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结果出炉，和往年一样，部分结论引起社会热议。其中，作为这项大范围民调活动的常驻项目，关于幸福感指标的数据尤为受到关注。
　　大调查显示，年收入12万～20万者幸福感最高，每10人中有6人感到幸福;年收入1万以下的低收入人群幸福感并不是最低的;年收入超过100万的高收入人群，不幸福的比例最高。
　　这些数据被广泛解读为“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从数据分析的角度讲，这一结论似乎是成立的。然而，稍微认真地梳理数据，就会发现“隐藏的秘密”。
　　首先，所谓“最幸福”的年收入12万～20万人群幸福感比例占59.94%，比年收入100万者只多了0.02个百分点。
　　其次，年收入1万元以下者确实“不是最不幸福”，而且是年收入12万以下人群五个组别中幸福比例最高的，但也仅为45.28%。
　　再次，年收入12万以上的五个组别中，幸福感比例最低的是年收入30万～50万人群，但也高达56.13%。
　　很明显，中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比例要比最低收入水平人群高15个百分点左右。那么，“越有钱越幸福”真的不准确吗？15个百分点可比0.02个百分点更有说服力。
　　“不是越有钱就越幸福”的结论来自数据解读的“技巧”，有意无意地导向了“鸡汤结论”，和所有鸡汤一样，都是因信则灵。而这还不是幸福感指标的最大问题。
　　更值得讨论的是，相差甚远的收入群体之间比较幸福感这样的主观情绪感受真有意义吗？富裕人群感到幸福的事情及由此带来的幸福感是贫困者无法企及的，甚至在富裕人群的“不幸福”面前，贫困者的幸福都是微不足道的。
　　幸福感是主观的，难以用客观标准去衡量。葛朗台丢失一枚金币，肯定会痛苦至深。冉阿让要是捡到几个铜板，也许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对葛朗台而言，一枚金币的损失无足轻重，但是几个小钱可以让冉阿让免去一场牢狱之灾。葛朗台和冉阿让之间，可以比较的是不幸的程度，却无法衡量幸福的差距。
　　因为幸福是主观感受，所以没有人可以反驳“花钱买不到幸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富裕人群获得幸福感的能力远远大于贫困人群。个体的经济能力意味着更多的选择，这不仅是需求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更意味着更多自我实现的机会。后者其实更为重要，经济学告诉我们，被贫困限制的可不只是想象，还有失去的大量的机会——他们没有选择。
　　小国不丹曾经被树为“贫困并快乐着”的榜样。所谓“2006全球幸福国家排名第六”“亚洲最幸福的国家”的说法曾经广为流传，受到高度追捧。然而，这个全球最不发达国家那些“贫困并幸福着”的笑容，很可能是“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杰作。真相也许是不丹的山民们没有选择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
　　2019年联合国《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中，不丹仅排97位，处于中下水平。被传为幸福感爆棚的原因是该国国王在1980年代末提出了所谓“国家整体幸福”的政策，号称施政追求“最大幸福”。而这个国家的高度封闭让“最大幸福”成为可能——1999年不丹才有限地开放了电视禁令，而严格限制外人入境的措施延续至今。不丹山民的幸福感就是这样被他们国王用“使民不见可欲”塑造出来的，而后又在远比他们富裕的外国人中传颂。
　　贫困者的真实境遇是，如果富裕人群需要，他们是可以被幸福的。
　　被歌颂却不被追求的幸福是虚假的。不丹的仰慕者又有几人毅然投奔那“心灵的故乡”呢？如果不丹入境不便，情有可原。那么一干富翁富姐们不吝啬赞美、虔诚地去朝圣旅行，乃至花了许多的精力财力，却只是坐在奔向“纯天然有机幸福感”的门槛上，有几人真正去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离开了富裕生活提供的便利，才是幸福感的损失。
　　当然，幸福感无疑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由于幸福感的主观性，无法客观量化，也无法在个体之间比较，作为社会评价指标是缺乏价值的。衡量社会成就还是要回归最基本的坐标系统——经济繁荣、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个人权利的保障等等。其中，经济富裕对个人幸福的作用举足轻重。这没有什么可耻的，也无需用各种鸡汤涂脂抹粉。
　　（摘自《南方周末》）
　　进入21世纪以来，高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谁掌握高新技术比较早，谁在高新产业方面布局超前，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否则就容易受到压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兴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工人日報》郭振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