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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藏书，尤爱收藏关于中国的书。站在书架前，外国人——主要为西方人——所写的中国亲历记，排列成行，穿过百年云烟，与我面对。
岁月沧桑，一代又一代西方人走进中国。旅行家、传教士、探险家、考古学家、商人、外交官、记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想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故事。他们伴随中国历史前行，甚至参与中国历史的创造。种种不同的体验与叙说，让曾经神秘的中国，渐渐变得清晰，变得具体，变得不再陌生，不再遥远。
走进中国，发现中国，是西方人的亲历记，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行程记。
在最初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中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将近二十年。1271年启程来东方时，他当然不会想到，会是他写出第一本亲历中国的书。研究马可·波罗的西方学者发现，在中国游记中，马可·波罗最爱使用的一个形容词是“伟大”。毫不奇怪，一个来自地中海威尼斯的旅行家，走在杭州、苏州……一个个江南重镇的繁华景象，必然留给他深刻印象。他不止一次来到长江边，注目滚滚而去的江水，发出如此感慨：“这条河流流程如此之长，穿过了如此多的地区和城市，江中来来往往的船只是如此之多，运送的财富和货物是如此之多，实际上比基督教世界所有河流和海洋加在一起还要多！”马可·波罗到底是位意大利人，天生具有与众不同的浪漫。他以艺术家一样的浪漫，渲染着中国印象。在风靡一代又一代的游记中，他呈现的是一个辉煌、壮观、充满诗意的东方古国。
在马可·波罗之后，更多西方人追随他相继走进中国。最早也最大的一个群体，当然是纷至沓来的传教士。
著名的利玛窦走进中国。他也是意大利人，成为最早在中国获得永久性居住权的传教士之一。这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第一个穿起中国士大夫的服装，他掌握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能绘制地图。他很乖巧，或者说他很能理解和迎合中国人的观念，他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中国被标在中央位置。
著名的汤若望也走进中国。这位德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北京城观象台的房子里，观天象，研习历法。他颇受清朝顺治皇帝的青睐，汤若望向顺治皇帝进呈自己制作的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这些西洋物，令人耳目一新。汤若望成为宫中常客。在顺治皇帝眼里，这位西方人真像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汤若望被委任钦天监监正，并赐二品顶戴，是最早在中国宫廷中担任要职的西方人。在17世纪英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中，顺治皇帝出现在插图中，他被说成是“欧洲化的皇帝”。
商人几乎伴随传教士联袂登场。大海上，商船来往穿梭，运来西方的香料、珠宝，运走中国的瓷器、茶叶。随之，矛盾与冲突，战火与侵略，不可避免地发生。从此，一个曾经被马可·波罗高度浪漫化的中国，一个长期自尊、自大、封闭的古老帝国，在东西方观念的冲撞中、在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中、在开放与封闭的替换中，开始了艰难痛苦的历史行程。
这是一个漫长的行程，为走进中国的西方人，提供了能够发挥他们各自作用的历史大舞台。舞台之上，戏剧上演，不同主角轮流亮相，各显身手，各领风骚。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电话、电报、报业、出版业的突飞猛进，随着航运、火车、航空的革命性变化，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也越来越多。于是，世界各国关于中国的图书出版，渐趋潮流。那些走进中国的西方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目击、回忆、叙述，使其成为最好的作者人选。他们生活在中国，旅行在中国，时间或长或短，介入的领域互有差异。无论如何，他们俨然已是中国社会的新面孔，已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走进中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亲历记，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行程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笔下，呈现中国百年的历史演进。
在别人的亲历中，我们可以触摸中国历史——细节，人物，故事，场景……
策划这套“亲历中国”系列的想法由来已久。第一批推出的几种，作者为传教士，分别为在不同区域，如河南、湖北、江苏、浙江、西北等地的亲历记。他们的传教活动、行医亲历，为我们描述百年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文化冲突，观念撞击，生活形态演变，尽在其中。传教士的亲历，总是试图渲染他们的传教活动，对于今天的我们，那些场景其实早已成为过去。我们需要的，是在他们描述的故事、人物、场景之中，远望百年之前的中国如何渐渐由封闭走到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一个农耕社会步入工业化社会。这些回忆，辅以大量老照片，可以让我们对历史远景多一些感性认识，多一些不同角度的切入。
一本书，一双眼睛。一本本书，一双双眼睛。目光所及，中国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生活演变、时代变迁，跳跃不停。笔下所述，呈现复杂、丰富、独特、差异的历史景象。
于是，在别人的亲历中，我们触摸历史。虽已遥远，依然清晰……
最后，谢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谢谢邓宁辛和编辑同仁的热忱、细致，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一系列的书籍问世；谢谢李景端先生自始至终的重视和辛苦。谢谢各位译者，是他们的翻译和历史知识，使今天的读者能够走进文本之中，感受历史。
