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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文学包括四种文学样式，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其中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中刻画的人物既有主要人物又有次要人物。人们欣赏小说时总是通过体味主人公命运的悲欢离合，来感悟作者的创作意图，据此去认识社会，理解人生。关注作品中主人公的艺术形象，当然毋庸置疑，不过小说中次要人物的描写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它在小说中起着不可或缺的衬托作用。常言道“烘云托月，绿叶扶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下面我就中学教材里有关鲁迅先生的几篇小说的次要人物的精湛刻画，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鲁迅先生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小说中众多的次要人物虽不及主人公那样个性鲜明、似呼之欲出，但也同样反映了封建统治下的人们的不幸与痛苦，刻画出那个社会病态、腐朽的特征，使人切实感受到当时国民的苦难深重及麻木、蒙昧、毫无知觉地走向死地的悲哀。我认为可用一句话概括他们是“熟睡”中的芸芸众生。
这些蒙昧、麻木、病态，如同“熟睡”一般的次要人物，首先表现为对同阶层人们的冷漠。
对于遭受不幸的人，作品中的人们虽然出于阶级的本能，也曾表示出某种程度的同情，但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心理，更多的是视为饭后茶余的谈资。《孔乙己》中鲁镇咸亨酒店的人，注重的只是孔乙己的精神病痛，以他为开心的笑料，在他被打折了腿而跌倒扑地，竟没有人去搀扶，反而“喝彩”，甚至还“笑嘻嘻地看”他怎么爬起来。《祝福》中祥林嫂被迫再嫁，不幸再次丧夫，更为悲惨的是她的儿子阿毛（这可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也被狼吃掉了，为了生存，她被迫再次来鲁镇做工。对于这样一个不幸的人，鲁镇的人是怎样的态度呢？祥林嫂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后，成为渣滓，成了大家厌烦、唾弃的东西，连同她这个人。不过鲁镇的人们没“舍得”彻底丢弃她，将她再婚寻死时头撞在香案上留下的疤和她的可怜阿毛当作闲暇时刻的谈资，拿来寻求开心：“你那时怎么竟肯了呢？”“唉，可惜白撞了这一下”“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这种冷漠、蒙昧、病态的心里，无疑如一把盐揉入祥林嫂滴血的伤口，无疑如一把尖刀刺入祥林嫂的心脏。
这些蒙昧、麻木、病态，如同“熟睡”一般的次要人物，也表现为自觉或不自觉地“甘当奴隶”。
鲁迅曾将漫长的封建社会称为中国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不论是哪样的时代，这些“铁屋子”里的人，对自己处境的变革是消极和默认的，如在面对为他们的利益而牺牲的变革者，往往用误解和不满加以回报。譬如：《阿Q正传》中，未庄的男女老少心目中的革命党是“个个白盔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对于假洋鬼子挂在大襟上用以伪装革命的“银桃子”，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上一个翰林”。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未庄这些“熟睡的人们”心中，不过如此而已。更有甚者，他们对为民众流血牺牲的革命者，不是同情、支持，而是嘲笑、不屑。《药》中夏瑜就义在“古口亭口”，一大堆人“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了的，向上提着”，充当麻木的看客；茶馆里，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年青人等这些茶客，对红眼睛阿义打夏瑜两嘴巴后，被夏瑜说成“可怜”这件事很茫然，竟无法理解，反说夏瑜“发了疯了”；但对杀害革命者的帮凶、刽子手康大叔却“低声下气”，对牢头阿义打夏瑜，显得“高兴起来”，对夏瑜“劝牢头造反”予以不屑，奴性心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争着去当“奴隶”啊。就连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对夏瑜的行为也是茫然无知的。清明节给夏瑜上坟时，她见华大妈在旁，“便有些踌躇”，脸上“现出羞愧的颜色”。在这位可怜的母亲眼里，儿子是被官府杀头的，自己是犯人家属，低人一等，所以连给儿子上坟也是“硬着头皮”。可见四奶奶的行动，仅仅是失子巨痛的驱使，而不是对儿子行为的理解，又何尝不是个自认为“求做奴隶而不得”之人？
这些蒙昧、麻木、病态，如同“熟睡”一般的次要人物们的种种表现源于什么呢？源于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以及封建迷信、陋习等。
封建礼教，像一根无形的绳索，不仅牢牢地捆绑住祥林嫂，并活活的勒死了她，而且也紧紧捆绑着《祝福》中众多的像祥林嫂一样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如卫老婆子、柳妈等。“三从四德”的礼教，侵蚀着人们的意识，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使他们变得蒙昧、麻木而病态。祥林嫂被抓回婆家后又被强迫嫁到山里，在卫老婆子眼里，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是祥林嫂婆婆的“精明强干”；对祥林嫂再嫁后第二次丧夫，鲁四老爷认为是“败坏风俗”“不干不净”，镇上的人们虽“仍然叫她祥林嫂，但声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祥林嫂有何过错？无非是她没有“从一而终”，再嫁时在香案上撞伤却未能撞死，与那个社会所谓的妇道不合罢了。人们对她冷淡、鄙视，正是病态心理的折射。柳妈给祥林嫂出的那个捐门槛、买替身赎罪的主意，不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封建礼教在柳妈身上的反应吗？
