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课改风雨兼程六个春秋，对有关问题的争论始终就没有停止过。欢欣与困惑同在，挑战与机遇共存的现实考验并历练着每一个课改人。
新一轮课程改革，说到底是要变革传统的育人模式，有关课改的争论也便自然地聚焦于要不要改变这一模式，以及用怎样的原则（包括指导思想）和采用怎样的方式方法才能有效地达到改革的目的这一点上。
教育本来就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情，育人模式又牵涉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到底应该怎么办，恐怕没有人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争论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面对这样一种局面，笔者以为：“用实践开辟道路，用研究把握方向”倒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一、用实践为新课程改革开辟前进之路
这里讲的实践，就是指行动，对于课程改革来说，就是鼓励和引导人们积极投身到进行课程改革的实际行动中去。对于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讲，行动的动力，来源于对即将采取行动的事物客观而准确的认识，以及对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作出的准确判断。一般讲，对事物的认识越深刻，预后愈清晰，期待愈热切，行动力也就愈强。对于变革传统教育的实践者而言，对传统教育的认识愈理智，愈深刻，对改革的前景愈明确，愈期待，投身改革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就愈高。
1.洞悉教育问题，参与教育实践
任何改革都应扬长避短，课程改革也应如此。在中国进行课程改革，自然应该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中国教育的优势和不足有一个恰当的估计。倘若因为教改了，竟将自己的优势也丢掉了，那就无异于犯下倒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也一起倒掉的愚蠢的错误。
我国的教育到底怎么样，近年来，争论颇多，莫衷一是。哈佛大学著名数学教授，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博士有一份评论，值得我们关注。他讲：“常常有人说，中国教育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只不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比其他国家的学生弱一点儿，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在10多年前，我招收的中国学生都非常优秀，但是现在的中国学生在哈佛的表现并不那么出色，遇到问题根本无法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甚至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在哈佛读研究生期间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不能继续读下去。”丘博士的评论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
也许有人讲，丘博士讲的是他招收的研究生，研究生都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中国教育有问题也主要出在大学，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好的。窃以为，高等学校有高等学校的问题，基础教育也有基础教育的问题。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学生基本素质的形成，包括学习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待人处世的行为方式的学习和养成都是从小形成的。我们注意到，丘博士的讲话有一个“10年”的界限，他这番话是2004年讲的，上溯10年就是1994年，从那以后招收的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大体上都属于上个世纪中期进入小学的学生。此时，恰值我国文革以后，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国中小学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愈演愈烈，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高中教育更是逐渐走进了“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管什么”的死胡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能奢谈教育质量呢？丘教授的讲话，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丘教授指出的例证，还只是个案，如果说个案还不足以为据的话，我们还可以从宏观上作一番考察。我国是教育大国，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居世界前列，然而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却严重不足，极大地消蚀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综合实力，以至成为国人的扼腕之痛。这不正说明我们培养人才的教育模式的确是出了毛病吗？
教育战线上每个人都是教育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做教育改革的促进派应是人们自觉承担的责任，是人们教育良知和责任心的自然表达。“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实践才是硬道理。如果没有人们的广泛参与，又怎么能够取得教育改革的胜利呢？
2.通过实践验证理论，发展理论
说到参与，特别是初次接触课程改革的一线教师，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缺乏信心，表现在行动上常会畏首畏尾，生怕出错。长于借鉴，不敢独创，更有的迷信专家，唯专家之为听；迷信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里也有一个认识问题：教育的真理到底在哪里，掌握在专家手中吗？记录在现成的书本上吗？都不是，教育的真理隐藏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每个人都有认识真理的能力，专家当然值得敬重。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以专家的视野提供参考，自然有指导或借鉴的价值。然而，就是专业十分对口的专家也很难拿得出对应每一所学校或每一项具体教学的真知灼见来。外国或外地经验也值得学习和借鉴，但那终究属于外国或外地的东西，能不能适应本地的情况，要依实际情况而定。归根结底，解决自己学校或自己的教育教学任务，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在我们的课题组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先走的是经验，后走的是任务”，很受大家喜欢，也说明人们主动实践的重要性。我国活动课程的建设大约走过20多年的历程，今天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许多理论或实践规律的认识，都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校的干部、教师在探索和实施新教学模式过程中逐渐提出和总结而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没有当初人们对教育改革的主动探索，就不会有课外活动向活动课程的提升，也不会有活动课程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规范和发展。
