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他很久了。刚来北京时我们常见面，他那时住在校外，独自租了一间平房，每天骑车半个小时到学校。他总是把车停在西校门，步行穿过湖区，发一会儿呆，跑向教室。他喜欢坐最后一排，或者第一排，教室人少时，他就独占一排。整个冬天他都只穿一件棉外套，个子矮，头和脖子都缩在外套里。除了我，他没什么朋友，也只有我去过他的平房，就在颐和园北边的那片儿。房间朝东，上午暖和点，晚上就靠着暖气片睡觉。屋里一床一桌，也没什么书，有一台德生收音机。我听了几段相声就走了。毕业时他没照相，走的时候跟我说，别总在北京待着。
　　我养了一条狗，住在郊区，后来又换到城里，做了很多年记者，一直在北京待着。我的生活几乎没什么变化，也很少想起他，直到2012年冬天，那时我们八年没见了。
　　有天午夜我正在亮马河边遛狗，雪地里留下一串狗脚印，我不知怎么想到了他。可能是太冷了，就像当年那个平房一样刺骨。我费了一些周折才找到他。我在网上搜到了他的名字，出现在一家省级报纸的副刊，编辑说那是投稿，一个黑车司机的故事，然后给了我一个邮箱。我发出邮件后等了一周，收到他的回信，寥寥几个字，说他也还在北京。
　　我邀请他到我家坐坐.腊月十二下午，他一个人来了。我下楼去接他，他倚在公交站的站牌下，两手插在羽绒服，盯着街道出神，像是在等车。羽绒服很干净，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过去拍了拍他肩膀。他转过头认了我一会儿，咧开嘴笑了。我是胖了很多。我们爬到六楼，他一直喘气，进屋脱掉外套后，他缩小了一大截，瘦成一片儿。他端一杯水，就坐在阳台的竹椅上，晒着太阳。阳台很小，只能容纳他一个人，脚下趴着那条狗。我躲在客厅的暗处，听他慢吞吞地说话。
　　他说他也没离开过北京。毕业后，他在那个小平房接着住了两年，每天骑车到学校的图书馆看书。他不喜欢买书，也没钱买，偶尔他会写点什么东西，投给乱七八糟的报纸，赚一点稿费。他很省，但尽量让自己活得干净，至少外表要干净。他结交了一个朋友，是个图书馆员，他们偶尔喝酒说说闲话。他交过三个女朋友，最长的也就半年。后来实在没钱了，他找图书馆员借了两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奥拓，在郊区开黑车。我没想到他会开车。开了几年黑车后，他攒足了一笔钱，在颐和园附近租了间门脸，开了个小卖部，主要靠卖烟赚钱。每天早上8点开门，晚10点关门，雷打不动。关门后他就沿着颐和园外墙的那条马路溜达。他和女房东搞到了一起，有时两人一起溜达。他在半夜讲故事给女房东听。
　　他说完这些话，没吃饭就走了。
　　接下来我们再也没找到机会见面。最后一次通话是2014年夏天，我带朋友去颐和园，在附近吃完饭，给他打电话，想去看看。他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我说不是。他直接拒绝了，说没这个必要，改天吧。
　　那年冬天我打算离开北京，临走时买了个车，准备开回老家。我开车去颐和园找他。一个女人接的电话，说他走了好几个月了。我呆了片刻，执意去看看，说我有些东西还在他那儿。她在电话里详细说了位置。我找过去，发现仍是一个平房区。小卖部亮着灯，正对着胡同和一堵墙。我拉开坡璃门，柜台后是个中年女人，烫了发，正盯着手机屏幕看电视剧。她抬起头问我，“你是他朋友？我没听说过他还有朋友。他没什么东西，都在这店里，哪个是你的？”
　　我盯着她，试着把我想象中的女房东跟她对上号，但没有一样是对的。我说，我们很久没联系了，他什么时候走的？
　　“九月吧。他说要回老家，你知道他老家在哪里吧。”
　　“重庆。”
　　“他买了火车票才跟我说。”她按下暂停键，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店里很小，也没有我坐下的地方。我只好朝货架看，好像我的东西还摆在上面似的。但那儿除了杂货什么也没有。玻璃柜台下，摆的都是烟。我要了一包中南海，付了钱，就在店里抽了。我说，他什么也没留下？
　　“这个店就是他留下的。他不要了，说随便我，都扔了也行，我还没找到下家呢。要是卖得差不多了，就关掉吧，我也不想干这个。”
　　“他自己的东西都拿走了？”
　　她指了指玻璃柜台的底层，“都在那儿。”我蹲下看，空空的，除了几张旧报纸，还有几本杂志和空烟盒。我想我总得带走点什么，请她把那几本杂志递给我。都是三流杂志，一共四本。我夹起杂志就出了门。
　　回到车里我才想起忘了问她是否有他的新电话。可能没有。我翻了翻手上的杂志，其中三本是《健康之友》《知音励志》之类，我不确定是他的还是女房东的。想了想，又仔细过了一遍，果然找到了他的名字。还是那个黑车司机的故事，比那家省级报纸上刊登的更长。大意是他半夜遇到一个女乘客，聊了一路，聊的是俄罗斯文学，送到家以后，女乘客下了车，他把车停在小区门口，在车里坐了一夜。故事很平淡，但很显然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写了好几个版本，投给不同的刊物。最后一本杂志是《北方文学》，这肯定是他的。但我从目录找到正文，翻到最后一页也没找到他的名字。也许用了化名。翻这本杂志时，掉出来两张纸。纸张又黄又旧，像是从某本书上撕下来的。其中一张是个外国人画像，我认不出是谁，画像下写着：“作者像。”另外一张，文字占了半页，像是某个章节的结尾，其中几行用红笔画了线，旁边批注“哕唆！”，看着很眼熟。我折好两张纸，卡在驾驶座的遮阳板背后，杂志随便扔到了车后座，开车回了家。
　　现在我写下这些回忆时，三年又过去了。那两张纸就在我桌上，画着红线的那几行字我摘录如下：
　　“这是一个阴森恐怖的故事，在彼得堡阴沉的天空下，在这座大城市的那些黑暗、隐蔽的陋巷里，在那令人眼花繚乱、熙熙攘攘的人世间，在那愚钝的利己主义、种种利害冲突、令人沮丧的荒淫无耻和种种隐秘的罪行中间，在毫无意义的反常生活构成的整个这种地狱般的环境里，像这种阴森可怖、使人肝肠欲断的故事，是那么经常地、难以察觉地，甚至可说是神秘地在进行着……”
　　后来我才想起这些红线是我画的，批注也是我写的。我和他在学校周末书市的旧书摊上买了这本书，《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南江译，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标价1.25元，我们买成10块。我掏了钱，看完后便把书给了他。我忘了曾有过这本书，也忘了我曾喜欢乱批注。但这时他已经死了，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