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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会写字的人，写得最多的几个字，怕是自己的名字了，毛泽东也不例外。不过，毛泽东写“毛泽东”，却也写出过一些不同寻常的故事。
密写“毛泽东”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与敌人正打得昏天黑地时，一匹快马将一封密信送到了起义军师部。当时在师部任副官的杨立三回忆说：某日宿营时，我在师长处见到了几张草纸，上面是用五梧子浸水写的字，后来用矾洗显出来，见信后面署名的是“毛泽东”。信上谈到第3团在东门作战不利，1团在金坪失败，要师部和1团向文家市进发，与第3团会师。由此我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毛泽东的密信，保密方式和传递方法，都是十分原始的。然而，毛泽东收集余部，向山区转移的决策，却是相当超前的。正是这密写的“毛泽东”，有如夜色中的火把，照亮了起义部队前进的方向。
奋笔疾书“毛泽东”
李延久是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时应同学们要求，毛泽东于1938年8月12日上午来到学校给大家作报告。当时年龄不到17岁、身高刚刚1.5米的李延久，正好坐在毛泽东讲话的方桌前，心情特别激动。
毛澤东报告刚一结束，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只听一个同学大声喊道：“毛主席呀！我们就要到敌后去与日寇作战了，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请给我们签个字作纪念吧！”
“好啊！”毛泽东大声回应着。
同学们纷纷把自己的笔记本放到毛泽东面前的桌子上，一会儿便摞得高过了毛泽东的下巴。毛泽东站立着奋笔疾书，可一会儿笔记本摞得更高了。李延久本来站在最前面，但还是让个子高、手臂长的人抢了先。毛泽东发现几个小个子同学挤不上来，便跨过一步，拿起这几个小个子同学的笔记本一一题了词。他给李延久的题词是：“打日本毛泽东”。
李延久回忆：一开始题词，毛主席题的内容是“坚持抗战到底”等五六个字，接着是“坚持抗战”“打日本”等三四个字，后来就是“革命”“努力”“奋斗”等两个字了。整个题词大约进行了两个钟头才结束。
手掌上写“毛泽东”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初时由于识字不多，下达命令只能靠嘴说。传令兵也没文化，只好贺龙说一句，他背一句，整个背下了，贺龙便在传令兵的手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传令兵到部队传达完命令，就张开手掌出示贺龙的签名，以示无假，这便叫“只认手板不认人”。毛泽东学识渊博，自然不会有这样的传奇故事。但是，他也有在手掌上写“毛泽东”的往事，虽然不奇，却也有趣。
1939年的一天，毛泽东去抗大作报告。快到校门口时，见有两个小八路匆匆往他这边跑，边跑边嚷嚷：“快跑啊，快点去看毛主席！”于是，毛泽东便站在马路边等这两个小八路。见了面后，他问：“你们急急忙忙跑来干什么呀？”
个子高点的那个壮起胆子说：“我们来看你。”
“你们来看我，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毛泽东躬身问。
两个小八路齐声回答：“你叫毛主席。”
“不对，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的名字叫毛泽东。”
毛泽东边说边伸出左手，在上面教两个小八路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这一镜头，被摄影师石少华拍了下来。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与石少华一起看照片。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但我最喜欢两幅。”一幅就是他在手掌上给两个小八路写名字的这张。
当时，毛泽东还问石少华：“你知道那两个小八路是谁吗？他们现在做什么？”
石少华当时答不上来，他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后来到处打听。原来个子高点的叫安定宝，是张学良四弟张学思的通信员。安定宝当时15岁，也就在这一年，他为了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个子矮点的叫刘长贵，1993年去世。
由于革命队伍的人来自五湖四海，那时尚未推广普通话，面对五花八门的方言，毛泽东问人姓名时，往往边听边在自己手掌上比画验证，并成了他长期保持的一种习惯。毛泽东早年的警卫员吴吉清、进京后的卫士张木奇、1958年毛泽东视察武汉造船厂时的厂党委书记刘广泉等，都有过毛泽东手掌上写姓名的回忆。
一口气写了22个“毛泽东”
1942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举行高干会议，有22名高级干部被授予“生产英雄”称号。1943年1月14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到会讲话，并在22位生产英雄的奖状上，分别作了题词。
这些题词是：王震，有创造精神；何维忠，切实朴素，大公无私；晏福生，坚决执行屯田政策；罗章，以身作则；黄静波，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刘秉温，善于领导群众；惠中权，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刘建章，合作社的模范；王世泰，忠实努力，不夸不骄；杨林，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范子文，机关生产的模范；胡起林，无限忠心；马文瑞，密切联系群众；马锡五，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李丕福，面向群众；习仲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文年生，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任成玉，为群众谋利益；贺晋年，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罗成德，不怕困难；王正年，善于领导群众。
