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中国南方的山区里，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劳动人民总是看上去比较矮小、羸弱，有时候，背着、挑着重物，几乎要把人压趴在地上，看上去让人辛酸不已;而有闲阶层呢，则大多都长得高大、健壮。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但在很小的时候，目睹到这种巨大的反差，天真的我突发奇想：劳动人民看上去多么可怜，为什么不是高大、健壮的有闲阶层去干这种重活呢？
　　儿时的这个想法，现在看来肯定要被人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啥的，但不得不承认包含着一种正义的直观：这个社会应该照顾弱者。最弱的人却最苦，似乎有哪儿不对劲。
　　我以为自己儿时的这个想法够奇葩了，没想到，一个在高校教书的朋友告诉我，这算什么，比他小时的想法差远了。他往返于县城和乡下，看到“城里人”吃得好好的，而“乡下人”因为贫穷，都很难吃上一顿肉，竟然逆天地想：要是把城里人和乡下人换一换该多好，乡下人全到城市当城里人，过上美好的生活，城里人则全到乡下，体验一下当农民的滋味。至于是永久性地换，还是一年轮换一次，他没有去想。
　　好像够“邪恶”了。回忆这种经历，我和朋友哈哈大笑，笑后是一把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极端的（从而也是错误的）想法，颇像是某种政治哲学的激进主义版本。想法背后的正义直观，不可能被任何一种政治哲学理论所忽略。
　　和我们的基本预设一样，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也认为，如果一个人是高富帅，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屌丝，是一个白痴，那么，他们的优势、劣势地位，并不是他们应得的。在《正义论》中他写道：“我们并不应得自己在自然天赋的分布中所占的地位，正如我们并不应得我们在社会中的最初出发点一样”。罗尔斯的意思，是你是高富帅，你是屌丝，你是天才，你是白痴，其实都只是一种运气—你并不就应该有好的运气，及他就活该倒霉。

　　自然差异、社会差异如果受到了制度和家庭背景的强化，才算变成了不平等。同理，一个人漂亮，另一个人丑，你就说两个人天生不平等，是可笑的—她们要在社会中受到不同的待遇才叫不平等。

　　那么既然都不是应得的，怎么办？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高富帅们、天才们所做的事情，要有利于促进作为“最少受惠者”的屌丝们、白痴们—更不用说富人需要对穷人进行补偿。因为，在背后，大家的得到或失去，都是从“社会体系”里来的，而在道德契约上，只有你答应了补偿“最少受惠者”们，他们才答应跟你进行“社会合作”—补充也是买安全，买“最少受惠者”们跟你合作的意愿。
　　罗尔斯的这个说法，极容易被很多人理解为是对“天生的不平等”进行矫正。是不是这个意思且不说，流行的“人天生就不平等”说法，恰恰是一种错误。
　　高富帅出生在富人家庭，屌丝出生在穷人家庭;一个人有天赋，另一个人是白痴，是不平等吗（而且是天生的）？并不是。他们只是有自然差异、社会差异。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客观事实，并不叫不平等。但如果高富帅因为享受到了政府所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上重点学校，或他爸用钱让他上贵族学校，而屌丝只能在乡村破烂的学校中上学，那他们真的就是不平等的了。换句话说，自然差异、社会差异如果受到了制度和家庭背景的强化，才算变成了不平等。同理，一个人漂亮，另一个人丑，你就说两个人天生不平等，是可笑的—她们要在社会中受到不同的待遇才叫不平等。
　　但可惜，很多人，尤其是一个社会中的利益受损者往往会认为，人就是“天生不平等”。当一个人这样想时，他或者是激愤，或者是认命了。认命了就默认现实秩序，激愤呢？大概就会想着“彼可取而代之”，不是去想着改变分配权利、利益的制度，而只是把眼光盯着“取代”—就像我和朋友小时的想法一样，一种小孩的思维。
　　于是，这个社会，有的东西根本就无法发生变化，无论过去了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