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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哲思，凭借其“碎片化”“娱乐化”“反权威”和“去中心化”的特质引领了社会思想的新潮流，成为表征当代社会的一种显要性理论话语范式，对社会领域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具震荡性效果的影响。置身于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实践的理念变革与流程再造日益被后现代话语所裹挟，并构成一种全新的结构话语。现将立足于人工智能的时代语境，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探寻新闻实践的主体、内容、形式以及技术等多重维度的话语新表征，既有助于理解新闻实践背后蕴含的技术逻辑与文化意义，又能为透视新时代的新闻实践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向度。
【关键词】智媒时代;后现代主义;新闻实践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社会的不断渗透，机器人写作、智能分发、个性化推送等一系列新技术化操作已深度嵌入到了新闻实践过程，由此改变和颠覆着业已建立的话语模式，并日渐与后现代主义的内在逻辑发生着高度耦合。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思辨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不仅致力于批判传统的主体价值、宏观叙事、理性思维、同一话语，而且是在多元话语的交织中诠释“去中心化”“碎片化”以及“差异性”的价值表征。后现代主义追逐与崇尚的诸多特质与人工智能技术主宰的种种现状不谋而合。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人工智能这一当代社会基本语境，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探寻新闻实践的主体、内容、形式以及技术等多重维度的话语新表征，既有助于理解新闻实践背后蕴含的技术逻辑与文化意义，又能为透视新时代的新闻实践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向度。
一、生产主体的“去中心化”
在数字传播视阈下，以自我为圆心向外建构信息脉络的趋势越发明显，不同的传受主体都高度注重自我意识的个性化表达。“个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新闻实践达到了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趨势，真正将信息的消费者变为新闻的生产者。
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智媒应运而生。媒体和技术达到深度融合，公众的时空界限被打破，利用各种方式随时随地发布新闻成为司空见惯的日常。新闻生产的格局被重塑，“去中心化”的特质越发凸显，在智媒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新闻的发言人。媒介中的主体性不断被蚕食。“后现代主张差异和多元，反对话语霸权，从而颠覆了中心性主体。但后现代思潮并不是要真正否定人和人的主体性，而是要否定那种体现支配关系的占有主体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横性主体”。[1]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智媒时代得到了全方位的扩大，去中心化构建了更加平等多元的新闻场域，媒介主体性矮化甚至消解，人人都能够在第一现场向世界各地播报新闻，使得哈贝马斯强调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2]得到了充分实现。
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的应用，使得相当一部分的专业人工被机器所取代，借助高科技软件采写新闻代替记者采写新闻早已屡见不鲜。但智媒化的机器人新闻也不是毫无副作用的一剂良药。机器人写作的信息来源广泛，鱼龙混杂，其自身不具备鉴别信息真伪和深度理解的能力，一旦抓取错误信息进行发布将会导致受众的认知混乱，造成新闻严重失实。
由此可见，立足智媒时代，受众的广泛参与和机器人写作对于生产主体进行了消解。一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业已建立的权威逻辑与中心话语，媒介中的主体性日益矮化，媒介话语的垄断身份消失;另一方面，能指与所指的分离，漂浮的能指消弭了从能指到所指的符号意义，社会内爆，新闻信息的生产进入到无目的的自我再生产的阶段。基于此，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刻上了后现代主义“反权威”的烙印。
二、传播内容的碎片化
在市场化语境下，为了赚取受众更多的注意力，新闻“娱乐化”不遗余力地强调其故事性和情节性，这就和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发生了背离。记者为了凸显趣味性就努力地进行深度挖掘，突出矛盾、悬念与冲突，对心理与行为细节进行详尽刻画，将新闻本真让位于文学的修辞表达手法。