在给每个人题词的右下方，毛泽东都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又写了14个“毛泽东”
1948年11月的一天，毛泽东从屋子里走出来想散散步，稍稍歇息一会儿脑子。但是，当他看到跟随一旁的警卫排长阎长林时，思绪很快又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阎长林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在院子里，毛主席对我说：“阎排长，你给我写一份警卫班的名单。”
我问：“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我回到房间，一会儿就把名单写了出来。不多不少，整20个人。可心里却产生个疑团：他要名单干什么呢？这些人他都是熟悉的，过去也没有要过。
当我把名单交给毛主席以后，他一边看，一边在上边画圈圈，一共圈了14个人。
“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会落后。我圈的这14个人，去文化学校学习，等他们回来以后，再把你们6个送去学习。你们留下的也要边工作边学习。”……
在14个同志离开前的一天，毛主席说要和警卫班的同志合影留念。听说要和毛主席合影，警卫班的同志都早早站在院里等着。……
照完相，我们又跟着毛主席到了他的办公室……忽然有人说：“主席，你给我们也写几个字吧。我们快要离开你了，给我们留纪念。”
“可以，去拿你们的本子来吧。”
14个同志很快跑回住处，把自己最漂亮的本子拿来了。毛主席在每个人的本子上写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一句话，签上自己的名字。
少写了5个“毛泽东”
1948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派21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他们是：李硕勋之子李鹏，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叶挺之子叶正大、叶正旺，刘伯坚之子刘虎生，邹韬奋之子邹家华，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任作民之子任湘，張浩之子林汉雄，罗炳辉之子罗镇涛，项英之女项苏云，任铭鼎之子任岳，叶剑英之女叶楚梅，萧劲光之子萧永定，贺晋年之子贺毅，王稼祥义子朱忠洪，崔田夫之子崔军，高岗之子高毅、外甥江明。还有杨廷藩、张代侠二人，已不知其父辈姓名。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出访莫斯科。1950年2月17日，他在驻苏使馆接见了这批留学生。1992年10月15日，有记者访问了当年留苏学生之一、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叶正大中将。叶正大回忆毛泽东接见的情况时说：
总理和王稼祥把大家引进大使馆的会议室，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的毛主席站起来，迎着我们走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主席走到我面前时，诙谐地说：“一看你这雄赳赳的样子，就知道你是铁军的后代，你叫叶正大，学什么专业啊？”我说：“航空。”主席说：“中国的起飞就靠你们了……”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后来主席发现我们21人中有5人学哲学、政治，他很不高兴。他大声说：“如果你们要学政治、学哲学，回国去学，先学好我们本国的政治、哲学再说，你们知道新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吗？是经济建设，是自己的工程师、机械师、飞行师，是人民自己培养的专家。党和人民供养着你们，党和人民盼望着你们，盼你们学一身本事回去重建我们的家园。从现在起，凡是学政治学哲学的，回去后改学专业，如你们自己不好改，让大使馆出面做工作。”有人提议请主席为每个留学生题词留念。主席叫使馆工作人员裁了一叠20公分见方的黄草纸，用粗大的碳素钢笔为每个留学生题字。他是根据每个人的专业题的字，给我题的是：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这幅字至今还压在我办公桌的玻璃下……但毛主席没给五个学哲学的学生题词。
多写了1张“毛泽东”
毛泽东为人题词，有少写的时候，也有多写的时候，但或多或少都独具匠心。
影片《英雄儿女》中有位女英雄王芳，其人物原型叫解秀梅，是志愿军第68军202师的文工队队员。1951年11月30日，6架敌机对解秀梅所在部队的驻地狂轰滥炸，不满20岁的她奋不顾身，冲进火海抢救伤员，因而荣立一等功。
1952年，解秀梅参加志愿军第二次归国代表团回到祖国。20世纪90年代初，记者宋悦来采访了她，下面是采访时的一段对话：
解：在主席到来之前，同志们选我为代表向毛主席献花。我的心情更是激动了。当主席、总理、少奇、朱德中央领导同志健步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光顾着仰望主席，竟忘了献花的事。这时队伍里的同志提醒我：“秀梅，快去献花呀！”我才恍然想起。快步走到毛主席面前，双手献花，激动地说：“毛主席，您好。我代表志愿军向您献花，我们想念您，全体志愿军都想念您。”
