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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19年上映的电影《隐秘的生活》中，导演泰伦斯·马力克用一个较为完整的传统故事结构，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位奥地利农民在应征中拒绝向希特勒无条件宣誓从而身死的悲剧故事。在当代社会“后现代”的语境当中，英雄主义宏大叙事式微，崇高性常被解构，因而即便是还原历史真实事件的英雄叙事，也需要经受新的考验。将人物放置在当代思潮中拷问，将道德放置在困境中讨论就是当代电影所必须面对的挑战。用“本真性”这一概念去解读该片，以期说明导演对“本真性”的展现和评价是理解《隐秘的生活》这部电影的核心。
【关键词】泰伦斯·马力克;二战;本真性;存在主义
一、本真性概念概述以及电影主人公的本真性
本真性一词Authenticity，意指“真实的、准确的、非伪造的或复制的”，带有一种“原作者”属性。Authentic这个词可追溯到希腊语Authentes，它是由前缀autos（自动的、自主的）和entes（完成、达到）组成。哲学上的Authenticity进入主流视野的关注，要归功于用它来翻译海德格尔1927年的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当中自创词语Eigentlichkeit。[1]海德格尔用这个词来表示一种“被负担的存在和行动”。这种“负担”作为关于人的最全面的实现，实际上来自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此在”的概念。人的“此在”是将生命的揭示和发生扩展到开放的可能性的场域当中去，本真性的定义域就在于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抛世性所被限制的可能性和人生命计划的目的性之间的关系。本真性的“忠于自我，做真正的自我”，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建构。它是人在经历了焦虑、死亡和良知这三种身份危机之后，为了拒绝沉沦，把握建构自身生命、体现自我主权、寻找真理、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性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特性。可以发现，当代对本真性的理解的关键是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理解是伴随着对“自我”的理解从历史上社会整体中的一员逐渐发展到独立于整体的一员这一趋势。要求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试图让个人意志先于社会责任的自我观念，从历史考据上来讲被认为是一个脱离历史事实的、被构建出来的理解，但本真性所包含的“忠于”，即行动的目的就是行动本身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本真性作为伦理的兴盛源于人类具有的某种颠覆性的道德构建进程，即从某种超然的神性典范当中破土而出，完成了善恶判断的度量主权从外到内的转移。“人不再同上帝或善的理念保持接触，到现在我们必须保持接触的源头才深藏在我们自身之中”。这种转移被查尔斯·泰勒形象地稱之为“道德重音的位移”，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当中可大量地探寻到实例。这种“位移”所带来的一个变体实际上是一种泛神论的方向，如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中就是积极的自由。这种思想是在公意基础上以社会契约论的形式所体现的共同自由。另一个变体就是个人主义。[2]本真性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品德而非美德，与“坚持不懈”“勇敢”“认真”相同。如果从康德的道德体系来说，本真性毫无疑问是绝对道德律令的范畴。它具有普适性，因为非本真性会导致无从区分理性与非理性，但它不应当单独存在。然而从这两个变体来看，本真性伦理作为个人实现的理解被推崇为当代最高的共同道德伦理之一，甚至成了当代人生活的指向目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所代表的各种裹挟性意识形态运动的一种反制。源于对差异性的承认和尊重，每个人都有其无可置疑的生活方式，具有高度个人化的对世界的度量，就是每个人在世界上独特的“为人”的方式。这种个体化的度量，即对世界的价值和规则的理解及认定，实际上是每个人体现“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核心要素，是一种对某种超然的、超越个体的权威性度量的否定，也可以说是对黑格尔所倡导的关于道德生活应在社群主导的规范当中体现的直接颠覆。只有将“我”的方式，按照我的“度量”实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才是对“我存在”的真实的体现。实际上，本真性当中最重要的自我认知囊括了个体同世界的联系，并且包含超越“自我”构成的更广更深维度的认识，特别是自我发现就是通过谨慎的观察世界和反思的手段。