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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毛泽东曾经八次视察广州：1954年11月3日至26日他到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和审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参观了广州三元里抗英烈士纪念碑、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等；1955年12月，他到广州编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按语；1956年5月3日至30日，他先后在广州召开20次会议，听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五省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并参观广东水产展览馆、广州造纸厂、广州通用机器厂，实现了畅游珠江的愿望；1958年1月23日至24日，他到广州接见奉调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其夫人，次日到中山纪念堂接见驻广州部队、广东和广州市的干部；1958年4月，到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全国工业建设问题，并视察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社；1958年12月13日至26日，在广州写下《对所作诗词的注解》并度过65岁寿辰；1960年1月27日至3月9日，在广州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主持编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并多次召开会议；1961年2月13日至3月29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农业六十条》，并大力提倡调查研究。
本来毛泽东每一次视察广州，每日行程都有详细的记录，可惜“文革”中这些材料被收走，以致很多史实不清楚。本文通过多方搜罗，撷取毛泽东在广州的一些精彩片断，使广大读者目睹领袖的风采。
“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要搞；外国人不能搞的，中国人也要搞”
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延安时就提出“自力更生”的原则，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暴露苏联模式部分弊端后，毛泽东更加强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当年5月他到广州视察时充分表达了这种豪情壮志。
这次毛泽东决定乘飞机去广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原本考虑让毛泽东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泽东不同意。 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了缘由：“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
5月3日，晴空万里。 7点30分，毛泽东到了机场。机长胡萍代表机组敬礼：“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微笑着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慈祥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啊！” 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公安部长罗瑞卿陪毛泽东登机。飞行了将近8个小时后，飞机抵达广州。毛泽东毫无疲态，走下飞机，颇有感触地慨叹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当天就到了广州。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5月29日上午，毛泽东身穿米黄色衬衣，灰色长裤，脚踏一双黑色布鞋，手拿一把广东葵扇，乘船来到了广州造纸厂码头。在厂长封贯之的引导下，他首先走进了磨木车间。当他知道全车间8台磨木机中有6台是国产的，而且国产磨木机的性能比进口的还要好时，非常高兴，连声赞好，对广州能制造出优于外国的机械表示了极大的欣慰。
离开广州造纸厂后，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吉姆”牌小轿车，到广州通用机器厂视察。当他了解到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研制日榨2000吨糖蔗的榨糖机，这种榨糖机的日榨量可超过解放前进口榨糖机的一倍时，挥一挥他那有力的大手，豪迈地说：“中国人应当有这样的志气，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要搞；外国人不能搞的，中国人也要搞，要为国争光。”他的豪言壮语久久地回荡在工厂，回荡在南粤大地……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工作之余，毛泽东喜欢游泳，他说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广东省委知道他的这一爱好，1954年安排他到越秀山游泳池游泳。为了保卫安全，越秀山前前后后封闭了一段时间，游泳池也搭上棚子围起来。游泳用的泳衣、浴巾、拖鞋、救生设备和休息室的桌椅板凳、茶具等，事前也一一做了周密准备和安排。毛泽东对越秀山游泳池并不满意，第一他觉得那个游泳池太小，第二他知道把老百姓赶跑了，他怕拖累群众，所以想到珠江里面自由自在地游。
其实，1954年毛泽东就提出过要游珠江。当时，广东省委组织人力对珠江的河情和水质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并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给毛泽东写了一张纸条：“毛主席，这河水很脏，洪水泛滥，可能有血吸虫，不宜游泳。”毛泽东看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好吧，不去就不去。”然而，1956年这一次毛泽东却下定决心要到珠江游泳，谁也挡不住，只好派一批体魄健壮、政治上可靠的游泳尖子陪他到珠江游泳。
