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藏高原，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着约270万平方公里（包括帕米尔高原），与南极、北极一样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广阔的原野，不仅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更是我国和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和淡水的供给地，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生活着众多民族的人们，这里，也是高原动植物多样性的宝库。
　　《第三极的馈赠——一位博物家的荒野手记》是乔治·夏勒博士的一本重要著作。本书以追寻青藏高原藏羚羊为主线，以14个章节13个故事，描写了对高原极地生灵的研究和保护，以及他在印度、巴基斯坦、坦桑尼亚等地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伟大工作。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之一、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首席科学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除专业、环保和关心环保的人士之外，更大范围地进入国人的视野，大概是在2015年央視纪录片《第三极》中，夏勒博士亲口讲述了他在青藏高原调查“雪山之王”——雪豹的生存故事。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夏勒博士就作为首批受到邀请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开始了在四川和羌塘大熊猫和高原有蹄类动物的研究保护之旅，从此，他与中国高原便结下不解之缘。三十多年来，他每年都会来中国，在中国和美国及世界各地之间往返奔波，并长期跋涉在极地荒野。如今，中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长足发展和进步，都与他几十年艰辛努力有极大的关系。生态渐好，时光渐老，夏勒博士也从壮年步入耄耋。
　　在亘古的宇宙，在自然的长河，人类生生不息。“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对人类有贡献之人，应当被我们铭记。2017年12月，《第三极的馈赠》荣获第二届大鹏自然好书“年度国际作品奖”。乔治·夏勒博士没有到现场，但通过视频短片感谢三联书店向中国读者引介本书，并表达了荣获“年度国际作品奖”的喜悦心情。让他更在意的是，带动与影响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他再次呼吁期待“所有去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人们一起用实际行动，保护那一片天地和生活在其中的动植物居民”。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乔治·夏勒博士对中国对青藏高原这么情有独钟？
　　本书清晰地描述了乔治·夏勒博士与中国不解之缘的前世今生。
　　在序言中，夏勒博士说到他的“初心”。1980年参加为期四年的世界自然基金（WWF）针对大熊猫的项目完成后，“我在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上开始了野外研究，被当地明媚风光、野生动物以及藏文化深深吸引”。在那个年代，青藏高原及羌塘和其他地区栖息着许多尚不被世人所知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没有人研究过其中任何一种”。对于一个对人类生存环境和异域文化有着强烈责任感、深深情怀的博物学家，这充满何等魅力和吸引！在第八章《野性难驯的博物学家》中，他写道：
　　“空旷无垠的青藏高原，没有人工雕琢的野性大地，湖泊有如融化的绿松石，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迷恋这个地方，让我一次又一次回到这里，做了几十年的野外研究？我依然说不出确切的答案。”
　　可见，夏勒博士也在内心不停地追问。在他看来，寻求贴近土地和各种生灵的感觉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为什么其足迹偏偏要从阿拉斯加、非洲和亚洲一路拾阶而上，直抵世界第三极？“或许，我只是觉得那个与外界隔绝、弥漫着沉静气息的世界很美”。其实，他对青藏高原及藏族文化的痴情已深深根植在他的生命与日常生活中，现在的房间里都铺着西藏地毯，并用一幅唐卡装饰着“一面墙”，以及转经轮和一些藏族饰物，还有一张拍摄于一个世纪前的巨幅黑白布达拉宫照片……在那里不仅有歌唱的风、炫目的光，关键那里还有行走的梦。
　　这个梦或许可以追溯到童年。
