wanta等人的研究发现，媒介依赖可以正向预测受众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价。罗文辉等人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调查显示，媒介接触和媒介依赖两个变量都与媒介可信度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但媒介依赖的预测力更强。一项来自青年群体的调查同样显示，受访者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其对新媒介的可信度评价。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检视受访学生对于各类媒介的信任程度。然而表1的数据却显示，受访者对各类媒介的信任程度呈现出“电视”>“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网页”>“短视频”的态势，这一发现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产生了差异。这说明在疫情期间依赖某种媒介，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信任该种媒介。这项发现提示我们，用户之所以依赖某种媒介，除了对其信任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该媒介的便利性、时效性等其他因素。比如受访者虽然对电视的信任程度较高，但由于电视不易携带、线性传播缺乏互动等特质，使公众很难对其产生绝对的依赖。 在新冠肺炎知识的掌握方面，全部受访者关于8道题的总体得分均值为5.7分（满分为8分），略高于4分的平均值，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具体而言，表2显示受访者对于新冠肺炎传播途径的认识最为准确，但对于病毒基本概况的认知最为薄弱。虽然新冠肺炎被国家纳入乙类传染病，但采取的是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而“SARS-Cov”的命名实则是西方少数研究者的提法，这种提法容易导致污名化。这项发现启示我们，在针对传染病的健康教育过程中，不能仅注重疾病预防知识的科普，还要注重对疾病性质、命名等基本问题的宣传教育。
接下来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种媒介接触渠道会促进公众对于传染病知识的获取。表3的分层回归模型显示，在第一层回归模型中，受访者的年级越高，其对新冠肺炎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相对于人文社科类专业而言，理工农医类专业学生的相关知识更丰富。这两项发现基本符合现实预期，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所掌握的知识越多。理工农医类学科的学生对自然科学议题的知识了解得更充分。
第二层回归模型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研究显示，受访者对电视、微博、新闻客户端三类媒介的关注度均可以正向预测其有关新冠肺炎知识的获取。而青年学子对短视频的关注度却负向抑制了其知识的增长（β=-0.085，p<0.05）。这项研究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上文的研究假设，即青年学生对微博和新闻客户端两种媒介的依赖度和信任度都较高，而这两种媒介都是侧重于信息发布的新媒体。尽管电视这类传统媒体存在着不易携带、互动性弱等不足，但其经过专业采编人员把关的新闻依然具有明显的公信力优势，因此电视传播的信息同样可以促进人们知识的增长。而短视频平台发布的内容多以碎片化、娱乐化方式呈现，既不利于人们深度思考，也不利于人们了解事件的全貌，因此会负向抑制知识的获取。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四川地区高校学生的问卷调查，勾勒出疫情最严重时期青年学子在媒介使用和知识获取方面的基本概貌。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当我们把青年学子对各类媒介的关注程度、依赖程度和信任程度三个指标放在一起综合考察时，可以概括出几个总体结论。一是微博成为最受高校学生青睐的信息获取渠道，这集中体现在受访者对其关注度和依赖度最高，信任度也名列前茅;二是在疫情信息的获取方面，新闻客户端在青年群体中的依赖度（排名第二）和信任度（排名第二）均排名靠前，这充分体现了新闻客户端聚合化、个性化信息推送的主要功能定位;三是尽管电视并非高校学子获取信息时的首选媒介，但其可信度却是所有媒介中最高的，说明在社交媒体兴盛的时代，尽管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使用频率大大减少，但其公信力优势依旧明显;四是短视频和网页在各个维度的得分上均居末位，说明了尽管当前短视频产业发展迅猛并催生出视频带货的新型消费模式，但其更多地还是偏向娱乐化社交而非深度信息的获取。
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其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比社会上的一般人口更高。但即便如此，高校学生对传染病的基本认识依然存在着缺陷，集中体现为对新冠肺炎基本性质、命名等问题的认知错误。此外，一些学生对新冠肺炎临床症状和预防措施的认知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一发现凸显了在大学生群体中实施健康教育活动的迫切性。那么，在多元繁雜的各类媒介中，利用何种媒介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可以取得实效呢？本研究发现，公众对电视、微博、新闻客户端三种媒介的接触可以正向促进其知识的获取，这为公共卫生界开展健康传播带来了启示：在未来的健康教育活动中，首先可以利用电视媒体公信力强的优势发布权威信息，并让这些权威信息沉淀在民众大脑中;其次，可以利用新闻客户端专业性强、信息集纳性强的优势发布多元信息，满足公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再次，可以利用微博互动性强、覆盖面广的优势将专业权威的资讯广泛转发扩散，从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尚存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在样本来源方面，本文主要考察了四川地区高校学生的风险感知状况。对于身处不同风险地区的民众而言，其风险感知程度也会存在差异。因此，未来也期待着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实证调查进行比较。二是在研究设计方面，本文属于一个横截面调查，缺乏对不同阶段青年学生媒介使用状况的追踪研究。而在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段对同一样本的纵贯分析，需要更多的研究。因此，期待着未来能出现一些利用面板数据的研究，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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