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勉强看了会儿代数——好比某些官员漫不经心地勉强研究着民生规划——抬头看了看依旧的墙壁和依然的人群，闷头沉思了一会儿——好比那些官员闷头沉思自己乏味的黄脸婆——我很觉没趣。
　　正巧一只小虫趣意盎然地飞来。它在我头顶嗡嗡绕了三圈，最后居然误撞我发，落到代数书上。看来代数那些绕来绕去的概念也“非人地”把小虫子绕进去了。
　　我赶紧用钢笔尖点住冒犯者，从腰带上解下小刀割去了小虫的翅膀。钢笔尖所点之处，代数书洇湿了一片。
　　小虫子顺着我的中指——“河西走廊”——大模大样地进入“中原腹地”——掌心，又继续跋涉，到达胳膊上。大约胳膊上汗毛对它来说太高大了，于是止住不前。我心想汗毛之于它，正如大兴安岭茂密丛林之于我吧。
　　等着它走，没承想这虫子是虫子中的哈姆莱特，迷路般延宕不走了。这样过了几分钟，大兴安岭火了，把它抖落下来。忽然哈姆莱特要飞，身体胀大了一倍。我没注意它还有一对备用的小翅膀！忙用钢笔帽帽住——这叫作“雷峰塔”。哈哈，小南蛮，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丁零零——”
　　最后一堂晚自习的下课铃响了！
　　铃声似利剑刺破了杨瑞明的睡眠，被击中的他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浓密的黑头发似原子弹爆炸时所产生的蘑菇云仿佛一下子耸上了天花板！
　　“走！”蘑菇云说。
　　“走！”我合上钢笔帽，站起来。哈姆莱特低低地飞走了，向着它的“蟲生”。
　　穿走廊，出校门，我们在夜色阑珊的马路上飞奔，仅用了十五分钟便奔到了县电影院。
　　“刚开始。”蘑菇云摸到座位，边脱外套边说。他已跑出汗来了。我们用汗水服软了时间。
　　幕布上，“人生”两个大字刚刚映出。
　　一只小虫子扑棱棱从幕布上掠过。
　　二
　　“喂，你知道谁最像巧珍吗？”杨瑞明悄悄地问。一上午的瞌睡，使他的头发成为名符其实的爆炸头。
　　“反正吴玉芳演得不像。”
　　“我说咱班里？”
　　“咱班里？”我诧异地问，抬了头看他，仿佛要从他眼中拽出什么人来。
　　他突然打住。好比唠唠叨叨的老婆子瞬间丢失了舌头。我好生奇怪，禁不住扫了他一眼，却见那双漂亮的丹凤眼正脉脉照向前面。顺他那股光芒寻去，但见舒红领着几个女生正从那边走近来。
　　舒红是我们高一·2班音乐委员兼女生宿舍舍长。期中调位的第二天，她就托我给买“水分”，因为我是生活委员。“水分”就是提开水用的水票，各班生活委员负责统一去学校生活管理室购买。我好好地收了她的钱，以便等课外活动时去换。
　　课外活动还未开始，我就被班主任贾老师叫到办公室去了。贾老师开门见山，提出准备让我干团支书，他说本学期可以先让我代替团支书的部分工作，如组织、号召等。“通过实践的检验，你还是有号召力的。”这位政治老师说，轻车熟路地运用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术语，“人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嘛——这个我以后要讲。从不知到知之很少到知之很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你的认识也是这样。你干卫生委员干得也不错——试试吧？”
　　从天而降的荣誉砸得我在教室里一直安静认真地学习到吃饭时刻，像注射了固定剂后终于立起来了的水豆腐。杨瑞明说“打水去噢”，我才猛地想到自己还怀有重任，拔腿往生活管理室跑去。生活老师看来没被什么荣誉砸着，早已经拔腿下班了，我分外气愤地对着房门踢了几脚，丝毫没注意到巨大荣誉之下所应有的矜持与安分。晚自习时很内疚地对舒红说明天再给买水吧。舒红同情地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三
　　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对生活无话可说。你会在某一瞬间突然感到失落，感到茫然失措。而这种情绪居然主要是和天气有关。
　　青春时分尤其如此。
　　雨也分短跑冲刺式和马拉松式的，而秋雨多是后一种不紧不慢的作风。秋雨笼罩了这个小城。小城浸没在一种忧郁的色调里。开始凋零的树默默无言地承受着自己的命运，楼房也不管不顾地让雨水在他们身上哗哗流着。所有的窗子都关闭着。人们都是一个样子地低头匆匆赶路。
　　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雨将热量随蒸气收了回去，藏在天上某个地方，预备明年再放出来，送还给大地上的各种生灵。季节邀请朔风，从北面呼啸而来，即将在人间留下它们一年一度的临时性工程——冰。我在秋雨中感到寒冷，我在寒冷之中渴求温暖。
　　下课时我便不由地哼些歌，让歌儿温暖着我的情绪。情绪像风一样无头无脑，哼的歌也是无头无序——“大海呀妈妈”，“长亭外，古道边”，“红河谷”……
　　我哼歌时，坐我身后的舒红从来不多说话，而且多是立刻不再跟别人说话，只低着头看书或写作业。她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泼辣多刺，每天很少听到她说什么话，我真想知道她为什么借走我的《红楼梦》（上）。我隐约觉得是因为我那么喜欢《红楼梦》，她才立刻也那么喜欢的，而且她好像唯恐赶不上我的喜欢。实际上沉闷的学习季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比别人多说几句话。我是从她言谈举止看出来的。她见了我总是脸红，而且很快低下头。我的出现使别人自卑，这令我很不安。于是我总是很快又走开。而这走开，恐怕也会被她理解我眼里没有她。
　　有种莫名的伤感侵袭了我。我不知这情绪从何而来，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使我具有那样一种茫然无措感。我仿佛站立在有雾的海边。看不清远方，甚至看不清自己。
　　就在这时，我感到舒红的脚搭放在我凳子后档上，心立刻不敢跳动了。我仿佛被人从后领凌空捏住，而又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撒落下来一样，反正有种被别人抓住的感觉。我用眼角向四周一瞟：教室里很静，被前方不远处的大学入学通知书凌空捏住的同学们都在埋头学习。
　　她的脚放得很轻很轻，粗心人是觉察不出的。那双脚分量很轻，可在我心里却是很重。周围的一切变得明晰可辨，我的感觉突然变得很敏锐，我的神经变得敏感。我一下子收起小腹，屏息凝神，不敢稍动。 　　那双脚放在凳子上面之后就不动了，好像一只哑巴蝉无声地落在树枝上。我老老实实地坐着，连喘气也降低了频率。
　　“欧阳风——有人找。”
　　门口第一排的万修波对我喊。他先用目光准确定位，然后把指令呼啸着空投了过来。指令带着重量砸在了我的心湖上，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周围的耳朵。
　　像是被喊声钩出水面的鱼，我站起来。
　　要想出去，得先把凳子稍稍向后一挪，我试着在凳子上用了点力，凳子向后退了一些。我立刻觉出凳子还是原来的重量。舒红的脚早已悄无声息地抽回去了。哑巴蝉飞了。