　　1933年在柏林出生的夏勒博士，从小就在欧洲各国辗转，1947年随母移居纽约，一直在忧郁中漂泊，寡言少语，厌恶城市，时常一个人到偏远陌生的地方旅行，是一个精神上的流亡者。由于对课本知识没兴趣，高中时期成绩平平，甚至被认为不是上大学的料，“但有可能成为出色的机械师”。显然，动手和实际操作能力早就存在于夏勒的基因之中，阿拉斯加大学成为夏勒迈向新世界、成为野生动物学家的重要起点。1952年，夏勒作为成员参加了阿拉斯加北极斜坡地区的鸟类调研，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蓝喉歌鸲、毛脚鵟、矛隼、渡鸦等鸟类动物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夜晚在篝火边讲述各自看到迁徙的驼鹿和棕熊给夏勒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生态保护离不开科学，但同时必须认识到，保护自然世界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必须将一个地区‘无形的价值’纳入考虑，例如在绵延至天际的群山之间，除野羊、驯鹿、棕熊踩踏出的小径之外别无道路的地方，置身其中的感受即是无形价值。”
　　奥劳斯和玛蒂教授夫妇的这段教诲让夏勒博士终身铭记，时至今天一直指引他不懈前进。为北极保护区而力争阻止石油公司在生物核心区钻井，旷日持久的战斗，使夏勒博士明白了环境保护的艰难，懂得了面对强盗势力对自然界的摧毁，必须保持永远的警惕心和责任感，才可真正做到保护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宝藏，为后世开太平，留下自由的原野，使人类获得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大学时代对鸟类恐惧心理形成研究及对小鸡、小鸭的喂养，虽然有趣，但其封闭环境的定量研究使夏勒博士很快认识到“实验室的工作并不适合我”。他坚持认定，自身与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不同，不是天生的博物学家，“我似乎是偶然进化成博物学家的——而且还在继续进化”。
　　既然如此，就必须到野外去，到人迹罕至的高原去，那里有太多无人深知的、迷人的动植物处女地尚未开垦。
　　 二
　　当信念成为明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是云淡风轻。自此以后，夏勒博士便开始了在荒野一次次永无止境的跋涉。与西西弗斯向山顶推巨石不同，他是自主而非被动选择，每次都那么充满激情、充满着对人类生存深深的敬意，他越走越远，越走越高，从非洲草原来到了世界第三极，变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始终怀揣着一种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做事、为人类为青藏高原造福的信仰。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与藏羚羊有约定》，拉开了夏勒博士一生中最魂牵梦绕旅程的帷幕。
　　“竭尽所能了解藏羚羊——这成了我个人执着追求的目标，几乎沉迷于此，我在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工作也因此有了方向，得以延续。在亚洲，像这样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已所剩无几……留住这一奇观无论对藏羚羊，还是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
　　1985年10月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向南远行的过程中，夏勒博士在“离得很远”的地方，在苍茫大地中的一片小点到看见前方排成一列的雄性藏羚羊，这便是他由想象进入现实的第一次与藏羚羊的相遇。为了更多地走近它，了解它，保护它，夏勒博士开启了一次又一次在旷野、在荒原的跋涉与远征。
　　他既像一个探险家，更像一个守护者。
　　在一年后的1986年，夏勒博士再次来到沱沱河，溯流而上，共发現了193具上次雪暴之后留下的藏羚羊风干的残骸。这种残酷揪心的景象，使探险家加布里埃尔·邦瓦洛在穿越西藏羌塘时看到的“一片山谷中遍地皆是动物骨骸”的描写反复在他耳边回响。
　　严酷的自然环境给藏羚羊带来的灾难已让人触目惊心。其实，更大的危险与灾难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它来自人类自身。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藏羚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屠杀。陆川2004年拍摄的电影《可可西里》讲述的就是索南达杰等巡山队员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和生态环境，与盗猎分子顽强抗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故事。在当时，人们都还不清楚或猜不透这杀戮之风因何而起。正是作者不懈追问与勘察，直到1992年，才终于发现藏羚羊被杀是因为它们的优质羊绒走私到印度之后，被织成昂贵的沙图什（波斯语为“羊绒之王”，三到五张藏羚羊的皮才可织成一张披肩）。夏勒博士在第四章《致命的时尚》中对此作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在他看来，为了赚钱及利润，为了时尚，大规模屠杀不仅是对动物的残忍，更是对人类的犯罪。
　　显而易见，这不仅关系动物本身遭受的苦难，而且会严重破坏高原极地的生态链，从而对环境造成不可想象的灾难，进而影响人类的生态空间。虽然从玄奘开始就有记载，千百年来，沙图什都一直被视为珍品，让有钱有势的人趋之若鹜。1646年，法国的弗朗索瓦·贝尼耶在《莫卧儿帝国游记》一书就提到沙图什，其披肩价格远远高于普通羊毛制品，利润高达六至十倍，甚至数十倍，这么大的利益驱使杀戮恣意持续，愈加疯狂。夏勒博士粗略统计，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20万～30万只藏羚羊被猎杀。