“形象表达是网络多媒体信息传播的主要表达方式。多媒体的突出特点是将文字、影响、声音等整合到一个平台上，调动了人的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3]这些新闻节目以丰富的内容、灵活的形式和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不断地为受众制造浅表刺激。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新闻信息的沟通功能，分散受众的注意力，容易使其忽略核心信息，造成新闻偏移价值取向并消解其严肃性。与此同时，碎片化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被一些矛盾、零散的形象所包围，旧的观念受到考验，注入我们脑海的是支离破碎的弹片”。[4]海量碎片化信息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信息受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导致在整合社会意义时变得困难重重，社会民众的整体价值观出现碎片化趋向。这正是由于碎片化的新闻信息通常使用浅显的话语表达所致，完整的社会意义被数次割裂。
新闻娱乐化与碎片化的现状在智媒时代尤为凸显，社会公众在娱乐碎片的裹挟下，更多收获的不是新闻理性而是一种浅表性的快感。它可以在短时间内麻痹受众的神经，起到迅速放松身心的目的。但这种浅表性的快感不仅会使受众的主体性退缩，娱乐逻辑增强，还会使青年人疲于接受复杂的内容，受众在信息选择上的自主性被强化，而理性分析信息内容的能力被弱化。感性的强势介入极大地削弱了意识形态逻辑性所需的理性场域，理性思辨能力缺位，批判意识消失殆尽，最终强化了网络个人主义而消解了固有的意识形态。
三、表达方式的视觉化
后现代社会是工业时代之后，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由符号和符码所建构的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而后现代社会生产高度过剩，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对商品所被赋予的意义以及意义的差别的消费，所以后现代社会被消费所主导，而社会充满了各种价值符号，所以后现代社会实为一个符号化消费的社会。比起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新闻真实内容，符号背后的含义和视觉化的表现形式备受人们青睐。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科技文明在艺术和技术之间打造了一种特殊关系……艺术的合理性，它的投射于现实生活的能量，界定尚未意识到的可能性的能力，从此可以受到正视。它对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而不再是既有工业机器的婢女，不再是用以美化商业交易并抚慰其不幸的婢女。”[5]艺术文明与科技革命的完美融合打造出来的视觉化符号，建构了更符合受众审美特性的流行文化。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那些以经济效益和利润率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已被彻底终结，以符号为中心的消费文化建立起来了，其所注重的是形式上的视觉冲击效果，而不是意义的传播。 这种视觉化的表达手法正是智媒时代VR、AR新闻给人以沉浸的真实感的生动体现。身处沉浸式新闻中，用户以视点为中心向四周探究科技为我们描摹的视觉画像。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三维一体的互动诉诸感官体验。沉浸式新闻为受众营造了一个虚拟空间却有真实观感的表象世界，是一种超越真实感官的“超真实”。鲍德里亚在他的“超真实”理论中提出，仿象“是现实在超级现实主义中的崩溃，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6]，当真实不再纯粹就变成一种为了真实而真实，“一种失物的拜物教——它不是再现的客体，而是否定和自身礼仪性毁灭的狂喜：即超真实”[7]。智媒时代，所有的具象实物都可以用虚拟的符码、图像和技术来仿真，所有的空间与氛围都可以用数码、符号、图像构建。从看新闻到听新闻再到身临其境般地感受新闻，技术与媒介艺术给新闻实践带来了全新的变革。这种现场感的嬗变孵化出全新的叙事模式及新闻视角。
但高度的情感卷入也会对受众的理性认知造成负面影响：观众沉迷于身体感官作用下的虚拟场景和情绪起伏，跟随着新闻的叙事逻辑，在场感的营造使受众迅速被惊险刺激或激昂澎湃的场景所吸引。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8]“景观”恰恰是对仿真常态化的形象诠释，它已经成为社会本真被遮蔽却由可观看性构建起来的幻象。
这样一来，沉浸式新闻就借助于其视觉化的表现手段和沉浸化的感官体验而被鬼使神差地“消费化”了。从表面上看，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VR/AR等沉浸式新闻的本意是借着技术的外壳将新闻事实和新闻价值，以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顺应当下时代的“注意力”效应更好地传达给受众。但事实上，在智媒时代的视觉化新闻中，社会的本真与新闻的价值被“不可见”了，这就造成一种“买椟还珠”的矛盾感。表现形式被兜售一空，新闻价值却无人问津。新闻失去了其严肃而神圣的内核，沦为一种“超真实”的景观。而新闻业要想谋求长久发展就势必要脱离“景观化”问题，要更多地借助视觉化表现和沉浸式体验来传递新闻本身的思想深度，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新奇刺激的身心体验。
由此不难看出，在智媒时代，视觉化沉浸式的新闻存在着受众主体性矮化与新闻价值消解的困局。受众只醉心于沉浸式新闻带来的感官盛宴，新闻本身的价值和真实早就被受众抛之脑后。新闻的客观性不可避免地寄生于技术催生的视觉化表达中，虚拟场景体验本身的意义和批判性思考也随之被掩盖。