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博士在兰州大学作报告时，曾告诫他的听众说：“我是学实验物理的，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如果没有实验的证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实验推翻了理论之后，方可能创建新的理论，理论是不可能推翻实验的。”自然科学如此，教育又何尝不是。在教育改革进程中，无论看似多么高深的理论（或者理念）都要靠实践来证明。在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上，实践总是第一性的。理论在指导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必须同时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屡试不爽的经验，通过总结可以丰富或者改变理论，而任何理论都无法推翻或者改变行之有效的教育实践。我们特别强调用实践开辟新课程改革的前进之路，其道理即在于此。
二、用研究为课程实践把握方向
投身课程改革实践必然会遭遇艰难险阻，也即是说会碰到阻碍新课程实施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一般讲，这些问题既有传统教育制度和观念对新课程的阻扼，也有新课程初始设计中因各种不同原因造成的疏漏；更多的是新课程实施中不断生发出来的教育教学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课程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因此，就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具体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解决问题，通过问题解决，实现把握课程改革实践方向的目的。需要提及的是，对课程改革中问题的研究，不仅是针对实践中随机出现的问题，更要关注课程实施的规律性。通过研究，寻找新课程实施的规律，并按规律办事，才是我们的最终诉求。
1.主动寻找问题加以研究
课程改革不仅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更涉及许多实践问题，新课程改革要取得预期效果，从宏观设计到中观实施，再到微观操作，理论上要能够首尾一贯说得清楚，实践上也需要得心应手便于操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很多的。一般讲，在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寻找问题并不困难，只要有心，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予以研究。几年来，笔者在接触较多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就发现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除了在本刊总第101期《现实、基点、策略》文中所谈到的，还有以下一些内容：
其一，学科活动和综合实践活动概念混淆，模糊了人们对单独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必要性的认识。
其二，对综合实践课程中四个“指定领域”的内容，是整合还是分别设课莫衷一是，削弱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开发的力度。
其三，活动实施与开发中“形式化”和“浅层次”的现象明显，削弱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育功能。
其四，综合实践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指导作用迷失和学生放任自流的现象并存。
其五，对综合实践活动过程和结果的辩证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活动评价的科学性和诚信性有待提高。
其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不力，已经成为阻碍课程发展的瓶颈。
其七，课程管理体制混乱，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主体的职责亟待理清。
其八，片面强调活动主题“预设”和“生成”都不利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和开发，妨碍课程的有效运行。
其九，片面强调室（校）内和室（校）外的情况同时存在，活动类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实施受阻，不利于形成和保持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上述几项问题，每一项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子项目进行研究，这些问题连同《现实、基点、策略》文中提到的问题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成为困扰和阻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
2.实施教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用研究为课程实践把握方向，无疑应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有关新课程的规律性问题。规律不是显在的东西，它隐藏在看似繁乱的事物的现象的下面，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力量。发现规律，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夫和功底，这里有几点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
第一，要“顶天立地”，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