因此，本真性实际上即世界探索。[3]否则，这种对特别强调源自内在的伦理往往面临着陷入自我沉溺和自恋当中的危险。比如按照本真性所强调的对自己真实，是否人们可以按照人性当中存在的一些明显有违公共道德的观念毫无保留地付诸实践呢？黑格尔对康德的道德理论称之为“空虚的形式主义”，正是对纯理性出发的道德建构目的性的怀疑。而对于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出现的为实现自我而将本真性从手段转变成为目的本身所导致的狭隘和平庸，也已经成为很多当代西方学者批判的焦点。《隐秘的生活》通过对一个小人物的时代悲剧的呈现，实际上提出了对本真性不同的理解：或许正是由于纳粹德国的多数人缺乏影片当中主人公所理解并实践的“个人—世界”的本真性，让人的自我退缩成了社会里的一个个占位符，把人的具有开放可能性的场域缩减为了社会的最小公约数，从而损害了对自我的感知，并使公共道德的培育失去了土壤，社会理性的构建失去了根基。反映到极端年代，便是自我认知的逐渐式微演化成充满虚无的对集体权力的疯狂迷恋，连同对社会参与作为工具理性的认知一道，使无法想象的罪恶成为可能。本文尝试通过对电影本身的分析来展现导演是如何演绎这一命题的。
影片中的这种“个人—世界”的本真性的思考体现在多个维度。从剧本维度来讲，主人公弗兰茨为什么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拒绝宣誓，是电影必须去阐述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这种抵抗是徒劳的、无果的，无人知晓，很快会被遗忘，那么这种行为还重要吗？导演明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即用结果来印证过程的道德性是荒谬的。影片中弗兰茨是一个奥地利农民，因二战德国吞并奥地利而需要接受德军征召。从个人动因来说，弗兰茨坚决拒绝宣誓是自发的，不受胁迫的，这只关乎他的个人行动。因此，影片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主人公弗兰茨的这种本真性从何而来。从这个方面来讲，电影显然更倾向于否定道德观形成的先验性，这就延续了黑格尔对康德理性道德的批判。但不同于黑格尔所强调的道德社群，本片所探索的是某种脱离道德社群的个体道德空间对道德社群的重要的限制或重塑，这种个体道德又不同于康德所确定的独立于社会习俗和生活经验的纯粹理性的道德，是属于海德格尔对本真性的理解范畴，即本真性并非忠于个体的自我，而是与个体的抛世性合为一体，并成为理性的基础。影片第一幕主要是在交代弗兰茨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就是他在自我的感知结合传统社会道德观念的塑造下如何拒绝接受新生的激进社会运动，从而最终坚持拒绝向希特勒个人宣誓。这里面既有他对整个战争正义性的质疑，又有对希特勒本人的憎恶，同时也是基于他本人的宗教信仰。导演马力克为了表明弗兰茨对自我本真性所强调的个人度量的形成，不惜篇幅地展示了作为个体的弗兰茨是如何在第一次接受军事训练中、与其他人的谈话中、在生息劳作当中、在与自然的联系当中以及在其宗教信仰当中，形成的对德国发动的战争性质的质疑和反感。而对希特勒本人的态度，则包含了更多当时德国实行的种族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可察觉的现实，以及带着一种深受宗教观念影响的道德判断。从剧情上看，弗兰茨对自我的认知是建立在他所处的环境之中，并非纯粹出自理性的思考。成为本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非单一事件，并且本真性不仅反映对自我的了解，也包含了对他人的认知和相互影响的认知。[4]从更广的方面来说，弗兰茨以日常农耕劳作、家庭维护和公共生活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对善恶基本面的判断，这种对环境感知体验的强调可从导演随处可见的、对奥地利农村生活的细节描绘中得到印证。这种思考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的，通向上帝之路就是我们对自身的反思意识。在纳粹上台后，弗兰茨所处的拉德贡德小镇的政治运动和战争动员行为也在不断地为他的自我认知提供新的基础。可以看到弗兰茨决定拒绝宣誓的行为不是突然之举，而是有充分的决策酝酿作为根本。只不过本真性并非要公开地、不合时宜地展现，正如内在本真性和外在本真性的概念所指出的那样，有时候为了避免为他人制造不必要的负担，人们会经常倾向于隐藏自我认知。弗兰茨在被征召之前并未向他人透露自己要拒绝宣誓的想法，只有妻子了解弗兰茨追求本真生活的想法，洞察到了弗兰茨必将踏入的深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弗兰茨基于自己对政治的判断拒绝接受战争老兵年金补助，或拒绝为战争捐款，甚至直接斥责向自己致以“元首致敬”问候的同乡，这一个人行为已经由此引发了整个家乡社群的人们对他的敌视，从而使他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弗兰茨为什么能做到对自我“忠实”，则是另一个需要去解答的问题。本真性需要区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什么是合乎逻辑的，什么是不合乎逻辑的。