四、技术呈现的仿真性
让·鲍德里亚为后现代文化提出了“拟像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理论：第一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仿象遵循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随着数学、遗传学和符号学的发展，我们进入到了第三级仿象，一切都消解在0/1的记录和解码中[9]。这一阶段拟像创造了“超真实”，传统的表现反映真实的规律日渐式微，模型为我们重新构造了真实。
传统社会中，生产效率低，物质条件与精神层次都处于较为低下的水平，受众对于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现如今社会生产高度发达，精神生活富足，公众时时刻刻都处在海量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新闻需求已经愈渐趋于饱和。但是为了保证社会体制机制的有效运行与传媒产业的经久不衰，传媒行业需要把新闻的“需求”、求知的需求创造出来。只有新的需求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和新闻实践相关的岗位才能得以维持，传媒行业才能蓬勃发展。这时，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推荐就完美地顺应了“需求再造”的渴望。算法机制为个性化定制新闻信息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依托大数据分析，平台根据用户的特征为其选取推送的信息内容，精准刻畫用户的兴趣图谱，通过智能算法实现用户的精准投放。受众看似是主动搜索的行为人，实则是早已被暗箱设定好的被动木偶，如此一来，即使用户本没有浏览新闻信息的需求，其需求也在黑箱里被制造了出来。被制造出来的需求不是真实的用户需求，确切地说，是一种仿真的需求，通过智能运算，被原本缺席的需求确立了起来。“拟真不同于虚构（fiction）或者谎言（lie），它不仅把一种缺席（absence）表现为一种存在（presence），把想象（imaginary）表现为真实（real），而且也潜在削弱了任何与真实的对比，把真实同化于它的自身之中”。[10]拟像不再是对某种指涉对象和实体的模拟，而是将每个用户的兴趣偏好利用计算编程成为自动推送的拟态模型。数码世界是一个吸收了隐喻和换喻的世界，从而使现实让渡于仿真。当用户长期处于“需求再造”状态时，他就很难将真实需求与仿真需求区分开来，再加之新闻信息的碎片化呈现与视觉化表达，用户已经逐渐失去了自身理性，很容易就把自动推送的信息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随着技术的策略性仿真，用户被迫接收的信息越来越多，用户对于智能媒体的依附性和依赖性也随之升高，用户沉溺于过滤气泡中，信息渠道窄化，回音室效应急剧膨胀。不仅受众虚假而庞大的新闻需求被制造出来了，主体的主体性功能正在发生着萎缩，连同被奴役而成的使用习惯也被固化形塑。
当然，受众并非是没有任何自主能动性的原子式的存在，只是这种所谓的能动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被“架空”了。凸显出数据鸿沟、信息割裂、主流式微及话语隔阂的问题，当自动推送的新闻内容与猜你喜欢的商品如潮水般涌来时，所能够自行选择的时空被大大压缩了。这是引向意涵的深度瓦解以及媒介与现实之间差别消除的过程。基于此，大众寻求的不再是意义，而是一种被拟真后的惯习——熟练地运用手指在多个界面之间来回跳切，大众沉浸在大众媒体制造的娱乐快感中，从而使传媒在大众中内爆。传媒借助于发起一场场泛娱乐化的狂欢盛宴来拷贝受众的偏好、想象与生活方式以达到迎合精神心理的目的，大众内爆在传媒之中，传媒的操作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使其最终内爆成一个“沉默的大多数”。[11] 五、结语
由是观之，依托于现代人工智能技术，智媒时代带来的生产主体的“去中心化”、新闻内容的“娱乐碎片化”、视觉呈现的“真实沉浸化”、算法推送的“策略仿真化”，无不渗透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12]，受众被技术所异化，成为了“技术拜物教”的化身。智媒时代，工具理性使新闻价值让位于传播价值，新闻生产被技术和市场全面宰制，以追求功利的动机借助实用的工具来谋求效果最大化，置公众的情感和价值于不顾。后现代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对当下的新闻实践出现的种种弊端是一种良好的警示作用。当然，媒介技术的变革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提醒我们，后现代主义已经对媒介产业进行了渗透。同时它对于权威中心的颠覆为多元化的个人主义的彰显奠定了有利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公众一个更加平等自由的赛博空间。媒介技术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新闻实践在“后现代化”转向后将如何进行变革仍值得持续探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移动互联时代青年群体的媒介化交往研究”（编号：2020BXW004）;中国青年少年研究会重点课题“媒介化时代青年游戏实践的社会交往研究”（编号：2021A07）]
参考文献：
[1]赵云泽，赵国宁.后现代主义视角下中国的媒介变革[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4）：111-112.
[2]徐健，徐瑞.后现代主义解读：主体性的消亡与重建[J].社会科学家，2009（9）：129-131.
