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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宁查家，是清代以来蜚声海内的书香世家。对今天的人来说，查家最著名的人物应当是金庸（查良镛）。不过，历史上查家最辉煌的时候，还得数康熙末雍正初。其时查家三兄弟，老大查慎行（原名嗣琏）、老二嗣瑮、老三嗣庭，再加上慎行子克建，一门四进士，三兄弟且相继入翰林。老大慎行久享文名，是清初的大诗人，得康熙帝赏识，入直南书房。而老三嗣庭，雍正即位后先后出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家可谓盛极一时。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九月二十六日，一声晴天霹雳，查家燃起熊熊“大火”，几乎遭遇灭门之灾。起因就是著名的査嗣庭案。
野史这样记载：査嗣庭出任某省乡试的主考官时，出了这么一道《诗经》考题—“维民所止”，出自《玄鸟》。有心人发现，“维”和“止”凑到一起，正好是“雍正”二字各自去掉顶部的笔画。于是龙颜大怒，酿成了一场血案。
野史当然不可信，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査嗣庭的《诗经》题确实出了问题，也确实跟“止”有关。
要说明査嗣庭犯的错，得先回到年羹尧。这位一度红得发紫的第一宠臣，在前一年垮台了。跟他一起倒霉的，有位浙江籍的无行文人，叫汪景祺。此人在年公权势滔天时，给他写了一封极其肉麻的信。信中说，唐宋所谓名将如郭子仪、裴度、韩琦、范仲淹等人，跟您比起来，简直就是萤火虫和太阳、一勺水和汪洋大海的区别。“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这样气势恢宏的马屁，年羹尧当然很受用，很快就满足了他的心愿，让他做了清客相公，可以时时“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人生无比充实。
如此天大的好处，不付出点代价能行吗？年羹尧被逼自尽，汪景祺则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斩首示众，头颅在那儿一挂就是十年—很难想象，在人来人往的闹市，猛然瞥见这颗恐怕早已成了骷髅的头颅，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直到乾隆即位，才有官员敢反映，这实在有碍观瞻，于是新皇开恩，把汪景祺的头摘下来埋了。
查嗣庭原本跟汪景祺毫无瓜葛，除了都是浙江人。但在上文提到的那一天，雍正突然召集内阁大学士、九卿等朝廷重臣，当众宣布査嗣庭的弥天大罪。他首先提到了汪景祺的一篇文章《历代年号论》。在文章中，汪氏用拆字法，说“正”就是“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带“正”字的年号都不太平。对此，皇上自然咬牙切齿。但这跟査嗣庭有什么关系呀？
雍正发现，査嗣庭所出的江西乡试题中，《周易》的第二道题是“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的第四题是“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周易》的第三题则是“其旨远，其词文”。皇上断定，这是在提醒大家注意“正”和“止”字，“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
就这样，査嗣庭成了汪景祺的同党。
当然，雍正很清楚，如此深文周纳，难以服人。他找出了更多证据。乡试除了考四书五经外，还要考策问，即应用题。査嗣庭出的策问题中有“君犹心腹，臣犹股肱”一句，皇上这样解读：“古人谓君犹元首，而股肱、心腹皆指臣下而言。今策问内不称元首，是不知有君上之尊矣。”此外还有一句“勤始怠终，勉强自然”，大概是批评办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但雍正以为，这也是在诽谤朝廷：“盖伊见近来部院大臣实心办事，与伊志趣不符，故为此论以蛊惑人心耳。”
谈完了试题，雍正又接着批判査嗣庭做官的表现。他说，查氏在宫里进进出出也有三年了，亲眼见到“朕励精图治”，求言若渴，如此诚心诚意地鼓励臣下多多进谏，指出朕的不足。可他呢？从来就没有直言不讳地指出朕的缺点，或者就有關国计民生的大事提过建议。唯一一次，是上书对浙江沿海堤坝的修筑发表意见，事关他老家海宁，本以为他会有什么切实的真知灼见，结果朕找来当年在浙江巡抚任内以修海塘著称的朱轼，人家一看，说查某提的全不靠谱。这说明什么？査嗣庭对“国家政事漠不关心”，纯粹是敷衍了事！
