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最初只是想写一部以清朝后期川藏边界瞻对地区一代枭雄贡布郎加为原型的小说，但是研究了瞻对的地方史之后，“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于是改变了主意，起初拟想中的虚构小说变成了非虚构的历史纪实文学。这是历史对文学的征服。但历史从来不仅仅是掘墓寻宝式的发现之旅，史料的诠释、意义的开掘、人性与人心的解读，需要文学家去体察、揣摩和勾画。在此，《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的文本完成了一次翻转，文学提升了历史，乃至征服了历史。
　　阅读《瞻对》，很容易联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瞻对地区方圆不过千里，人口不过数万，历来由土司统治，却成为清初直至民国烽火不断、屡屡易主的是非之地。像《万历十五年》用一个年岁（1587年）来透视晚明政治与社会一样，《瞻对》通过这个蕞尔之地二百余年间的大小征战、纷乱的历史，清廷从以蛮治蛮到改土归流的治藏策略之转变，追索表象背后的真相和因果缘由，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具有宏观且深远的意义。民族文化融合之艰难，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来龙去脉，藏独的由来与发展，晚晴衰败的表征及其内因……都在《瞻对》的意义辐射之中。
　　这是叙事艺术的胜利，也是文史不分家的恰当例证。多年来，我们的通史、断代史，文学史以及各种分门别类的历史，都在试图改写或者重写；人物传记、历史事件的记述都缺乏生动可读的范本。《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已经出版三十余年，仍是独树一帜。《瞻对》的问世，足以成为文史写作的另一个典范。
　　《万历十五年》的成功得力于作者对明朝史料之渊薮《明实录》的辛苦研读，阿来的《瞻对》也同样展示了他对原始资料的把控、梳理、解析的能力。全书从乾隆九年即公元1744年开篇，前溯康雍，后历嘉庆道光诸帝，皇帝与川陕督抚、驻藏大臣、钦差大臣、征剿将领之间的公文往来不计其数，作者在繁杂的文字资料中劈开丛丛荆棘揭秘探幽，将诸多事件的往来因果、起承转合一一梳理清楚，演绎历史过程，还原历史现场，疏通关节脉络，其生动精彩部分不亚于小说。在驿路传邮的清代，宫廷与边关之间公文一来一往费时不短，但皇帝与臣下的答对如同邻里谈话，事无巨细皆有吩咐回应。康雍乾诸帝的勤政与清政府行政的低效率显露无遗。公文本身是琐碎乃至枯燥的，但作者稍加点评，清代皇帝的个性、意愿、苦衷，诸位大臣的才略、用心，便跃然纸上。
　　《瞻对》有文学的生动，同时保持学术的严谨，令人感动，更令人信服。梳理历史有根有据，不预设结论，不夸张武断，只有合理合情的推测之论，没有凭空出奇的想象之辞。这显示了作者运用史料时的举重若轻，表述时的文字控制力，分寸把握非常精准。
　　研读第一手资料，作者破除了过去被二手书所灌输的错误印象，比如晚清改革并非传说中的做做样子。赵尔丰等一干能臣，在国力最为衰弱的时候，在治藏事务上除弊革新，做了国力最强盛时未能做到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改革来得实在太晚了。“看中国历史，于国计民生都有利的改革，总是不能在最容易实行时进行，原因无非是官僚机构的怠惰和利益集团的反对。最后，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可是，已经太晚了。哗啦啦，大厦倾倒了。”
　　历史的沉痛教训并不能避免历史惊人相似地再现，传统往往顽强地存活于现实中。《瞻对》信息量巨大，包孕丰富的意义需要参照现实才能有更透彻的理解。作者点到为止的地方，甚至那些不经意的闲笔，读来都是意味深长。比如点评有清一代的官场文化，上司来巡视，地方官员必到属地入口迎接，离开时再恭送到属地边沿。“在中央集权统治下，下级对上级报喜不报忧几乎是各级官员的一种本能，盛世时尚且谎话连篇，更何况中央政权日益衰微之时，地方官员捏报事实，更是肆无忌惮。”“地方官们常常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但（在皇帝面前）表达的冲动在他们永远是无法遏制的。”
　　《瞻对》让纪实文学的文学品质落到了实处，让文学提升了历史。深刻的洞见又突破了就事论事的绳拘，让历史照亮了现实。
　　（作者为《长篇小说选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