主席微笑地望着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也想念你们，祖国不会忘记你们，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那时，我还是个不满20岁的姑娘，是党把我培养成了光荣战士，是党给了我这样崇高的荣誉，望着敬爱的领袖，就像久别的儿女遇到了慈祥的父亲，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下子扑到主席的怀里，双手搂住主席的脖子，呜呜地哭了起来。在场的其他志愿军将士无不为之动情，个个热泪滚滚……
宋：听说主席还为您签名留念了呢。
解：是啊，主席和大家握手之后，有人提议请主席签字留念。可当时我身上一张纸也没有，情急之中从后面一位同志手中借了一个很简单的小本。我又来到主席面前：“主席，请您给我签字留念。”
主席说：“好好。”接过本后翻了两下，并未马上签字，问道：“这不是你的本子吧？”原来主席从本子的质量和新旧程度上已意识到我事先并无请主席签字的准备，否则不会带这样的本子。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主席笑笑，在第1页和第2页上分别签了“毛泽东”3个字。开始我并未理解主席的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用意。毛主席知道我是借人家的本子，将来还要还给人家，所以签了两页，一页裁下留给了自己，一页则留给了本子的主人。主席关心他人，心细入微，每次想起，我都很感动。
毛泽东的签名被送了人
1949年9月17日，毛泽东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老同学汤藻贞。消息传开，汤教授的家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为满足群众的愿望，毛泽东索性走出屋子和大家握手问好。这时，几个小朋友捧着书或本子请毛泽东签名留念，毛泽东也尽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获得领袖的签名，无疑是荣幸的，也是珍贵的，这一点，无论过去或今天都是有共识的。不过相同之中也有不同之处，现今的人更多地注重了它的收藏价值，而当年获得毛泽东签字的那些小朋友，甚至包括他们的家长，却并不看重这一点。不久，毛泽东签了名的书和本子，都被小主人们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抗美援朝前线最可爱的人。
第一个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名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英年早逝，毛泽东深感惋惜，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曾几次对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说：“弼时同志厚葬是必要的，但我们死后如果都这样，是不是有些浪费了……”
1954年毛泽东到杭州，看到西湖边上有许多坟墓，指示除留下岳飞墓等有纪念意义的几座外，其他的都迁走。他还不无忧虑地说“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并由此产生了推行火葬的念头。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56年4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工作会议间隙，工作人员将一份火葬倡议书送到了毛泽东手里。倡议书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国家机关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倡议书最后写道：“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死了以后一定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毛泽东看完倡议书，连声说好，并第一个在倡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红色签名的毛泽东
中国人签名多用黑色或蓝色，极少有用红色的。可是，有一次毛泽东为战斗英雄徐进才签名，不得不用了红色。
徐进才，西北野战军第358旅的一名机枪班班长。1947年在保卫延安的几次战役中屡立战功。尤其在蟠龙战役中，他独自一人歼敌近300人，因此声名大振。在一次转战途中，毛泽东遇上了徐进才及其所在部队，主动提出要给他题个字作纪念。但当时谁也没带文房四宝，徐进才只好掏出一块干净手帕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便用治伤的红汞在手帕上写下了“战斗英雄”四个字，并签上了大名“毛泽东”。
写给赫鲁晓夫的信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到达苏联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了几次会谈，双方在和平与战争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时任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回忆了毛泽东让他给赫鲁晓夫写信的情形。他说：
当天夜间，主席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他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的信封，他口述，要我写。写完他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了我一个信封，这回我写成了俄文，内容是：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我写完，他就在这个信封上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