这里所谓“天”即指理论，“顶天”就是要学习和掌握理论，所谓“地”即指客观实际，“立地”就是说要扎根于现实的土壤。要“顶天”，学习和掌握理论，不仅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有专业理论。从事教育研究，要学习和掌握有关教育的基本理论以及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基本政策。要研究新课程改革中的问题，还应该深入学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有关文件，正确理论了然在胸，就能帮助我们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透过隐蔽事物的表面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坚持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即从教改中涌现出来的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就一定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预期的效果。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缺乏经验或其他原因，常常会出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毛病。例如：许多人研究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就常将未曾正式颁发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讨论稿）》作为行动指南，这个文件本身还极不成熟，推出来供讨论，本希望通过实践验证征求意见，以便对文件加以修订的，又怎能用这样的文件匡正课程实施的实践行动呢？又如：进行实践研究不是坚持从现实存在的实际情况中发现和挖掘研究选题，而是赶时髦，硬是从国外引进的，自己还没有真正弄清楚的某些理论流派中选择研究题目，拿来到现实中去对号入座，这样的研究，自然也就难以作出像样的成果。
第二，树立原创意识，抵制急功近利的诱惑，提高研究质量。
众所周知，我国基础教育的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缺乏原创性的教育理论和重大独立的教育实践研究成果，新课程实施恰逢其时地提供了改变这种现状的机遇。
所谓原创，即从实际出发自主创造的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或实践成果。成果有大小，就研究而论“原创”都是重要的。研究的本质就是追求原创。对于新课程的任何研究，虽然也可以借鉴或吸纳别人的成果，但都应不囿于已有的结论，更不能迷信权威，人云亦云，要勇于独立思考，敢于和善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某种原创价值。为此，既要树立和保持踏实的学风，又要保持对问题的敏感，敢于见前人所未见，思前人所未思，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立见解。
反观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每年各级各类所谓论文评比中充斥着的“似曾相识”的选题、论点、论据，乃至大段引文，就是在许多公开的出版物中毫无创意的“克隆”代替研究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窃以为，这些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竟然都发生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上浮躁成风的影响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教育领域如果不力戒浮躁之风，杜绝急功近利的诱惑，若要创造出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真正称得上研究成果的精品将永远是困难的。
三、共建有利实践和研究的教育生态
以实践开辟道路，用研究把握方向，推动新课改的健康发展，要真正取得成果，关键的问题是要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教育各方面的人士都能动情地投入到课程改革的洪流中，敢于实践、积极研究。为此，就要努力共建有利于促进实践和研究的教育生态。
1.创造和谐民主的环境氛围
当前，对于新课改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争论。例如：关于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是否从国情出发、改革是否导致去知识化、回归生活的教育是否动摇了学校的根基等有关争论问题，虽然大多属于学术范畴，但已经越出了学术界，直接影响到学校，作用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进程，看来不解决是不行的。怎样解决呢？笔者认为，认识问题、学术问题，只能靠民主的方法。民主是个好东西，只可惜我们过去用得少了，以致做了许多不该做的傻事、错事。回顾解放以来我们曾经进行过的多次教育改革，乃至思想运动，哪一次不是因为缺乏民主而留下一些本可避免的后遗症呢？《网络科技时代》杂志新年改版，倡导对课改实践进行理性反思，笔者认为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实际上，进行反思就要平等交流，只有每个人都本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民主和谐的环境下畅所欲言，才可能达到理性反思的目的。
2.教育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为什么非要讲教育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呢，难道普通教师或者其他从事教育事业的工作者就不需要社会责任感，或者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就可以不强烈吗？这倒不是。这里笔者所以特别对此强调，是因为对教育方针、政策制定等方面教育家们有更多的发言权，在对问题进行讨论或争论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自然地成为各种不同观点的代言人，因而对教育事业及各级各类的教育工作者会产生更多的影响。
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和单一的教育哲学都无法引领教育改革走向持久和成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持着不同观点、有着不同学术背景、德高望重的教育专家们能够带一个好头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饰伪，不矫情，雍容大度，倾心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推动课程改革的发展，必将会促进中国良好教育生态的形成和发展。
3.提倡科学意识，实践科学精神
科学的精神就是“真”，提倡科学意识，实践科学精神，就是要创造条件鼓励人们说真话，做真人，办真事，也就是追求真理，按教育规律办事，这是创造良好教育生态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个人来讲实践也好、研究也好都要讲真话，反映教育的真实情况。对学校来讲，就是要按教育规律创建学校特色，要勇于打破各种不合时宜、形式主义的东西，把教师们真正解放出来，有时间、有情趣投入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则要坚持领导就是服务的精神，殚精竭虑为学校和教师的发展创造条件，倘如此，有利于实践和研究的良好教育生态又何愁不能建成呢？
中国教育是世界教育的一部分，不是西方教育的一部分，更不是美国教育的一部分，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的办法自然也应有中国的特色。用实践和研究推动新课程健康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共建有利于实践和研究的教育生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部分。