这时，雍正才亮出了真正有杀伤力的武器。“朕因查嗣庭平日之为人，又见其今年科场题目”，料定其居心不良，一定会在私下里将对朝廷的不满和诽谤，形诸笔墨，所以派人对其住所和赴江西出差的行李彻底搜查。果不其然，找到了两本日记。
日记中暴露的问题，可分三类。首先是大逆不道，不服本朝。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前面记载了“圣祖皇帝升遐大事”，几行之后，居然又记自己得病，“痔疾大发，狼狈不堪”，“其悖乱荒唐，大不敬至于如此！”还有，从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开始，每逢初一、十五，或群臣入宫朝贺的重大节日，或皇上亲自祭祀的日子，日记中一定会写上“大风”，不然就是“狂风大作”，偶尔赶上下雨就写“遇大雨盆倾”，否则就是“大冰雹”。承德有次偶然发水灾，日记中居然说“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日记中有一处，被涂掉了，仔细辨认还能看出来，“乃痛诋满洲之文、大逆不道之语”。
其次，是批评康熙的一些举措。其中又可分作两类。一类针对的是制度性的行政措施，认为存在弊端。另一类是为康熙年间被处决的一些人鸣冤叫屈，比如揭开了绵延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的惨烈序幕的戴名世。这些都被雍正钦定为“大肆讪谤”。
其三，日记中“受人嘱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具体情况，相关档案提到了査嗣庭的儿子查克上寄给父亲的一封信，其中说“王友揭事，邑令极力为情，应作一札致谢，庶见感激之意。近来小人道长，往往有意外横逆，不得不周全当事”。据此可大致复原情节如下：王友揭是个好人，意外遭到小人诬陷，为此查家出面，找了海宁知县，而知县非常帮忙，洗脱了王氏的冤情。查克上希望父亲能给知县亲自写封信，表示感谢。他担心父亲不愿写，专门提醒父亲，如今的世道，小人得势，谁也难保没有飞来横祸，跟地方官搞好关系是不得不做的。
但雍正认定，查家是在帮王友揭逃脱法律的制裁，要求浙江巡抚李卫“秉公复审”。可惜的是，李卫并没能查出什么猫腻来。在最后给査嗣庭定罪的冗长判决书中，详细列举了种种“大逆不道、怨诽诅咒”的罪行后，所谓“夤缘贪黩、私通关节”仅一笔带过，“轻罪不议”。 介绍完了査嗣庭的罪行，雍正剑锋一转，直指普天下的汉人官僚：“尔等汉官读书稽古，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本朝之正者。况世祖、圣祖重熙累洽，八十余年厚泽深仁，沦肌浃髓，天下亿万臣民无不坐享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视同仁。及朕即位以来，置腹推心，满洲、汉军、汉人，从无异视。……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
接着又回到査嗣庭的话题上，借此进一步敲打汉官：“伊若不愿为本朝之民，即应遁迹深山，如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今伊既已服官食禄，且位列卿贰，而狂悖如此，是得谓之有人心者乎？”
最后定性：“查嗣庭与汪景祺同系浙人，或属一党。”
于是，浙江人遭殃了。先是十月初六，专门任命了一个特派员，去浙江整顿风俗。又过了一个半月，宣布停止浙江的乡试，已经中举的浙江举人禁止参加会试。当然，三年后的雍正七年，又恩准浙江恢复乡试，举人也重新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有趣的是，雍正八年的会试与殿试，会元和三鼎甲竟全让复出的浙江人包办了。
十月十六日，雍正又召集中央重要汉官，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汪景祺、査嗣庭今已败露，尔等众中保无有似此者乎？本朝养育人材、待士之典可谓重矣，而汉人意中每似不愿太平安静者。”
接着又连篇累牍，详细比较汪景祺和査嗣庭对康熙朝的批评，认定两人“相为表里”，“诬罔一辙”。他首先宣称，“我圣祖皇帝御极六十余年，凡一言一动必审求至当，然后出诸号令”，定下基调，父皇不可能出错，然后对批评一一加以驳斥。
表面上，雍正对其父极为推崇。可事实上，世宗对父皇极不以为然。就在同一个月，还有这样一份上谕：“朕事事不及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皇考以八龄即登大位，于人情之诈伪，何由而知？……只此一节，朕由阅历而得之，而其他宣猷敷政，则不及皇考之万一，惟有事事黾勉，效法而行。”
作为一个皇帝，不能“洞悉下情”，不明白人情诈伪，就好比一个CEO，各方面都很好，唯一的缺点是对人没有判断能力，总被下属蒙蔽，这是什么样的评价？而且，这一评价并非仅仅针对康熙晚年，而是说父皇从八岁登基以来，一直如此！