　　四
　　再推开教室门，就意识到有许多熟悉的目光从教室不同的地方扫射过来，这里面首先有万修波的，他个头最小，在最前面，又紧挨着门。他的目光是看门老头儿的目光。他故意伸出脚去，横在我必经的路上，拿出要偷偷绊我的样子。这是我们亲昵的一种方式。
　　杨瑞明和丁鹏的目光带着质询，那目光分明就是一句带钩子的话，一句审问的话，一句带着间距、硬度较高的话。我很生气这样的目光。
　　我刚一进来时，还碰见舒红的目光。那目光是一个做错了事，只等着长辈来训斥的可怜孩子的目光。她只看了我一眼，知道开门的是我，知道是我回来了，她也就放了心。
　　我怀着一种被各种目光搅乱的心情坐到了座位上，发现自己的一张报纸没了，刚要询问，舒红告诉我是朱平拿去了。朱平来找舒红买水分，看到我桌上的报纸，就顺手拿了去，对舒红说我回时转告我一声。我心里倒挺乐意朱平看我的報纸，刚来的一期青年报上，有篇爱情小说，我后悔没把那篇小说用红笔勾画出来……正在这么胡乱想着，丁鹏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你给别人看报纸也不给我看！”一上来就这样老实不客气地责备我。
　　“哪里……”
　　“等她看完了，我看一下，怎么样？”
　　“当然……”
　　“好，我这就跟朱平说去。”
　　杨瑞明又晃着蘑菇云过来了。我仿佛感到头顶乌云密布。
　　“你报纸来？”他磨磨蹭蹭、慢慢悠悠、黏黏糊糊地问。
　　“借出去了，要看得排队挨号！”杨瑞明学习很差，除了那双丹凤眼，我再不大佩服他。在我和丁鹏的友谊中，丁鹏是主要的，因为他嗓子好，体育棒，人长得又帅，所以在我们的友谊中，我甘愿处于次要位置上，仿佛大不列颠之于美利坚。对杨瑞明则不同，我是主要的了，是老大的感觉。
　　“刚才来找你的是谁？”他又问。
　　“同学。”我简单地说，打开笔记本，准备做作业，意在结束这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狗仔式非正式采访。
　　“男同学女同学？”狗仔刨根问底，拿起我放在桌上的钢笔帽，把弄着，也把弄着我的回答。
　　我有点火了，心想看来我不说是女的你还不满意呢，于是便没好气地回答说：“女的，名字叫杨瑞明！”
　　我实在做不下作业了，抬头去夺杨瑞明手中的钢笔帽。
　　“谈这么长时间！”杨瑞明说，居然并没有发觉我的讽刺。
　　我在抬头的一刹那，看到那双丹凤眼痴呆呆地盯着我身后的舒红，那张嘴好似也有点向那偏了。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永恒》中，三只钟表的表盘都瘫软下来，随着地心引力而下坠，像液体流动。在我超现实主义的想象中，杨瑞明的嘴也瘫软下坠向舒红的方向，半呈流体，挂在傻呆呆的脸盘上。
　　五
　　有好几天，舒红没有将脚放在我凳子后面的档上。我并没有十分期望她这样做，也并不知这会导致什么，甚至连这些都没仔细想过。也许只是感到它们本来习惯于放在那里，而当没有放在那里时，心里多少有点恍恍惚惚。这可能有点像美国人，他们习惯于借别国的债而生活，当中国不买他们的国债时，他们的福利生活多少有点恍恍惚惚。
　　直到那初中男性同学再来找我，我领他在教室里露了一次面，这种局面才改变回来。那次我怀着乱糟糟的心情，疲惫地走回教室，却看到舒红眼里快活的光。她在跟同位开一个玩笑或是说一个笑话，两个人各分一半笑声。我刚坐下不久，突然就觉察到它们又飞来了。我敢肯定这双脚不是随随便便放下的，它有选择。一般来说，假若你为了休息或方便的原因，把脚放在前面那人凳子的档上，你绝不会把双脚一齐去放上，而是先放一只再放一只。而舒红的脚总是同时落在那档上。我在以后的许多次机会里，都试过把双脚同样放法，每一次试的时候，我就想，舒红是个很细腻很细心的人。她用细节说话。这等同于秘密电码。不能破译密码的人是不能同她对话的。
　　这双脚像一对鸟儿，一起栖息在我的凳子档上，在那里筑了家。我以前起立的时候，总是把凳子往后一撤，正如火箭上天起飞前，总是把大地努力一蹬；或者正如某些人的升迁，总是把同僚狠劲一蹬，踩着人家脑袋往上爬。现在我却不敢用力了。我要外出，总要先对同位说上几句话，说“该歇一歇了”或“到出去的时间了”，要不就伸个懒腰或慢腾腾地合上课本，合上钢笔帽，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那对鸟儿或哑巴蝉“我要出去了，我得把凳子往后挪挪了”。好比一种含蓄的广而告之。而我挪凳子的时候，也总没出过什么麻烦。
　　大雪飘飘而下，这是胶东半岛第一场“阳春白雪”。
　　我病了，脑袋晕乎乎地发胀，咳嗽，觉得自己的肠胃就要吐出来了。流行性感冒吗？我感到虚汗淋淋。小个子的万修波风风火火跑来摸摸我的手，冰凉；摸摸我的脸，滚热。他说我仿佛把脸伸到火炉旁烤火而双手忘在窗外一样。他不知道我身上也是热一阵冷一阵，像是一会儿在火炉旁，一会儿又跑到冰天雪地的门外去一样。
　　万修波建议我回家，我说不必；他又让我回宿舍，我说再等会。那时再有几分钟就要吃晚饭了，我想我还是能坚持到那个时间。万修波听我这么说，先跑出教室，打饭去了，我在刚刚趴到桌上时，试出凳子后档上那双鸟儿又飞来了，这次它们破例地动了动，像是在安顿，又像是在用力，我的双脚是停在凳下的，那两只鸟儿中的一只不小心触到了我的脚。我的脚下意识地向前一挪，我也能觉出她的脚在这同时也往后一缩。这是半秒钟的事。世界上时空无限，造物者创造这个世界可以万年、亿年为单位计时，半秒钟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我忘不了这个半秒钟。在那个下雪天，在我得了重感冒的时候，在万修波跑出去不久。 　　晚饭后，百无聊赖。我翻看以前的笔记本，翻到“交朋友”一节。这是一种简易的算命办法，不知从哪儿摘录的。我一阵机灵，想给自己算一下命。
　　找来一张白纸，分成几小块，又做成十八个纸条，写上十八个名字，九个男的，九个女的，然后把它们团成纸团，混杂在一起放在手里晃，晃几下便往桌上一撒，从中取一个纸团打开，并依次这样做下去，一直把纸团顺次打开，再和笔记上列的十八种态度一一对照，“命”就算出来了。
　　算的结果令我很满意，这种满意甚至又使我相信算命有时是很准确的。按照笔记本上所说的，舒红是“永远和我在一起”的人，朱平是“关心我的人”，丁鹏是“你最可靠的朋友”，万修波“对我忠心耿耿”，杨瑞明“和我交情一般”。我手舞足蹈，又歌又笑，把打水归来的万修波吓了一大跳，以为我神经错乱。我不在意他的打趣，只感到很满足。我甚至立刻想象到舒红对着我幸福地微笑。“永远和我在一起”，不就意味着我们要永不分离，我可以把自己的烦恼、忧乐向她诉说了吗？
　　年轻人的心啊，从来就是那样单纯。晚自习时我便开始给舒红写信。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写信如同聊天；在我当时心目中，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而是正常的交往。我只是想找人交流一下对人生的看法，找一个与我心气相通的人，找一个灵秀的人。我写那封信的速度比那天大雪纷纷而下的速度还快。万修波大感惊奇，说我写信像我的名字一样——“像风一样快”。我没力气说什么，我在心里说：那是因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丝毫掩饰和虚假。