[3]卢秀峰.大学生碎片化认知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及化解[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7）：22-24.
[4]阿尔文·托夫勒.多样化的传播方式：第三次浪潮[M].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243.
[5]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97.
[6]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車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05.
[7]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05.
[8]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4.
[9]江凌.论5G时代数字技术场景中的沉浸式艺术[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47-57.
[10]马克·波斯特.让·鲍德里亚思想引论[J].张云鹏，译.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8）：1-5。
[11]王志永.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媒介思想述评[J].新闻界，2007（2）：24-25+13.
[12]周艺.后现代社会中的新闻写作与传播[J].新闻爱好者，2009（8）：13-14.
（朱容杞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红勋为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智媒时代;后现代主义;新闻实践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社会的不断渗透，机器人写作、智能分发、个性化推送等一系列新技术化操作已深度嵌入到了新闻实践过程，由此改变和颠覆着业已建立的话语模式，并日渐与后现代主义的内在逻辑发生着高度耦合。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思辨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不仅致力于批判传统的主体价值、宏观叙事、理性思维、同一话语，而且是在多元话语的交织中诠释“去中心化”“碎片化”以及“差异性”的价值表征。后现代主义追逐与崇尚的诸多特质与人工智能技术主宰的种种现状不谋而合。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人工智能这一当代社会基本语境，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探寻新闻实践的主体、内容、形式以及技术等多重维度的话语新表征，既有助于理解新闻实践背后蕴含的技术逻辑与文化意义，又能为透视新时代的新闻实践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向度。
一、生产主体的“去中心化”
在数字传播视阈下，以自我为圆心向外建构信息脉络的趋势越发明显，不同的传受主体都高度注重自我意识的个性化表达。“个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新闻实践达到了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趨势，真正将信息的消费者变为新闻的生产者。
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智媒应运而生。媒体和技术达到深度融合，公众的时空界限被打破，利用各种方式随时随地发布新闻成为司空见惯的日常。新闻生产的格局被重塑，“去中心化”的特质越发凸显，在智媒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新闻的发言人。媒介中的主体性不断被蚕食。“后现代主张差异和多元，反对话语霸权，从而颠覆了中心性主体。但后现代思潮并不是要真正否定人和人的主体性，而是要否定那种体现支配关系的占有主体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横性主体”。[1]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智媒时代得到了全方位的扩大，去中心化构建了更加平等多元的新闻场域，媒介主体性矮化甚至消解，人人都能够在第一现场向世界各地播报新闻，使得哈贝马斯强调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2]得到了充分实现。
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的应用，使得相当一部分的专业人工被机器所取代，借助高科技软件采写新闻代替记者采写新闻早已屡见不鲜。但智媒化的机器人新闻也不是毫无副作用的一剂良药。机器人写作的信息来源广泛，鱼龙混杂，其自身不具备鉴别信息真伪和深度理解的能力，一旦抓取错误信息进行发布将会导致受众的认知混乱，造成新闻严重失实。
由此可见，立足智媒时代，受众的广泛参与和机器人写作对于生产主体进行了消解。一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业已建立的权威逻辑与中心话语，媒介中的主体性日益矮化，媒介话语的垄断身份消失;另一方面，能指与所指的分离，漂浮的能指消弭了从能指到所指的符号意义，社会内爆，新闻信息的生产进入到无目的的自我再生产的阶段。基于此，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刻上了后现代主义“反权威”的烙印。
二、传播内容的碎片化
在市场化语境下，为了赚取受众更多的注意力，新闻“娱乐化”不遗余力地强调其故事性和情节性，这就和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发生了背离。记者为了凸显趣味性就努力地进行深度挖掘，突出矛盾、悬念与冲突，对心理与行为细节进行详尽刻画，将新闻本真让位于文学的修辞表达手法。