那为何査嗣庭等人批评康熙，就成了诬蔑呢？
答案很简单。对于汉人，雍正始终心存芥蒂，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大清统治，即便没有“遁迹深山”，出来做了官，内心深处依然不服。在这点上，他倒是与父皇达成了共識。所以，雍正一直在寻找机会，要好好收拾、敲打汉官，使其彻底驯服。
就这样，査嗣庭成了那只倒霉的鸡。
十月十六日训话的最后，雍正谆谆告诫：“朕每事效法圣祖皇帝，如从前政令果有未协之处，尔等汉官内有能直陈其非者，朕便为改定，即圣祖在天之灵，想亦为欣悦耳。但毋面是背非，如查嗣庭之肆行讥谤也。”
表演了一番虚怀若谷，先把理占全了，接着杀气腾腾地说：“古人有杀身以成名者，尔等即有犯忌讳，如汪景祺所云‘以身试之，丧其性命，亦足成千古之名矣’，又何惮而不言，令此叛逆贼臣所讥诮耶？……此时不言，日后私相议论，发觉之日必从重治罪，勿谓朕言之不诚也。”
到了十二月，雍正再度专门召集中央重要汉官，大肆鞭挞：“尔等汉人于同年师生之谊，党比成风，平日则交相固结，有事则互相袒护，夤缘请托，背公徇私。……此等恶习，实堪愧叹！”
科举考试，催生了两种特殊关系。一是所谓同年，即同一年考中者。二是考官与录取者，也以师生相称。同年、师生，往往相互支持，这是影响一个人仕途非常重要的两种人际资源。
雍正批评汉官没有操守，普遍凭借同年、师生关系结党营私。为此他点了几位大臣的名。第一个是江苏人赵申乔。赵氏于康熙九年中进士，康熙五十年以都察院一把手左都御史的身份，揭发戴名世《南山集》大逆不道，康熙五十九年卒于户部尚书任上。三年后，刚即位不久的雍正宣布对其嘉奖，加赠太子太保荣衔。现在又过了三年，曾得当今圣上表彰的亡魂，命运突变。
赵申乔出任过一次乡试正考官、一次会试副考官和一次会试正考官，因此有相当一批门生。雍正说，赵氏一向名声很好，可他居然在临终时嘱咐儿孙，有两位门生某与某，从没来拜见过老师，如果死后来吊唁，不许他们进家门。他的儿孙谨遵遗训，不让二人登门，大大地羞辱了他们一番。赵申乔这样清廉正直的人，“尚不能免此陋习，则其他可知矣”。
赵申乔次子赵凤诏，因贪赃于康熙五十七年被正法，其时赵氏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雍正评论说，赵申乔私而忘公，要求门生巴结自己，儿子被押赴刑场，“未必非其间私之报应也”！
第二个被点名的是从广西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刚满一年的理学名臣、江西人李绂。他有个同年徐用锡，为人端方正直，康熙末年参与会试阅卷时，因拒绝请托说情得罪了人，被诬告免了职。赴广西之前，李绂曾举荐徐氏，希望能带他去广西任职，给当地的读书人做个表率。而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年羹尧，则上奏称徐氏“人品不端，若用此小人，则君子必受其害”。于是李绂又奏称徐用锡是君子，年氏才是小人。雍正为了表明自己并没有偏向年羹尧，专门向九卿征求意见，让大家评判，结果一致认为徐用锡确实是“俭邪小人，不可录用”。尽管如此，李绂仍固执己见，坚持说年羹尧是小人，质疑九卿公论。
最后皇上点到了査嗣庭的海宁同乡陈世倌、陈世倕这对堂兄弟。两人不知何故，关系闹得很僵，互相攻击对方为小人。
雍正所谓“党比成风”的科甲“恶习”，不过如此。姑且不论赵申乔与门生的恩怨，是否只是由于门生不曾拜见老师，即便属实，赵氏也无非是在礼貌问题上过于苛刻而已。至于李绂之执拗，凭什么断定他是出于维护同年之私心，而非坚信徐氏之人品？而陈氏兄弟的不良品行，与结党营私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仅仅因为“同系科甲出身”，也被拉进来充数。诡异的是，连一年前刚被历数九十二款大罪的年羹尧都请出来助阵，目的是扳倒因舔年氏屁股掉了自己脑袋的汪景祺的“同党”査嗣庭，实在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皇上在收集罪证方面之困窘，可想而知。 但对雍正来说，只要科甲人士道德上有污点，或者有疑点，就够了：“可见尔等汉人各挟偏私，党同伐异，颠倒是非，互相争执，竞置公道于不问，皆由同年师生之见胶结于中，以致若此也。”
由此，进一步批评科甲风气：“尔等由科甲出身者，动辄轻视别途之人。……不但诋排捐纳之人以为异途，即特举之孝廉方正，亦以其不由科目，而讥诮其不文……甚且进士则轻举人，举人则轻生监。”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往往看不起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人，这种风气确实不好。