李越然后来感叹说：主席不拘小节，就那么随随便便一张信封，就写了字交给赫鲁晓夫。
李越然是亲历人，他的感慨自然有根据。不过综观毛泽东给他人的通信，大都是极其规范且讲究的。有人见毛泽东太忙，曾建议他将一般的書信交秘书代写，毛泽东却说：“那样就对人不够礼貌了。”
那么，一贯对人礼貌有加的毛泽东，怎么会给赫鲁晓夫传去那么一封不拘小节的信封信呢？兴许其中还传递着更多信息吧！难怪赫鲁晓夫说：“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
重新题写的“毛泽东”
1947年，延安各界慰问团副团长张仲实汇报了他了解到的刘胡兰烈士的事迹，并转达了当地人民想请毛泽东为烈士题词的愿望。刘胡兰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于是，他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向刘胡兰学习的决心，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1957年1月12日，烈士故乡山西文水县举行刘胡兰就义十周年纪念。筹备过程中，人们发现毛泽东的题词在战争环境中辗转丢失了，因此想请毛泽东再写一次。当此事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时，他没有责怪任何人，而是以庄严的神情重新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再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任选一张的“毛泽东”
上海市青年京剧演员孙花满，多次为毛泽东演出。她回忆说：
1962年初，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东北有一位老人，解放后翻了身，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了感激的心情，并向毛主席要了一张照片，挂在家里，以永久纪念毛主席。我得到了启发，在一次舞会上我坐在主席身旁，对主席说：我给你演出过这么多次，我也要一张照片。主席幽默地笑着说：“我又不是开照相馆的。”我急切地说：“你给了我，我一定保密。”主席点点头。
半年后，在主席生日的那天晚会上，他主动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站着的，一张是坐着的。我觉得坐着的那张很慈祥，名字也已签好，就要了这一张。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把它藏来藏去，后来让我妹妹带到新疆，保存了下来。一个国家领袖，对我这点小要求都记在心里，使我深深地感动。
一
密写“毛泽东”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与敌人正打得昏天黑地时，一匹快马将一封密信送到了起义军师部。当时在师部任副官的杨立三回忆说：某日宿营时，我在师长处见到了几张草纸，上面是用五梧子浸水写的字，后来用矾洗显出来，见信后面署名的是“毛泽东”。信上谈到第3团在东门作战不利，1团在金坪失败，要师部和1团向文家市进发，与第3团会师。由此我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毛泽东的密信，保密方式和传递方法，都是十分原始的。然而，毛泽东收集余部，向山区转移的决策，却是相当超前的。正是这密写的“毛泽东”，有如夜色中的火把，照亮了起义部队前进的方向。
奋笔疾书“毛泽东”
李延久是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时应同学们要求，毛泽东于1938年8月12日上午来到学校给大家作报告。当时年龄不到17岁、身高刚刚1.5米的李延久，正好坐在毛泽东讲话的方桌前，心情特别激动。
毛澤东报告刚一结束，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只听一个同学大声喊道：“毛主席呀！我们就要到敌后去与日寇作战了，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请给我们签个字作纪念吧！”
“好啊！”毛泽东大声回应着。
同学们纷纷把自己的笔记本放到毛泽东面前的桌子上，一会儿便摞得高过了毛泽东的下巴。毛泽东站立着奋笔疾书，可一会儿笔记本摞得更高了。李延久本来站在最前面，但还是让个子高、手臂长的人抢了先。毛泽东发现几个小个子同学挤不上来，便跨过一步，拿起这几个小个子同学的笔记本一一题了词。他给李延久的题词是：“打日本毛泽东”。
李延久回忆：一开始题词，毛主席题的内容是“坚持抗战到底”等五六个字，接着是“坚持抗战”“打日本”等三四个字，后来就是“革命”“努力”“奋斗”等两个字了。整个题词大约进行了两个钟头才结束。
手掌上写“毛泽东”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初时由于识字不多，下达命令只能靠嘴说。传令兵也没文化，只好贺龙说一句，他背一句，整个背下了，贺龙便在传令兵的手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传令兵到部队传达完命令，就张开手掌出示贺龙的签名，以示无假，这便叫“只认手板不认人”。毛泽东学识渊博，自然不会有这样的传奇故事。但是，他也有在手掌上写“毛泽东”的往事，虽然不奇，却也有趣。
1939年的一天，毛泽东去抗大作报告。快到校门口时，见有两个小八路匆匆往他这边跑，边跑边嚷嚷：“快跑啊，快点去看毛主席！”于是，毛泽东便站在马路边等这两个小八路。见了面后，他问：“你们急急忙忙跑来干什么呀？”
个子高点的那个壮起胆子说：“我们来看你。”