新一轮课程改革，说到底是要变革传统的育人模式，有关课改的争论也便自然地聚焦于要不要改变这一模式，以及用怎样的原则（包括指导思想）和采用怎样的方式方法才能有效地达到改革的目的这一点上。
教育本来就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情，育人模式又牵涉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到底应该怎么办，恐怕没有人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争论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面对这样一种局面，笔者以为：“用实践开辟道路，用研究把握方向”倒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一、用实践为新课程改革开辟前进之路
这里讲的实践，就是指行动，对于课程改革来说，就是鼓励和引导人们积极投身到进行课程改革的实际行动中去。对于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讲，行动的动力，来源于对即将采取行动的事物客观而准确的认识，以及对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作出的准确判断。一般讲，对事物的认识越深刻，预后愈清晰，期待愈热切，行动力也就愈强。对于变革传统教育的实践者而言，对传统教育的认识愈理智，愈深刻，对改革的前景愈明确，愈期待，投身改革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就愈高。
1.洞悉教育问题，参与教育实践
任何改革都应扬长避短，课程改革也应如此。在中国进行课程改革，自然应该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中国教育的优势和不足有一个恰当的估计。倘若因为教改了，竟将自己的优势也丢掉了，那就无异于犯下倒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也一起倒掉的愚蠢的错误。
我国的教育到底怎么样，近年来，争论颇多，莫衷一是。哈佛大学著名数学教授，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博士有一份评论，值得我们关注。他讲：“常常有人说，中国教育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只不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比其他国家的学生弱一点儿，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在10多年前，我招收的中国学生都非常优秀，但是现在的中国学生在哈佛的表现并不那么出色，遇到问题根本无法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甚至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在哈佛读研究生期间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不能继续读下去。”丘博士的评论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
也许有人讲，丘博士讲的是他招收的研究生，研究生都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中国教育有问题也主要出在大学，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好的。窃以为，高等学校有高等学校的问题，基础教育也有基础教育的问题。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学生基本素质的形成，包括学习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待人处世的行为方式的学习和养成都是从小形成的。我们注意到，丘博士的讲话有一个“10年”的界限，他这番话是2004年讲的，上溯10年就是1994年，从那以后招收的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大体上都属于上个世纪中期进入小学的学生。此时，恰值我国文革以后，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国中小学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愈演愈烈，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高中教育更是逐渐走进了“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管什么”的死胡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能奢谈教育质量呢？丘教授的讲话，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丘教授指出的例证，还只是个案，如果说个案还不足以为据的话，我们还可以从宏观上作一番考察。我国是教育大国，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居世界前列，然而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却严重不足，极大地消蚀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综合实力，以至成为国人的扼腕之痛。这不正说明我们培养人才的教育模式的确是出了毛病吗？
教育战线上每个人都是教育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做教育改革的促进派应是人们自觉承担的责任，是人们教育良知和责任心的自然表达。“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实践才是硬道理。如果没有人们的广泛参与，又怎么能够取得教育改革的胜利呢？
2.通过实践验证理论，发展理论
说到参与，特别是初次接触课程改革的一线教师，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缺乏信心，表现在行动上常会畏首畏尾，生怕出错。长于借鉴，不敢独创，更有的迷信专家，唯专家之为听；迷信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里也有一个认识问题：教育的真理到底在哪里，掌握在专家手中吗？记录在现成的书本上吗？都不是，教育的真理隐藏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每个人都有认识真理的能力，专家当然值得敬重。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以专家的视野提供参考，自然有指导或借鉴的价值。然而，就是专业十分对口的专家也很难拿得出对应每一所学校或每一项具体教学的真知灼见来。外国或外地经验也值得学习和借鉴，但那终究属于外国或外地的东西，能不能适应本地的情况，要依实际情况而定。归根结底，解决自己学校或自己的教育教学任务，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在我们的课题组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先走的是经验，后走的是任务”，很受大家喜欢，也说明人们主动实践的重要性。我国活动课程的建设大约走过20多年的历程，今天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许多理论或实践规律的认识，都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校的干部、教师在探索和实施新教学模式过程中逐渐提出和总结而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果没有当初人们对教育改革的主动探索，就不会有课外活动向活动课程的提升，也不会有活动课程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规范和发展。