影片围绕弗兰茨的基督教信仰做了这种区分的印证，他在教堂听到的牧师关于锤子砧板的布道，听教堂壁画师讲述的虚伪的追随者，和一些教堂异议人士从反基督的角度去议论希特勒的行为，对弗兰茨本人显然有直接的影响。但电影展现了整个宗教机构在纳粹时期的孱弱和屈服，由此表明了弗兰茨出于内在的道德判断才是左右他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并非某种外在的宗教机构的感召。电影中清晰地表明了在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非本真性和其他本真性的理解。小镇牧师在弗兰茨有求于己时明显表现出了一种同情、理解，却又痛惜、劝导和无能为力。他提醒弗兰茨这么做的现实意义非常有限，而他的想法和行为将造成的家庭和自身的代价是过于高昂的。当弗兰茨去寻求主教帮助的时候，主教非常为难地告诉他，他应该忠于国家、忠于领袖，这是从他的国家公民身份引出的公共道德和法律的义务。而小镇居民对主人公一家的刁难，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对弗兰茨本人作为丈夫和小镇的一员放弃现实生活的责任而追求个人信仰的一种谴责。这都表现出了一种本真性和非本真性行为的强烈碰撞。本真性最重要的特征，正是剥离社会压力对自我思考和行为所产生的构建及扭曲，而非本真性则恰恰体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本真性和非本真性在影片展示的同一时空之中，形成了一种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电影所展现的态度并非要批判在纳粹统治下言不由衷、逢场作戏或苟全性命的人，而是要用受极端年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统率的公共意志的碾压下非本真性生活的必然性、普遍性，来凸显实现本真性的价值。 影片剧情的后半部分是分弗兰茨和妻子两条线来描述这种坚持本真性的代价。在这里本真性又成为所有苦难的源头。为了反驳弗兰茨的本真性，说服弗兰茨的转向非本真的生活，电影选取了纳粹内部的检察官、辩护律师以及军事法院法官来做了三个场景，用思想考问、现实利益和法理传统的角度分别来质疑弗兰茨的这种本真性。与检察官的对话尤其重要，因为它涉及对弗兰茨坚持的本真性的一种本质上的质疑。本真性是否意味着从智识上需要高出常人？本真性是否是一种自负的骄傲？对善惡的判断是否来自某种不可知论？本真性是否需要加入生存的现实性考虑？检察官对弗兰茨动机的质问则实际上在暗示主人公并不具备智力上和权力上的能力去进行正义和非正义的理性判别。弗兰茨实际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对善恶做出判断是他作为个体的义务，而遵循善恶判断的标准不做邪恶的事是他作为人存在于世相应的权利，心灵的自由远比肉体的囚禁要重要。弗兰茨认为，公民责任是以国家和公民权责双向认同为前提的;而从社会责任来说，入伍从军阻碍了他作为父亲和儿子的家庭义务，也是对他个人宗教信仰的一种明确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家庭生存或同乡扶持并非个人犯下原罪的豁免。电影对本真性的理解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拒绝的自由。这是一种自己制定指导自己行动的价值和规则，将其作为自我赞同的唯一情况的自由;如果本真性真的是可能的话，那就必须将“自我”理解为有能力去改变常规。本真性在道德律令的绝对意义上应当成为同理性思考同等重要的律令。弗兰茨的回答也是对本真性面对的最常见的质疑的一种从正面应对的回应。更重要的是弗兰茨实际上表现出了他对本真性的更高维度的理解：本真性赋予了他生命的意义。从电影中不断地强调家庭纽带和主人公积极的生活态度可以显而易见地说明，弗兰茨绝非逃避真实生活的隐士，他是在追求一种道德和行动一致的本真生活。
二、马力克的视听语言所展现的本真性
马力克的影像风格独具特色，主要体现在镜头与人物和场景不断的互动当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镜头语言。几乎不采用固定机位，摄像机与近景人物随时随地保持一种神秘又微妙的相对运动，同时由于大量采用广角镜头产生的边缘畸变的特性，使得镜头具有了某种时刻存在的“入侵感”和“贴近感”。这就使得电影观众作为观看者的身份产生了非常充分的变化，观众不再是中立者、观察者。由于镜头的游移运动、始终的低机位以及对人物的仰拍，这种观察角度又是一种全新的、非人类的视角，为观众体验电影描述的时代中的生活的真实提供了不同于生活的参与者的某种诗意但不失写实的观察。人物旁白加音乐与影像保持分头并进、若即若离是马力克从第一部《穷山恶水》以来就逐渐形成的视听风格。这种风格不单是特定场景的艺术表现形式，甚至在《歌到歌》和《圣杯骑士》中压过了其他电影元素。《隐秘的生活》显然也不例外，但这种风格放置在本片所讨论的人物和周边世界以及人物自我的体系当中不仅契合，而且产生了新的含义。马力克所有的历史题材的电影，从《穷山恶水》《天堂之日》《细细的红线》到《新世界》，无一不是在呈现一种对人与自然、道德体验和爱的本质的哲学沉思。本片对本真性的讨论，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内生度量的合理性。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需要考虑的是人世界了世界。在这里世界是一个动词，特指人与世界在存在之中建构的一系列关系。马力克的镜头显然成了探讨本真性这一基本前提的绝妙手段，甚至超越了语言所具备的表述极限。