封建制度造成的等级观念也是构建“铁屋子”让人们熟睡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故乡》中杨二嫂在反驳“我”“没有钱”的答话时，用揶揄的口气说：“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出门八抬大轿，三房姨太太……”在杨二嫂眼里，“我”是一个上等之人，有权有势，岂有没钱之理？杨二嫂的这番话，不正是反映了这个小市民满脑子的等级观念玛？酒店里伙计们对孔乙己的嘲笑，根本原因是孔乙己这个“田舍郎”始终未登上“天子堂”，一生穷困潦倒。茶客们说夏瑜在狱中劝牢头造反是“发了疯了”，固然是茶客对夏瑜的行为茫然无知的表现，而在这无知的背后，却隐含着一种思想——夏瑜在“犯上作乱”。在这班茶客的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是天经地义万万改变不得的，谁敢越雷池一步，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发疯”。
封建迷信、陋习，也是禁锢人们的枷锁，人们想不熟睡都不行。“祝福”，这个“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年终的大典，在鲁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这种习俗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不仅给祥林嫂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也给鲁镇其他的平头百姓套下精神枷锁，只能满足现状，听从命运摆布，“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夏四奶奶见儿子坟上一圈红白的花儿，想到的是儿子遭了冤枉，死后也“忘不了，伤心不过”，要“特意显点灵”。至于儿子为什么遭“坑害”，冤如何申诉，她全然不知，她只祈求“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她只能用这种封建迷信思想，安慰自己滴血的心。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指出：“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封建迷信陋习，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统治思想，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世俗力量。在这种环境氛围中，人们的灵魂已被吞噬不可能做出反抗，并且又可笑可悲的以它来律己、衡人、论理、处事，偶有越轨的言行，便议论、围观、品评，这样，整个社会便成了一座严锢得透不过来气来的“铁屋子”，而生活在这个“铁屋子”的人是像熟睡后被软刀子割头一般死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些次要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的凡夫俗子，这一个个鲜活的众生群像，正是主人公思想性格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社会环境，分析这些人物的形象，对于完成主人公人格的塑造，对于深入理解鲁迅小说深刻的主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2]《中学语文教育》.
[3]《语文教学笔录精选》.
[4]《新编高中语文教学手册》.
鲁迅先生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小说中众多的次要人物虽不及主人公那样个性鲜明、似呼之欲出，但也同样反映了封建统治下的人们的不幸与痛苦，刻画出那个社会病态、腐朽的特征，使人切实感受到当时国民的苦难深重及麻木、蒙昧、毫无知觉地走向死地的悲哀。我认为可用一句话概括他们是“熟睡”中的芸芸众生。
这些蒙昧、麻木、病态，如同“熟睡”一般的次要人物，首先表现为对同阶层人们的冷漠。
对于遭受不幸的人，作品中的人们虽然出于阶级的本能，也曾表示出某种程度的同情，但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心理，更多的是视为饭后茶余的谈资。《孔乙己》中鲁镇咸亨酒店的人，注重的只是孔乙己的精神病痛，以他为开心的笑料，在他被打折了腿而跌倒扑地，竟没有人去搀扶，反而“喝彩”，甚至还“笑嘻嘻地看”他怎么爬起来。《祝福》中祥林嫂被迫再嫁，不幸再次丧夫，更为悲惨的是她的儿子阿毛（这可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也被狼吃掉了，为了生存，她被迫再次来鲁镇做工。对于这样一个不幸的人，鲁镇的人是怎样的态度呢？祥林嫂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后，成为渣滓，成了大家厌烦、唾弃的东西，连同她这个人。不过鲁镇的人们没“舍得”彻底丢弃她，将她再婚寻死时头撞在香案上留下的疤和她的可怜阿毛当作闲暇时刻的谈资，拿来寻求开心：“你那时怎么竟肯了呢？”“唉，可惜白撞了这一下”“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这种冷漠、蒙昧、病态的心里，无疑如一把盐揉入祥林嫂滴血的伤口，无疑如一把尖刀刺入祥林嫂的心脏。
这些蒙昧、麻木、病态，如同“熟睡”一般的次要人物，也表现为自觉或不自觉地“甘当奴隶”。