“你们来看我，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毛泽东躬身问。
两个小八路齐声回答：“你叫毛主席。”
“不对，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的名字叫毛泽东。”
毛泽东边说边伸出左手，在上面教两个小八路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这一镜头，被摄影师石少华拍了下来。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与石少华一起看照片。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但我最喜欢两幅。”一幅就是他在手掌上给两个小八路写名字的这张。
当时，毛泽东还问石少华：“你知道那两个小八路是谁吗？他们现在做什么？”
石少华当时答不上来，他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后来到处打听。原来个子高点的叫安定宝，是张学良四弟张学思的通信员。安定宝当时15岁，也就在这一年，他为了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个子矮点的叫刘长贵，1993年去世。
由于革命队伍的人来自五湖四海，那时尚未推广普通话，面对五花八门的方言，毛泽东问人姓名时，往往边听边在自己手掌上比画验证，并成了他长期保持的一种习惯。毛泽东早年的警卫员吴吉清、进京后的卫士张木奇、1958年毛泽东视察武汉造船厂时的厂党委书记刘广泉等，都有过毛泽东手掌上写姓名的回忆。
二
一口气写了22个“毛泽东”
1942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举行高干会议，有22名高级干部被授予“生产英雄”称号。1943年1月14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到会讲话，并在22位生产英雄的奖状上，分别作了题词。
这些题词是：王震，有创造精神；何维忠，切实朴素，大公无私；晏福生，坚决执行屯田政策；罗章，以身作则；黄静波，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刘秉温，善于领导群众；惠中权，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刘建章，合作社的模范；王世泰，忠实努力，不夸不骄；杨林，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范子文，机关生产的模范；胡起林，无限忠心；马文瑞，密切联系群众；马锡五，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李丕福，面向群众；习仲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文年生，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任成玉，为群众谋利益；贺晋年，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罗成德，不怕困难；王正年，善于领导群众。
在给每个人题词的右下方，毛泽东都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又写了14个“毛泽东”
1948年11月的一天，毛泽东从屋子里走出来想散散步，稍稍歇息一会儿脑子。但是，当他看到跟随一旁的警卫排长阎长林时，思绪很快又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阎长林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在院子里，毛主席对我说：“阎排长，你给我写一份警卫班的名单。”
我问：“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我回到房间，一会儿就把名单写了出来。不多不少，整20个人。可心里却产生个疑团：他要名单干什么呢？这些人他都是熟悉的，过去也没有要过。
当我把名单交给毛主席以后，他一边看，一边在上边画圈圈，一共圈了14个人。
“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会落后。我圈的这14个人，去文化学校学习，等他们回来以后，再把你们6个送去学习。你们留下的也要边工作边学习。”……
在14个同志离开前的一天，毛主席说要和警卫班的同志合影留念。听说要和毛主席合影，警卫班的同志都早早站在院里等着。……
照完相，我们又跟着毛主席到了他的办公室……忽然有人说：“主席，你给我们也写几个字吧。我们快要离开你了，给我们留纪念。”
“可以，去拿你们的本子来吧。”
14个同志很快跑回住处，把自己最漂亮的本子拿来了。毛主席在每个人的本子上写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一句话，签上自己的名字。
三
少写了5个“毛泽东”
1948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派21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他们是：李硕勋之子李鹏，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叶挺之子叶正大、叶正旺，刘伯坚之子刘虎生，邹韬奋之子邹家华，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任作民之子任湘，張浩之子林汉雄，罗炳辉之子罗镇涛，项英之女项苏云，任铭鼎之子任岳，叶剑英之女叶楚梅，萧劲光之子萧永定，贺晋年之子贺毅，王稼祥义子朱忠洪，崔田夫之子崔军，高岗之子高毅、外甥江明。还有杨廷藩、张代侠二人，已不知其父辈姓名。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出访莫斯科。1950年2月17日，他在驻苏使馆接见了这批留学生。1992年10月15日，有记者访问了当年留苏学生之一、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叶正大中将。叶正大回忆毛泽东接见的情况时说：
