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被贬谪知滁州期间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以下简称《亭记》）。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曾两书《亭记》，其一为大字楷书，即后世立于琅玡山间的“滁州碑”母本；其二是用楷、行、草兼用字体写成的长卷。明隆庆五年（1571年），苏轼草书《亭记》长卷为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所得，高拱命门婿刘巡主持刻石，后立于鄢陵刘氏家祠内，人称“鄢陵碑”。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新郑高拱后代因鄢陵刻石漫漶不清，请工匠依原拓重刻，立于高氏家祠，人称“新郑碑”。此外，山西省尚有草书《亭记》的“晋城碑”“翼城碑”存世。“鄢陵碑”今已佚失，仅存拓本，“新郑碑”自1959年从新郑高拱祠堂征集后一直为郑州博物馆所收藏展示。
　　苏轼两款《亭记》的正文内容不尽相同，尾跋文字亦有异。草本跋为：“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褊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眉山苏轼书。”其中，草本跋“字画褊浅”，楷本跋作“字画浅褊”；楷本跋于“而开封刘君季孙”后多出“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十三字；书写日期草本跋为“十一月乙未”，楷本跋为“十一月乙巳”。虽是一字之别，却是十日之差。由落款时间判断，草本写在前，楷书本写在后，草书《亭记》写在楷书本十日之前。
　　两款《亭记》都是其时的滁守王诏请人托付苏轼而写，此人即是两款跋语中所记的刘季孙。刘季孙何许人也？缘何能得到坡公垂青，在十日之间两书《亭记》？苏、刘二人的关系究竟如何？苏轼当时书写《亭记》的时空背景到底怎样？下面将根据存世诗文、苏公的年谱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对上述疑问逐一考究。
　　苏轼与刘季孙的知音情谊
　　刘季孙，字景文，北宋将门之后，为人博雅好古，忠义豪迈，被苏轼誉为“慷慨奇士”。苏轼与刘景文彼此欣赏，相知相惜，意趣投合，堪为知音挚友。苏轼尝自云：“老来可与晤语者，凋落殆尽，唯景文可慰目前耳。”（《山谷题跋》，第4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苏、刘二人经常一同出游、赏鉴，诗文互有唱和，经检索仅《苏轼诗集》中收录的与刘景文直接相关的诗文就有45篇之多，如苏轼仕杭期间所写的《赠刘景文》《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同景文咏莲塘》等。
　　苏轼二十年间两度守杭，之前熙宁时曾任杭州通判六年。刘景文此前于嘉祐年间在饶州（今江西鄱阳）履职，此时，苏、刘二人是否相识不得而知，不过刘季孙的诗文涵养在当时曾得到过王安石的欣赏（《石林诗话》卷下有载）。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与旧党政见不合，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刘景文时任西京路分都监左藏库副使，在杭州与轼同僚，曾作《寄苏子瞻自翰苑出守杭州》。元祐五年三月八日，苏轼得见刘景文所藏欧公书，写有诗文《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题欧阳帖》《跋刘景文欧公帖》等，可证此时苏、刘已经相识相知。此后二人诗文往来，相交甚密。
　　苏轼与刘季孙的颍州相会
　　元祐六年三月，苏轼自杭州还朝。八月，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今安徽阜阳）。九月重阳后，苏轼到任颍州不久，获刘景文寄诗《奉寄苏内翰》：
　　倦压鳌头请左符，笑寻颍尾为西湖。二三贤守去非远，六一清风今不孤。
　　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曾插菊花无？聚星堂上谁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壶。
　　苏轼获景文诗后大喜，作《次韵刘景文见寄》：
　　淮上东来双鲤鱼，巧将书信渡江湖。细看落墨皆松瘦，想见掀髯正鹤孤。
　　烈士家风安用此，书生习气未能无。莫因老骥思千里，醉后哀歌缺唾壶。
　　十一月初，刘景文自杭州经高邮西赴汴京，中途折经滁州，受滁守王诏请托事宜。景文本欲拜会老友苏轼，故迂道访颍，与苏轼重逢。留颍期间，苏、刘相谈甚欢，苏轼特为刘景文撰诗六首。
　　诗文之中，苏轼与挚友重逢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看握手”，暖意融融；“千里一笑”，尽在不言中。刘景文来颍之际，正逢颍州久旱。苏轼主政素以勤政著称，其间多次主持祈告祷雨仪式，且撰文赋诗，有《祈雨迎张龙公祝文》《书颍州祷雨诗》《聚星堂雪（并叙）》《送张龙公祝文》等，并有《祷雨帖》传世。景文来颍后，苏轼所写诗文多与其相关，并涉诸求雨、祷雨之事，有诗为证：