雍正还打了个比方：“即如江浙之人诋山（西）陕（西）人为愚蠢，岂知山陕之人更诋江浙为柔靡，如妇人女子也。……山陕之人当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当推重山陕之武，如此则文武并济，各效所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团和气，岂不美哉？”
清代不信任汉官，前中期军事领域基本由旗人掌控，将汉官排除在外。汉人视旗人为愚蠢，不好启齿，换了个说法。前面所谓科举看不起异途，进士、举人、秀才层层相轻，都只是铺垫，说到底，是告诫汉官，不能歧视满人。
最后，皇上警告说，为了国家，为了“风俗人心”，绝不会容忍科甲人士继续“党比成风”的“恶习”，若不改过，“必至尽斥弃科目而后已”，威胁要将科甲人士全部清除出官僚队伍。即便为此背上“不重科目”之恶名，朕也不顾惜了。“若畏浮言之讥讪而不能果断者，此庸主之所为也。”
当天的训话，还发生了一件颇堪玩味的小事：“今日朕面加训诲，谆切周详。尔等诸臣共相敬听，惟姚三辰之词色神气，不以朕言为然。伊乃浙人，必系查嗣庭、汪景祺之同类，其胸怀甚不可信。朕因浙江风俗颓坏不堪，力加整顿，务便痛改恶习。浙省之人自应感朕恩德，共知愧悔。乃姚三辰心术不端，全无儆惧之意。着令其同谢济世前往阿尔泰军前效力（流放新疆）……朕观人颇能洞悉隐微，姚三辰居心行事，众人内自有知者，亦必共服朕之明鉴也。”
姚三辰是杭州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这年秋天，曾出任山西乡试正考官。至于当时他到底什么表情，让雍正断定是对他的“训诲”不以为然，已不得而知。
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浙江巡抚李卫派人给皇上送去了一封奏折，报告正月十四日傍晚，汪景祺（杭州人）曾旅居的嘉兴府平湖县城内，突然谣传官兵要来屠城，老百姓惊慌失措，有人连夜拖家带口跑出城了。奏折上“讹传屠城”旁边，有十个字的朱批：“突如其来，殊属可笑之极！”
接下来李卫开始邀功，说臣接到平湖知县的紧急通报后，连夜派人张贴告示，宣传皇上仁慈爱民的德政，“并指明汪景祺大逆不道，尚蒙皇恩，止于一身伏诛，亲子兄弟得免骈斩，族党亲友不诛一人，岂有侨寓之乡独行加罪之事？”在宣布停止浙江乡会试一事的上谕中，雍正说过这样的话：“百姓皆吾赤子，地方如有水旱之事，朕仍加恩赈恤。”李卫向皇上报告说，在告示中，这话也引用了。
朱批：“犹须此一告示方始醒悟耶？洵可谓蚩蚩愚氓矣！”
汪景祺雍正三年即伏诛，平湖晚至雍正五年正月才爆发这样的恐慌，无疑是由査嗣庭案触发的。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内阁汉大学士田从典领衔的百官公审结果出炉了：査嗣庭本应凌迟处死，因该犯已毙命狱中，只能“戮尸枭示”;査嗣庭的祖父、父亲、儿子、孙子、伯叔父和侄儿，凡仍健在且年十六以上，即便患重病或者是残疾，一律斩立决;年十五以下，及査嗣庭的母亲、还没订婚的女儿、妻妾、姊妹和儿子的妻妾，一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五月初七，皇上最终批示：查嗣庭戮尸枭示;其子查沄加恩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后来从宽免死，发配黑龙江，给守边的八旗士兵充当奴仆）;大哥“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日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恶为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其治罪”;二哥查嗣瑮（时年七十有六）、侄子查基“俱从宽免死，流（放）三千里”;“拟给功臣家为奴之各犯，亦着流三千里”。
查嗣庭案和曾靜、吕留良案，让人得以窥见雍正内心阴暗的一角隐藏的对江浙士子的憎恶与猜忌。事实上，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都对文弱的江南书生耿耿于怀。
明清两代，江浙一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东南士大夫代表了华夏正统。明末的江南士绅，早已对大明彻底绝望，当八旗铁骑兵不血刃进入南京，江浙两地的士大夫原本准备平静地迎接改朝换代。但得意忘形的多尔衮悍然发布的薙发令，完全改变了历史进程。在屠刀面前，江南士子决定抵抗。这些视死如归的白面书生爆发出的勇气与决绝，让清廷胆战心惊。