总理和王稼祥把大家引进大使馆的会议室，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的毛主席站起来，迎着我们走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主席走到我面前时，诙谐地说：“一看你这雄赳赳的样子，就知道你是铁军的后代，你叫叶正大，学什么专业啊？”我说：“航空。”主席说：“中国的起飞就靠你们了……”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后来主席发现我们21人中有5人学哲学、政治，他很不高兴。他大声说：“如果你们要学政治、学哲学，回国去学，先学好我们本国的政治、哲学再说，你们知道新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吗？是经济建设，是自己的工程师、机械师、飞行师，是人民自己培养的专家。党和人民供养着你们，党和人民盼望着你们，盼你们学一身本事回去重建我们的家园。从现在起，凡是学政治学哲学的，回去后改学专业，如你们自己不好改，让大使馆出面做工作。”有人提议请主席为每个留学生题词留念。主席叫使馆工作人员裁了一叠20公分见方的黄草纸，用粗大的碳素钢笔为每个留学生题字。他是根据每个人的专业题的字，给我题的是：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这幅字至今还压在我办公桌的玻璃下……但毛主席没给五个学哲学的学生题词。
多写了1张“毛泽东”
毛泽东为人题词，有少写的时候，也有多写的时候，但或多或少都独具匠心。
影片《英雄儿女》中有位女英雄王芳，其人物原型叫解秀梅，是志愿军第68军202师的文工队队员。1951年11月30日，6架敌机对解秀梅所在部队的驻地狂轰滥炸，不满20岁的她奋不顾身，冲进火海抢救伤员，因而荣立一等功。
1952年，解秀梅参加志愿军第二次归国代表团回到祖国。20世纪90年代初，记者宋悦来采访了她，下面是采访时的一段对话：
解：在主席到来之前，同志们选我为代表向毛主席献花。我的心情更是激动了。当主席、总理、少奇、朱德中央领导同志健步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光顾着仰望主席，竟忘了献花的事。这时队伍里的同志提醒我：“秀梅，快去献花呀！”我才恍然想起。快步走到毛主席面前，双手献花，激动地说：“毛主席，您好。我代表志愿军向您献花，我们想念您，全体志愿军都想念您。”
主席微笑地望着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也想念你们，祖国不会忘记你们，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那时，我还是个不满20岁的姑娘，是党把我培养成了光荣战士，是党给了我这样崇高的荣誉，望着敬爱的领袖，就像久别的儿女遇到了慈祥的父亲，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下子扑到主席的怀里，双手搂住主席的脖子，呜呜地哭了起来。在场的其他志愿军将士无不为之动情，个个热泪滚滚……
宋：听说主席还为您签名留念了呢。
解：是啊，主席和大家握手之后，有人提议请主席签字留念。可当时我身上一张纸也没有，情急之中从后面一位同志手中借了一个很简单的小本。我又来到主席面前：“主席，请您给我签字留念。”
主席说：“好好。”接过本后翻了两下，并未马上签字，问道：“这不是你的本子吧？”原来主席从本子的质量和新旧程度上已意识到我事先并无请主席签字的准备，否则不会带这样的本子。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主席笑笑，在第1页和第2页上分别签了“毛泽东”3个字。开始我并未理解主席的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用意。毛主席知道我是借人家的本子，将来还要还给人家，所以签了两页，一页裁下留给了自己，一页则留给了本子的主人。主席关心他人，心细入微，每次想起，我都很感动。
毛泽东的签名被送了人
1949年9月17日，毛泽东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老同学汤藻贞。消息传开，汤教授的家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为满足群众的愿望，毛泽东索性走出屋子和大家握手问好。这时，几个小朋友捧着书或本子请毛泽东签名留念，毛泽东也尽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获得领袖的签名，无疑是荣幸的，也是珍贵的，这一点，无论过去或今天都是有共识的。不过相同之中也有不同之处，现今的人更多地注重了它的收藏价值，而当年获得毛泽东签字的那些小朋友，甚至包括他们的家长，却并不看重这一点。不久，毛泽东签了名的书和本子，都被小主人们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抗美援朝前线最可爱的人。
四
第一个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名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英年早逝，毛泽东深感惋惜，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曾几次对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说：“弼时同志厚葬是必要的，但我们死后如果都这样，是不是有些浪费了……”