　　和刘景文雪
　　占雨又得雪，龟宁欺我哉。似吾辈喜，故及醉中来。
　　童子愁冰砚，佳人苦胶杯。那堪李常侍，入蔡夜衔枚。
　　相逢苦短，刘景文此次来颍，羁留短暂，不日即将赴京，苏轼依依惜别，又写下多篇送别诗文，如：
　　和刘景文见赠
　　元龙本志陋曹吴，豪气峥嵘老不除。失路今为哙等伍，作诗犹似建安初。
　　西来为我风黧面，独卧无人雪缟庐。留子非为十日饮，要令安世诵亡书。
　　景文此番来颍，还受王诏请托，劳请苏公俊笔书丹以传远。由于苏、刘本是故友，恰在故地（欧阳修晚年致仕即在颍州归养，熙宁四年苏轼也曾专来拜谒），又是对先师敬表尊意，欧阳修的两位公子也刚巧此时居颍，整日朝夕相处，于是苏轼欣然应诺。据苏公尾跋所题，草本《亭记》书于十一月十一乙未日，当为景文来颍次日苏公即兴书就。苏、刘此次相逢，颇多唱和，十日畅饮，难免陶然于醉。十日间，与刘景文有关的诗句多有言及饮醉之事，如“似知吾辈喜，故及醉中来”（《和刘景文雪》）；“万松岭上黄干叶，载酒年年踏松雪”（《用前韵作雪诗留景文》）；“留子非为十日饮”（《和刘景文见赠》）；“岂知入骨爱诗酒，醉倒正欲蛾眉扶”，“酒肴酸薄红粉暗，只有颍水清而姝”（《次前韵送刘景文》）。苏轼曾自言“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题醉草》），又苏轼《跋草书后》谓“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可见苏轼作草书需要借助于酒，甚至云“暑中既不饮酒，无缘作字”（《答李方叔》）。则此草书《亭记》殆苏公醉后笔耶？是以颠张醉素，满纸云烟，遂成天下奇书。 　　苏轼对欧公名篇自是谙熟于心，且在不久之前（是年六月十五日），五十卷本的《居士集》书刻刚刚问世，苏轼参修编纂，并亲书《六一居士集叙》：“欧阳子殁十有余年……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由是，苏公醉后方能笔走龙蛇，一挥而就。但是，毕竟欧文篇宏，又是苏公酒后大醉，因而草书《亭记》璧中偶入微瑕。草本“若非夫日出而林霏开”，多写一“非”字；“杂然而前陈太守燕也”，少一“者”字。此外，“庐陵欧阳修也”虽出于敬尊，写成了“庐陵欧阳公也”，但毕竟与欧公原文不合；“起坐而？哗者”句中“灌晔”之语虽古意盎然，但亦不同于欧公原文之“喧哗”。如是他人，苏轼书毕可能就此惊艳收工。可恰恰是刘景文，素喜欧公书帖，博闻强记的他品读后发现了个中瑕疵，并敢于他日向苏轼陈指。由于是挚友相知，苏轼对刘景文的意见很是尊重，于是在十一月廿一乙巳日，苏公用最为精擅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一遍，并适当修正了其中问题，于是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亭记》。苏轼在“留子非为十日饮，要令安世诵亡书”（《和刘景文见赠》）诗句中引用汉臣张安世的典故，可能即是所指刘景文以博记锐眼修正自己书文中不妥之处。而草书本《亭记》虽有微瑕，笔法却豪迈奔放、神韵飘逸，刘景文一定对此篇鸿文奇书非常喜爱，倘若苏公重写也未必能写出原有的气势和韵味，此篇奇文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刘景文的收藏。
　　苏轼与刘季孙的各自归宿
　　刘景文离开颍州赴京，不日即确知将升迁隰州太守。十二月十九日，适逢苏公生日，刘季孙寄古画松鹤并诗为贺，且函告知隰州戍边之事。苏轼收到诗函与生日礼物，自是欣慰与喜悦，并作诗次韵。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刘季孙自隰州来书，答简盛赞苏轼文章。三月，苏轼离颍，改知扬州。五月，才雄命薄的刘景文卒于隰州任上，年六十。苏轼获悉挚友亡故，肝肠寸断，甚为悲痛。
　　苏轼的命运也急转直下，元祐八年，出知定州，随即遭贬知英州，未到任间，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正月，轼在惠州，昙秀出刘季孙生前诗，苏轼作《书刘景文诗后》：
　　景文有英伟气，如三国时士陈元龙之流。读此诗，可以想见。其人以中寿没于隰州。哀哉！哀哉！昙秀，学道离爱人也，然常出其诗，与余相对泣下。丁丑正月六日。谨题。
　　在苏轼人生最后的几年问，一贬再贬，奔波流离，动荡飘零之际，苏公追忆挚友景文，盈满悲戚之情：
　　记刘景文诗
　　刘季孙，字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学能诗。仆荐之，得隰州以殁，哀哉！尝有诗寄仆曰：“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苏轼文集》本为“能”，然《皇朝文鉴》本刘景文诗中为“曾”）插菊花无？”死之日，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
　　通过前文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从浩繁翔实的诗文资料与年谱信息中，提炼勾勒出元祐六年十一月间苏轼与刘季孙颍州相会的来龙去脉，清晰还原出苏轼在十日间两书《亭记》的时空背景，从而深刻感受到近千年前苏轼与刘季孙知音相惜的真挚情谊。而这些，对于考察苏轼书《亭记》的碑刻版本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