由于清末革命者的宣传， 今人往往瞩目于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等发生于江苏的惨烈事件，而浙江的金华之屠、舟山之屠被淡忘了。事实上，浙江尤其是浙东地区，士大夫领导下抗清的旷日持久，其悲壮和付出的沉重代价，乃至失败后坚持明遗民身份、拒绝与新朝合作的风气，都要远胜江苏。
对于一贯极度重视历史的大清皇帝而言，这当然不会轻易忘记。就这样，查嗣庭和吕留良，出生于两个朝代的两代浙江人，奇迹般地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九月二十六日，一声晴天霹雳，查家燃起熊熊“大火”，几乎遭遇灭门之灾。起因就是著名的査嗣庭案。
野史这样记载：査嗣庭出任某省乡试的主考官时，出了这么一道《诗经》考题—“维民所止”，出自《玄鸟》。有心人发现，“维”和“止”凑到一起，正好是“雍正”二字各自去掉顶部的笔画。于是龙颜大怒，酿成了一场血案。
野史当然不可信，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査嗣庭的《诗经》题确实出了问题，也确实跟“止”有关。
要说明査嗣庭犯的错，得先回到年羹尧。这位一度红得发紫的第一宠臣，在前一年垮台了。跟他一起倒霉的，有位浙江籍的无行文人，叫汪景祺。此人在年公权势滔天时，给他写了一封极其肉麻的信。信中说，唐宋所谓名将如郭子仪、裴度、韩琦、范仲淹等人，跟您比起来，简直就是萤火虫和太阳、一勺水和汪洋大海的区别。“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这样气势恢宏的马屁，年羹尧当然很受用，很快就满足了他的心愿，让他做了清客相公，可以时时“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人生无比充实。
如此天大的好处，不付出点代价能行吗？年羹尧被逼自尽，汪景祺则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斩首示众，头颅在那儿一挂就是十年—很难想象，在人来人往的闹市，猛然瞥见这颗恐怕早已成了骷髅的头颅，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直到乾隆即位，才有官员敢反映，这实在有碍观瞻，于是新皇开恩，把汪景祺的头摘下来埋了。
查嗣庭原本跟汪景祺毫无瓜葛，除了都是浙江人。但在上文提到的那一天，雍正突然召集内阁大学士、九卿等朝廷重臣，当众宣布査嗣庭的弥天大罪。他首先提到了汪景祺的一篇文章《历代年号论》。在文章中，汪氏用拆字法，说“正”就是“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带“正”字的年号都不太平。对此，皇上自然咬牙切齿。但这跟査嗣庭有什么关系呀？
雍正发现，査嗣庭所出的江西乡试题中，《周易》的第二道题是“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的第四题是“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周易》的第三题则是“其旨远，其词文”。皇上断定，这是在提醒大家注意“正”和“止”字，“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
就这样，査嗣庭成了汪景祺的同党。
当然，雍正很清楚，如此深文周纳，难以服人。他找出了更多证据。乡试除了考四书五经外，还要考策问，即应用题。査嗣庭出的策问题中有“君犹心腹，臣犹股肱”一句，皇上这样解读：“古人谓君犹元首，而股肱、心腹皆指臣下而言。今策问内不称元首，是不知有君上之尊矣。”此外还有一句“勤始怠终，勉强自然”，大概是批评办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但雍正以为，这也是在诽谤朝廷：“盖伊见近来部院大臣实心办事，与伊志趣不符，故为此论以蛊惑人心耳。”
谈完了试题，雍正又接着批判査嗣庭做官的表现。他说，查氏在宫里进进出出也有三年了，亲眼见到“朕励精图治”，求言若渴，如此诚心诚意地鼓励臣下多多进谏，指出朕的不足。可他呢？从来就没有直言不讳地指出朕的缺点，或者就有關国计民生的大事提过建议。唯一一次，是上书对浙江沿海堤坝的修筑发表意见，事关他老家海宁，本以为他会有什么切实的真知灼见，结果朕找来当年在浙江巡抚任内以修海塘著称的朱轼，人家一看，说查某提的全不靠谱。这说明什么？査嗣庭对“国家政事漠不关心”，纯粹是敷衍了事！
这时，雍正才亮出了真正有杀伤力的武器。“朕因查嗣庭平日之为人，又见其今年科场题目”，料定其居心不良，一定会在私下里将对朝廷的不满和诽谤，形诸笔墨，所以派人对其住所和赴江西出差的行李彻底搜查。果不其然，找到了两本日记。