1954年毛泽东到杭州，看到西湖边上有许多坟墓，指示除留下岳飞墓等有纪念意义的几座外，其他的都迁走。他还不无忧虑地说“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并由此产生了推行火葬的念头。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56年4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工作会议间隙，工作人员将一份火葬倡议书送到了毛泽东手里。倡议书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国家机关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倡议书最后写道：“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死了以后一定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毛泽东看完倡议书，连声说好，并第一个在倡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红色签名的毛泽东
中国人签名多用黑色或蓝色，极少有用红色的。可是，有一次毛泽东为战斗英雄徐进才签名，不得不用了红色。
徐进才，西北野战军第358旅的一名机枪班班长。1947年在保卫延安的几次战役中屡立战功。尤其在蟠龙战役中，他独自一人歼敌近300人，因此声名大振。在一次转战途中，毛泽东遇上了徐进才及其所在部队，主动提出要给他题个字作纪念。但当时谁也没带文房四宝，徐进才只好掏出一块干净手帕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便用治伤的红汞在手帕上写下了“战斗英雄”四个字，并签上了大名“毛泽东”。
写给赫鲁晓夫的信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到达苏联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了几次会谈，双方在和平与战争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时任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回忆了毛泽东让他给赫鲁晓夫写信的情形。他说：
当天夜间，主席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他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的信封，他口述，要我写。写完他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了我一个信封，这回我写成了俄文，内容是：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我写完，他就在这个信封上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
李越然后来感叹说：主席不拘小节，就那么随随便便一张信封，就写了字交给赫鲁晓夫。
李越然是亲历人，他的感慨自然有根据。不过综观毛泽东给他人的通信，大都是极其规范且讲究的。有人见毛泽东太忙，曾建议他将一般的書信交秘书代写，毛泽东却说：“那样就对人不够礼貌了。”
那么，一贯对人礼貌有加的毛泽东，怎么会给赫鲁晓夫传去那么一封不拘小节的信封信呢？兴许其中还传递着更多信息吧！难怪赫鲁晓夫说：“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
五
重新题写的“毛泽东”
1947年，延安各界慰问团副团长张仲实汇报了他了解到的刘胡兰烈士的事迹，并转达了当地人民想请毛泽东为烈士题词的愿望。刘胡兰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于是，他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向刘胡兰学习的决心，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1957年1月12日，烈士故乡山西文水县举行刘胡兰就义十周年纪念。筹备过程中，人们发现毛泽东的题词在战争环境中辗转丢失了，因此想请毛泽东再写一次。当此事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时，他没有责怪任何人，而是以庄严的神情重新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再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任选一张的“毛泽东”
上海市青年京剧演员孙花满，多次为毛泽东演出。她回忆说：
1962年初，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东北有一位老人，解放后翻了身，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了感激的心情，并向毛主席要了一张照片，挂在家里，以永久纪念毛主席。我得到了启发，在一次舞会上我坐在主席身旁，对主席说：我给你演出过这么多次，我也要一张照片。主席幽默地笑着说：“我又不是开照相馆的。”我急切地说：“你给了我，我一定保密。”主席点点头。
半年后，在主席生日的那天晚会上，他主动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站着的，一张是坐着的。我觉得坐着的那张很慈祥，名字也已签好，就要了这一张。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把它藏来藏去，后来让我妹妹带到新疆，保存了下来。一个国家领袖，对我这点小要求都记在心里，使我深深地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