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但我们究竟如何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什么说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怎样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待共同富裕与小康社会？为此我们专访了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社会健康管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首任主席陈社英教授。

“小康”的由来与“三步走”

发展战略

　　《领导文萃》：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小康”的理念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但这一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发展战略思路及其缘起，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请您解释一下好吗？
　　陈社英：“小康”一词，自古以来大致形容家庭经济生活比较宽裕、比较富足。从《诗经》提到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即生活比较安逸），到《礼记》中描绘的盛世（但尚未“大同”），再到宋人洪迈所著《夷坚志》中“久困于穷，冀以小康”，然后有了《明太宗实录》中的“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謀复兴;而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之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与策略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和修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要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走在世界前列。但是，通过国内外大量考察，发现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之后，邓小平同志开始反思指导思想上的认识不足，即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是不现实的。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必须重新思考在基础薄弱、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到20世纪末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他由此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概念，即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看到和考虑“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两个重要特点。从1979年中开始，邓小平同志在一系列场合中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拟定出了标准并做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参照国际通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民总收入（GNI）指标，具体给出平均每人收入达一千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要使人们清醒认识到，“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简言之，“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
　　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把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概念表述为“小康之家”。即到了20世纪末，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了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小康”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社会存在的问题能比较顺利地解决”。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引用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此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实践中反复论证，逐渐丰富发展这一务实提法，形成了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论，并在此基础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一力争达到“小康”的策略构想，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探索，由此走出了一条目标清晰、扎实稳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实现小康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领导文萃》：对于“小康”的理念，了解其历史文化含义及现代政治经济渊源十分重要。那么，建设“小康社会”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
　　陈社英：前面讲到，“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与策略构想。后来，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格拉时又对“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作了完整论述。同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正式确定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在80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翻一番，人均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后考虑到世纪末人口将增长为12亿，则人均为八百美元），那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一万亿美元。这第二步的“一千美元”和“一万亿美元”大致目标，即为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国家力量有很大增加。实践的结果，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目标都已提前达到，即按简单最低标准界定的“小康”，在20世纪末就已实现，把贫困中国变成小康中国（特别是在第二步，完成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既然已经取得如此成就，在逻辑上，理解继续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就必须领会第三步战略目标对“小康”标准的提升。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 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之时，要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十三大关于分三步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将其进一步阐发为我国21世纪上半叶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即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即中等发达水平。按照邓小平同志当初的预期，“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
　　《领导文萃》：进入21世纪之后，继续提小康社会的目标又应如何理解？这与以前的“小康”是什么关系呢？能否从一个内在的逻辑上来阐释当前“决胜”的目标？ 　　陈社英：可喜的是，三十多年来“三步走”战略的实施情况总体上超过了预期。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更高要求，且更具体地明确了21世纪中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2010年，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再上一个台阶。即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又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后十年大发展打好基础;到2020年，力争使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設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迎接建党一百年（“第一个百年”）;到2050年左右建国一百年时（“第二个百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21世纪上半叶的这一发展构想，被称为“小三步走”或“新三步走”）。于是，2020年成了决胜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间点（至此建成之后，下一步目标不再是“小康”，而可喻为更高更为贴切的“大同”）。在将于2020年建成的更高意义上的小康社会里，人民生活要求达到更为舒适的“小康水平”，在早已超出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实现丰衣足食。
　　20世纪末开始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征程后，不到二十年时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完成、“十三五”规划启动之际，有关部门预测和社会各界期望已大大超过原来人均四千美元的设想，预计2020年人均GDP将达到一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随着2019年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中国也迎来了2020年第一大喜事：“进入万元俱乐部”，“意味着已经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求是》杂志上发表《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一文，指出“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好。做出这个重要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同时也指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要聚焦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从人群看，主要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从区域看，主要是深度贫困地区;从领域看，主要是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短板明显。”文章说，“各地发展水平有差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阶段的工作也应各有侧重……我们既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里’，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领导文萃》：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构想相比，进入21世纪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概念的内涵具有哪些不同之处？
　　陈社英：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之后，40年来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经历了从“建成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到建设“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进步。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瞄准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十六大以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既传承了十六大确定的2020年目标，又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突出富民为本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使奋斗目标更加明确、行动方向更加具体、发展蓝图更加清晰。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全面建成”中的“全面”，其含义可以从内容和覆盖面两个方面来理解。
　　小康本是指中国广大群众所享有的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比较殷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在“小康”的具体标准上，最初内容十分单一，主要是采用最基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后来认识逐步发展，把小康作为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不仅要从生活水平上理解，还赋予小康社会更多理论内涵。作为一个体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概念，应该包括人民生活目标、经济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内容。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且综合国力强盛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社会发展阶段。党的十三大之前，就已考虑到有关民生的几个重要方面：第一，人民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一定面积;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小康社会的这六条标准，既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还有就业、人的精神面貌等方面，较之于“小康之家”，这是一个更具体、更清晰、更全面、更强调协调发展的“小康社会”目标。1991年3月，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小康生活做出新的表述，即：“我们所说的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同一年，国家统计与计划、财政、卫生、教育等12个部门组成课题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小康社会内涵确定了16个基本检测和临测值，包括2000年要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人均蛋白质摄入量75克;人均预期寿命70岁、婴儿死亡率3.1%、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城镇人均住房面积12平方米、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成人识字率85%、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恩格尔系数50%;等等。这时的小康水平，不仅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还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准。 　　从“小康”实际达到的覆盖面或不同程度来看，2000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小康进程综合分析》的报告，依据16项指标（包括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5个方面）用综合评分方法得出了结果：全国74.84%人口已达到小康水平，12.82%接近小康水平，12.34%离小康还有较大差距。这表明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20世纪末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已达到了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水平。21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20年决胜小康社会建设，预期在收官验收的综合评分结果中，将显示较高水平、较全面和较平衡的发展状态，并用具体数字来衡量十九大关于既求充分又求平衡的战略部署的初步实现程度。需要强调的是，仅用全国平均和总体的统计数据，将再也无法体现当前问题和目标的关键。全面平衡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公平。因此，要着力建设新时期更为有效的指标体系，包括国际通用的社会公平衡量指标，如基尼系数等。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6月还特别强调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整体目标，我国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人群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全面小康并不是平均主义;二是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的关系;三是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衡量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与否，既要看量化指标，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态和现实获得感。提出要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客观真实反映仍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形成良好预期，坚定发展信心。在科学评估进展状况的基础上，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突出短板和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进行认真梳理。

