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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汤亭亭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开拓者，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具有着重地位和作用。透过她的成名作《女勇士》所叙述的一个面对种族与性别的双重身份，艰难生活的华裔女孩在美国成长经历，再现了汤亭亭在自我身份探寻求证过程中表现出的华裔女性为摆脱自身边缘地位所做的不懈努力，为世人进一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冲突引发女性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女勇士》；“双重”；身份； 探寻
随着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的兴起，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在众多的美国族裔文学作品中，金斯敦（即汤亭亭）的作品获得了众人的认可，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同时在美国文坛上占据了牢固的地位。尤其是在1976年，她的处女成名作《女勇士》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为她赢得了诸多奖项，她的作品作为教材已被大学和中学的课堂广泛使用，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女勇士》描述了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的成长历程，是一部带有自传体小说。汤亭亭运用讲故事的方式，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理解认知，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即一个小女孩是如何在种族与性别的双重边缘的地位挣扎成长起来的。本文立足于文本的解读，通过对“鬼”的意象的全面阐释，从母女关系和人物特征等方面，再现了华裔美国人处在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双重边缘地位，在美国社会的歧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下，挣扎着生活的镜况，梳理出小女孩文化和性别双重身份的寻求历程，进一步感受到汤亭亭对于为建构属于华裔美国人的独特身份的理性思考。
一、在身份界定中探寻双重“他者”身份
“他者”即“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6]汤亭亭既是华裔又是女性，具有文化和性别的双重“他者”身份。
（一）文化层面上“他者”的理解
由于汤亭亭生活在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唐人街，这里华人的思想观念让她了解到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善于讲故事的母亲经常给她她讲述一个又一个的中国神话故事，让她进一步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俗、禁忌，思想、观念等。作为第二代华裔，汤亭亭生长在美国，受到的是美国式的教育，美国的价值观念影响其成长。中国文化像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故事，它仅仅存在于母亲的故事中，没有切身的生活经历，她不可能完全融于中国文化中。作为华裔，她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没有中国的生活经历，她无法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她既不属于美国人，也不属于中国人，只是一个“他者”。
（二）性别上的“他者”
作为华裔女性，汤亭亭除了面临种族歧视以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也是难以接受，即使移民美国，在唐人街这种观念仍然鲜明。汤亭亭兼具华裔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她处于文化与性别的双重“他者”地位，一方面面临着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与中美两种异质文化选择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男权社会性别歧视，因此她的自我身份寻求历程注定是两种身份的探寻，必定是一段坎坷艰难的历程。
二、文化双重“他者”身份的探寻
作为华裔，植根于血脉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后天接受的美国文化共同作用于汤亭亭身上而发生碰撞，这促使她进行自我文化身份的追问。《女勇士》中，汤亭亭采用现实与想象、事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处于两种异质文化中华裔女孩的成长经历，展示了汤亭亭自我文化身份的寻求历程。
（一）“群鬼”陪伴下的成长