这一天，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登上了停泊在小岛旁的“花船”，向西溯江而上。毛泽东换上泳装，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和江风的吹拂，欣赏着珠江两岸的秀丽景色。穿过一段稍窄的河道之后，江面突然开阔了许多，这就是毛泽东要下水的“白鹅潭”。为什么选在白鹅潭？因为西江从这儿进入到珠江水系，这儿是上游，相对稳定、安全。“花船”缓缓停下，毛泽东离开坐椅，走近舷梯正要下水，忽然，远处几艘小渔船上传来呼喊声：“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循声望去，兴致勃勃地向渔民们挥了挥手，然后纵身跃进珠江。陪同人员也一个接一个跳下水中。
毛泽东搏击着江水，高声呼喊：“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他回头一看，见不熟水性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还在船上，就打趣说：“你们两个人，一个是部长，一个是局长，天天说保护我，现在我在水中，你们却在船上，要是我淹死了怎么办？”在宽阔的珠江江面上，他时而侧游，时而仰泳，显得逍遥自在。毛泽东率领着一小队敢于搏击风浪的健儿，逆流而上，穿过如意坊码头，闯进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红楼泳场，然后，又转身顺流而归。畅游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回到“花船”，见到薛焰，大概是想起了两年前薛焰所写的那张字条，拍拍自己发胖了的肚皮，风趣地说：“你看我的肚皮这么大，是得了血吸虫病吧。”引起船上阵阵欢快的笑声。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基本上每天都到珠江去游泳。对于他的出行安全，接待小组想尽一切办法，即便是如此周密，还是有很多人能看到他在珠江里畅游。此后，毛泽东每次到广州来，只要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必定要下珠江畅游。白鹅潭、黄埔、二沙头等处，他都下去游过，而且哪里水流急，他就越喜欢往哪里去。
这次畅游珠江之后，毛泽东说服了所有劝阻者，决定到武汉去，实现他多年来畅游长江的夙愿。5月31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以63岁高龄第一次畅游长江，并写下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勤俭持家勤俭建国
毛泽东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嚼得菜根，百事可做”。穿越艰苦的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建设时期，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简朴的生活。建国初期，他就提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生活上的简朴，令人惊讶。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跟身边工作人员约定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连他一向爱吃的红烧肉都停了。在广州视察期间，工作人员趁机为他加菜，却被他“”了一顿。在这个时期，为节省汽油，毛泽东和秘书、警卫等5人共乘一辆车，使负责接待工作的苏汉华深受感动。
毛泽东不仅践行勤俭持家，还时刻铭记要勤俭建国。他深知，中国还很穷，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应充分利用资源，容不得半点浪费。1956年视察广州造纸厂时，他在磨木车间磨木面平筛旁，看到几个存放着磨木粗渣的箩筐，上前拾起一束粗渣，仔细地察看着、思考着，然后转身询问一旁的封贯之厂长：“这是不是经常有？还有没有用？”封贯之老老实实回答：“磨木机生产经常有粗渣，现在还没有利用起来。”毛泽东稍有不悦，督促道：“要尽快利用起来！”视察第一抄纸车间时，毛泽东看到复卷机切出许多一厘米多宽的小纸边，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小纸堆，他俯首拾起一条，关切地问：“纸边还有没有用？”封贯之响亮地回答：“可以重新利用。”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愉快地点了点头，连声称赞：“用了就好。”
“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
广州毗邻港澳，历史上省、港、澳三地的关系从来十分密切。1956年来广州，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陶铸的全面汇报之后，提出要找负责港澳方面工作的领导人谈一谈。此时，广东刚刚成立了华侨投资公司，吸收华侨资金情况并不是很理想，而香港充斥着大量游资，陶铸正想着要实行更积极的政策吸引侨资，适逢毛泽东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陶铸指示港澳工委迅速做好了准备，并指定负责港澳具体工作的黄施民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
在小岛旁的“花船”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取黄施民的汇报，不时作些记录。当他了解到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侨居东南亚的华侨富商巨贾纷纷将资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香港，香港各银行游资充斥，存款利息急剧下降，甚至到了存款者要倒贴利息给银行的地步时，眼睛一亮，指示说：“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当他了解到由于华侨对回国投资存有被“共产”的顾虑，一年1000万港元的投资也不易吸收时，沉思了一会儿，指示说：“要有更积极的政策。”这天晚上直至深夜，透过窗帘，人们依然能看到毛泽东房间闪着明亮的灯光，也许他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件事念念不忘，结束此次广州之行前夕，再次叮嘱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
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写出来了，据说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毛泽东积极利用外国资本的构想在他有生之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现实。