影片当中经常在人物活动中间不断地插入自然景观的剪辑手法，当然并非是为了某种调剂或场面交代，而是要形成马力克风格的一种自然世界蒙太奇。这种风格曾经被戏称为《探索发现频道》风格，实际上也正是上述马力克对自然和人的关系的持续不断的强调。在走向现代性的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神—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发展成为对自我的强调，乃至对整个人类种族的强调。当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从自然社会中抽离出来，人类就完成了从宇宙秩序当中的脱离。这种脱离离不开人对自我这个概念的思考变化，本真性与这种变化密不可分。但这种脱离最终带来的却是某种集体意识的回归。当卢梭借用主观的自由的公意来强调公共自由的时候，专制主义就开始若隐若现。这种个人从“人—神—社会”关系中的脱离最终成为民族国家崛起替代“神”的前提。伴随新旧形态更替下的人与社会关系中个体的重新“嵌入”，实际上造就了对“自我”脱离倾向的反制和对本真性的天然压制，一如电影中呈现的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当“自我”价值的强调成为对公共政治的漠视和退让，从“神的世界”到“自然的世界”再到“自然的客体化”之后，形成的新的公共空间中的度量真空就由当权的少数组织填补。本真性伦理的追求和实践需要某种对自身形态的超越性（对“自我”的构建需要超越“自我”的认识）来完成对这种脱离的制衡，因而在这种失衡的环境下，公共道德形成的多种方面由于缺乏多样的土壤，现代主义所推崇的“自我”就必然伴随着与本真性伦理的偏离。正是出于对这种关系的担忧，马力克试图将本真性和自然世界重新联系到了一起。他借用主人公的行动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电影中经常使用一种跟随镜头就是突出的例子。当主人公背对镜头走向背景的时候，镜头实际上在做出一种替代式的探求。镜头背对主人公，意味着对主人公面部表情的忽略，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主人公的主观感受退居其次，而是以主人公之外的视角在代替主人公观察，并且是将主人公本身也置身于被观察的环境当中去。当主人公看到山川、河流、草地、树木、城镇或其他人之时，也是电影邀请观众去加入战争年代中的主人公对人与其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隐秘的生活》更像是马力克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细细的红线》中对战争思考的延续，是一种站在更宏大的视角对人类战争活动的俯视式的观察和批判。电影大量采用的跳切的手法甚至是在同一组镜头当中持续碎片化打断画面延续性的剪辑风格，不断打破电影叙事的伪装性，凸显间离效果，刻意形成了一种琐碎生活的真实性传递给观众，有效加深了观众对电影营造的生活本质的思考。
三、真实历史影像所产生的本真性 对本真性另一个侧面非常微妙的反映，是对希特勒个人历史影像片段的几处点睛的引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与孩子们的攀谈，与客人翩翩起舞这些十分私人化的影像穿插在了弗兰茨第一幕的田園生活当中，形成了一种绝妙的映衬关系。这些似乎非常少见的希特勒的片段所体现出的希特勒个人的真实生活，几乎让电影中的演员所表演出的本真性相形见绌。希特勒是一个政治人物，极为擅长公共表演，而也只有在这种极为私密的生活场景中，才可能流露出他的某种内在的本真性。本真性和非本真性是每个人所能具有的状态，只不过非本真性成为平庸的日常（Everydayness）而不被察觉。通过这些展现，导演在最后借弗兰茨妻子法尼之口说出了对弗兰茨的本真性意义的一种肯定：“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由此引出了电影最后一幕出现的马力克对19世纪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在《Middlemarch》最后一段的引言：
世间之善不断地增长，部分依赖于未载史册的行为，且你我经历的事不至于如此残酷，一半要归功于那些忠实地度过隐秘的生活，并长眠于无人问津的坟墓中的人。
显然，弗兰茨们并非无人问津，正是由于他们坚持自己的本真性而被后人所追认，又被马力克拍成了电影而流传于世界。《隐秘的生活》完全体现了本真生活并非某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表达，而是人在世界的多重身份下关于自我的普通生活。电影中表达的这种本真性的存在，就成了对可能出现的极端的恶的一种先天尺度上的极为重要的限制和对抗，使“你我经历的事不至于如此残酷”。
参考文献：
[1]M.Heidegger，“Being and Time，”Philos.Altern.，vol.11，no.2，p.16，1996.