日记中暴露的问题，可分三类。首先是大逆不道，不服本朝。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前面记载了“圣祖皇帝升遐大事”，几行之后，居然又记自己得病，“痔疾大发，狼狈不堪”，“其悖乱荒唐，大不敬至于如此！”还有，从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开始，每逢初一、十五，或群臣入宫朝贺的重大节日，或皇上亲自祭祀的日子，日记中一定会写上“大风”，不然就是“狂风大作”，偶尔赶上下雨就写“遇大雨盆倾”，否则就是“大冰雹”。承德有次偶然发水灾，日记中居然说“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日记中有一处，被涂掉了，仔细辨认还能看出来，“乃痛诋满洲之文、大逆不道之语”。
其次，是批评康熙的一些举措。其中又可分作两类。一类针对的是制度性的行政措施，认为存在弊端。另一类是为康熙年间被处决的一些人鸣冤叫屈，比如揭开了绵延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的惨烈序幕的戴名世。这些都被雍正钦定为“大肆讪谤”。
其三，日记中“受人嘱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具体情况，相关档案提到了査嗣庭的儿子查克上寄给父亲的一封信，其中说“王友揭事，邑令极力为情，应作一札致谢，庶见感激之意。近来小人道长，往往有意外横逆，不得不周全当事”。据此可大致复原情节如下：王友揭是个好人，意外遭到小人诬陷，为此查家出面，找了海宁知县，而知县非常帮忙，洗脱了王氏的冤情。查克上希望父亲能给知县亲自写封信，表示感谢。他担心父亲不愿写，专门提醒父亲，如今的世道，小人得势，谁也难保没有飞来横祸，跟地方官搞好关系是不得不做的。
但雍正认定，查家是在帮王友揭逃脱法律的制裁，要求浙江巡抚李卫“秉公复审”。可惜的是，李卫并没能查出什么猫腻来。在最后给査嗣庭定罪的冗长判决书中，详细列举了种种“大逆不道、怨诽诅咒”的罪行后，所谓“夤缘贪黩、私通关节”仅一笔带过，“轻罪不议”。 介绍完了査嗣庭的罪行，雍正剑锋一转，直指普天下的汉人官僚：“尔等汉官读书稽古，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本朝之正者。况世祖、圣祖重熙累洽，八十余年厚泽深仁，沦肌浃髓，天下亿万臣民无不坐享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视同仁。及朕即位以来，置腹推心，满洲、汉军、汉人，从无异视。……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
接着又回到査嗣庭的话题上，借此进一步敲打汉官：“伊若不愿为本朝之民，即应遁迹深山，如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今伊既已服官食禄，且位列卿贰，而狂悖如此，是得谓之有人心者乎？”
最后定性：“查嗣庭与汪景祺同系浙人，或属一党。”
于是，浙江人遭殃了。先是十月初六，专门任命了一个特派员，去浙江整顿风俗。又过了一个半月，宣布停止浙江的乡试，已经中举的浙江举人禁止参加会试。当然，三年后的雍正七年，又恩准浙江恢复乡试，举人也重新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有趣的是，雍正八年的会试与殿试，会元和三鼎甲竟全让复出的浙江人包办了。
十月十六日，雍正又召集中央重要汉官，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汪景祺、査嗣庭今已败露，尔等众中保无有似此者乎？本朝养育人材、待士之典可谓重矣，而汉人意中每似不愿太平安静者。”
接着又连篇累牍，详细比较汪景祺和査嗣庭对康熙朝的批评，认定两人“相为表里”，“诬罔一辙”。他首先宣称，“我圣祖皇帝御极六十余年，凡一言一动必审求至当，然后出诸号令”，定下基调，父皇不可能出错，然后对批评一一加以驳斥。
表面上，雍正对其父极为推崇。可事实上，世宗对父皇极不以为然。就在同一个月，还有这样一份上谕：“朕事事不及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皇考以八龄即登大位，于人情之诈伪，何由而知？……只此一节，朕由阅历而得之，而其他宣猷敷政，则不及皇考之万一，惟有事事黾勉，效法而行。”
作为一个皇帝，不能“洞悉下情”，不明白人情诈伪，就好比一个CEO，各方面都很好，唯一的缺点是对人没有判断能力，总被下属蒙蔽，这是什么样的评价？而且，这一评价并非仅仅针对康熙晚年，而是说父皇从八岁登基以来，一直如此！
那为何査嗣庭等人批评康熙，就成了诬蔑呢？
答案很简单。对于汉人，雍正始终心存芥蒂，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大清统治，即便没有“遁迹深山”，出来做了官，内心深处依然不服。在这点上，他倒是与父皇达成了共識。所以，雍正一直在寻找机会，要好好收拾、敲打汉官，使其彻底驯服。