　　我不知道的是：如何给舒红送信呢？
　　六
　　“发现新大陆了吗？”晚饭时，杨瑞明端着饭盒以及他的发现，来到我这边。
　　“没有。”我有点明白校园哥伦布要谈些什么了。周六那天，我就发现舒红的发型奇怪地改变了，原来有些土气的小辫子不见了，代而替之的是运动头，像风靡当时的《排球女将》上的小鹿纯子一样。同行的刘秉树说舒红性格变了，说她在他们那个初中时是个很活泼调皮的野丫头，他推论说舒红变“深沉”了。
　　当一个人怀有不为人知的使命、责任或秘密时，他就会变“深沉”。舒红怀有的是什么呢？
　　哥伦布扒了几口饭。
　　“看见了吗？”他悄悄地说，“舒红削头了。”他说到这儿，并没停下来让我回答，自己接着评论说，“她真好看。”恰如从来就有的一种评论家，总是自己拟定文本，又据此得出自以为是的真理一般。
　　“好看什么！一般。”我假装不耐烦地说，内心里倒有点真的想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
　　“敢说！”评论家瞪圆了眼睛，甚至略有点撒娇的意思。
　　“抢了抢了。”万修波在一旁早不客气了，他用匙子来挑杨瑞明的菜吃，且先作大嚼大咽样，结果还没等我们笑，他自己却先笑起来了。
　　杨瑞明急忙护住自己的饭盒，万修波频频进攻，造成后方空虚，杨瑞明围魏救赵，转而去抢万修波的菜，万修波大吵大闹，作势要杀杨瑞明，煞是滑稽。
　　这样，到饭菜吃到末了时，一直猴在我和万修波那里的评论家才又挤出一句话：“她很像我原先一位同学。“
　　“是吗？”我心不在焉，心里却一下子明白他心底的奥秘。
　　晚上，杨瑞明依然来我这儿，不断地找借口，一会儿要报纸，一会儿要本子，要不就拿我桌上的东西把玩，身子就亘在我和舒红之间的边际上，不由地让我联想起克什米尔那块让中印烦恼的土地。由于他站着，我坐着，他居高临下扫视的目光使我不能忍受。他说话时声音故意很大，像台调不准的收音机。他夸张地笑。我觉得自己像剑，像火药，片刻就要刺杀和燃放。然而这大火药桶只是在心里升温罢了，长剑也只戳着自己的胃肠。我悲愤地在心里骂了许多“奶奶娘”，就像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雷军长一样，也在心里甩了好几次军帽。
　　杨瑞明根本不知我心里有剑与火药，还能甩帽子，他像块超级糨糊一样，站在我的桌旁就不走了。一会儿说我脸色白了，一会儿又说天气真好。没有人理他。过不几分钟，他又说快吃饭了。一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我的剑与火药依然在肚子里，帽子也没从口中甩出来。
　　下了晚自习，舒红走了，杨瑞明走了，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了，门外嘈杂声不断传来，我觉得有点冷，抬头见门是开着的。
　　走过去往走廊里瞅了瞅，两三人正走出西边出口，我掩紧了门，我想两三分钟内不会有人来。
　　舒红真是细心。她的桌面上放着几样东西：打开而又扣着的历史课本，成45度角斜放的钢笔，还有一个三角板。我刚要忍不住去打开她的桌凳，却突然发现了什么，近视眼发出光芒：她桌凳上的锁斜挂在壁扣上。我像个警官一样，对这高超的锁凳技术报以轻轻点头；又像个小偷，因窥测到主人家的心态而狡猾地一笑。舒红制造了这样一个看似散漫、毫不在乎什么的假象，实际上一切都暗藏心计。我若开凳，必将牵动全部，而她也会在打开桌凳之前，就明白它已被人打开过了。
　　我小心地打开这个桌凳，像哪部电影上医务人员从伤病员脑颅里取子弹一样细心。
　　桌凳里面的书籍笔记本井井有條，我借给她的那本《红楼梦》（上）赫然立在丛书的最外边。我把装了信的信封放在她所有的笔记本和课本上面。关闭桌凳，斜挂上锁，摆好桌面上的物什。
　　仿佛一切未曾发生。
　　七
　　我的精神状态很好，我的竞技姿势极佳。
　　从把信放入舒红凳里去以后，我的轻松心情就开始了。我的话语从来没这么多，我的笑声从来没这么响亮而准确，我的胳膊不再懒惰，我的两条腿争着往前跑。体育课上，跑一千米犹如在宿舍里偷吃万修波捎来的花生米一样，速度如风。
　　我复习的总决战已全面展开，化学、几何、代数、物理等四个理科战场上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我军在向纵深处挺进，战斗在继续。在历史、政治两个文科小山头上也响起了零散的枪声，不久我就要转移重心，用密集的炮火封锁这两小山头。在语文、英语两个战场上，军号也即将吹响，我的心在严阵以待，我的两双手十个手指协同作战——噢，胜利在望，曙光在前头！ 　　上课做习题，总是刚划完最后一个题的句号，下课铃就嗡嗡响起，我用钢笔点的一点就等于按响了铃；上自习，总是刚刚复习完自己规定的部分，时间就到了，我合上了书本就等于关上了时间大门。在宿舍里，我没工夫跟杨瑞明说话，也不愿意同他打交道，对他异常冷淡。这突然的降温使杨瑞明措手不及。天气一下子降温，人就要加点衣服以求温暖，友谊降温也是这样。杨瑞明一整天小心翼翼地陪我说话，像个做错题的小学生。他说起话来讷讷的，经常与别人说着说着眼神就瞟向我，看看自己是否又出错，是否说得不对方向。我于是顺势而行，更加不理睬他，更加不看他一眼。下课时他缠着我，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出去休息一下，他赶紧说：“咱俩一块去。”我就推说不去了，要到厕所去，他立刻改口说也要去厕所，我再说连厕所也不去了，他说：“好吧，在屋里坐会儿吧。”我暗自发笑。晚饭时，万修波又吆吆喝喝，大张旗鼓地违反“君子协定”，越过“国境线”，到我这边来抢菜吃。我高声呵斥了他一下，杨瑞明端着饭盒站在一边，正想着说什么话，见我开了口，他立刻接了茬口过去，对万修波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最严厉的批驳。我的脸上一本正经，肚里的肠子却都快要笑弯了。我意识到这种变化是我自己復习展开得好而带来的。心里就一再对自己强调要好好学习，争取保持这种精神状态。
　　今天的物理测验考得不坏，明天的代数测验也会不坏，反正我一点不害怕。我的精神是这样饱满。咱的水平是有的，只不过平时心不在焉而已。就像贾宝玉，平日里吊儿郎当，有事没事专往女眷处钻，而真要收了心，考个功名什么的也并不是很难的事。
　　我像一匹脱掉缰绳、甩掉包袱的资深野马，重新回到了广阔无垠大草原之上，并为之奋蹄长嘶和激扬跳跃。也正像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一样，我的复习过程经历了我与知识间的防御阶段，目前已进入相持阶段，不久将进入大反攻阶段。我们眼前出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观场面，枪声、喊杀声、大江奔腾声在我心中久久回响。
　　奋斗着的青春自有一股逼人的光芒。
　　八
　　舒红似乎总很高兴。送出信的第二天早上，我故意去得很晚，怕有点麻烦。万一一下子嚷出来，怎么办？或是，万一那天早晨不是舒红本人开凳，而是别的同学偶然借什么东西，去开她的凳怎么办？这些问题直到我那天早上走进教室才知道答案。一切正常，平安无事。舒红和同位嬉戏不止，很像池塘里两只游玩的鸭子。
