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时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公布其上任以来首个有关巴以和平的方案——《从和平到繁荣：改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生活的愿景》（以下简称“《愿景》”）。该方案涵盖四个主要主张：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大部分拥有主权;巴勒斯坦难民不得返回故土;重新划定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之间的边界;不允许巴勒斯坦拥有军队。
　　新的和平方案一经公布，就遭到巴勒斯坦的强烈反对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拒绝，土耳其、伊朗、约旦等中东国家以及俄罗斯也明确表示反对。阿曼、阿联酋和巴林的代表出现在《愿景》发布会上，沙特、埃及、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则在《愿景》宣布后不久对美国的努力表示欢迎和感谢。

在多个议题上提出新论断

　　长期以来，巴以和平之所以不能实现突破，主要原因是双方都没有做出让步的决心。《愿景》指出，巴以双方应当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来接受其所划定的未来路线，不仅实现巴以和平，而且实现巴勒斯坦的经济繁荣。《愿景》的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巴以和平。一方面，帮助“还未能拥有独立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体面生活、尊重、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保卫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并“给予巴勒斯坦人自我管理的权力，但是不可以威胁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国家安全不能受挑战”。《愿景》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方案得到实施，巴勒斯坦的GDP将“在十年内翻倍”，并能“将失业率减少到10%以下，减少一半贫困人口”。
　　此外，《愿景》多处强调将会赋予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但也预设了“不能威胁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不能损害以色列的国家利益”等前提条件。具体到如何推动巴以和平的政治议题，《愿景》提出一些宽泛的原则，比如要求以色列撤出一些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对难民进行赔偿，保持耶路撒冷对所有宗教信仰的“开放性”，并组织国际援助。与奥巴马政府一样，特朗普政府抛出的《愿景》将加沙地区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定性为“恐怖组织”，谴责其“不断策动袭击”“戕害人民”，不允许其参与巴以和平进程。
　　相较于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的巴以和平方案，《愿景》明确提出了一些新的政治要求。在以色列撤离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议题上，《愿景》肯定了以色列在奥斯陆和平进程中从巴勒斯坦土地撤离为和平进程做出的“贡献”;在难民问题上，《愿景》提出不仅应照顾巴勒斯坦难民的权利，也应顾及在历次中东战争后被“驱逐”的犹太难民的权利。可以说，《愿景》在多个敏感议题上提出了大胆的新论断。

无解的“死结”

　　相对于《愿景》内容，该方案所代表的美国巴以政策新趋势更值得深入观察和探讨。
　　特朗普提出的和平方案其实反映出美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一方面，特朗普不再像以前的美国总统那样希望通过组织巴以谈判来商定实现和平的路径和方案，而是直接抛出政治经济规划。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和平方案实际上抛弃了美国长期秉持的“土地换和平”方针，即要求以色列用撤离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被占领土，换取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以及巴以和平共处，进而推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特朗普政府規划的是“以经济繁荣换和平”，即允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并促进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繁荣，换取巴以在大体上“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实现彼此和平共处。
　　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对巴以问题的热情不断削减，对巴以和平的前景日益显现出悲观情绪，而且不信任巴以双方缔造和平的能力。这主要源于美国国情以及中东地区形势的新变化。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美国学界将美国的中东政策动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安全、确保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以及反对恐怖主义。然而近年来，这三项动因都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美国自然不愿再在巴以问题上承担过多责任。

　　首先，以色列的生存安全已无需美国担心。自建国以来，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就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的敌视，二是非国家行为组织的威胁，比如“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以及“抵制、撤资与制裁以色列”运动等。其中，以色列最担心的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威胁，历史上以色列曾经面临的国家生存危机也都是由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所影响和策动的。但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传统上敌视以色列的阿拉伯强国，比如叙利亚和利比亚，纷纷陷入内战，而埃及在塞西总统执政后转而奉行理性的外交政策，与以色列的关系日趋微妙。从某种程度上讲，以色列已不再面临紧迫的国家生存危机。其次，美国不再依赖中东地区的原油供应。随着美国页岩技术的发展，美国原油产量飙升，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并开始酝酿向其他国家出口原油。第三，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一直处在国际反恐前沿，深度介入中东几乎各种事务。但自2011年以来，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出现新动向，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组织更倾向于在中东建立“政权”，而不是发动针对美国和欧洲的恐怖袭击，美国的反恐重点也逐渐转回本土，近些年一直强调从中东的战略收缩。
　　从中东地区看，巴以问题虽然向来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政治正确”的议题，但在2011年以后逐渐“边缘化”。不仅如此，面对伊朗的压力，沙特等海湾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不断加深，阿拉伯国家不再热衷于为巴以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总的来看，巴以问题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无解的“死结”，巴以双方都有难以跨越的内部障碍，阿拉伯国家虽然希望能够帮助巴勒斯坦实现独立，但也普遍不愿倾尽所有进行帮助。
　　从以色列的角度看，尽管特朗普的和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以色列右翼的设想，但是在以色列国内也存在很多极右翼的声音，比如建立一个包括以色列本土、约旦河西岸全境和加沙地区的“大以色列”等。现在，以色列国内右翼政治和社会团体盛行，右翼思维占据着社会舆论的主导地位，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巴勒斯坦方面根本没有与以色列达成和平的诚意。而从巴勒斯坦的角度看，不仅不同政治派别都不接受美国的和平方案，该方案还有可能促使巴勒斯坦内部博弈更加复杂化。有鉴于此，特朗普的和平方案显然难以促成巴以和平时代的真正到来。
　　（本文得到了西北大学社科基金孵化项目“2000年以来巴以问题的新变化”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