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思考

　　《领导文萃》：人们在实现了“小康”的生活状态之后，自然地会产生对于“富裕”生活状态的向往。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请您谈谈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之路上，您有哪些思考？
　　陈社英：的确，“小康”是与“富裕”的愿景连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关键是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经济公平。过去一段时间，关于社会不公问题的议论越来越多，有关统计测量数据研究引用却似乎不再常见，这并不利于问题的研究解决，反而可能“越维越不稳”。今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答记者问时，说出了让百姓感触很深的几句话：“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虽然科学数据都可能有其误差范围，但保持清醒头脑和信息透明，直面真相反而赢得了民心。只有像直言“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一样，采取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与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站在一起，万众一心共同面对挑战，将中华民族引向“大同”的更高境界。
　　造成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很复杂，但最直接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分配不公的问题。因为这一点，有些人甚至怀疑或否定邓小平同志最初倡导的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回溯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发展战略与策略历史问题。这里先简要分享我的一些主要观点和看法，借以抛砖引玉启发大家思考：
　　第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过分关注前者（尤其是只看到前者消极的一面）而忘记后者，是既未能真正理解邓小平同志理论与实践的精髓，也不利于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并随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确立的既求充分又求平衡的新时期发展战略，与邓小平同志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共同富裕思路一脉相承。
　　第二，十八大以后，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而且少数人富极了，故“小康”并非是针对那些人而言。但同时，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真正富起来，有些甚至还处于贫困状态。所以，十九大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实际上主要是考虑后面这一类大多数人的需要，即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解决尚未实现的共同富裕这一关键问题。这也是今后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基本问题。
　　第三，民生为要。建立、健全和加强各方面社会保障，是共同富裕的底线，也是通过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这是党向全国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精准扶贫是对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发展，是“三步走”战略中最为关键的第三步中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并已取得了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扶贫过程中时有发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资源效率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解决和预防。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从科学上认识贫穷依赖性的长期客观存在（如老弱病残等）以及不断产生的制度行为原因（如失业厌劳等），将有助于克服一劳永逸想法，走出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扶贫保障道路（如“地摊经济”等新时期注重接地气的民生新尝试），积极妥善地解决社会“问题”。
　　第四，在GPP（总体公共政策）层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综合动态平衡，人民至上和平发展，吸取国内“文革”错误和国外经济危机阶级对立等深刻历史教训，认真研究积极预防过度政治化、唯GDP和唯生产力论等各种可能因长期失衡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偏向。
　　第五，在“主义”层面，要认真研究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实践经验，对集权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经济学予以批判性的反思，包括各种学说主张之应用的成败得失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历史与国际的比较与理论探讨，并加强实践验证与评估，用系统客观的研究成果指导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努力实现现代化，追求富强民主文明的同时，把关注焦点进一步放到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上来。