农业社里笑声洋溢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建国后他伟岸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乡间田头。1958年4月30日下午，在陶铸、朱光等省、市领导人的陪同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留下了阵阵笑声。
下午3时45分，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毛泽东身穿银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跨出小轿车的车门，红光满面，态度从容，微笑着向聚集在村口的群众招手致意，并和社干部一一握手，人们激动的心情喜形于色，雀跃不已。毛泽东在社干部的陪同下，在滚动的人流中慢慢地走着。他先跨进供销社大门，与售货员亲切地握手，还仔细地看了供销社里陈设摆卖的商品，频频点头。然后信步走到农业社办公室，亲切地让梁富、钟叙本等社干部坐在他身旁，他逐一询问社干部的姓名、年龄，听取社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和当年早稻生长的情况、农民的副业收入及生活情况汇报，态度亲切，平易近人，室内气氛轻松愉快。陶铸打趣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开四级干部会议哩。”毛泽东却指指陶铸和自己，风趣地纠正：“你，我，不是四级，是六级干部会议嘛！”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随后毛泽东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办公室门口、村街上，早已站满了人群。毛泽东迈出门槛，一边向围观的群众挥手致意，一边顺着社员让出的石砌小道向村外走去。毛泽东走到试验田旁边，仔细观察了水稻，并详细询问亩产多少、是否会倒伏。此时的广州，已是穿单衣短裤的季节了。在阳光下，人们的脸上都热得渗出了汗珠，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也微微出汗，可他依然认真倾听着干部的汇报。东圃乡党委书记潘湛将一顶竹帽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竹帽，端详了一下，高兴地戴在头上，双手拉着带子，笑吟吟地说：“我也像个农民了。”毛泽东风趣的话语，使田野里又一次发出了欢乐的笑声。穿过水稻试验田，毛泽东发现了一块多种作物间种、套种的菜田，很感兴趣地看了又看。这块菜田菜坜上都搭起了竹篱，竹篱上瓜蔓豆藤左盘右旋，篱笆下种有几种作物，像一簇簇矮树丛，枝叶交错。社干部向毛泽东介绍：“竹篱上的那是豆角，这是黄瓜，竹篱下面的是芋头、生姜和藿香。”毛泽东赞赏地说：“这样土地利用率就高了，多搞些这样的试验田好！”毛泽东这么重视试验田，使在场的人受到很大的鼓舞。这时，正在附近田里劳动的广州第七中学的一群学生，看见了毛泽东，跨过水渠飞奔过来。没等学生们开口，毛泽东就热情地问他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学生们一一回答。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指着这群学生，问旁边的农业社干部：“你们欢迎他们吗？”“我们欢迎同学们来这里劳动，把知识同实践相结合。”钟叙本回答。在场的社员、干部、学生都笑了。顿时，田头又一片欢声笑语。
偏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是才华横溢的文人，不仅诗词写得好，还是写文章的高手，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却很少人知道，自己的文章中，毛泽东尤其偏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更少人知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在广州审读定稿的。
1960年1月27日到3月6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主要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邓力群、逄先知等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过：“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客观来讲，《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和讽刺，刚柔相济，文情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难怪毛泽东如此喜欢。
通知代表返回继续开会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决定划小社队规模，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增大生产队的权力。本来这是符合农村实际的政策调整，是对公社化以来过“左”政策的纠正，但一些干部以为这是倒退，虽然组织上服从中央的决策，但思想并未真正转过弯来，毛泽东对此也有察觉。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罗光禄回忆，广州会议后，毛泽东曾问他：“罗秘书，你看这次会议开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罗光禄老老实实回答：“从总的看是基本解决问题，但我看还有少数同志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毛泽东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说的对。”他又问罗：“代表们走了没有？”罗说：“代表们到机场去了！”他问：“叫他们回来可不可以？”罗说：“可以打电话问问飞机起飞了没有。”他说：“你赶紧办办吧！”罗光禄立即打电话问，知道代表们刚刚到机场，便通知他们不要走了，留下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又增加了两天时间。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反映思想通了。毛泽东才真的高兴了。
未竟的心愿