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博士在兰州大学作报告时，曾告诫他的听众说：“我是学实验物理的，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如果没有实验的证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实验推翻了理论之后，方可能创建新的理论，理论是不可能推翻实验的。”自然科学如此，教育又何尝不是。在教育改革进程中，无论看似多么高深的理论（或者理念）都要靠实践来证明。在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上，实践总是第一性的。理论在指导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必须同时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屡试不爽的经验，通过总结可以丰富或者改变理论，而任何理论都无法推翻或者改变行之有效的教育实践。我们特别强调用实践开辟新课程改革的前进之路，其道理即在于此。
二、用研究为课程实践把握方向
投身课程改革实践必然会遭遇艰难险阻，也即是说会碰到阻碍新课程实施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一般讲，这些问题既有传统教育制度和观念对新课程的阻扼，也有新课程初始设计中因各种不同原因造成的疏漏；更多的是新课程实施中不断生发出来的教育教学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课程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因此，就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具体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解决问题，通过问题解决，实现把握课程改革实践方向的目的。需要提及的是，对课程改革中问题的研究，不仅是针对实践中随机出现的问题，更要关注课程实施的规律性。通过研究，寻找新课程实施的规律，并按规律办事，才是我们的最终诉求。
1.主动寻找问题加以研究
课程改革不仅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更涉及许多实践问题，新课程改革要取得预期效果，从宏观设计到中观实施，再到微观操作，理论上要能够首尾一贯说得清楚，实践上也需要得心应手便于操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很多的。一般讲，在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寻找问题并不困难，只要有心，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予以研究。几年来，笔者在接触较多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就发现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除了在本刊总第101期《现实、基点、策略》文中所谈到的，还有以下一些内容：
其一，学科活动和综合实践活动概念混淆，模糊了人们对单独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必要性的认识。
其二，对综合实践课程中四个“指定领域”的内容，是整合还是分别设课莫衷一是，削弱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开发的力度。
其三，活动实施与开发中“形式化”和“浅层次”的现象明显，削弱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育功能。
其四，综合实践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指导作用迷失和学生放任自流的现象并存。
其五，对综合实践活动过程和结果的辩证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活动评价的科学性和诚信性有待提高。
其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不力，已经成为阻碍课程发展的瓶颈。
其七，课程管理体制混乱，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主体的职责亟待理清。
其八，片面强调活动主题“预设”和“生成”都不利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和开发，妨碍课程的有效运行。
其九，片面强调室（校）内和室（校）外的情况同时存在，活动类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实施受阻，不利于形成和保持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上述几项问题，每一项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子项目进行研究，这些问题连同《现实、基点、策略》文中提到的问题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成为困扰和阻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
2.实施教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用研究为课程实践把握方向，无疑应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有关新课程的规律性问题。规律不是显在的东西，它隐藏在看似繁乱的事物的现象的下面，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力量。发现规律，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夫和功底，这里有几点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
第一，要“顶天立地”，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