《女勇士》中描写了“我”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成长历程，从小生长在美国，没有中国的生活经验，又与美国主流文化隔了一层，“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双重“局外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美国的价值观相混合影响着我的成长。小说的副标题“群鬼之中的一个少女的回忆”是“我”成长的真实写照。“我”就是在中国的鬼故事、传奇故事的熏陶下成长的；“我”生活在不同种族聚集的美国，所有的异族人在“我”的眼中都是鬼。“我”听着中国的鬼故事，生活在异族鬼中，“群鬼”伴“我”一起成长。
1.透视中国文化，反衬中国“鬼”意象。
在汤亭亭成长过程中，母亲为“我”讲述了很多关于鬼的故事。在青春期到来时母亲向“我”讲述了“无名女子”的故事：姑姑与人通奸，在分娩当天被村里人抄家，她抱着新生婴儿跳井自杀，从此被家人忘记，不再提起，成了“鬼魂”。母亲为我讲述这个故事是警告“我”检点自己的言行，不要给家族蒙羞。这个故事，在传统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家庭丑事，是禁止被提起的。而在受到美国价值观念影响的“我”看来，姑姑是一个反抗男权压迫的形象，是值得称颂的，于是“我”加入自己的想象，将姑姑的故事写下来，公之于众，为姑姑鸣不平，诉说她的委屈与怨恨，为她报仇，从此以后姑姑不再是被人忘记的孤魂野鬼。
2.再现寓意美国“鬼”的形象
在美国总是存在着众多的美国“鬼”，他们是：的士鬼、公交鬼、警察鬼、开枪鬼、查电表鬼、剪树鬼、卖杂货鬼的白人鬼和黑人鬼们。这里的“鬼”暗示着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歧视。虽然华裔已经来到北美大陆几十年，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肤色、血统的不同，美国主流社会始终不承认华裔是美国人，仍然将其放在“他者”地位，对其歧视与排斥。华裔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与歧视非常厌恶。两种文化影响着“我”，“群鬼”陪伴着“我”，这就注定了“我”的成长之路的充满艰辛与苦涩。
（二）文化差异导致母女冲突
作为第二代华裔，“我”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因此美国的资本主义文化与价值取向对“我”的影响与本土美国人一样是潜移默化的、无孔不入的。于是“我”与母亲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是中美两种文化冲突的具体体现。母亲的中国生活经历，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母亲更倾向于向孩子们灌输思想，而“我”在美国出生并接受教育，除了头发和皮肤保留着中国人的特征外，思想和观念都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我”希望自己能够变成地道的美国女性：我一直想把自己转变成美国女性。” （三）困境的突围与身份的重建
作为第二代移民，“我”的心理特征是迫切希望得到美国文化的认同。在“我”的心中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念相碰撞，“我”对两种文化都持有批判态度，既不能完全相信母亲讲的相互矛盾的故事，不能认同华人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同时又对美国社会歧视、排挤华裔群体而感到愤怒与无奈。“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所处的边缘地位，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像厚厚的茧束缚着“我”的身心，要想成长就要冲破这层茧，从而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我”的多次尝试经历构成了文化身份追问的历程。
1.梦中报仇
现实生活中的“我”面临着种族歧视和种种困惑，一时间不知道何去何从，这时候母亲讲的神话故事给了“我”启示，“我”幻化成“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去白虎山学道。故事中的“我”是美国化的“花木兰”，是自我理想化的形象。“我”通过想象，在幻想的世界里成为“花木兰”式的女英雄，是我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困难所产生的巨大压力时精神上的自我释放。
2.现实中的逃离
由现实到想象再至现实，在完成了这样一次心路历程后，现实的一切让“我”更失望：唐人街的迂腐守旧、落后保守令“我”倍感压抑，华裔群体遭受美国白人歧视、排挤的事实让“我”愤怒。我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想与“花木兰”一样向两个世界宣战，但那只是梦想，实际上我仍然处于两种文化间的尴尬位置。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我”选择了逃离。“我”的逃离为了解文化差异提供了机会，有了距离，可以更好地反观唐人街的中国传统文化。“我”开始客观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家庭、身份属性等，慢慢开始成熟起来。后来，“我”发现自己离不开家，离开后就想家。其实，这是暗示着“我”不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
3.回归与融合