广州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侃侃而谈，谈到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与会人员都以为这又是他浪漫主义的突发奇想，以他的地位和声望，以他肩负的重大责任，以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个愿望是断然不能实现的。哪知1964年7月末的一个凌晨，毛泽东临睡前再次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到他的这一愿望，“我今年70多岁了，在见马克思之前还有件事要办，我准备带上一批科学家，逆黄河而上，顺长江而下，用两年时间考察长江和黄河，而且不坐汽车要骑马去考察。你明天给我搞几匹马来，同时要有一匹烈马。驾驭住烈马就会带动全局，所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就是这个道理。”工作人员以为是毛泽东在安眠药作用下突发的奇想，不料他醒来再次追问这件事，工作人员很快准备好了马匹。毛泽东曾经骑了一次，毕竟71岁高龄了，明显有些吃力，始终没有松开缰绳或让马跑几步，只是信马由缰，慢慢地走，表情也显得不很轻松，更没有和大家谈笑，似乎有些紧张。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提骑马考察长江、黄河的事儿了。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没时间也没精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宏愿了。
本来毛泽东每一次视察广州，每日行程都有详细的记录，可惜“文革”中这些材料被收走，以致很多史实不清楚。本文通过多方搜罗，撷取毛泽东在广州的一些精彩片断，使广大读者目睹领袖的风采。
“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要搞；外国人不能搞的，中国人也要搞”
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延安时就提出“自力更生”的原则，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暴露苏联模式部分弊端后，毛泽东更加强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当年5月他到广州视察时充分表达了这种豪情壮志。
这次毛泽东决定乘飞机去广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原本考虑让毛泽东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泽东不同意。 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了缘由：“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
5月3日，晴空万里。 7点30分，毛泽东到了机场。机长胡萍代表机组敬礼：“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微笑着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慈祥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啊！” 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公安部长罗瑞卿陪毛泽东登机。飞行了将近8个小时后，飞机抵达广州。毛泽东毫无疲态，走下飞机，颇有感触地慨叹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当天就到了广州。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5月29日上午，毛泽东身穿米黄色衬衣，灰色长裤，脚踏一双黑色布鞋，手拿一把广东葵扇，乘船来到了广州造纸厂码头。在厂长封贯之的引导下，他首先走进了磨木车间。当他知道全车间8台磨木机中有6台是国产的，而且国产磨木机的性能比进口的还要好时，非常高兴，连声赞好，对广州能制造出优于外国的机械表示了极大的欣慰。
离开广州造纸厂后，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吉姆”牌小轿车，到广州通用机器厂视察。当他了解到该厂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研制日榨2000吨糖蔗的榨糖机，这种榨糖机的日榨量可超过解放前进口榨糖机的一倍时，挥一挥他那有力的大手，豪迈地说：“中国人应当有这样的志气，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要搞；外国人不能搞的，中国人也要搞，要为国争光。”他的豪言壮语久久地回荡在工厂，回荡在南粤大地……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工作之余，毛泽东喜欢游泳，他说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广东省委知道他的这一爱好，1954年安排他到越秀山游泳池游泳。为了保卫安全，越秀山前前后后封闭了一段时间，游泳池也搭上棚子围起来。游泳用的泳衣、浴巾、拖鞋、救生设备和休息室的桌椅板凳、茶具等，事前也一一做了周密准备和安排。毛泽东对越秀山游泳池并不满意，第一他觉得那个游泳池太小，第二他知道把老百姓赶跑了，他怕拖累群众，所以想到珠江里面自由自在地游。
其实，1954年毛泽东就提出过要游珠江。当时，广东省委组织人力对珠江的河情和水质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并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给毛泽东写了一张纸条：“毛主席，这河水很脏，洪水泛滥，可能有血吸虫，不宜游泳。”毛泽东看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好吧，不去就不去。”然而，1956年这一次毛泽东却下定决心要到珠江游泳，谁也挡不住，只好派一批体魄健壮、政治上可靠的游泳尖子陪他到珠江游泳。
这一天，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登上了停泊在小岛旁的“花船”，向西溯江而上。毛泽东换上泳装，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和江风的吹拂，欣赏着珠江两岸的秀丽景色。穿过一段稍窄的河道之后，江面突然开阔了许多，这就是毛泽东要下水的“白鹅潭”。为什么选在白鹅潭？因为西江从这儿进入到珠江水系，这儿是上游，相对稳定、安全。“花船”缓缓停下，毛泽东离开坐椅，走近舷梯正要下水，忽然，远处几艘小渔船上传来呼喊声：“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循声望去，兴致勃勃地向渔民们挥了挥手，然后纵身跃进珠江。陪同人员也一个接一个跳下水中。