现代化进程中的

社会公平问题

　　《领导文萃》：既然社会公平会成为未来的关注焦点，请您再简要谈谈有关社会公平的政策思路和举措，以及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加深理解？
　　陈社英：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一个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准则。其重要性，可接着用比20世纪“问题与主义”对立范式更为全面的21世纪“问题-GPP-主义”认识“三棱镜”来分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最初的经济困境，使得在“公平与效率”这个两难命题中，选择了效率优先。追求致富发奋图强的探索过程，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策略，既收获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造成了明显的贫富差距现象。收入差距或财富不平等，超过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正常”水平，其在国内引起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之深刻变化，则因利益主体之间冲突所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多。在这些矛盾中，社会不公问题变得愈加突出。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社会事业和社会建设的均衡发展，包括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司法公正、生态环境等问题无法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在逐步扩大，社会公平问题日渐成为一个突显的、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在公共政策的回应上，精准扶贫（而非劫富济贫）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败，是迄今为止最为漂亮的一套组合拳，在彻底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下一步亟须总结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深化体制改革，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促进社会全面协调综合平衡可持续发展，必须更多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
　　在GPP层面，我前年曾在接受贵刊访谈时谈到，GPP研究的理论解释和预测，已被证明与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判断完全吻合。实际上每个五年计划都会提到“平衡”，但唯有此次GPP层面的战略性转变，才更明确指出“不平衡”问题并将其提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两大方面之一。中国GPP应从一般的突出经济建设上升转型到真正“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社会经济动态平衡发展”。对于今后国家发展的指导意义是：第一，求“平衡”，就不能再奉行“GDP主義”，“经济国家”已经在退出历史舞台，这次抗“疫”中不惜一切代价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决策指导方针，就是最好证明;第二，求“充分”，就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不照搬“福利国家”公共政策模式。在这个历史与比较研究意义上，认为中国已进入一个“后经济国家”新时期，应该是最合适的理论解释（即不会回到经济国家，也不会变成福利国家）。经济从特殊的矫枉过正时期的“中心”转变为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基础”，“社会”从靠边站回到党和国家为人民谋福利、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社会的“宗旨”地位。在这个新历史时期，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以及专业社会工作，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直接相关，也将成为未来基本国策的重中之重。这一切，都要求将公平原则纳入和谐社会建设根本目标，将公平原则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坚持社会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就要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教育、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发展做坚实基础，就不会有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若以牺牲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将有可能不断陷入无序和危机。
　　从“主义”上说，社会公平体现的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平等，包括生存与发展机会平等、经济和政治权利平等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诉求。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腐朽消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生了“福利国家”这样一个社会机制，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来调节社会关系、遏制两极分化、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核心价值，而不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或附加功能。这也是社会主义的魅力所在。党的十七大曾提出，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回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初衷，会特别有教益。他在实地考察“翻番”可能性之后认为，江苏、浙江应该多翻一点，拉一拉青海、甘肃、宁夏这些基础落后的省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以经济指标分阶段体现出来，使人们从经济成果中深刻体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邓小平同志的人民利益观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思想。“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邓小平没能看到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表比预期的已经大大提前，但他的话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回味。在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于实现下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