[2]C.Taylor，The malaise of modernity.1991.
[3]U.Steinvorth，A secular absolute：How modern philosophy discovered authenticity.2020.
[4]B.G.Yacobi，“The Limits of Authenticity，”Philos.Now，2012.
（作者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交流局）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泰伦斯·马力克;二战;本真性;存在主义
一、本真性概念概述以及电影主人公的本真性
本真性一词Authenticity，意指“真实的、准确的、非伪造的或复制的”，带有一种“原作者”属性。Authentic这个词可追溯到希腊语Authentes，它是由前缀autos（自动的、自主的）和entes（完成、达到）组成。哲学上的Authenticity进入主流视野的关注，要归功于用它来翻译海德格尔1927年的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当中自创词语Eigentlichkeit。[1]海德格尔用这个词来表示一种“被负担的存在和行动”。这种“负担”作为关于人的最全面的实现，实际上来自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此在”的概念。人的“此在”是将生命的揭示和发生扩展到开放的可能性的场域当中去，本真性的定义域就在于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抛世性所被限制的可能性和人生命计划的目的性之间的关系。本真性的“忠于自我，做真正的自我”，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建构。它是人在经历了焦虑、死亡和良知这三种身份危机之后，为了拒绝沉沦，把握建构自身生命、体现自我主权、寻找真理、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性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特性。可以发现，当代对本真性的理解的关键是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理解是伴随着对“自我”的理解从历史上社会整体中的一员逐渐发展到独立于整体的一员这一趋势。要求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试图让个人意志先于社会责任的自我观念，从历史考据上来讲被认为是一个脱离历史事实的、被构建出来的理解，但本真性所包含的“忠于”，即行动的目的就是行动本身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本真性作为伦理的兴盛源于人类具有的某种颠覆性的道德构建进程，即从某种超然的神性典范当中破土而出，完成了善恶判断的度量主权从外到内的转移。“人不再同上帝或善的理念保持接触，到现在我们必须保持接触的源头才深藏在我们自身之中”。这种转移被查尔斯·泰勒形象地稱之为“道德重音的位移”，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当中可大量地探寻到实例。这种“位移”所带来的一个变体实际上是一种泛神论的方向，如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中就是积极的自由。这种思想是在公意基础上以社会契约论的形式所体现的共同自由。另一个变体就是个人主义。[2]本真性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品德而非美德，与“坚持不懈”“勇敢”“认真”相同。如果从康德的道德体系来说，本真性毫无疑问是绝对道德律令的范畴。它具有普适性，因为非本真性会导致无从区分理性与非理性，但它不应当单独存在。然而从这两个变体来看，本真性伦理作为个人实现的理解被推崇为当代最高的共同道德伦理之一，甚至成了当代人生活的指向目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所代表的各种裹挟性意识形态运动的一种反制。源于对差异性的承认和尊重，每个人都有其无可置疑的生活方式，具有高度个人化的对世界的度量，就是每个人在世界上独特的“为人”的方式。这种个体化的度量，即对世界的价值和规则的理解及认定，实际上是每个人体现“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核心要素，是一种对某种超然的、超越个体的权威性度量的否定，也可以说是对黑格尔所倡导的关于道德生活应在社群主导的规范当中体现的直接颠覆。只有将“我”的方式，按照我的“度量”实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才是对“我存在”的真实的体现。实际上，本真性当中最重要的自我认知囊括了个体同世界的联系，并且包含超越“自我”构成的更广更深维度的认识，特别是自我发现就是通过谨慎的观察世界和反思的手段。因此，本真性实际上即世界探索。[3]否则，这种对特别强调源自内在的伦理往往面临着陷入自我沉溺和自恋当中的危险。比如按照本真性所强调的对自己真实，是否人们可以按照人性当中存在的一些明显有违公共道德的观念毫无保留地付诸实践呢？