　　只是每每打开我的藏有希望的凳，失望就会随即产生。每天我都要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而又特别在乎地用眼睛迅速瞄一下子凳里凳外。我的脑中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我在朦胧中期盼。
　　离送信那天转眼四天了。我有点不耐烦。我承认这一点，也承认尝到了等待的滋味。往往在做完作业之后的“下脚料”时间里，我就空出脑袋来想这件事。有时相当不耐烦，有时也有一种奇异的淡淡而美妙的享受。
　　我并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在品尝一种很接近恋爱的滋味。但那时的我肯定拒绝说我在恋爱。不，我没有。真的没有。我有的只是交流的渴望，有的只是相知相识心灵相互印证的渴望。《诗经》上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讲的大约就是同一种情形。不过，有人说异性友谊和同性间的友谊，不过都是友谊而已，没什么了不起，我却觉得异性友谊是种奇妙的友谊，和同性间的友谊肯定并不是平行等价的。
　　课外活动时，同舒红打了一个照面。当我走近她时，我自然地抬起早就准备好的眼睛，到她脸上寻找她的眼睛。她也如此。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我询问，她审视，共同确认，之后匆匆握“手”，匆匆把“手”抽开——她保持着原来的步伐走过去了。我也没放下同万修波的说话，走向她来的地方。
　　很多事情，是用眼睛来完成的。
　　九
　　第五天。时间一下子变得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蹒跚而艰难地走。那星期过得奇慢，我既诧异又清楚。
　　我有些不安，脑子里甚至产生了一些古怪的念头，但很快又有新念头把它们镇压下去。又一批新念头冲上来，接着又被更新一批念头打压下去。这是怎么回事？成千上万的念头到我这儿来大串门吗？
　　语文课上，王老师让舒红念《察今》第二段，舒红念得磕磕绊绊，像醉鬼回家。王老师很不满意。我呢？高兴？忧虑？得意？怜爱？不，都不是，却又都有点。我搞不十分透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谁将情感世界搅乱了，让我分不出条理来呢？
　　我烦闷郁闷又苦闷。
　　杨瑞明依然在向我这边盯看，他的目光像战斗片上日本鬼子的探照灯。
　　一周百分竞赛情况又公布了，我的早操和课间操有几次没上，被贾老师不客气地点了名。
　　这一天除了不顺眼的事，就是倒霉的事！
　　体育课上，万修波把排球老是打得很高很远，我说了他几次，他更加撒着欢地击球，变本加厉地大笑。排球在天空中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和月亮差不多高、和水饺差不多小时，就慢慢地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没等球皮着地，哈哈大笑着的万修波就又抢着把球送上了天。球又一次次接近月亮与水饺，又一次次地失败，下来回报地球。有一次，我还被万修波撞倒在地，他像头牛一样壮实，他这一天也像头牛一样发疯了。
　　一节课没摸几下球皮，我气鼓鼓地走了。万修波仿佛知道自己玩过头了，连忙跟了来。我一点不理会他，跑回宿舍。
　　我躺着，在那阴湿的天气，阴湿的墙角，阴湿的被窝里，心里也是阴湿的。有几个没上体育课的同学，在门外洗衣服，有几个人在里面窸窸窣窣地翻着书。我躺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不过并没有沉睡，我在想，在想自己苦心寻找的知己。我很早就知道鲁迅给瞿秋白那句话，也很早就为之感动过。我觉得自己孤孤单单来这世上一遭，就是为了要找几个知己，一起做些喜欢的事。这几乎就是我当时认可的所谓人生意义，但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和我畅快地谈论人生，直来直去地评论一切不平之事。我想着自己孤独如此，没有自己所渴求的那种友情。而没有别人的娓娓娓言谈，没有了人生的映照，也就几乎没有了我生命的华彩绽放，整天只是一堆没有灵魂的肉，软在那儿，没有动力与热能。 　　舒红不知道，她请了丁鹏，丁鹏否定了她，作为丁鹏铁杆朋友的我从而也无情地否定了她。
　　丁鹏对我简直好极了，我不敢奢望有更好的好。和我照面时，他的脸上就涌起最亲密朋友的笑，那种笑是带有羞涩的笑，他轻抿的嘴唇和明亮的大眼睛，洋溢着无限的温柔。他站在讲台上教歌，我坐在位子上，恭恭敬敬地听，一字不漏地跟他唱。有时，明知他唱错了，我也不去改，而是勇敢地跟随着唱。当台上台下，我们的目光碰在一块时，我的心就猛烈地颤抖着，全身充满了弄潮儿酣游大海时那种特有的快乐和无畏。像一对明快而敏感的少女，当我们的眼光碰在一起时，就会激发出最美丽的歌；像火把和柴堆，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时，最热烈的火就会熊熊燃烧，而我们两个都是火把，又都是柴堆；我们点燃对方，也同时被对方点燃；我们为各自而兴奋。
　　同性少男少女最容易产生这种类似于异性友谊、爱情的另一种友谊。因为少年正处于由儿童向青年的过渡中，正处在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中，还没有形成各自独特的男子汉气概和少女心理，他们的性格处于一种交融混合的混沌状态。在这个时期，每个男孩都带点温柔，每个女孩都有点直爽。所以，当两个男孩子或两个女孩子因互相崇拜、信赖和羡慕而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友谊时，应该看作是有理由的。用时髦的术语来评，会简单地认为这是“同性恋”，并大力指责，踏上一只脚，或尽可能地踏上几只脚，如果他们有的话。但我无法指责自己。我在丁鹏身上体会到了一种人间最高尚、最纯洁的友情，这是我在父母身上所没有体会到的，也是我到了集体宿舍后，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的。我把丁鹏那花朵一样的微笑，牢牢地刻印在记忆里，在跟着他唱歌时，我小心翼翼到了有点战战兢兢的程度，我生怕出错，哼走了调，打乱他的教歌计划，就像我生怕惊跑春天枝头上唱歌的小鸟。
　　那天晚上，丁鹏还一本正经地说，他愿意给我和司马雨搭鹊桥，安排我们见面等。他还说，假若他记性好的话，年假回来，他会给我带张她的毕业照片。
　　司马雨成了我的心病。我的眼前早已有了一个亭亭玉立、爱流眼泪的女孩。
　　司马雨也成了丁鹏开玩笑的话题之一。有次，我做完了老师布置的题，抬头，舒了口气。我的眼光随便地一扫时，却与他的眼睛相碰。他微笑着点点头，又很快低下头，写着什么，下课时，他传给我一张纸条，我把那张折叠了有万千折的白纸打开，但见正中写道：“欧阳风 司马雨=风雨大作。”
　　我被他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这张纸条一直夹在我笔记本里，像保存情人礼物一样仔细，像保存名人签名的书画一样虔诚。
　　可我现在却找它不到了。时光何时以何种方式把它收回、抹去，我无从知晓。