在“我”逃离华人世界的过程中，经过冷静客观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不可能与华裔群体切断一切联系，自己越是成熟，内心回归的呼声就越强烈。这就意味着单独抛弃一种文化从而改变自身文化边缘地位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到底是谁？是属于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这次“我”不再迷惑，成长的经历、逃离与回归的过程让“我”认识到：“单纯靠抛弃中国文化而认同美国文化并不能使华人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相反只会使华人失去赖以站立的根基。”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及定位，使“我”开始理解母亲，促进母女关系的和解。母女关系的和解表明了女儿对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认同，也暗示两种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
三、性别身份的寻求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它途。”[6]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人处于一种从属地位，没有自我的主体意识。正是因为女人的沉默才使其长期活在没有自我当中。汤亭亭在书中以自己的方式向男权社会宣战，摆脱“他者”地位，探求自身性别身份。
（一）性别身份的迷失
接受传统男权社会，恪守传统“女性特质”造成了无名姑姑与月兰姨妈的悲剧。在无名女子的故事中，面对事情的发生，人们都是从女性道德出发去责怪姑姑，从未去思考那个男人的责任，女性同男性地位的不等，受到待遇的不同使得姑姑结局悲惨。同样，月兰姨妈面对丈夫外遇，只有胆怯和退让，没有丝毫怨言，更没有据理力争，反而是有错在先的丈夫一副坦然的模样，没有半点儿悔恨与愧疚。传统男权社会中标榜的温顺的、“三从四德”的女性形象造成了月兰姨妈自我地位的迷失，成为男性的附属最终抑郁而终。
（二）反抗男权社会
随着自身的成长，“我”深刻地认识到女性被压迫、受歧视的现实。因此，“我”认为传统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是愚昧落后的表现，奋起反抗，弃绝与社会贬损物之间的联系，鄙弃男权社会标榜的各种女性特质，打破沉默，争夺华裔女性的话语权。
1.现实中“我”的挣扎
“沉默女孩”是“我”的镜像，她反射出“我”对沉默的恐惧。对“沉默女孩”的折磨显示出作者童年时期的不安、恐惧与自我厌恶心理。对“沉默女孩”的喊叫，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喊叫。“我”卧病18个月，这里也暗示出“我”没能战胜自己，没能打破沉默。终于在“我”误以为母亲要把“我”嫁给一个大块头时，与母亲发生了争吵，“在一次发作中说出10或12件最难启齿的事情。”[7]后来在母亲那里得知，割“我”的舌筋不是为了让我少说话而是为了更好的说话。从此“我”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发出自己的声音。
2.“无名女子”故事的言说
母亲向“我”讲述无名姑姑的故事，是作为反面教材，提醒“我”检点自己的行为。虽然“我”保持了沉默，从未问过那个故事的细节，但是生活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使“我”对姑姑的故事有着全新的认识和别样的解读。这正是“我”试图重新讲述故事重构历史，为姑姑的不公正待遇鸣冤。姑姑以自杀来反抗男权社会的压迫，用无声的死亡对男权社会作出最有力的控诉，是一个女勇士的形象。
3.母亲勇兰形象的描绘
小说第三部分《乡村医生》中作者以其母亲勇兰作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女勇士形象。文中作者有意把勇兰与月兰进行对比，以显示其不同的性格。月兰是软弱的，她没有自我，是女性“他者”身份的深刻体现。这里汤亭亭塑造了母亲勇兰这一形象正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同时通过姐妹两人的鲜明对比揭示出软弱只能导致毁灭，女性只有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充实自己的力量才能够颠覆自身“他者”的尴尬身份。
4.花木兰形象的重新塑造
作者在这里对“花木兰”的形象进行了全新的塑造，正是对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解构，以及对华裔女性形象的重新建构。另外，作者还嫁接了“岳母刺字”的传说，出征前，父亲在祠堂将仇恨、誓言与名字刻在“我”背上。对此作者指出：“我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但我还是故意把二者糅合起来，因为我要通过赋予女性以男性的故事来表现女性的力量，如果一个女性了解一位伟大的男性英雄故事，她就会把他的能力和理解力转化为自己行为的动力，那么，这个女性就会更加强大。”这里体现了作者反抗男权社会，唤起广大妇女女权意识和构建新女权主义的愿望。 5.男性形象的刻画
汤亭亭在这本书中塑造了众多勇敢、坚强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捎带着描写了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懦弱、丑陋、贪婪的男性形象。全书中男性人物所占篇幅很少，不仅面目模糊不清，而且全都毫无个性，好似女性人物的附属品。故事中男性在男权社会制度中隐退，他们在这里被消音，被遗忘，隐藏在女性的背后，这是汤亭亭对男权社会的颠覆。
（三）性别身份的重建
从沉默接受到发声反抗是汤亭亭身份追问历程中的一个飞跃，但她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全新的女性身份。这就决定了她的身份寻求不应该也不能止于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而是思考怎样去处理两性关系，女性应该以一个什么身份存在，以及怎样去实现。