黑格尔对康德的道德理论称之为“空虚的形式主义”，正是对纯理性出发的道德建构目的性的怀疑。而对于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出现的为实现自我而将本真性从手段转变成为目的本身所导致的狭隘和平庸，也已经成为很多当代西方学者批判的焦点。《隐秘的生活》通过对一个小人物的时代悲剧的呈现，实际上提出了对本真性不同的理解：或许正是由于纳粹德国的多数人缺乏影片当中主人公所理解并实践的“个人—世界”的本真性，让人的自我退缩成了社会里的一个个占位符，把人的具有开放可能性的场域缩减为了社会的最小公约数，从而损害了对自我的感知，并使公共道德的培育失去了土壤，社会理性的构建失去了根基。反映到极端年代，便是自我认知的逐渐式微演化成充满虚无的对集体权力的疯狂迷恋，连同对社会参与作为工具理性的认知一道，使无法想象的罪恶成为可能。本文尝试通过对电影本身的分析来展现导演是如何演绎这一命题的。
影片中的这种“个人—世界”的本真性的思考体现在多个维度。从剧本维度来讲，主人公弗兰茨为什么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拒绝宣誓，是电影必须去阐述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这种抵抗是徒劳的、无果的，无人知晓，很快会被遗忘，那么这种行为还重要吗？导演明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即用结果来印证过程的道德性是荒谬的。影片中弗兰茨是一个奥地利农民，因二战德国吞并奥地利而需要接受德军征召。从个人动因来说，弗兰茨坚决拒绝宣誓是自发的，不受胁迫的，这只关乎他的个人行动。因此，影片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主人公弗兰茨的这种本真性从何而来。从这个方面来讲，电影显然更倾向于否定道德观形成的先验性，这就延续了黑格尔对康德理性道德的批判。但不同于黑格尔所强调的道德社群，本片所探索的是某种脱离道德社群的个体道德空间对道德社群的重要的限制或重塑，这种个体道德又不同于康德所确定的独立于社会习俗和生活经验的纯粹理性的道德，是属于海德格尔对本真性的理解范畴，即本真性并非忠于个体的自我，而是与个体的抛世性合为一体，并成为理性的基础。影片第一幕主要是在交代弗兰茨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就是他在自我的感知结合传统社会道德观念的塑造下如何拒绝接受新生的激进社会运动，从而最终坚持拒绝向希特勒个人宣誓。这里面既有他对整个战争正义性的质疑，又有对希特勒本人的憎恶，同时也是基于他本人的宗教信仰。导演马力克为了表明弗兰茨对自我本真性所强调的个人度量的形成，不惜篇幅地展示了作为个体的弗兰茨是如何在第一次接受军事训练中、与其他人的谈话中、在生息劳作当中、在与自然的联系当中以及在其宗教信仰当中，形成的对德国发动的战争性质的质疑和反感。而对希特勒本人的态度，则包含了更多当时德国实行的种族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可察觉的现实，以及带着一种深受宗教观念影响的道德判断。从剧情上看，弗兰茨对自我的认知是建立在他所处的环境之中，并非纯粹出自理性的思考。成为本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非单一事件，并且本真性不仅反映对自我的了解，也包含了对他人的认知和相互影响的认知。[4]从更广的方面来说，弗兰茨以日常农耕劳作、家庭维护和公共生活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对善恶基本面的判断，这种对环境感知体验的强调可从导演随处可见的、对奥地利农村生活的细节描绘中得到印证。这种思考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的，通向上帝之路就是我们对自身的反思意识。在纳粹上台后，弗兰茨所处的拉德贡德小镇的政治运动和战争动员行为也在不断地为他的自我认知提供新的基础。可以看到弗兰茨决定拒绝宣誓的行为不是突然之举，而是有充分的决策酝酿作为根本。只不过本真性并非要公开地、不合时宜地展现，正如内在本真性和外在本真性的概念所指出的那样，有时候为了避免为他人制造不必要的负担，人们会经常倾向于隐藏自我认知。弗兰茨在被征召之前并未向他人透露自己要拒绝宣誓的想法，只有妻子了解弗兰茨追求本真生活的想法，洞察到了弗兰茨必将踏入的深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弗兰茨基于自己对政治的判断拒绝接受战争老兵年金补助，或拒绝为战争捐款，甚至直接斥责向自己致以“元首致敬”问候的同乡，这一个人行为已经由此引发了整个家乡社群的人们对他的敌视，从而使他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弗兰茨为什么能做到对自我“忠实”，则是另一个需要去解答的问题。本真性需要区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什么是合乎逻辑的，什么是不合乎逻辑的。影片围绕弗兰茨的基督教信仰做了这种区分的印证，他在教堂听到的牧师关于锤子砧板的布道，听教堂壁画师讲述的虚伪的追随者，和一些教堂异议人士从反基督的角度去议论希特勒的行为，对弗兰茨本人显然有直接的影响。