　　十三
　　放假那天是个晴朗的天，仿佛天庭也正值假日。上午十点开大会。十点以前，临开会还有几分钟，贾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像所有中国大小领导的总结讲话一样，他先肯定我的成绩，指出我的缺点，然后话锋一转，提出让我“同丁东换一换”。我起先不明白，心里咯噔一跳，大珠小珠落玉盘，接着又飞流直下三千尺，然后却下风帘护烛花，忐忑不安地想是否我给舒红写信的事露馅，他要给我调换座位了？慢慢地，我才知道贾老师是让我与丁东换换职务。
　　丁东是现任团支部书记。
　　“……你交际能力强……有能力不要藏起来。能力像刀，不用会生锈的。对你自己來说，学习有个压力，这会给你个督促作用；对班级来说，班级也会受益……你曾被评为优秀班干部，当团支书，可以更好地发挥才能。”
　　开完大会以后，我推着车子跟万修波出去玩，迎面碰着仙风道骨的王老师。王老师握住我的车把说：“《光明日报》、《春笋报》举办征文比赛，题目一个是‘我和老师’，一个不限题目。一等奖五百元，二等奖……什么来着？……寒假有工夫的话，试试看。”
　　我带着万修波，围着小城兜风。万修波在后座上仍是大嚷大叫。他一点不老实，一会指着这个评一阵，一会指着那个笑一阵，他不指时就唱：“欧阳风在吼，欧阳风在叫……”模仿《黄河大合唱》的调子。那歌儿似乎把小城砖红色的屋顶也擦亮了。
　　回来时，我将贾老师话细细道与丁鹏听，征求他的意见，令我迷惑和气恼的是，他既不喜，也不恼；既不问，也不答，鼻子里只“哼”、“哈”着，好像“哼哈二将”本领全集中在他一身之上了，仿佛我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仿佛他对此漠不关心。我又找刘秉树，刚跟他说“贾老师让我干团支书”，他就说“好啊”。我又提到自己的组织能力不够，他坚决支持我当团支书到了对我这个理由不耐烦的程度，他说：“既然贾老师让你干团支书，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非儿戏。”我被他的逻辑说服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他坚定的、真挚的语气说服了。
　　十四
　　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三天是元宵节，我约着万修波，万修波拉着薛永青，同去看街景。
　　正月初的小城，依然沉浸在旧年的喜庆气氛中，这种气氛在正月十五晚上的庆祝中，达到了最后的高潮。小城欣欣然打扮起来，各个地方都是美丽的，而体委运动场中、第一百货楼前、小城邮局前面的街道上人群最多，也最为热闹，尤其是运动场上举行的群众性灯火舞会，规模盛大，气氛炽烈。当夜色全部把小城遮严时，我们还欣赏到了用小炮从楼顶燃放的礼花。争奇斗艳的焰火，使我们眼花缭乱，这种场面，由于是亲临其境，我甚至觉得比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燃放的礼花还漂亮、壮观。
　　在到县工会去看灯谜的路上，不断见到舞龙的队伍、扭秧歌的队伍和踩高跷的队伍，头顶上不时一片光明，照亮地上一张张欢乐的脸庞，那是焰火在快乐绽放。
　　最让我欣赏的是用喇叭、竽等合奏的“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曲调，在众多的人物造型中，有唐僧与孙悟空一伙、老太婆、老大爷、毛驴、跑旱船者、县官及差役、公子及小姐等。我最着迷的是那个老太婆，她风风火火，故意大幅度地晃着身子，手里的蒲扇左翻右扇，夸张性很强；那老大爷，相比之下倒平和得多；看到公子小姐们过去，我睁大眼睛寻找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但只看到几个涂脂抹粉的怪物。 　　一道红光闪过，天空中出现一个红色的球状物，升到尽头时，豁然展开，成为一个巨大的圆球，红星点点耀明夜空。人群中一阵欢呼，人们纷纷抬头去看。孙悟空手搭凉棚，着急地鉴别来了哪路神仙，老太婆婆疯疯癫癫地赶上老大爷，夺下他的烟袋锅，用蒲扇指指天上这团火球……
　　“落了，落了……”
　　“噢噢……”
　　人们不由地随焰火的熄落而自叹自赏。
　　就在那红红的火球将要燃灭时，顺着它降下的方向，在远远的人群中我突然发现了朱平。朱平着红红的上衣，白白净净的脸面，即使在晚上也看得分明。她刚好站在马路的那面。
　　踩高跷等的队伍又欢欢闹闹走起来时，不见了朱平。“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然而，那天晚上，我向对面望了几百遍，却再也没见到她的身影。
　　仿佛是个幻觉，又仿佛是个预言。
　　“你怎么不说话了？”薛永青问。
　　“啊啊……没有什么。”我说。
　　薛永青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友谊是从这晚上开始的。
　　我从没见过世上还有比薛永青更平静的人。他从不发牢骚，从不烦恼，他的眼光静澈得像夏天夕阳下的海水一样。我因为烦恼多多，所以格外敬重没有烦恼的人。我以前没有机会接近薛永青，而这晚上，我在前边，边看边发句评论；他在后边跟着，边听边赞同几句，我们像是有约在先，立刻对对方有了好感。
　　我每次找到一个新朋友，总是快乐得像要发狂。现在，我又觉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我们一直把小城各主要街道的光景看完了以后，才慢慢走回宿舍。
　　宿舍里，刘秉树在下象棋，丁鹏、徐厚兴、班副、丁东、朱涛六人在热火朝天地甩“够级”——这是一种至今仍风靡于齐鲁大地的一种特有的纸牌游戏。杨瑞明刚刚捉完蚤子，抱着棉被偎近我的床，夹在我和万修波之间。万修波吹胡子瞪眼，拿出老太婆疯疯癫癫的形象，杨瑞明连连告饶：“都是同一战壕里的阶级弟兄，不要这么冷酷无情嘛。”
　　我们三个人躺下。
　　“你能看见我的眼吗？”熄灯后，杨瑞明问。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我的。”但我分明能感觉他眼睛在温柔地喷火。
　　他艰难地呼哧着，把手伸进我的被窝，并顺着我的大腿一直往上摸，我把身体蜷了蜷，握住了他运行的手。他便又用蘑菇云头倚靠在我的头旁，我的耳朵被刺得难受。但我忍着。
　　“×××！”他低声痴情地叫唤着。
　　“她是谁？”
　　“《生命的十六天》中的女主人公，漂亮、多情。”
　　“我最讨厌这些东西！”我恨恨地说，“这些作家是些妓女作家，他们把人的感情写歪了。”
　　他已习惯于我的评判，不为所动。或者说，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叙述滑行中，不能自拔。
　　“……她要留他住宿，何祖璋不敢。她把他送到门口，他将要离开时，她忽然叫住了他，拉开了自己上衣的拉锁，露出雪白的身体，让他看……何祖璋给拉上拉锁，说看到了……”他一边说，一边多情地感叹，将头更靠紧我的脑袋，那头发更见刺人。
　　“×××，唉唉，×××……”他唤着她的名字，很有点哀痛欲绝的味道。
　　十五
