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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新领域的创新之举。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把它看成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从经典文献传播通考角度编辑和出版这些著作还是第一次。这是一项水平很高的工作，要求编著者既要熟悉文本、版本，从而能够辨别与考证译作的学术术语及语义的变化，又要有政治热情，理解从事这项工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还要能引导读者通过译作的各种版本以更宏观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历程。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世界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学说。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世界上被各种文字翻译最多的著作。当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过：“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在一切有文明语言的地方的世界性传播渠道，就是翻译。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创造理论的“盗火者”，那么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们则可以被喻为“火炬的传递者”，他们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贡献随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世界性传播而被载入史册。
在我们国家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很有意义。从历史意义上说，是对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也包括斯大林部分著作的不同版本的已经逝世或仍然健在的中国老一辈翻译家的致敬，是对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贡献的充分肯定。《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第一个完整版本的译者陈望道先生，是在浙江义乌乡下自己家中的茅屋里翻译的这本书，还留下因为潜心译文而错把墨汁当成糖水吃的逸事。郭沫若翻译《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或流亡日本时完成的，虽非全书，但其贡献与在安宁平静书房里翻译著作相比自有其特殊意义。还有不少经典是在延安窑洞里翻译的。用历史通考的方式对老一辈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现在年轻的翻译工作者的一种鼓励。
从现实意义上说，这部丛书的出版，无论是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的学术研究，还是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即使是在非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摆在重要地位，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就以无可辩驳的文献材料，历史地展示了这个过程。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经典的翻译和学习，多次为干部指定必读的经典书目，自己也认真学习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同志教导我们要学经典、悟原理，要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体共产党人和干部的必修课。习近平曾经五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标志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出版史有叠合之处，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密切相关。没有历史眼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就难以真正懂得各个版本的价值和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如果离开对经典文本的文献学考察，就会因缺乏材料而陷于空洞议论。对传播史的研究，文献是重要的。孔子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因此，文献和历史两者的结合，有助于历史地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过程，既有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又有文献支撑。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对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断和学术范畴与术语有重要启示和帮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表明，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准确地翻译原文非常不容易。一字之定，可费旬日。同一著作的译本多，表明翻译家们在寻求最合适的概念和表达方式，目的是既不违背原意又具有中国语言风格。翻译家同时也是理论家，他们力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理解经典，这样才不至于因词害意。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样有个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要准确理解，必须全面，全面与准确不可分，因此准确理解往往会是个反复阅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过程，一处的疑问可能在另一本书的论述中豁然开朗，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用语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版本中可以有不同的提法、不同的用語。《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展示了这些用语变化的历史，这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防止凭主观臆断或陷于用语变化引起的争论。
祝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向参与这一重要工程的专家和出版社表示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好的一套学习文献，无论是对文本研究者和传播史研究者，还是对普通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阅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世界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学说。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世界上被各种文字翻译最多的著作。当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过：“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在一切有文明语言的地方的世界性传播渠道，就是翻译。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创造理论的“盗火者”，那么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们则可以被喻为“火炬的传递者”，他们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贡献随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世界性传播而被载入史册。
在我们国家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很有意义。从历史意义上说，是对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也包括斯大林部分著作的不同版本的已经逝世或仍然健在的中国老一辈翻译家的致敬，是对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贡献的充分肯定。《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第一个完整版本的译者陈望道先生，是在浙江义乌乡下自己家中的茅屋里翻译的这本书，还留下因为潜心译文而错把墨汁当成糖水吃的逸事。郭沫若翻译《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或流亡日本时完成的，虽非全书，但其贡献与在安宁平静书房里翻译著作相比自有其特殊意义。还有不少经典是在延安窑洞里翻译的。用历史通考的方式对老一辈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现在年轻的翻译工作者的一种鼓励。
从现实意义上说，这部丛书的出版，无论是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的学术研究，还是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即使是在非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摆在重要地位，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就以无可辩驳的文献材料，历史地展示了这个过程。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经典的翻译和学习，多次为干部指定必读的经典书目，自己也认真学习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同志教导我们要学经典、悟原理，要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体共产党人和干部的必修课。习近平曾经五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标志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出版史有叠合之处，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密切相关。没有历史眼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就难以真正懂得各个版本的价值和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如果离开对经典文本的文献学考察，就会因缺乏材料而陷于空洞议论。对传播史的研究，文献是重要的。孔子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因此，文献和历史两者的结合，有助于历史地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过程，既有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又有文献支撑。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对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断和学术范畴与术语有重要启示和帮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表明，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准确地翻译原文非常不容易。一字之定，可费旬日。同一著作的译本多，表明翻译家们在寻求最合适的概念和表达方式，目的是既不违背原意又具有中国语言风格。翻译家同时也是理论家，他们力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理解经典，这样才不至于因词害意。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样有个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要准确理解，必须全面，全面与准确不可分，因此准确理解往往会是个反复阅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过程，一处的疑问可能在另一本书的论述中豁然开朗，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用语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版本中可以有不同的提法、不同的用語。《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展示了这些用语变化的历史，这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防止凭主观臆断或陷于用语变化引起的争论。
祝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出版，向参与这一重要工程的专家和出版社表示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好的一套学习文献，无论是对文本研究者和传播史研究者，还是对普通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阅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