但电影展现了整个宗教机构在纳粹时期的孱弱和屈服，由此表明了弗兰茨出于内在的道德判断才是左右他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并非某种外在的宗教机构的感召。电影中清晰地表明了在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非本真性和其他本真性的理解。小镇牧师在弗兰茨有求于己时明显表现出了一种同情、理解，却又痛惜、劝导和无能为力。他提醒弗兰茨这么做的现实意义非常有限，而他的想法和行为将造成的家庭和自身的代价是过于高昂的。当弗兰茨去寻求主教帮助的时候，主教非常为难地告诉他，他应该忠于国家、忠于领袖，这是从他的国家公民身份引出的公共道德和法律的义务。而小镇居民对主人公一家的刁难，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对弗兰茨本人作为丈夫和小镇的一员放弃现实生活的责任而追求个人信仰的一种谴责。这都表现出了一种本真性和非本真性行为的强烈碰撞。本真性最重要的特征，正是剥离社会压力对自我思考和行为所产生的构建及扭曲，而非本真性则恰恰体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本真性和非本真性在影片展示的同一时空之中，形成了一种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电影所展现的态度并非要批判在纳粹统治下言不由衷、逢场作戏或苟全性命的人，而是要用受极端年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统率的公共意志的碾压下非本真性生活的必然性、普遍性，来凸显实现本真性的价值。 影片剧情的后半部分是分弗兰茨和妻子两条线来描述这种坚持本真性的代价。在这里本真性又成为所有苦难的源头。为了反驳弗兰茨的本真性，说服弗兰茨的转向非本真的生活，电影选取了纳粹内部的检察官、辩护律师以及军事法院法官来做了三个场景，用思想考问、现实利益和法理传统的角度分别来质疑弗兰茨的这种本真性。与检察官的对话尤其重要，因为它涉及对弗兰茨坚持的本真性的一种本质上的质疑。本真性是否意味着从智识上需要高出常人？本真性是否是一种自负的骄傲？对善惡的判断是否来自某种不可知论？本真性是否需要加入生存的现实性考虑？检察官对弗兰茨动机的质问则实际上在暗示主人公并不具备智力上和权力上的能力去进行正义和非正义的理性判别。弗兰茨实际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对善恶做出判断是他作为个体的义务，而遵循善恶判断的标准不做邪恶的事是他作为人存在于世相应的权利，心灵的自由远比肉体的囚禁要重要。弗兰茨认为，公民责任是以国家和公民权责双向认同为前提的;而从社会责任来说，入伍从军阻碍了他作为父亲和儿子的家庭义务，也是对他个人宗教信仰的一种明确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家庭生存或同乡扶持并非个人犯下原罪的豁免。电影对本真性的理解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拒绝的自由。这是一种自己制定指导自己行动的价值和规则，将其作为自我赞同的唯一情况的自由;如果本真性真的是可能的话，那就必须将“自我”理解为有能力去改变常规。本真性在道德律令的绝对意义上应当成为同理性思考同等重要的律令。弗兰茨的回答也是对本真性面对的最常见的质疑的一种从正面应对的回应。更重要的是弗兰茨实际上表现出了他对本真性的更高维度的理解：本真性赋予了他生命的意义。从电影中不断地强调家庭纽带和主人公积极的生活态度可以显而易见地说明，弗兰茨绝非逃避真实生活的隐士，他是在追求一种道德和行动一致的本真生活。
二、马力克的视听语言所展现的本真性
马力克的影像风格独具特色，主要体现在镜头与人物和场景不断的互动当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镜头语言。几乎不采用固定机位，摄像机与近景人物随时随地保持一种神秘又微妙的相对运动，同时由于大量采用广角镜头产生的边缘畸变的特性，使得镜头具有了某种时刻存在的“入侵感”和“贴近感”。这就使得电影观众作为观看者的身份产生了非常充分的变化，观众不再是中立者、观察者。由于镜头的游移运动、始终的低机位以及对人物的仰拍，这种观察角度又是一种全新的、非人类的视角，为观众体验电影描述的时代中的生活的真实提供了不同于生活的参与者的某种诗意但不失写实的观察。人物旁白加音乐与影像保持分头并进、若即若离是马力克从第一部《穷山恶水》以来就逐渐形成的视听风格。这种风格不单是特定场景的艺术表现形式，甚至在《歌到歌》和《圣杯骑士》中压过了其他电影元素。《隐秘的生活》显然也不例外，但这种风格放置在本片所讨论的人物和周边世界以及人物自我的体系当中不仅契合，而且产生了新的含义。马力克所有的历史题材的电影，从《穷山恶水》《天堂之日》《细细的红线》到《新世界》，无一不是在呈现一种对人与自然、道德体验和爱的本质的哲学沉思。本片对本真性的讨论，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内生度量的合理性。海德格尔说人的存在需要考虑的是人世界了世界。在这里世界是一个动词，特指人与世界在存在之中建构的一系列关系。马力克的镜头显然成了探讨本真性这一基本前提的绝妙手段，甚至超越了语言所具备的表述极限。