1.重建性别身份的思考
在“白虎山学道”一章中，作者表达了一种两性关系的理想，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汤亭亭在这里描写这一幻像形象，是对男女二元对立思想的否定，对男权社会的消解，表达了一种男女互相融合、互相补充的和谐两性关系的理想。女勇士形象则是她理想的新女性身份——将男女性格优势融为一体的女性形象。“我穿上男装，披挂上甲胄，头发挽成男式……我跃身上马，不觉为自己的强劲和高大而暗暗称奇。”汤亭亭对于全新女性身份的定位，女性是独立的主体，而不是男性的附属物，女性应该具有一个全新的身份——融合男性和女性优势的新形象。
2.重建性别身份的努力
从“失声”到“发声”，汤亭亭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又困难的历程，但是她坚信自己能成为语言的“女勇士”，为女性摆脱“他者”身份而奋斗，最终实现女性身份的重建。在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汤亭亭作为华裔女性，其性别身份的寻求历程注定是举步维艰的。汤亭亭通过接受、反抗、重建三个阶段的探索完成了性别身份的寻求，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华裔女性争夺话语权，为摆脱作为男权社会“他者”身份而奋斗。
结论
汤亭亭是华裔女性作家的代表，她的《女勇士》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女主人公在种族与性别双重困境中的挣扎与成长，从而阐释汤亭亭文化身份寻求历程是曲折而艰辛的，在充满困惑的成长过程中，她不断地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追问。作为一个华裔女性作家，汤亭亭以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华裔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她没有盲目地推崇中国文化或者美国文化，也没有一味地去对抗男权社会。而是理性地去思考华裔女性的定位。女勇士形象的塑造是对传统柔弱女子形象的颠覆，为女性争夺话语权，这里表明了汤亭亭要成为语言的女勇士，用文字对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提出挑战，激励华裔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去争取华裔女性的话语权，为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女性寻求自我身份定位指明了道路。透过汤亭亭自我身份寻求的历程，我们可以窥探华裔女性为摆脱自身边缘地位所做的努力，而汤亭亭对于自我身份地位的思考，打破对立，走向融合的思想也为华裔女性身份重建提供了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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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梅，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 《女勇士》；“双重”；身份； 探寻
随着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的兴起，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在众多的美国族裔文学作品中，金斯敦（即汤亭亭）的作品获得了众人的认可，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同时在美国文坛上占据了牢固的地位。尤其是在1976年，她的处女成名作《女勇士》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为她赢得了诸多奖项，她的作品作为教材已被大学和中学的课堂广泛使用，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女勇士》描述了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的成长历程，是一部带有自传体小说。汤亭亭运用讲故事的方式，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理解认知，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即一个小女孩是如何在种族与性别的双重边缘的地位挣扎成长起来的。本文立足于文本的解读，通过对“鬼”的意象的全面阐释，从母女关系和人物特征等方面，再现了华裔美国人处在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双重边缘地位，在美国社会的歧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下，挣扎着生活的镜况，梳理出小女孩文化和性别双重身份的寻求历程，进一步感受到汤亭亭对于为建构属于华裔美国人的独特身份的理性思考。
一、在身份界定中探寻双重“他者”身份
“他者”即“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6]汤亭亭既是华裔又是女性，具有文化和性别的双重“他者”身份。
（一）文化层面上“他者”的理解