毛泽东搏击着江水，高声呼喊：“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他回头一看，见不熟水性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还在船上，就打趣说：“你们两个人，一个是部长，一个是局长，天天说保护我，现在我在水中，你们却在船上，要是我淹死了怎么办？”在宽阔的珠江江面上，他时而侧游，时而仰泳，显得逍遥自在。毛泽东率领着一小队敢于搏击风浪的健儿，逆流而上，穿过如意坊码头，闯进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红楼泳场，然后，又转身顺流而归。畅游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回到“花船”，见到薛焰，大概是想起了两年前薛焰所写的那张字条，拍拍自己发胖了的肚皮，风趣地说：“你看我的肚皮这么大，是得了血吸虫病吧。”引起船上阵阵欢快的笑声。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基本上每天都到珠江去游泳。对于他的出行安全，接待小组想尽一切办法，即便是如此周密，还是有很多人能看到他在珠江里畅游。此后，毛泽东每次到广州来，只要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必定要下珠江畅游。白鹅潭、黄埔、二沙头等处，他都下去游过，而且哪里水流急，他就越喜欢往哪里去。
这次畅游珠江之后，毛泽东说服了所有劝阻者，决定到武汉去，实现他多年来畅游长江的夙愿。5月31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以63岁高龄第一次畅游长江，并写下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勤俭持家勤俭建国
毛泽东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嚼得菜根，百事可做”。穿越艰苦的战争岁月，走进和平建设时期，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简朴的生活。建国初期，他就提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生活上的简朴，令人惊讶。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跟身边工作人员约定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连他一向爱吃的红烧肉都停了。在广州视察期间，工作人员趁机为他加菜，却被他“”了一顿。在这个时期，为节省汽油，毛泽东和秘书、警卫等5人共乘一辆车，使负责接待工作的苏汉华深受感动。
毛泽东不仅践行勤俭持家，还时刻铭记要勤俭建国。他深知，中国还很穷，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应充分利用资源，容不得半点浪费。1956年视察广州造纸厂时，他在磨木车间磨木面平筛旁，看到几个存放着磨木粗渣的箩筐，上前拾起一束粗渣，仔细地察看着、思考着，然后转身询问一旁的封贯之厂长：“这是不是经常有？还有没有用？”封贯之老老实实回答：“磨木机生产经常有粗渣，现在还没有利用起来。”毛泽东稍有不悦，督促道：“要尽快利用起来！”视察第一抄纸车间时，毛泽东看到复卷机切出许多一厘米多宽的小纸边，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小纸堆，他俯首拾起一条，关切地问：“纸边还有没有用？”封贯之响亮地回答：“可以重新利用。”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愉快地点了点头，连声称赞：“用了就好。”
“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
广州毗邻港澳，历史上省、港、澳三地的关系从来十分密切。1956年来广州，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陶铸的全面汇报之后，提出要找负责港澳方面工作的领导人谈一谈。此时，广东刚刚成立了华侨投资公司，吸收华侨资金情况并不是很理想，而香港充斥着大量游资，陶铸正想着要实行更积极的政策吸引侨资，适逢毛泽东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陶铸指示港澳工委迅速做好了准备，并指定负责港澳具体工作的黄施民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
在小岛旁的“花船”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取黄施民的汇报，不时作些记录。当他了解到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侨居东南亚的华侨富商巨贾纷纷将资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香港，香港各银行游资充斥，存款利息急剧下降，甚至到了存款者要倒贴利息给银行的地步时，眼睛一亮，指示说：“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当他了解到由于华侨对回国投资存有被“共产”的顾虑，一年1000万港元的投资也不易吸收时，沉思了一会儿，指示说：“要有更积极的政策。”这天晚上直至深夜，透过窗帘，人们依然能看到毛泽东房间闪着明亮的灯光，也许他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件事念念不忘，结束此次广州之行前夕，再次叮嘱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
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写出来了，据说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毛泽东积极利用外国资本的构想在他有生之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现实。
农业社里笑声洋溢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建国后他伟岸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乡间田头。1958年4月30日下午，在陶铸、朱光等省、市领导人的陪同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留下了阵阵笑声。