影片当中经常在人物活动中间不断地插入自然景观的剪辑手法，当然并非是为了某种调剂或场面交代，而是要形成马力克风格的一种自然世界蒙太奇。这种风格曾经被戏称为《探索发现频道》风格，实际上也正是上述马力克对自然和人的关系的持续不断的强调。在走向现代性的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神—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发展成为对自我的强调，乃至对整个人类种族的强调。当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从自然社会中抽离出来，人类就完成了从宇宙秩序当中的脱离。这种脱离离不开人对自我这个概念的思考变化，本真性与这种变化密不可分。但这种脱离最终带来的却是某种集体意识的回归。当卢梭借用主观的自由的公意来强调公共自由的时候，专制主义就开始若隐若现。这种个人从“人—神—社会”关系中的脱离最终成为民族国家崛起替代“神”的前提。伴随新旧形态更替下的人与社会关系中个体的重新“嵌入”，实际上造就了对“自我”脱离倾向的反制和对本真性的天然压制，一如电影中呈现的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当“自我”价值的强调成为对公共政治的漠视和退让，从“神的世界”到“自然的世界”再到“自然的客体化”之后，形成的新的公共空间中的度量真空就由当权的少数组织填补。本真性伦理的追求和实践需要某种对自身形态的超越性（对“自我”的构建需要超越“自我”的认识）来完成对这种脱离的制衡，因而在这种失衡的环境下，公共道德形成的多种方面由于缺乏多样的土壤，现代主义所推崇的“自我”就必然伴随着与本真性伦理的偏离。正是出于对这种关系的担忧，马力克试图将本真性和自然世界重新联系到了一起。他借用主人公的行动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电影中经常使用一种跟随镜头就是突出的例子。当主人公背对镜头走向背景的时候，镜头实际上在做出一种替代式的探求。镜头背对主人公，意味着对主人公面部表情的忽略，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主人公的主观感受退居其次，而是以主人公之外的视角在代替主人公观察，并且是将主人公本身也置身于被观察的环境当中去。当主人公看到山川、河流、草地、树木、城镇或其他人之时，也是电影邀请观众去加入战争年代中的主人公对人与其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隐秘的生活》更像是马力克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细细的红线》中对战争思考的延续，是一种站在更宏大的视角对人类战争活动的俯视式的观察和批判。电影大量采用的跳切的手法甚至是在同一组镜头当中持续碎片化打断画面延续性的剪辑风格，不断打破电影叙事的伪装性，凸显间离效果，刻意形成了一种琐碎生活的真实性传递给观众，有效加深了观众对电影营造的生活本质的思考。
三、真实历史影像所产生的本真性 对本真性另一个侧面非常微妙的反映，是对希特勒个人历史影像片段的几处点睛的引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与孩子们的攀谈，与客人翩翩起舞这些十分私人化的影像穿插在了弗兰茨第一幕的田園生活当中，形成了一种绝妙的映衬关系。这些似乎非常少见的希特勒的片段所体现出的希特勒个人的真实生活，几乎让电影中的演员所表演出的本真性相形见绌。希特勒是一个政治人物，极为擅长公共表演，而也只有在这种极为私密的生活场景中，才可能流露出他的某种内在的本真性。本真性和非本真性是每个人所能具有的状态，只不过非本真性成为平庸的日常（Everydayness）而不被察觉。通过这些展现，导演在最后借弗兰茨妻子法尼之口说出了对弗兰茨的本真性意义的一种肯定：“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由此引出了电影最后一幕出现的马力克对19世纪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在《Middlemarch》最后一段的引言：
世间之善不断地增长，部分依赖于未载史册的行为，且你我经历的事不至于如此残酷，一半要归功于那些忠实地度过隐秘的生活，并长眠于无人问津的坟墓中的人。
显然，弗兰茨们并非无人问津，正是由于他们坚持自己的本真性而被后人所追认，又被马力克拍成了电影而流传于世界。《隐秘的生活》完全体现了本真生活并非某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表达，而是人在世界的多重身份下关于自我的普通生活。电影中表达的这种本真性的存在，就成了对可能出现的极端的恶的一种先天尺度上的极为重要的限制和对抗，使“你我经历的事不至于如此残酷”。
参考文献：
[1]M.Heidegger，“Being and Time，”Philos.Altern.，vol.11，no.2，p.16，1996.
[2]C.Taylor，The malaise of modernity.1991.
[3]U.Steinvorth，A secular absolute：How modern philosophy discovered authenticity.2020.
[4]B.G.Yacobi，“The Limits of Authenticity，”Philos.Now，2012.
（作者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交流局）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