“形象表达是网络多媒体信息传播的主要表达方式。多媒体的突出特点是将文字、影响、声音等整合到一个平台上，调动了人的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3]这些新闻节目以丰富的内容、灵活的形式和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不断地为受众制造浅表刺激。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新闻信息的沟通功能，分散受众的注意力，容易使其忽略核心信息，造成新闻偏移价值取向并消解其严肃性。与此同时，碎片化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被一些矛盾、零散的形象所包围，旧的观念受到考验，注入我们脑海的是支离破碎的弹片”。[4]海量碎片化信息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信息受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导致在整合社会意义时变得困难重重，社会民众的整体价值观出现碎片化趋向。这正是由于碎片化的新闻信息通常使用浅显的话语表达所致，完整的社会意义被数次割裂。
新闻娱乐化与碎片化的现状在智媒时代尤为凸显，社会公众在娱乐碎片的裹挟下，更多收获的不是新闻理性而是一种浅表性的快感。它可以在短时间内麻痹受众的神经，起到迅速放松身心的目的。但这种浅表性的快感不仅会使受众的主体性退缩，娱乐逻辑增强，还会使青年人疲于接受复杂的内容，受众在信息选择上的自主性被强化，而理性分析信息内容的能力被弱化。感性的强势介入极大地削弱了意识形态逻辑性所需的理性场域，理性思辨能力缺位，批判意识消失殆尽，最终强化了网络个人主义而消解了固有的意识形态。
三、表达方式的视觉化
后现代社会是工业时代之后，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由符号和符码所建构的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而后现代社会生产高度过剩，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对商品所被赋予的意义以及意义的差别的消费，所以后现代社会被消费所主导，而社会充满了各种价值符号，所以后现代社会实为一个符号化消费的社会。比起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新闻真实内容，符号背后的含义和视觉化的表现形式备受人们青睐。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科技文明在艺术和技术之间打造了一种特殊关系……艺术的合理性，它的投射于现实生活的能量，界定尚未意识到的可能性的能力，从此可以受到正视。它对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而不再是既有工业机器的婢女，不再是用以美化商业交易并抚慰其不幸的婢女。”[5]艺术文明与科技革命的完美融合打造出来的视觉化符号，建构了更符合受众审美特性的流行文化。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那些以经济效益和利润率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已被彻底终结，以符号为中心的消费文化建立起来了，其所注重的是形式上的视觉冲击效果，而不是意义的传播。 这种视觉化的表达手法正是智媒时代VR、AR新闻给人以沉浸的真实感的生动体现。身处沉浸式新闻中，用户以视点为中心向四周探究科技为我们描摹的视觉画像。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三维一体的互动诉诸感官体验。沉浸式新闻为受众营造了一个虚拟空间却有真实观感的表象世界，是一种超越真实感官的“超真实”。鲍德里亚在他的“超真实”理论中提出，仿象“是现实在超级现实主义中的崩溃，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6]，当真实不再纯粹就变成一种为了真实而真实，“一种失物的拜物教——它不是再现的客体，而是否定和自身礼仪性毁灭的狂喜：即超真实”[7]。智媒时代，所有的具象实物都可以用虚拟的符码、图像和技术来仿真，所有的空间与氛围都可以用数码、符号、图像构建。从看新闻到听新闻再到身临其境般地感受新闻，技术与媒介艺术给新闻实践带来了全新的变革。这种现场感的嬗变孵化出全新的叙事模式及新闻视角。
但高度的情感卷入也会对受众的理性认知造成负面影响：观众沉迷于身体感官作用下的虚拟场景和情绪起伏，跟随着新闻的叙事逻辑，在场感的营造使受众迅速被惊险刺激或激昂澎湃的场景所吸引。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8]“景观”恰恰是对仿真常态化的形象诠释，它已经成为社会本真被遮蔽却由可观看性构建起来的幻象。
这样一来，沉浸式新闻就借助于其视觉化的表现手段和沉浸化的感官体验而被鬼使神差地“消费化”了。从表面上看，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VR/AR等沉浸式新闻的本意是借着技术的外壳将新闻事实和新闻价值，以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顺应当下时代的“注意力”效应更好地传达给受众。但事实上，在智媒时代的视觉化新闻中，社会的本真与新闻的价值被“不可见”了，这就造成一种“买椟还珠”的矛盾感。表现形式被兜售一空，新闻价值却无人问津。新闻失去了其严肃而神圣的内核，沦为一种“超真实”的景观。而新闻业要想谋求长久发展就势必要脱离“景观化”问题，要更多地借助视觉化表现和沉浸式体验来传递新闻本身的思想深度，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新奇刺激的身心体验。
由此不难看出，在智媒时代，视觉化沉浸式的新闻存在着受众主体性矮化与新闻价值消解的困局。受众只醉心于沉浸式新闻带来的感官盛宴，新闻本身的价值和真实早就被受众抛之脑后。新闻的客观性不可避免地寄生于技术催生的视觉化表达中，虚拟场景体验本身的意义和批判性思考也随之被掩盖。