　　面对19世纪末发生在北美平原数百万野牛被杀的美国历史耻辱，作者不禁问道：在青藏高原，历史将会重演吗？
　　绝不能让历史重演！我们必须保护藏羚羊，重构自然良性的生态系统。
　　1999年，在一场以“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上发布的《西宁宣言》，敦促所有国家加强执法力度，消灭国内的沙图什交易，并与其他国家共享相关信息。之后，我国分别建立了西昆仑保护区及阿尔金山保护区，西藏的羌塘保护区和青海的可可西里保护区，这些保护区连成一片，形成面积超过453200平方公里的极地广阔高原。2008年藏羚羊成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这更表明了中国对野生动物、对自然环境的高度重视。
　　正如美国权威的《科学》杂志所言：夏勒博士将深奥的科学研究与公众交流、政府合作，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有机地结合起来，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野生动物的传奇。
　　是的，夏勒博士通过自己的专注和努力，深入地追踪，不停地奔走，向公众宣传讲解，向有关政府呼吁、建议，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各地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措施和政策的出台，为青藏高原这一世界第三极的动物和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提供了充足而良好的动力。
　　三
　　面对如此恶劣复杂的社会氛围和极地环境，面对人类的贪婪和猎杀，在夏勒博士看来，要破解一个自然谜题，拯救藏羚羊，就必须在各个地方对迁徙的种群加以保护。
　　然而，巨大的困难却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即使夏勒博士有着在非洲借助飞机、汽车追踪动物、统计数量的经验，面对辽阔的青藏高原冰川雪山、湖泊湿地、沙漠戈壁、沟壑纵横的恶劣环境，特别是冬季的大雪和夏季的雨，常常导致他们荒野跋涉寸步难行、行期延误，但是，困难在信仰者眼里反而可能是一种动力。夏勒博士认为要找到藏羚羊种群的产仔地，“或许最珍贵的莫过于耐性”，这变成了一种对人生的考验，一场毅力的磨砺，一直持续了17年，甚至更久。夏勒博士三次穿越大羌塘及用多年时间在其周边地区重复往返，无一不在证实这一点。本书十四章，有八章与羌塘有关，而主角就是藏羚羊。
　　“青藏高原牵动我的心，尤其是羌塘——北方的广阔原野。”如果说早期西方旅人的各种穿行记述早就激起了夏勒博士的好奇心，那么真正让他持续并深深爱上这里的，最重要的就是藏羚羊。1994年与1997年，虽然计划无懈可击，但两次追踪羌塘东部种群的任务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会如此艰难？在书中，作者以手记的形式作了详细的记述，“自斯文·赫定的1908年探险行动至今，羌塘这一区域的考察记录一直是一片空白”（其中有一次例外），因此，再次去羌塘就势在必行，2002年6月四人组织的探险队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幸运地在绍尔库勒湖附近发现了大约1300只雌性藏羚羊，终于找到并确定了羌塘西部种群的藏羚羊的产仔地。
　　羌塘是美丽的，更是神秘的。在2006年10月，夏勒博士他们组成了一支14人的较大的考察队再次穿越大羌塘。正是这次穿越，他们来到了青海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以及三江源保护区，深入因自发生态保护而声名远扬的措池村开展了细致的调研，并到达了曲麻莱、玉树，并在东部边缘扎陵湖和鄂陵湖结束。据夏勒博士统计，截至2011年，他经年共造访羌塘26次，共计41个月。
　　我们知道，青藏高原是三江源，是滋养中华文明的福地，是中华水塔、亚洲水塔，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特别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给高原野生动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已作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被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 　　在夏勒博士的考察与研究中，三江源及可可西里被确定为藏羚羊一个重要的产仔、生存的集中地。当前，藏羚羊在三江源地区已经由上世纪不足2万只显著增长到目前的7万多只，与致力于保护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夏勒博士数十年的研究、呼吁、建议及专注与努力是分不开的。只是我们仍然好奇，藏羚羊为何不在原栖息地产羔，每到夏季开始，就要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经过长途跋涉大迁徙？夏勒博士似乎并没有明确回答，青海著名作家古岳在《藏羚羊迁徙之谜》作了这样的猜测：