由于汤亭亭生活在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唐人街，这里华人的思想观念让她了解到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善于讲故事的母亲经常给她她讲述一个又一个的中国神话故事，让她进一步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俗、禁忌，思想、观念等。作为第二代华裔，汤亭亭生长在美国，受到的是美国式的教育，美国的价值观念影响其成长。中国文化像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故事，它仅仅存在于母亲的故事中，没有切身的生活经历，她不可能完全融于中国文化中。作为华裔，她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没有中国的生活经历，她无法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她既不属于美国人，也不属于中国人，只是一个“他者”。
（二）性别上的“他者”
作为华裔女性，汤亭亭除了面临种族歧视以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也是难以接受，即使移民美国，在唐人街这种观念仍然鲜明。汤亭亭兼具华裔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她处于文化与性别的双重“他者”地位，一方面面临着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与中美两种异质文化选择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男权社会性别歧视，因此她的自我身份寻求历程注定是两种身份的探寻，必定是一段坎坷艰难的历程。
二、文化双重“他者”身份的探寻
作为华裔，植根于血脉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后天接受的美国文化共同作用于汤亭亭身上而发生碰撞，这促使她进行自我文化身份的追问。《女勇士》中，汤亭亭采用现实与想象、事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处于两种异质文化中华裔女孩的成长经历，展示了汤亭亭自我文化身份的寻求历程。
（一）“群鬼”陪伴下的成长
《女勇士》中描写了“我”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成长历程，从小生长在美国，没有中国的生活经验，又与美国主流文化隔了一层，“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双重“局外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美国的价值观相混合影响着我的成长。小说的副标题“群鬼之中的一个少女的回忆”是“我”成长的真实写照。“我”就是在中国的鬼故事、传奇故事的熏陶下成长的；“我”生活在不同种族聚集的美国，所有的异族人在“我”的眼中都是鬼。“我”听着中国的鬼故事，生活在异族鬼中，“群鬼”伴“我”一起成长。
1.透视中国文化，反衬中国“鬼”意象。
在汤亭亭成长过程中，母亲为“我”讲述了很多关于鬼的故事。在青春期到来时母亲向“我”讲述了“无名女子”的故事：姑姑与人通奸，在分娩当天被村里人抄家，她抱着新生婴儿跳井自杀，从此被家人忘记，不再提起，成了“鬼魂”。母亲为我讲述这个故事是警告“我”检点自己的言行，不要给家族蒙羞。这个故事，在传统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家庭丑事，是禁止被提起的。而在受到美国价值观念影响的“我”看来，姑姑是一个反抗男权压迫的形象，是值得称颂的，于是“我”加入自己的想象，将姑姑的故事写下来，公之于众，为姑姑鸣不平，诉说她的委屈与怨恨，为她报仇，从此以后姑姑不再是被人忘记的孤魂野鬼。
2.再现寓意美国“鬼”的形象
在美国总是存在着众多的美国“鬼”，他们是：的士鬼、公交鬼、警察鬼、开枪鬼、查电表鬼、剪树鬼、卖杂货鬼的白人鬼和黑人鬼们。这里的“鬼”暗示着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歧视。虽然华裔已经来到北美大陆几十年，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肤色、血统的不同，美国主流社会始终不承认华裔是美国人，仍然将其放在“他者”地位，对其歧视与排斥。华裔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与歧视非常厌恶。两种文化影响着“我”，“群鬼”陪伴着“我”，这就注定了“我”的成长之路的充满艰辛与苦涩。
（二）文化差异导致母女冲突
作为第二代华裔，“我”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因此美国的资本主义文化与价值取向对“我”的影响与本土美国人一样是潜移默化的、无孔不入的。于是“我”与母亲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是中美两种文化冲突的具体体现。母亲的中国生活经历，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母亲更倾向于向孩子们灌输思想，而“我”在美国出生并接受教育，除了头发和皮肤保留着中国人的特征外，思想和观念都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我”希望自己能够变成地道的美国女性：我一直想把自己转变成美国女性。” （三）困境的突围与身份的重建
作为第二代移民，“我”的心理特征是迫切希望得到美国文化的认同。在“我”的心中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念相碰撞，“我”对两种文化都持有批判态度，既不能完全相信母亲讲的相互矛盾的故事，不能认同华人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同时又对美国社会歧视、排挤华裔群体而感到愤怒与无奈。“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所处的边缘地位，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像厚厚的茧束缚着“我”的身心，要想成长就要冲破这层茧，从而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我”的多次尝试经历构成了文化身份追问的历程。