这里所谓“天”即指理论，“顶天”就是要学习和掌握理论，所谓“地”即指客观实际，“立地”就是说要扎根于现实的土壤。要“顶天”，学习和掌握理论，不仅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有专业理论。从事教育研究，要学习和掌握有关教育的基本理论以及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基本政策。要研究新课程改革中的问题，还应该深入学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有关文件，正确理论了然在胸，就能帮助我们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透过隐蔽事物的表面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坚持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即从教改中涌现出来的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就一定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预期的效果。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缺乏经验或其他原因，常常会出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毛病。例如：许多人研究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就常将未曾正式颁发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讨论稿）》作为行动指南，这个文件本身还极不成熟，推出来供讨论，本希望通过实践验证征求意见，以便对文件加以修订的，又怎能用这样的文件匡正课程实施的实践行动呢？又如：进行实践研究不是坚持从现实存在的实际情况中发现和挖掘研究选题，而是赶时髦，硬是从国外引进的，自己还没有真正弄清楚的某些理论流派中选择研究题目，拿来到现实中去对号入座，这样的研究，自然也就难以作出像样的成果。
第二，树立原创意识，抵制急功近利的诱惑，提高研究质量。
众所周知，我国基础教育的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缺乏原创性的教育理论和重大独立的教育实践研究成果，新课程实施恰逢其时地提供了改变这种现状的机遇。
所谓原创，即从实际出发自主创造的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或实践成果。成果有大小，就研究而论“原创”都是重要的。研究的本质就是追求原创。对于新课程的任何研究，虽然也可以借鉴或吸纳别人的成果，但都应不囿于已有的结论，更不能迷信权威，人云亦云，要勇于独立思考，敢于和善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某种原创价值。为此，既要树立和保持踏实的学风，又要保持对问题的敏感，敢于见前人所未见，思前人所未思，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立见解。
反观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每年各级各类所谓论文评比中充斥着的“似曾相识”的选题、论点、论据，乃至大段引文，就是在许多公开的出版物中毫无创意的“克隆”代替研究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窃以为，这些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竟然都发生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上浮躁成风的影响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教育领域如果不力戒浮躁之风，杜绝急功近利的诱惑，若要创造出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真正称得上研究成果的精品将永远是困难的。
三、共建有利实践和研究的教育生态
以实践开辟道路，用研究把握方向，推动新课改的健康发展，要真正取得成果，关键的问题是要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教育各方面的人士都能动情地投入到课程改革的洪流中，敢于实践、积极研究。为此，就要努力共建有利于促进实践和研究的教育生态。
1.创造和谐民主的环境氛围
当前，对于新课改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争论。例如：关于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是否从国情出发、改革是否导致去知识化、回归生活的教育是否动摇了学校的根基等有关争论问题，虽然大多属于学术范畴，但已经越出了学术界，直接影响到学校，作用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进程，看来不解决是不行的。怎样解决呢？笔者认为，认识问题、学术问题，只能靠民主的方法。民主是个好东西，只可惜我们过去用得少了，以致做了许多不该做的傻事、错事。回顾解放以来我们曾经进行过的多次教育改革，乃至思想运动，哪一次不是因为缺乏民主而留下一些本可避免的后遗症呢？《网络科技时代》杂志新年改版，倡导对课改实践进行理性反思，笔者认为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实际上，进行反思就要平等交流，只有每个人都本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民主和谐的环境下畅所欲言，才可能达到理性反思的目的。
2.教育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为什么非要讲教育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呢，难道普通教师或者其他从事教育事业的工作者就不需要社会责任感，或者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就可以不强烈吗？这倒不是。这里笔者所以特别对此强调，是因为对教育方针、政策制定等方面教育家们有更多的发言权，在对问题进行讨论或争论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自然地成为各种不同观点的代言人，因而对教育事业及各级各类的教育工作者会产生更多的影响。
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和单一的教育哲学都无法引领教育改革走向持久和成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持着不同观点、有着不同学术背景、德高望重的教育专家们能够带一个好头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饰伪，不矫情，雍容大度，倾心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推动课程改革的发展，必将会促进中国良好教育生态的形成和发展。
3.提倡科学意识，实践科学精神
科学的精神就是“真”，提倡科学意识，实践科学精神，就是要创造条件鼓励人们说真话，做真人，办真事，也就是追求真理，按教育规律办事，这是创造良好教育生态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个人来讲实践也好、研究也好都要讲真话，反映教育的真实情况。对学校来讲，就是要按教育规律创建学校特色，要勇于打破各种不合时宜、形式主义的东西，把教师们真正解放出来，有时间、有情趣投入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则要坚持领导就是服务的精神，殚精竭虑为学校和教师的发展创造条件，倘如此，有利于实践和研究的良好教育生态又何愁不能建成呢？
中国教育是世界教育的一部分，不是西方教育的一部分，更不是美国教育的一部分，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的办法自然也应有中国的特色。用实践和研究推动新课程健康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共建有利于实践和研究的教育生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