　　在新学期第一次班会上，贾老师宣布了班團委的改组，我是团支书，朱平是音乐委员，丁东是生活委员，舒红只担任女生宿舍舍长，不再兼任音乐委员，班长、班副没变，丁鹏依然是体育委员，刘秉树依然是宣传委员兼组织委员，学习委员杨军、卫生委员朱涛也没有变。
　　黑板上，写着几个粉笔大字——“春的季节”。贾老师说这次班会是“改革的足音”——这些年我们听惯了这种慷慨激昂正气昂然的词调，但我们很少想到其实这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意味着春天，改革用大脚抑或臭脚踢倒了谁、踩伤了谁，很多时候我们也少有关怀。我们只顾慷慨去了。我们过分地信任正气歌了。
　　这学期第一次作文课上，王老师主要是讲解评述同学们的作文。上次写的，是响应教育部号召而作的，题目是“我的老师”。这也是王老师希望我在寒假当征文去写而我没有完成的。可能像“我的异性同学”这样的题目才会吸引我去写吧。
　　王老师和尚数念珠一样，数了许多人的名字，说这些人这次作文写得不坏。这里面有舒红的名字。
　　我趴在桌上，用钢笔无所寄托地在练习本上打点，王老师没提我和朱平的名字，我觉得这不可能。
　　“而我要着重提一下的，”王老师终于把那叠作文本推到一边，把放在边上的另两本拿过去，“是——”他说，“欧阳风和朱平的作文。”
　　一句话，分三回说，用三种不同轻重的语调。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我觉得许多人在看着我。我的脸一定红了，仿佛王老师的话是催红素，而我的脸是当代胆大妄为商人手下的西红柿。
　　王老师在评论中，用了“风格”一词。他说朱平作文的风格，有点像张抗抗的，而我的呢？则近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作品的风格。催红素还特别指出，西红柿的作文水平，“不只在高一级部是拔尖的。”进一步把我往速朽上推了一下。
　　星期五的每阵铃声，对我都有特殊意义。
　　作文课下课的铃声一响，我就把眼光撒向朱平，想找个最佳时机，跟她说我的打算。真巧，朱平来找舒红，向我走来，我就对她说，团活动内容多一些，向她的音乐活动借点时间。
　　“行啊！”她脆快地答应，声音的明快刚好跟我的解释的拖泥带水、颠三倒四成正比。
　　“团活动什么内容，书记？”她好奇地打听，语气中明显后缀了调皮的成分。
　　“我只教一首歌，剩下的时间全归你。不过，借了东西可要还啊。”她一本正经地说。
　　我就这样借了她三十五分钟时间，但从没有还她，许是忘记了，许是对那种玩笑性质的一本正经没有在意。不过，这已经很高尚了吧，某位名作家公开地要求“借我一生”，某些官员也不惜一次次修改生日、履历，厚颜无耻地租借、延长任公职时间。 　　朱平教的新歌是《趁你还年轻》。
　　十分钟后，我把王老师又请了回来。黑板上的歌词擦去了，代之如下几个大字——“曹雪芹和《红楼梦》”。
　　刘秉树和其他几个人在布置着。所谓布置，不过是讲桌前加了把椅子。黑板上写了这行字而已。不过这字写得很来劲，是刘秉树请班级首席书法家班副写的。黑板四角也画了些对称的图案。
　　王老师精神抖擞。站在讲台前的老师，正如同立在作战图前的将军。“把黑板擦了。”他说。刘秉树愣了一下，尴尬地照做了。王老师在讲台走了个来回，又顺手把椅子提到一边。
　　“现在开始我们的讲座。”他换了一种平静然而神圣的语气说。
　　十六
　　接下来的一次班会上，贾老师无情地宣念了丁鹏记录的不上早操的人名名单，其中我的名字被念了四次，我心里又慌又失望，面容还是冷静的。
　　那阵慌而失望的心情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恼怒。我觉得自己受了丁鹏的戏弄。事实归事实，朋友毕竟是朋友啊！记录不上操的人名，是你体育委员职责，但你从来没有提示我一声啊！之前之后都没有！丁鹏伤了我的自尊。我最好的铁杆朋友伤了我的自尊。
　　“那是你的错，不怪他。”我的心对我说。
　　“可我们是好朋友啊！”我反驳我的心说。我同我的心在辩论，最后都同意我采取理智的态度。我应该同丁鹏礼尚往来。尽管这样，我觉得自己还是丢了一种东西似的难受。
　　那一阵子的上帝，仿佛是个美国人，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这不，他给我真的难受，也不忘送我假的好受——我被朱平折服了，我低了头。
　　我拿起笔，翻开书——可我根本没法写下去。我的脑子里乱极了，仿佛兵变后的军营。脑细胞们拒绝再为大脑效劳，它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帮，拉拉扯扯，吵吵闹闹，到处乱逛，又互相冲突。我脑子里嗡嗡直响。那青春蓬勃的神情，那泼辣老练的点将，那悠长幽远的歌声，那妩媚的、真正少女特色的粲然一笑………
　　我读不下书。我写不下字。一种更有力的力量控制了我，我对大脑的混乱局势无可奈何。我的心着急地和我磋商，我们拿不出一个办法。
　　我怎会不被她折服呢？
　　唱完了以前学的歌，像《小螺号》、《春水湾、淡水湾》和《趁你还年轻》，她又教了一首新歌《小小少年》。这首新歌是那样强有力地吸引了我，以至于学唱过三遍后，我就会唱了。教完这歌后，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原想不会有什么内容了，哪知她依次叫了班长、班副和体育委员、卫生委员、生活委员的名字，干什么？猜谜语！气氛如同烈火般，大家兴致很高。班长没在，班副猜中了两个谜语，丁鹏仰头看天花板，眼睛思考样转了三圈，故意没猜中，罚唱歌曲一支。他从别人手里拿了个歌本，翻一翻去，选了首《火箭兵的梦》。朱涛猜一句诗的作者，没猜着，他唱了首《黄鹂儿鸟》，这首歌情调明快，教室气氛热烈到极点，朱平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
　　“每人回去准备一首歌，下星期有师生联谊会。”
　　朱平这样说，结束了音乐活动。刚好，下课铃讨好般响了。
　　自习课。朱平写完作文了。她回过来，叫着舒红的名，想把作文递给她。她们相隔比较远，而我就处在她俩中间。舒红的手还没有伸出，朱平的手臂伸出老长，手里晃着作文本，红红的衣袖、白皙的手指、绿色的作文本封面和晃动着的纸页，像是倒映在湖里的風中花草。我急急地抬头，闪电般地扫了她一眼，颇像没有经验心浮气躁的渔翁，见到水面的一丝波动，便匆忙抛出钓竿。朱平显然感受到了这般闪电，她有点惊讶，但平静地望了望天空——我的脸和眼睛——又把眼转向舒红。她的眼睛在我这边停留的时间，是最正常的时间。她的视线中没有我，我只是相当于路边一棵树，路中间的一块石头。她也许会不吝瞥上一眼，但她的注意力并不在那儿。
　　舒红接了过去。我眼里的闪电，从最明亮激烈的光一下子降至最暗淡平常的光。我从热情的山上，摔进灰心的深渊。一时间里，我眼红耳燥，感到自己渺小得正缩成一只可怜的小老鼠。
　　舒红悄没声地又把脚放在我的凳子后档上。
　　我突然想：舒红借朱平作文看，因为我曾经借过朱平的作文看？
　　十七
　　我想过给舒红去信，因为她很忧郁的样子。打了几遍草稿，想要往信纸上抄时，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我又感觉她很像无忧无虑。我摸不清她的真实心情，只好把自己对她的安慰、化解和鼓励，暂时放置了起来。
　　实际上，忧郁的还是我自己。