1.梦中报仇
现实生活中的“我”面临着种族歧视和种种困惑，一时间不知道何去何从，这时候母亲讲的神话故事给了“我”启示，“我”幻化成“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去白虎山学道。故事中的“我”是美国化的“花木兰”，是自我理想化的形象。“我”通过想象，在幻想的世界里成为“花木兰”式的女英雄，是我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困难所产生的巨大压力时精神上的自我释放。
2.现实中的逃离
由现实到想象再至现实，在完成了这样一次心路历程后，现实的一切让“我”更失望：唐人街的迂腐守旧、落后保守令“我”倍感压抑，华裔群体遭受美国白人歧视、排挤的事实让“我”愤怒。我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想与“花木兰”一样向两个世界宣战，但那只是梦想，实际上我仍然处于两种文化间的尴尬位置。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我”选择了逃离。“我”的逃离为了解文化差异提供了机会，有了距离，可以更好地反观唐人街的中国传统文化。“我”开始客观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家庭、身份属性等，慢慢开始成熟起来。后来，“我”发现自己离不开家，离开后就想家。其实，这是暗示着“我”不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
3.回归与融合
在“我”逃离华人世界的过程中，经过冷静客观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不可能与华裔群体切断一切联系，自己越是成熟，内心回归的呼声就越强烈。这就意味着单独抛弃一种文化从而改变自身文化边缘地位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到底是谁？是属于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这次“我”不再迷惑，成长的经历、逃离与回归的过程让“我”认识到：“单纯靠抛弃中国文化而认同美国文化并不能使华人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相反只会使华人失去赖以站立的根基。”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及定位，使“我”开始理解母亲，促进母女关系的和解。母女关系的和解表明了女儿对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认同，也暗示两种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
三、性别身份的寻求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它途。”[6]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人处于一种从属地位，没有自我的主体意识。正是因为女人的沉默才使其长期活在没有自我当中。汤亭亭在书中以自己的方式向男权社会宣战，摆脱“他者”地位，探求自身性别身份。
（一）性别身份的迷失
接受传统男权社会，恪守传统“女性特质”造成了无名姑姑与月兰姨妈的悲剧。在无名女子的故事中，面对事情的发生，人们都是从女性道德出发去责怪姑姑，从未去思考那个男人的责任，女性同男性地位的不等，受到待遇的不同使得姑姑结局悲惨。同样，月兰姨妈面对丈夫外遇，只有胆怯和退让，没有丝毫怨言，更没有据理力争，反而是有错在先的丈夫一副坦然的模样，没有半点儿悔恨与愧疚。传统男权社会中标榜的温顺的、“三从四德”的女性形象造成了月兰姨妈自我地位的迷失，成为男性的附属最终抑郁而终。
（二）反抗男权社会
随着自身的成长，“我”深刻地认识到女性被压迫、受歧视的现实。因此，“我”认为传统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是愚昧落后的表现，奋起反抗，弃绝与社会贬损物之间的联系，鄙弃男权社会标榜的各种女性特质，打破沉默，争夺华裔女性的话语权。
1.现实中“我”的挣扎
“沉默女孩”是“我”的镜像，她反射出“我”对沉默的恐惧。对“沉默女孩”的折磨显示出作者童年时期的不安、恐惧与自我厌恶心理。对“沉默女孩”的喊叫，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喊叫。“我”卧病18个月，这里也暗示出“我”没能战胜自己，没能打破沉默。终于在“我”误以为母亲要把“我”嫁给一个大块头时，与母亲发生了争吵，“在一次发作中说出10或12件最难启齿的事情。”[7]后来在母亲那里得知，割“我”的舌筋不是为了让我少说话而是为了更好的说话。从此“我”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发出自己的声音。
2.“无名女子”故事的言说
母亲向“我”讲述无名姑姑的故事，是作为反面教材，提醒“我”检点自己的行为。虽然“我”保持了沉默，从未问过那个故事的细节，但是生活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使“我”对姑姑的故事有着全新的认识和别样的解读。这正是“我”试图重新讲述故事重构历史，为姑姑的不公正待遇鸣冤。姑姑以自杀来反抗男权社会的压迫，用无声的死亡对男权社会作出最有力的控诉，是一个女勇士的形象。