我期待“亲历中国”系列能够不间断地翻译、出版，与我们一同前行。
岁月沧桑，一代又一代西方人走进中国。旅行家、传教士、探险家、考古学家、商人、外交官、记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想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故事。他们伴随中国历史前行，甚至参与中国历史的创造。种种不同的体验与叙说，让曾经神秘的中国，渐渐变得清晰，变得具体，变得不再陌生，不再遥远。
走进中国，发现中国，是西方人的亲历记，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行程记。
在最初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中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将近二十年。1271年启程来东方时，他当然不会想到，会是他写出第一本亲历中国的书。研究马可·波罗的西方学者发现，在中国游记中，马可·波罗最爱使用的一个形容词是“伟大”。毫不奇怪，一个来自地中海威尼斯的旅行家，走在杭州、苏州……一个个江南重镇的繁华景象，必然留给他深刻印象。他不止一次来到长江边，注目滚滚而去的江水，发出如此感慨：“这条河流流程如此之长，穿过了如此多的地区和城市，江中来来往往的船只是如此之多，运送的财富和货物是如此之多，实际上比基督教世界所有河流和海洋加在一起还要多！”马可·波罗到底是位意大利人，天生具有与众不同的浪漫。他以艺术家一样的浪漫，渲染着中国印象。在风靡一代又一代的游记中，他呈现的是一个辉煌、壮观、充满诗意的东方古国。
在马可·波罗之后，更多西方人追随他相继走进中国。最早也最大的一个群体，当然是纷至沓来的传教士。
著名的利玛窦走进中国。他也是意大利人，成为最早在中国获得永久性居住权的传教士之一。这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第一个穿起中国士大夫的服装，他掌握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能绘制地图。他很乖巧，或者说他很能理解和迎合中国人的观念，他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中国被标在中央位置。
著名的汤若望也走进中国。这位德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北京城观象台的房子里，观天象，研习历法。他颇受清朝顺治皇帝的青睐，汤若望向顺治皇帝进呈自己制作的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这些西洋物，令人耳目一新。汤若望成为宫中常客。在顺治皇帝眼里，这位西方人真像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汤若望被委任钦天监监正，并赐二品顶戴，是最早在中国宫廷中担任要职的西方人。在17世纪英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中，顺治皇帝出现在插图中，他被说成是“欧洲化的皇帝”。
商人几乎伴随传教士联袂登场。大海上，商船来往穿梭，运来西方的香料、珠宝，运走中国的瓷器、茶叶。随之，矛盾与冲突，战火与侵略，不可避免地发生。从此，一个曾经被马可·波罗高度浪漫化的中国，一个长期自尊、自大、封闭的古老帝国，在东西方观念的冲撞中、在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中、在开放与封闭的替换中，开始了艰难痛苦的历史行程。
这是一个漫长的行程，为走进中国的西方人，提供了能够发挥他们各自作用的历史大舞台。舞台之上，戏剧上演，不同主角轮流亮相，各显身手，各领风骚。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电话、电报、报业、出版业的突飞猛进，随着航运、火车、航空的革命性变化，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也越来越多。于是，世界各国关于中国的图书出版，渐趋潮流。那些走进中国的西方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目击、回忆、叙述，使其成为最好的作者人选。他们生活在中国，旅行在中国，时间或长或短，介入的领域互有差异。无论如何，他们俨然已是中国社会的新面孔，已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走进中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亲历记，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行程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笔下，呈现中国百年的历史演进。
在别人的亲历中，我们可以触摸中国历史——细节，人物，故事，场景……
策划这套“亲历中国”系列的想法由来已久。第一批推出的几种，作者为传教士，分别为在不同区域，如河南、湖北、江苏、浙江、西北等地的亲历记。他们的传教活动、行医亲历，为我们描述百年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文化冲突，观念撞击，生活形态演变，尽在其中。传教士的亲历，总是试图渲染他们的传教活动，对于今天的我们，那些场景其实早已成为过去。我们需要的，是在他们描述的故事、人物、场景之中，远望百年之前的中国如何渐渐由封闭走到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一个农耕社会步入工业化社会。这些回忆，辅以大量老照片，可以让我们对历史远景多一些感性认识，多一些不同角度的切入。
一本书，一双眼睛。一本本书，一双双眼睛。目光所及，中国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生活演变、时代变迁，跳跃不停。笔下所述，呈现复杂、丰富、独特、差异的历史景象。
于是，在别人的亲历中，我们触摸历史。虽已遥远，依然清晰……
最后，谢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谢谢邓宁辛和编辑同仁的热忱、细致，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一系列的书籍问世；谢谢李景端先生自始至终的重视和辛苦。谢谢各位译者，是他们的翻译和历史知识，使今天的读者能够走进文本之中，感受历史。
我期待“亲历中国”系列能够不间断地翻译、出版，与我们一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