　　听，窗外的檐雨，“啪嗒，啪嗒……”有着那样一种慵懒舒适，散漫和闲愁。
　　如果说秋雨给人的感觉是清愁，春雨就是闲愁。
　　外边的雨兀自下着，书桌上的几何课本打开着，我直直地枯坐着，愁便诞生了。像春雨一样细密，像风一样变幻，我的学习劲头的大小和情绪的高低在一天里，也不断变化着。愁后便忧，忧后便悲，悲绝生哀，哀后又是愁——这种情绪的车轮战，把我的学习劲头打得一败涂地。我制定了一天的学习计划，立下了“今日事，今日毕”的誓言，然而，大半天过去了，脑子里嗡嗡作响，脑子像一个路边旅馆，每秒钟有成千上万的念头、感想、言语、计划……涌入和经过，手中的钢笔却像万钧重物，竟难以举起。
　　“欧阳风，贡献点歌声。”没注意的工夫，朱平飘到我身边，“联谊会快到了，给你报个独唱怎么样？”
　　这个女孩就那样简简单单地站在我课桌旁，大大方方而又正正经经地说。她的这种潇洒的突袭直接构成了对我的优势的威胁。我居然一下子慌了，脑细胞叛乱，脸不争气地红了。号称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被溃穿之时，法军肯定也是如此慌乱的，只是他们的脸不是红了，而是白了。
　　“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行。”
　　我本能地说，眼睛无助地乱望，但并不去看她的眼。她的眼太锐利。我甚至像求助于什么一样，一下子从凳子上站起来，手足无措。年少的人啊，总是那么敏感，总是那么惧怕失败，尤其是在自己看重的异性面前，要么过分自尊，要么过分自傲，要么过分自卑，内心波涛汹涌，何曾有过真正的平静？ 　　我把凳子往后一推时，试出来舒红把脚匆忙地撤走，像惊飞的小鸟。
　　“别装蒜！我看得出来。”
　　朱平的话语和声调里，带有一种巧妙的肯定与赞扬，而且居然还带有一种小小的可爱的警告。像一个充满善意和包容的大姐姐对贪玩贪吃的小弟弟明察秋毫般的警告。
　　“先给你报上啊。”她不客气地说，其实是以一种商量的语气说。
　　她的不客气带给我的，与其说是一种恼意，倒不如说是种潜流般的暗自高兴。有这样一种女孩，她坐下来，宁静得像一湖平平的春水；她活动起来，像一匹活泼动人的小枣红马。朱平就是这样的一种女孩子，她没有我和舒红常有的那种忧郁。我欣赏她的宁静和活泼。
　　“救命则个！”我很快恢复了自信与幽默，冲丁鹏说，夸张道，“朱平要谋害我！”
　　朱平挨个统计完节目后，又走回来。
　　“我说朱平，”丁鹏仰着脸，很倜傥，略带些居高临下般的劝告的语气，唤了朱平的名字，停顿了很深刻的一段时间。短短几秒钟很有弹性，它足以引起朱平全部注意力，它足以突出丁鹏本身，也足以使我心里有点异样的触动。
　　“朱平，你要发扬点人道主义精神。别人不能唱，就是不能唱嘛。”他用了“不能”这个词，盖棺论定，仿佛我是个残废。而且，“人道主义”不就是救死扶伤嘛？
　　朱平看看无比坚定的他，又看看特别复杂的我，也许是因为她的本子上，已经统计了足够的节目，也许是因为我请出他来的原因，她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在本上划去了我的名字。
　　运载炮弹的增援战车兴许还在路上，盛大的战事却已然草草地结束。我勉强谢了丁鹏，心里却隐约有点不高兴。我忽然有股反抗性的冲动，想让朱平不划去我名字，而是给我报上，而且报好几首，我要唱，我要唱得很好，我要证明自己其实也能唱几首不太走调的歌！
　　年轻人的心迹，有几个人能够读懂？
　　啪嗒，啪嗒……
　　窗外的檐雨，以其慵懒和散漫的节奏侵入我的耳朵、我的脑袋、我的思考、我的静默。一种淡淡的愁绪油然而生。
　　十八
　　师生联谊会在星期五的最后两节，在原本是音乐活动和团活动时间里召开了。
　　“我是最积极的，第一个来。”牛老师一开门，就幽默地牛了一下，同学们报以更牛气的热烈掌声。
　　贾老师、王老师等一一进来了，掌声继续。
　　给老师们献过花，我致过两句开场白，节目就开始了，最難忘的是王老师和牛老师的斗嘴。
　　“王老师的歌在肚子里。”
　　“王老师是最坏的一个。”
　　王老师不愧是语文老师，他巧妙地化解了这一切，牛老师只好先出节目。“王老师对古诗有研究，今天我班门弄斧了。”她清清嗓子，朗朗诵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同学们跟随着追日跨河，和声越来越大，最后一句几乎是全体人员一起吟诵出来的，仿佛全体登上了黄鹤楼、鹳雀楼、岳阳楼……反正不用买票，多登几个是几个。
　　“现在咱们该请鲁班了，王老师，来一首？”
　　对牛老师的聪明挑战，王老师机智地作了拆答，他站起来，有理有据，有板有眼地分析说：“既然牛老师愿意更上一层楼，那么咱就让她更上一层楼。来！欢迎牛老师再来一首！”大家哗哗地鼓掌，看本年级化学界、语文界这两大掌门人斗法。
　　牛老师又诵读了一首古诗：“现在该王老师了吧？”
　　王老师笑眯眯地又站起来，依然是理由充足：“咱们开始不是说好，要按年龄大小顺序吗？我还是小字辈，由不得我。”
　　节目就这样继续下去。王老师太滑头，最终只唱了三分之一首歌，拔高时哑了嗓子，歌声像飞到高空的风筝，遇到了天外来风，忽忽悠悠，一下子抢到地上。这自然是王老师的耍滑技巧，大家轰地一笑，饶了他。贾老师唱了一首关于小白鸽的歌。英语老师出了个谜语，“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头漏风，细的一头能碰”，谜底要打一物，没人猜出，英语老师只好自己说出是“针”。
　　同学方面，刘秉树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朱平、丁鹏、朱涛都唱了歌，但总起来说，老师方面更吸引人一些。
　　联谊会后，我和刘秉树在操场上散步、漫谈。
　　“可惜万修波没来，要不——”我提起话头，没有说下去。
　　万修波前两天就回家了，有急事，听徐厚兴说，他的父亲有生命之虞。
　　“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应该给他留些什么才好。给他寄封安慰信？要不，就给他留些瓜子吧——要知道，在那种情形——”
　　我当然是知道的。去年，刘秉树的父亲不幸辞世，当贾老师在班上说了这件事后，我在悲痛之余，寄给刘秉树一封信表示与之同悲，并激励他。他收到那封信时，心里不会不充满一种感情。
　　我庄重地点点头。我们便把分送给我们的瓜子儿凑在一小袋里，用细线系住口。
　　十九
　　万修波回来了，臂上戴孝，瘦了。我告诉他，把那小袋瓜子拿了出来。万修波什么也没说，双手接了，小心地放进了上衣兜里。
　　中午时间，给舒红去了信，将我在星期五联谊会后的心情略微一述，就谈到朱平给我报独唱节目的事，请她“代向朱平同学道歉”。在我心目中，早把舒红当作一个可以与之诉说心事的朋友了。我想我是坦诚自然的，我对舒红说我可以把日记交给她看，只要她想看。因为，其实原本就只是一种交流嘛。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向朱平道歉的举动，像是画蛇添足，主要源于联谊会后的感触，是一种不安，也更像是一种表现和提醒。
　　晚饭后，丁鹏、我和薛永青畅谈了一些时候。丁鹏由一度的不活泼重新变得活泼，由对生活的灰心一下子又充满了信心——信心如帆，不鼓不行。灰心可不是青春的颜色。但是，假如真的没有风来为之鼓帆，这艘生命的独木舟又会驶往何方？