3.母亲勇兰形象的描绘
小说第三部分《乡村医生》中作者以其母亲勇兰作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女勇士形象。文中作者有意把勇兰与月兰进行对比，以显示其不同的性格。月兰是软弱的，她没有自我，是女性“他者”身份的深刻体现。这里汤亭亭塑造了母亲勇兰这一形象正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同时通过姐妹两人的鲜明对比揭示出软弱只能导致毁灭，女性只有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充实自己的力量才能够颠覆自身“他者”的尴尬身份。
4.花木兰形象的重新塑造
作者在这里对“花木兰”的形象进行了全新的塑造，正是对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解构，以及对华裔女性形象的重新建构。另外，作者还嫁接了“岳母刺字”的传说，出征前，父亲在祠堂将仇恨、誓言与名字刻在“我”背上。对此作者指出：“我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但我还是故意把二者糅合起来，因为我要通过赋予女性以男性的故事来表现女性的力量，如果一个女性了解一位伟大的男性英雄故事，她就会把他的能力和理解力转化为自己行为的动力，那么，这个女性就会更加强大。”这里体现了作者反抗男权社会，唤起广大妇女女权意识和构建新女权主义的愿望。 5.男性形象的刻画
汤亭亭在这本书中塑造了众多勇敢、坚强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捎带着描写了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懦弱、丑陋、贪婪的男性形象。全书中男性人物所占篇幅很少，不仅面目模糊不清，而且全都毫无个性，好似女性人物的附属品。故事中男性在男权社会制度中隐退，他们在这里被消音，被遗忘，隐藏在女性的背后，这是汤亭亭对男权社会的颠覆。
（三）性别身份的重建
从沉默接受到发声反抗是汤亭亭身份追问历程中的一个飞跃，但她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全新的女性身份。这就决定了她的身份寻求不应该也不能止于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而是思考怎样去处理两性关系，女性应该以一个什么身份存在，以及怎样去实现。
1.重建性别身份的思考
在“白虎山学道”一章中，作者表达了一种两性关系的理想，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汤亭亭在这里描写这一幻像形象，是对男女二元对立思想的否定，对男权社会的消解，表达了一种男女互相融合、互相补充的和谐两性关系的理想。女勇士形象则是她理想的新女性身份——将男女性格优势融为一体的女性形象。“我穿上男装，披挂上甲胄，头发挽成男式……我跃身上马，不觉为自己的强劲和高大而暗暗称奇。”汤亭亭对于全新女性身份的定位，女性是独立的主体，而不是男性的附属物，女性应该具有一个全新的身份——融合男性和女性优势的新形象。
2.重建性别身份的努力
从“失声”到“发声”，汤亭亭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又困难的历程，但是她坚信自己能成为语言的“女勇士”，为女性摆脱“他者”身份而奋斗，最终实现女性身份的重建。在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汤亭亭作为华裔女性，其性别身份的寻求历程注定是举步维艰的。汤亭亭通过接受、反抗、重建三个阶段的探索完成了性别身份的寻求，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华裔女性争夺话语权，为摆脱作为男权社会“他者”身份而奋斗。
结论
汤亭亭是华裔女性作家的代表，她的《女勇士》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女主人公在种族与性别双重困境中的挣扎与成长，从而阐释汤亭亭文化身份寻求历程是曲折而艰辛的，在充满困惑的成长过程中，她不断地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追问。作为一个华裔女性作家，汤亭亭以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华裔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她没有盲目地推崇中国文化或者美国文化，也没有一味地去对抗男权社会。而是理性地去思考华裔女性的定位。女勇士形象的塑造是对传统柔弱女子形象的颠覆，为女性争夺话语权，这里表明了汤亭亭要成为语言的女勇士，用文字对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提出挑战，激励华裔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去争取华裔女性的话语权，为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女性寻求自我身份定位指明了道路。透过汤亭亭自我身份寻求的历程，我们可以窥探华裔女性为摆脱自身边缘地位所做的努力，而汤亭亭对于自我身份地位的思考，打破对立，走向融合的思想也为华裔女性身份重建提供了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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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梅，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