下午3时45分，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毛泽东身穿银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跨出小轿车的车门，红光满面，态度从容，微笑着向聚集在村口的群众招手致意，并和社干部一一握手，人们激动的心情喜形于色，雀跃不已。毛泽东在社干部的陪同下，在滚动的人流中慢慢地走着。他先跨进供销社大门，与售货员亲切地握手，还仔细地看了供销社里陈设摆卖的商品，频频点头。然后信步走到农业社办公室，亲切地让梁富、钟叙本等社干部坐在他身旁，他逐一询问社干部的姓名、年龄，听取社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和当年早稻生长的情况、农民的副业收入及生活情况汇报，态度亲切，平易近人，室内气氛轻松愉快。陶铸打趣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开四级干部会议哩。”毛泽东却指指陶铸和自己，风趣地纠正：“你，我，不是四级，是六级干部会议嘛！”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随后毛泽东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办公室门口、村街上，早已站满了人群。毛泽东迈出门槛，一边向围观的群众挥手致意，一边顺着社员让出的石砌小道向村外走去。毛泽东走到试验田旁边，仔细观察了水稻，并详细询问亩产多少、是否会倒伏。此时的广州，已是穿单衣短裤的季节了。在阳光下，人们的脸上都热得渗出了汗珠，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也微微出汗，可他依然认真倾听着干部的汇报。东圃乡党委书记潘湛将一顶竹帽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竹帽，端详了一下，高兴地戴在头上，双手拉着带子，笑吟吟地说：“我也像个农民了。”毛泽东风趣的话语，使田野里又一次发出了欢乐的笑声。穿过水稻试验田，毛泽东发现了一块多种作物间种、套种的菜田，很感兴趣地看了又看。这块菜田菜坜上都搭起了竹篱，竹篱上瓜蔓豆藤左盘右旋，篱笆下种有几种作物，像一簇簇矮树丛，枝叶交错。社干部向毛泽东介绍：“竹篱上的那是豆角，这是黄瓜，竹篱下面的是芋头、生姜和藿香。”毛泽东赞赏地说：“这样土地利用率就高了，多搞些这样的试验田好！”毛泽东这么重视试验田，使在场的人受到很大的鼓舞。这时，正在附近田里劳动的广州第七中学的一群学生，看见了毛泽东，跨过水渠飞奔过来。没等学生们开口，毛泽东就热情地问他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学生们一一回答。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指着这群学生，问旁边的农业社干部：“你们欢迎他们吗？”“我们欢迎同学们来这里劳动，把知识同实践相结合。”钟叙本回答。在场的社员、干部、学生都笑了。顿时，田头又一片欢声笑语。
偏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是才华横溢的文人，不仅诗词写得好，还是写文章的高手，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却很少人知道，自己的文章中，毛泽东尤其偏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更少人知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在广州审读定稿的。
1960年1月27日到3月6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主要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邓力群、逄先知等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过：“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客观来讲，《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和讽刺，刚柔相济，文情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难怪毛泽东如此喜欢。
通知代表返回继续开会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决定划小社队规模，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增大生产队的权力。本来这是符合农村实际的政策调整，是对公社化以来过“左”政策的纠正，但一些干部以为这是倒退，虽然组织上服从中央的决策，但思想并未真正转过弯来，毛泽东对此也有察觉。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罗光禄回忆，广州会议后，毛泽东曾问他：“罗秘书，你看这次会议开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罗光禄老老实实回答：“从总的看是基本解决问题，但我看还有少数同志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毛泽东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说的对。”他又问罗：“代表们走了没有？”罗说：“代表们到机场去了！”他问：“叫他们回来可不可以？”罗说：“可以打电话问问飞机起飞了没有。”他说：“你赶紧办办吧！”罗光禄立即打电话问，知道代表们刚刚到机场，便通知他们不要走了，留下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又增加了两天时间。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反映思想通了。毛泽东才真的高兴了。
未竟的心愿
广州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侃侃而谈，谈到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与会人员都以为这又是他浪漫主义的突发奇想，以他的地位和声望，以他肩负的重大责任，以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个愿望是断然不能实现的。哪知1964年7月末的一个凌晨，毛泽东临睡前再次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到他的这一愿望，“我今年70多岁了，在见马克思之前还有件事要办，我准备带上一批科学家，逆黄河而上，顺长江而下，用两年时间考察长江和黄河，而且不坐汽车要骑马去考察。你明天给我搞几匹马来，同时要有一匹烈马。驾驭住烈马就会带动全局，所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就是这个道理。”工作人员以为是毛泽东在安眠药作用下突发的奇想，不料他醒来再次追问这件事，工作人员很快准备好了马匹。毛泽东曾经骑了一次，毕竟71岁高龄了，明显有些吃力，始终没有松开缰绳或让马跑几步，只是信马由缰，慢慢地走，表情也显得不很轻松，更没有和大家谈笑，似乎有些紧张。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提骑马考察长江、黄河的事儿了。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没时间也没精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宏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