鲁迅曾将漫长的封建社会称为中国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不论是哪样的时代，这些“铁屋子”里的人，对自己处境的变革是消极和默认的，如在面对为他们的利益而牺牲的变革者，往往用误解和不满加以回报。譬如：《阿Q正传》中，未庄的男女老少心目中的革命党是“个个白盔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对于假洋鬼子挂在大襟上用以伪装革命的“银桃子”，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上一个翰林”。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未庄这些“熟睡的人们”心中，不过如此而已。更有甚者，他们对为民众流血牺牲的革命者，不是同情、支持，而是嘲笑、不屑。《药》中夏瑜就义在“古口亭口”，一大堆人“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了的，向上提着”，充当麻木的看客；茶馆里，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年青人等这些茶客，对红眼睛阿义打夏瑜两嘴巴后，被夏瑜说成“可怜”这件事很茫然，竟无法理解，反说夏瑜“发了疯了”；但对杀害革命者的帮凶、刽子手康大叔却“低声下气”，对牢头阿义打夏瑜，显得“高兴起来”，对夏瑜“劝牢头造反”予以不屑，奴性心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争着去当“奴隶”啊。就连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对夏瑜的行为也是茫然无知的。清明节给夏瑜上坟时，她见华大妈在旁，“便有些踌躇”，脸上“现出羞愧的颜色”。在这位可怜的母亲眼里，儿子是被官府杀头的，自己是犯人家属，低人一等，所以连给儿子上坟也是“硬着头皮”。可见四奶奶的行动，仅仅是失子巨痛的驱使，而不是对儿子行为的理解，又何尝不是个自认为“求做奴隶而不得”之人？
这些蒙昧、麻木、病态，如同“熟睡”一般的次要人物们的种种表现源于什么呢？源于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以及封建迷信、陋习等。
封建礼教，像一根无形的绳索，不仅牢牢地捆绑住祥林嫂，并活活的勒死了她，而且也紧紧捆绑着《祝福》中众多的像祥林嫂一样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如卫老婆子、柳妈等。“三从四德”的礼教，侵蚀着人们的意识，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使他们变得蒙昧、麻木而病态。祥林嫂被抓回婆家后又被强迫嫁到山里，在卫老婆子眼里，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是祥林嫂婆婆的“精明强干”；对祥林嫂再嫁后第二次丧夫，鲁四老爷认为是“败坏风俗”“不干不净”，镇上的人们虽“仍然叫她祥林嫂，但声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祥林嫂有何过错？无非是她没有“从一而终”，再嫁时在香案上撞伤却未能撞死，与那个社会所谓的妇道不合罢了。人们对她冷淡、鄙视，正是病态心理的折射。柳妈给祥林嫂出的那个捐门槛、买替身赎罪的主意，不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封建礼教在柳妈身上的反应吗？
封建制度造成的等级观念也是构建“铁屋子”让人们熟睡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故乡》中杨二嫂在反驳“我”“没有钱”的答话时，用揶揄的口气说：“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出门八抬大轿，三房姨太太……”在杨二嫂眼里，“我”是一个上等之人，有权有势，岂有没钱之理？杨二嫂的这番话，不正是反映了这个小市民满脑子的等级观念玛？酒店里伙计们对孔乙己的嘲笑，根本原因是孔乙己这个“田舍郎”始终未登上“天子堂”，一生穷困潦倒。茶客们说夏瑜在狱中劝牢头造反是“发了疯了”，固然是茶客对夏瑜的行为茫然无知的表现，而在这无知的背后，却隐含着一种思想——夏瑜在“犯上作乱”。在这班茶客的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是天经地义万万改变不得的，谁敢越雷池一步，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发疯”。
封建迷信、陋习，也是禁锢人们的枷锁，人们想不熟睡都不行。“祝福”，这个“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年终的大典，在鲁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这种习俗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不仅给祥林嫂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也给鲁镇其他的平头百姓套下精神枷锁，只能满足现状，听从命运摆布，“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夏四奶奶见儿子坟上一圈红白的花儿，想到的是儿子遭了冤枉，死后也“忘不了，伤心不过”，要“特意显点灵”。至于儿子为什么遭“坑害”，冤如何申诉，她全然不知，她只祈求“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她只能用这种封建迷信思想，安慰自己滴血的心。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指出：“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封建迷信陋习，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统治思想，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世俗力量。在这种环境氛围中，人们的灵魂已被吞噬不可能做出反抗，并且又可笑可悲的以它来律己、衡人、论理、处事，偶有越轨的言行，便议论、围观、品评，这样，整个社会便成了一座严锢得透不过来气来的“铁屋子”，而生活在这个“铁屋子”的人是像熟睡后被软刀子割头一般死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些次要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的凡夫俗子，这一个个鲜活的众生群像，正是主人公思想性格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社会环境，分析这些人物的形象，对于完成主人公人格的塑造，对于深入理解鲁迅小说深刻的主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2]《中学语文教育》.
[3]《语文教学笔录精选》.
[4]《新编高中语文教学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