四、技术呈现的仿真性
让·鲍德里亚为后现代文化提出了“拟像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理论：第一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仿象遵循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随着数学、遗传学和符号学的发展，我们进入到了第三级仿象，一切都消解在0/1的记录和解码中[9]。这一阶段拟像创造了“超真实”，传统的表现反映真实的规律日渐式微，模型为我们重新构造了真实。
传统社会中，生产效率低，物质条件与精神层次都处于较为低下的水平，受众对于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现如今社会生产高度发达，精神生活富足，公众时时刻刻都处在海量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新闻需求已经愈渐趋于饱和。但是为了保证社会体制机制的有效运行与传媒产业的经久不衰，传媒行业需要把新闻的“需求”、求知的需求创造出来。只有新的需求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和新闻实践相关的岗位才能得以维持，传媒行业才能蓬勃发展。这时，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推荐就完美地顺应了“需求再造”的渴望。算法机制为个性化定制新闻信息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依托大数据分析，平台根据用户的特征为其选取推送的信息内容，精准刻畫用户的兴趣图谱，通过智能算法实现用户的精准投放。受众看似是主动搜索的行为人，实则是早已被暗箱设定好的被动木偶，如此一来，即使用户本没有浏览新闻信息的需求，其需求也在黑箱里被制造了出来。被制造出来的需求不是真实的用户需求，确切地说，是一种仿真的需求，通过智能运算，被原本缺席的需求确立了起来。“拟真不同于虚构（fiction）或者谎言（lie），它不仅把一种缺席（absence）表现为一种存在（presence），把想象（imaginary）表现为真实（real），而且也潜在削弱了任何与真实的对比，把真实同化于它的自身之中”。[10]拟像不再是对某种指涉对象和实体的模拟，而是将每个用户的兴趣偏好利用计算编程成为自动推送的拟态模型。数码世界是一个吸收了隐喻和换喻的世界，从而使现实让渡于仿真。当用户长期处于“需求再造”状态时，他就很难将真实需求与仿真需求区分开来，再加之新闻信息的碎片化呈现与视觉化表达，用户已经逐渐失去了自身理性，很容易就把自动推送的信息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随着技术的策略性仿真，用户被迫接收的信息越来越多，用户对于智能媒体的依附性和依赖性也随之升高，用户沉溺于过滤气泡中，信息渠道窄化，回音室效应急剧膨胀。不仅受众虚假而庞大的新闻需求被制造出来了，主体的主体性功能正在发生着萎缩，连同被奴役而成的使用习惯也被固化形塑。
当然，受众并非是没有任何自主能动性的原子式的存在，只是这种所谓的能动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被“架空”了。凸显出数据鸿沟、信息割裂、主流式微及话语隔阂的问题，当自动推送的新闻内容与猜你喜欢的商品如潮水般涌来时，所能够自行选择的时空被大大压缩了。这是引向意涵的深度瓦解以及媒介与现实之间差别消除的过程。基于此，大众寻求的不再是意义，而是一种被拟真后的惯习——熟练地运用手指在多个界面之间来回跳切，大众沉浸在大众媒体制造的娱乐快感中，从而使传媒在大众中内爆。传媒借助于发起一场场泛娱乐化的狂欢盛宴来拷贝受众的偏好、想象与生活方式以达到迎合精神心理的目的，大众内爆在传媒之中，传媒的操作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使其最终内爆成一个“沉默的大多数”。[11] 五、结语
由是观之，依托于现代人工智能技术，智媒时代带来的生产主体的“去中心化”、新闻内容的“娱乐碎片化”、视觉呈现的“真实沉浸化”、算法推送的“策略仿真化”，无不渗透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12]，受众被技术所异化，成为了“技术拜物教”的化身。智媒时代，工具理性使新闻价值让位于传播价值，新闻生产被技术和市场全面宰制，以追求功利的动机借助实用的工具来谋求效果最大化，置公众的情感和价值于不顾。后现代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对当下的新闻实践出现的种种弊端是一种良好的警示作用。当然，媒介技术的变革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提醒我们，后现代主义已经对媒介产业进行了渗透。同时它对于权威中心的颠覆为多元化的个人主义的彰显奠定了有利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公众一个更加平等自由的赛博空间。媒介技术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新闻实践在“后现代化”转向后将如何进行变革仍值得持续探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移动互联时代青年群体的媒介化交往研究”（编号：2020BXW004）;中国青年少年研究会重点课题“媒介化时代青年游戏实践的社会交往研究”（编号：2021A07）]
参考文献：
[1]赵云泽，赵国宁.后现代主义视角下中国的媒介变革[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4）：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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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容杞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红勋为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