就这样，査嗣庭成了那只倒霉的鸡。
十月十六日训话的最后，雍正谆谆告诫：“朕每事效法圣祖皇帝，如从前政令果有未协之处，尔等汉官内有能直陈其非者，朕便为改定，即圣祖在天之灵，想亦为欣悦耳。但毋面是背非，如查嗣庭之肆行讥谤也。”
表演了一番虚怀若谷，先把理占全了，接着杀气腾腾地说：“古人有杀身以成名者，尔等即有犯忌讳，如汪景祺所云‘以身试之，丧其性命，亦足成千古之名矣’，又何惮而不言，令此叛逆贼臣所讥诮耶？……此时不言，日后私相议论，发觉之日必从重治罪，勿谓朕言之不诚也。”
到了十二月，雍正再度专门召集中央重要汉官，大肆鞭挞：“尔等汉人于同年师生之谊，党比成风，平日则交相固结，有事则互相袒护，夤缘请托，背公徇私。……此等恶习，实堪愧叹！”
科举考试，催生了两种特殊关系。一是所谓同年，即同一年考中者。二是考官与录取者，也以师生相称。同年、师生，往往相互支持，这是影响一个人仕途非常重要的两种人际资源。
雍正批评汉官没有操守，普遍凭借同年、师生关系结党营私。为此他点了几位大臣的名。第一个是江苏人赵申乔。赵氏于康熙九年中进士，康熙五十年以都察院一把手左都御史的身份，揭发戴名世《南山集》大逆不道，康熙五十九年卒于户部尚书任上。三年后，刚即位不久的雍正宣布对其嘉奖，加赠太子太保荣衔。现在又过了三年，曾得当今圣上表彰的亡魂，命运突变。
赵申乔出任过一次乡试正考官、一次会试副考官和一次会试正考官，因此有相当一批门生。雍正说，赵氏一向名声很好，可他居然在临终时嘱咐儿孙，有两位门生某与某，从没来拜见过老师，如果死后来吊唁，不许他们进家门。他的儿孙谨遵遗训，不让二人登门，大大地羞辱了他们一番。赵申乔这样清廉正直的人，“尚不能免此陋习，则其他可知矣”。
赵申乔次子赵凤诏，因贪赃于康熙五十七年被正法，其时赵氏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雍正评论说，赵申乔私而忘公，要求门生巴结自己，儿子被押赴刑场，“未必非其间私之报应也”！
第二个被点名的是从广西巡抚升任直隶总督刚满一年的理学名臣、江西人李绂。他有个同年徐用锡，为人端方正直，康熙末年参与会试阅卷时，因拒绝请托说情得罪了人，被诬告免了职。赴广西之前，李绂曾举荐徐氏，希望能带他去广西任职，给当地的读书人做个表率。而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年羹尧，则上奏称徐氏“人品不端，若用此小人，则君子必受其害”。于是李绂又奏称徐用锡是君子，年氏才是小人。雍正为了表明自己并没有偏向年羹尧，专门向九卿征求意见，让大家评判，结果一致认为徐用锡确实是“俭邪小人，不可录用”。尽管如此，李绂仍固执己见，坚持说年羹尧是小人，质疑九卿公论。
最后皇上点到了査嗣庭的海宁同乡陈世倌、陈世倕这对堂兄弟。两人不知何故，关系闹得很僵，互相攻击对方为小人。
雍正所谓“党比成风”的科甲“恶习”，不过如此。姑且不论赵申乔与门生的恩怨，是否只是由于门生不曾拜见老师，即便属实，赵氏也无非是在礼貌问题上过于苛刻而已。至于李绂之执拗，凭什么断定他是出于维护同年之私心，而非坚信徐氏之人品？而陈氏兄弟的不良品行，与结党营私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仅仅因为“同系科甲出身”，也被拉进来充数。诡异的是，连一年前刚被历数九十二款大罪的年羹尧都请出来助阵，目的是扳倒因舔年氏屁股掉了自己脑袋的汪景祺的“同党”査嗣庭，实在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皇上在收集罪证方面之困窘，可想而知。 但对雍正来说，只要科甲人士道德上有污点，或者有疑点，就够了：“可见尔等汉人各挟偏私，党同伐异，颠倒是非，互相争执，竞置公道于不问，皆由同年师生之见胶结于中，以致若此也。”
由此，进一步批评科甲风气：“尔等由科甲出身者，动辄轻视别途之人。……不但诋排捐纳之人以为异途，即特举之孝廉方正，亦以其不由科目，而讥诮其不文……甚且进士则轻举人，举人则轻生监。”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往往看不起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人，这种风气确实不好。
雍正还打了个比方：“即如江浙之人诋山（西）陕（西）人为愚蠢，岂知山陕之人更诋江浙为柔靡，如妇人女子也。……山陕之人当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当推重山陕之武，如此则文武并济，各效所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团和气，岂不美哉？”