　　“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是，这迁徙也许与种群的繁衍有关。如果分散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上产羔，小生命很容易受到其他猛獸的攻击而难以成活……如此则真可以大大降低新生命出生时面临的诸多死亡风险，从而保障种群安全。”
　　这种解释虽然表面看有进化论的支持，但更多是想象的推演，而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观察与实践数据，似乎与夏勒博士的认知正好相反，在他看来，“冬季栖息地，迁徙路线沿途，以及最重要的产仔地，因为这是它们最集中、抵抗力最弱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受到人类干扰与猎杀的区域”。这一迁徙之谜目前尚无定论，或许需要更多的观察与研究，但不管如何，夏勒博士及其伙伴们在高原极地荒野深入细致和坚忍不拔的工作，让我们了解了藏羚羊的生存环境与真相，为我们的保护提供了巨大的科学支持。
　　作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人类和野生动植物共同的家园。在大自然的演化过程中，一片区域必然会有一个动态平衡的生物链。换句话说，每个物种都是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因此，他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除了以藏羚羊为主，仍然会对这个环境与土地上的其他动物给予高度关注。比如，鼠兔。作者1984年第一次到青海时，鼠兔的处境让这个环保人士担忧不已。“它们都被毒死了”。因为在当地人看来，鼠兔“吃光了牛羊需要的草”，侵占了牲畜的草场。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政府和牧民就用毒药来杀鼠兔。然而，夏勒博士在观察、研究后发现，鼠兔无疑是整个脆弱生态链的关键一环，没有鼠兔的草原仿佛“一座死亡之城”。而“有草原鼠兔栖息的地方，植物的数量和种类都比别处更多，而且植物的粗蛋白含量更高，更有营养”。夏勒博士甚至用三个寓言故事来改变人们的观念，这真是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不过也真切地表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其实，夏勒博士的眼界与工作要比我们想象的广泛得多。作为博物学家，他还在刚果研究大猩猩，在印度从事过野生虎的研究项目。他还与北京大学吕植教授一起，深入雅鲁藏布江的谷地，探寻过西藏偏远峡谷的瀑布及动植物。这在第九章《两座山一条河》中有详细记载。夏勒博士他们还对神秘圣地墨脱的野生虎及大型牲畜生存状况与被猎杀的情况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观察了解，并认识到：“独立的小型保护区无法拯救野生虎。”还深入研究了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帕米尔盘羊，并深刻而敏锐地看到，要保护野生动物，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2011年夏勒博士在青海启动了棕熊研究。而在1970年，他就在巴基斯坦第一次见到了雪豹，并于1984-1986年间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等地开展了大范围的雪豹调查，2008年再次投入雪豹研究，而这次主要是针对青海雪豹。他们不仅走近了藏族文化，发现每一座寺院都有一块大小不一的圣地，许多地区都有一座神山。“依照当地的传统习俗，这些神圣的区域是禁猎区，这样一来就自然形成了一系列的小保护区，为创建雪豹栖息环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他看来，佛教的精神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构筑了理想的基础，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在全体民众、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注入动物保护意识……
　　纵观全书，我们不难感到，作者以博大的胸怀、坚忍的毅力、不竭的热情书写的荒野之歌，最想告诉人们的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理应热爱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要学会欣赏自然之美，更要更加珍惜它、爱护它，并为确保这个蓝色星球、绿色家园的存续而努力、不懈地战斗。
　　“生态保护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而不是一个终点。”2016年4月， 83岁白发苍苍的乔治·夏勒博士再次踏上羌塘，让我们脱帽并跟随他，迎着寒风或朝阳，无论前面是崇山峻岭，还是冰川雪山、江源河流、泥泞小道，像一个手持动物保护伞的真正战士，一往无前……
　　作者简介：詹斌，青海省作协会员，2001年开始写作，主要倾心文学、电影评论和散文随笔，在《青海湖》《青海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有作品入选多个选本。
　　本栏目责任编辑 龙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