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楼三楼采访了南方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姜虹。这位知性优雅的女学者、管理者自谓在新疆兵团长大，父母是新疆的建设者，“父亲是大学教授，在国内也是比较知名的科学家，他把一生美好的时光贡献给研究工作，我也受到他的影响。”
　　姜虹说，辽阔的地域和多民族的文化氛围，滋养了她积极乐观、不怕困难的性格，对生活充满热情。1996年研究生毕业后，她只身来到广州，在这里成家立业，在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2年后，2008年调到南方医科大学，也开始了独特的跨学科研究。
　　2012年，姜虹主持的广州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地成立，她说，专业学科的极大跨界让自己的视野和研究领域变得更宽广，从而更着重思考如何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来研究公共卫生和医疗事业。她特别提到“医患共同体”的概念，医护人员并非与患者处于对立面，而是共同面对着同样的课题。而其中，死亡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姜虹说，“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并不是只有有病和没病两个状态，更多的是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和感知，人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高级生命。”她在广州图书馆羊城学堂所作的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讲座结束之际，引用了一句话，“人永远回不了家，可是，当志同道合的路交叉在一起的时候，那一刻，整个世界看起来就是家园。”这无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医疗技术和医疗政策还是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回答。

第二轮医改催生公共卫生政策研究

　　《南风窗》：你主持的广州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地是针对公共卫生政策效果评估的需要来建立的，可以再多谈一下关于医改这个背景？
　　姜虹：我们说第一轮医改是以市场为主导，医疗教育产业化，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很不理想，从国家层面上宣告医改失败。第二轮医改很重要的主导作用是政府，是由政府推进医疗的改革，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例如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取消医院以药养医的经营模式，在医疗保险方面有进一步的政策出台，像面向农民的新农合政策和面向城市居民的城镇职工和居民的医疗保险，这代表国家在这方面的财政投入加大，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政策的推进加快，实际推行的效果如何其实是需要有专门的研究。所以当初我们成立这个基地很重要的考虑是，医改是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医疗技术是否适合现代医学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在政策层面上，能否做到政府的投入和产出在效果上是科学有效的。
　　《南风窗》：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方向？
　　姜虹：我们的基地有四个研究方面，第一个是公共卫生政策与措施调整，这主要围绕医改的政策和措施推行的效果评价来展开的。
　　第二个是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及社区卫生服务。城市居民医疗保险研究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关的重大政策、举措及其新的体制、机制的运行效果的考量与评估，特别是对其所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的产出效果进行评价，最终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社区卫生服务研究，主要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目前对于养老模式和家庭医生社区服务模式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鉴定。因为家庭医生社区服务和养老模式是最基本的卫生服务体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基地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城市居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我们也叫健康评价和健康管理，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现在的社会健康模式，是从生理模式向心理模式，再向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在社会层面上也有很多问题，例如社会学的问题、人口结构的问题、流行病的问题，在卫生统计的基本层面上，我们对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的评价，而城市居民实际上又可以分成很多特定的人群，这些人群对于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一定的影响。
　　
　　第四个方向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这个方向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在广州、全国、全球都有一定的必要性的，这些突发事件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除了处理流行病以外，还有一个是加强核化生（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危害重大危险源的数据、控制技术与风险评估及管理研究。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复杂环境下，我们国家是需要有相关的预防的。我们基地最大的优势在于南方医科大学原来是第一军医大学，在整个战略部署的地位来说，我们在核化生的研究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对于广东省的公共卫生服务建设来说，我们团队是核心团队。
　　我们2012年成立这个基地，基地建立一方面考虑是面对社会发展需要，瞄准国家和广州市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第二个考虑是充分发挥南方医科大学在这方面的专业优势和集中力量，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

资源配置需要政策引导

　　《南风窗》：可以重点介绍一下你们团队做的一些项目研究成果吗？
　　姜虹：我们的标志性成果是对广州市分级诊疗体系的建设提出了建议。
　　传统的就医观念是看病就得奔去大医院，但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就医模式，首诊是在社区，社区里面有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对于一些小病、常见病和健康管理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在社区完成。
　　国家在这方面进行改革，每个地方推进的力度不一样，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如何吸引社区的居民到所在社区服务中心就诊，社区服务中心的药物设备、医疗配备和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如果这些跟不上的话，居民就很难选择来社区服务中心进行首诊。另一个是公费医疗的问题，社区服务中心的医保能够支付多少，支付比率越高，这个体系对居民的吸引程度就会越高，原来的医保是跟大医院挂钩的话，大家就不会再去社区服务中心就诊了。
　　分级诊疗体系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医院和三级甲等医院构成，最基础的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以一般来说，首诊应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到二级医院，再解决不了问题才到三级甲等医院。三级甲等医院主要是针对一些疑难病、专科病和急诊之类的，其他的病例一般可以在社区服务中心和二级医院解决。这样的就医模式有序形成以后，实际上对于缓解人们的看病难是很有帮助的。
　　《南风窗》：能谈谈参与这些研究工作过程中，你的体会吗？
　　姜虹：从大健康的范围来讲，目前我们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和研究，要落后于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现在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但是要提高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公共政策领域在这方面来说是很重要的，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医疗技术进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但是卫生政策的研究推进落后，导致卫生资源配置失衡。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大医院的门口，病人的家属在排几天的队挂号，这就是医疗资源配置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制定一些政策和做一些引导。
　　我认为很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就要依赖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这些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人的问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一开始看到的分级诊疗体系是一个点，但当深入研究之后就会发现是一个面，这个面会涵盖很多方面的东西，包括体制机制问题、人力资源的配置问题、政府投入的问题、群众的就医观念问题等，都会聚集在这个面里。所以这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科的结合，单依靠一个都很难做得到，这也是我为什么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个专题关注的原因。
　　这是我到南方医科大学工作以来的强烈感受，在整个社会中往往大家会重医轻文，讲到健康问题就认为医疗技术是最重要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技术以外，政策和机制的建设也很重要，因为它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
　　《南风窗》：在医患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医学界也越来越认识到与公众进行沟通的重要性了。
　　姜虹：是的。现在医学界感觉到有危机的一点是，社会公众对医学知识的认识被误导，一些人为了抢眼球和商业利益打着医学的幌子误导公众。所以现在我们做一些科普宣传知识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我觉得公众迫切需要在一些观念上有重新的认清，尤其对死亡问题的避讳，如果对死亡问题没有正面的引导教育和正确价值观的灌输，当你真正面对这个问题时，就会不知所措，无法接受。我父亲去年因为患癌症去世，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也让我知道死亡是需要认真面对的话题。当一个人接受不了死亡的时候，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死亡需要教育，能做到泰戈尔说的“生如夏花般璀璨，死如秋叶般静美”这种程度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