　　我趁这种情势，装作随便地问起了司马雨的事。他没有提到照片，大约是永远忘不了吧，不过，他津津有味地说“司马雨很俊”，他描摹了一遍，用语言给我勾画了一幅美女图，像政客惯于向民众许诺的美好图景，把我的心撩拨得像是赤脚走在春天草坪上那种感觉，像我小时候，爸爸用他青春的胡子茬轻轻扎在脸上的感觉：痒痒难忍。薛永青率直地说：“你们整天说俊俊俊，什么是俊？欧阳风，你就不仅是个才子，而且还是个美男子。真的，我越看越像。” 　　我明明白白地析出他的话，全是孩子般的真诚。可我仍然很惶恐，在我心目中，别人总比我更漂亮。我永远在仰望别人，或者老是在寻找可以仰望的人。漂亮总是别人的风景。
　　我于是当场否定了他的话，找了条他太主观什么的理由草草地反对他，而不去享受他由衷的赞美。官员接受贿赂堂而皇之；我接受赞美，诚惶诚恐。那一半还在于，丁鹏也在场。
　　连小狗都知道，咂摸一块肉骨头，要拖到角落里去独自享用，而不是当着另一只饥饿的大狗的面。
　　二十
　　舒紅给我写了第一封信，这是早饭后，我在桌凳里发现的。早晨时间太紧，我只匆匆看过一遍。她写得很长，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童少年般的天真，我太高兴了。我仿佛是荒原野路探索中的人，在前行的路旁，忽然发现了一株美丽的植物。而她见到我后，也“啪”地绽开了一朵小花，等同于一句问候。
　　征得了班长的同意，以“送温暖小组”为名，我们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化学老师牛老师和丈夫离异，和小女儿一起生活，她自己身体不太好，联谊会那天，不巧她心爱的小女儿也病倒了。她在联谊会召开前，急急忙忙地把女儿送进了医院，为了不至于耽误联谊会，又从医院匆匆赶回。联谊会结束后，她谁也没告诉，就又骑车上了医院。这些都是从贾老师那里知道的，我刚一听说，同班长一商量，就发起了为牛老师踊跃捐款的活动。同学满腔同情，本来预计全班七十个人，每人捐一毛钱，捐款总数最低在七块钱以上，谁知刚刚收到第二十八位同学的捐款，款数已超过十块。我很受鼓舞。
　　万修波是这次活动最热心的带头人，班长刚听到我的建议时，犹豫不决，而万修波刚刚从我的话中听出一点风声，就开始为我宣传动员开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热心，谁曾遭遇过困难，在这困难中曾得到过别人的安慰，谁就更能理解遭难人的心。他也是第一个捐款五毛钱的同学。他把钱交给我时，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
　　丁鹏与薛永青是好朋友，问到他们时，丁鹏掏了掏自己的所有几个兜——仿佛贪官在质询的检察官面前把自己完完全全撇清一般——说暂时没有钱，便向薛永青借。他们两个一共交了四毛钱，我让丁鹏在簿上写他的名，丁鹏提笔这样写道：“丁鹏：三毛。薛永青：一毛。”
　　到最后时，我又问了问薛永青，他看了看簿上的数目，并没有大惊小怪地提出异议，只说自己捐一角太少了，便又捐了一些。
　　我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丁鹏借了薛永青的钱，还有还的时候。薛永青也从来不问不催，仿佛一切平常。
　　买礼品时，当我、万修波、刘秉树、朱涛提着书包，一起往外走时，薛永青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办了一件好事。我佩服你。”
　　知道这是内心的话，我很激动，刘秉树顺杆爬树：“听，有人在崇拜你了。”
　　一方面我很激动，一方面我真想揍自己一顿，因为我觉得自己激动得快不能自持，要跳起来了。我心里狠狠地骂自己：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太轻浮，并从心底伸出一万只拳头，把自己恶狠狠地按住揍了一顿。
　　去给牛老师送补品时，我还在默默地揍着自己。班长、班副、化学课代表晓芬和我一起去，班长提着提包。我们准备走时，恰巧碰到丁鹏，我把他也拉上，他没推辞，扯过提包，往里瞅瞅，就提在自己手里。我们一行人，就这样进了牛老师家，班长打头，我在最后。
　　牛老师刚吃完晚饭，在家拾掇碗筷，小女儿趴在桌上翻看《少年报》。我们说明来意，牛老师让了座，说了些感谢全体同学的话，慢慢谈到学习问题上。我说话不多，因为班长、丁鹏在。虽然我在刘秉树面前会一大套一大套地侃侃而谈，但在他们面前，我总是不愿去冒尖，况且那一万只拳头随时会伺候我。丁鹏是跟来玩的，他不像班长那样，承担着维持话题继续的重大责任。他的目光四下里打量，我发现在最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眼睛紧紧盯住晓芬的眼睛。我心里怦然一动，明白那不是一般的盯。丁鹏和晓芬刚好坐对面，丁鹏的眼睛像钉子钉进木材一样牢固不移地盯着晓芬美丽的眼睛，从他的眼里，流出一种痴痴的光。晓芬几乎一晚上都低着头，看自己眼前的地面，像个千古罪人。
　　第三节晚自习，我仔细地读了舒红给我的那第一封信：
　　欧阳风同学：
　　第一次给你写信，真不知该写什么。
　　谈你？谈我？我认为理所当然应该谈我自己（瞧我多自私）。我，十六岁，初中毕业于小城的一所乡村中学。看到这儿，你一定会哑然失笑，这像是信么？倒像是检查书。不管它是什么，信手写来的，只要你能看懂就行。
　　我刚上高中时，就已决定，到高二上文班。原因很简单，我喜欢语文。为什么不上理班，原因也很简单，我不喜欢化学。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书包里经常鼓鼓囊囊，装满大小厚书，什么《西游记》、《一千零一夜》，上课时，强烈的读书欲望和怕被老师看见的恐惧心情结合在一起，真难以描绘。最后，终究忍不住，把书拿出，那动作就像一个小偷。升入初中，我满以为我读了那么多书，语文一定会不错，谁知，每一次作文发下后，老师的批语就给了我当头一棒。字不多，只有两个，外加一个大得惊人的感叹号“太糟！”这就是初中第一次作文的评语。尽管如此，文学仍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我。
　　我曾一度对雪莱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几首“诗”，可后来，因诗兴大减，对雪莱自然而然地淡漠了。我就是这么一个见异思迁的人。
　　我喜欢大山、小溪。小时候，放学就爬到树林后的山上去，摘酸枣，采野花，划破衣服也不在乎。有一天，因跑得太远，竟迷了路，直到天黑，才有一位过路的伯伯把我送回家，妈妈一边紧紧抱着我，一边骂我“野丫头”。野丫头没什么，本来嘛……
　　我最怕狗和蛇，即使有大人在前面领着，也不敢从狗身边走，一定要绕道。妈妈说我是“胆小鬼”，管她什么来，我仍是我。
　　美好的童年过去了，我总觉得现在越来越无意思，整天运动在一个公式里：学习——吃饭——睡觉，周而复始，枯燥无味。我曾幻想：在一个山青水静的偏僻地方，有一所小木屋，那是我的家。四周什么人也没有，我可以愉快地唱歌、跳舞、欢笑、嬉乐，让我的声音、身影融进大自然中。当我从幻想中醒来，又暗暗笑自己，白日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