清代不信任汉官，前中期军事领域基本由旗人掌控，将汉官排除在外。汉人视旗人为愚蠢，不好启齿，换了个说法。前面所谓科举看不起异途，进士、举人、秀才层层相轻，都只是铺垫，说到底，是告诫汉官，不能歧视满人。
最后，皇上警告说，为了国家，为了“风俗人心”，绝不会容忍科甲人士继续“党比成风”的“恶习”，若不改过，“必至尽斥弃科目而后已”，威胁要将科甲人士全部清除出官僚队伍。即便为此背上“不重科目”之恶名，朕也不顾惜了。“若畏浮言之讥讪而不能果断者，此庸主之所为也。”
当天的训话，还发生了一件颇堪玩味的小事：“今日朕面加训诲，谆切周详。尔等诸臣共相敬听，惟姚三辰之词色神气，不以朕言为然。伊乃浙人，必系查嗣庭、汪景祺之同类，其胸怀甚不可信。朕因浙江风俗颓坏不堪，力加整顿，务便痛改恶习。浙省之人自应感朕恩德，共知愧悔。乃姚三辰心术不端，全无儆惧之意。着令其同谢济世前往阿尔泰军前效力（流放新疆）……朕观人颇能洞悉隐微，姚三辰居心行事，众人内自有知者，亦必共服朕之明鉴也。”
姚三辰是杭州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这年秋天，曾出任山西乡试正考官。至于当时他到底什么表情，让雍正断定是对他的“训诲”不以为然，已不得而知。
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浙江巡抚李卫派人给皇上送去了一封奏折，报告正月十四日傍晚，汪景祺（杭州人）曾旅居的嘉兴府平湖县城内，突然谣传官兵要来屠城，老百姓惊慌失措，有人连夜拖家带口跑出城了。奏折上“讹传屠城”旁边，有十个字的朱批：“突如其来，殊属可笑之极！”
接下来李卫开始邀功，说臣接到平湖知县的紧急通报后，连夜派人张贴告示，宣传皇上仁慈爱民的德政，“并指明汪景祺大逆不道，尚蒙皇恩，止于一身伏诛，亲子兄弟得免骈斩，族党亲友不诛一人，岂有侨寓之乡独行加罪之事？”在宣布停止浙江乡会试一事的上谕中，雍正说过这样的话：“百姓皆吾赤子，地方如有水旱之事，朕仍加恩赈恤。”李卫向皇上报告说，在告示中，这话也引用了。
朱批：“犹须此一告示方始醒悟耶？洵可谓蚩蚩愚氓矣！”
汪景祺雍正三年即伏诛，平湖晚至雍正五年正月才爆发这样的恐慌，无疑是由査嗣庭案触发的。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内阁汉大学士田从典领衔的百官公审结果出炉了：査嗣庭本应凌迟处死，因该犯已毙命狱中，只能“戮尸枭示”;査嗣庭的祖父、父亲、儿子、孙子、伯叔父和侄儿，凡仍健在且年十六以上，即便患重病或者是残疾，一律斩立决;年十五以下，及査嗣庭的母亲、还没订婚的女儿、妻妾、姊妹和儿子的妻妾，一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五月初七，皇上最终批示：查嗣庭戮尸枭示;其子查沄加恩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后来从宽免死，发配黑龙江，给守边的八旗士兵充当奴仆）;大哥“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日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恶为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其治罪”;二哥查嗣瑮（时年七十有六）、侄子查基“俱从宽免死，流（放）三千里”;“拟给功臣家为奴之各犯，亦着流三千里”。
查嗣庭案和曾靜、吕留良案，让人得以窥见雍正内心阴暗的一角隐藏的对江浙士子的憎恶与猜忌。事实上，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都对文弱的江南书生耿耿于怀。
明清两代，江浙一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东南士大夫代表了华夏正统。明末的江南士绅，早已对大明彻底绝望，当八旗铁骑兵不血刃进入南京，江浙两地的士大夫原本准备平静地迎接改朝换代。但得意忘形的多尔衮悍然发布的薙发令，完全改变了历史进程。在屠刀面前，江南士子决定抵抗。这些视死如归的白面书生爆发出的勇气与决绝，让清廷胆战心惊。
由于清末革命者的宣传， 今人往往瞩目于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等发生于江苏的惨烈事件，而浙江的金华之屠、舟山之屠被淡忘了。事实上，浙江尤其是浙东地区，士大夫领导下抗清的旷日持久，其悲壮和付出的沉重代价，乃至失败后坚持明遗民身份、拒绝与新朝合作的风气，都要远胜江苏。
对于一贯极度重视历史的大清皇帝而言，这当然不会轻易忘记。就这样，查嗣庭和吕留良，出生于两个朝代的两代浙江人，奇迹般地遭遇了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