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家”与“国”之间的亲和关系和根本一致性的强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之一。而“家”与“国”或“泛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英国的政治哲学而言，也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但是，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却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或对立。比较透视近代英国政治哲学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看法之歧异，简要梳理和回顾现代新儒家对儒家“家国一体论”的重新诠释和现代反思，对于我们思考和解答这一依然有其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问题，具有参考的价值和启发的意义。 全文查看链接 　　不过，在休谟看来，虽然这种“自然的美德”有助于形成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适应和进入社会生活的倾向和意识，但是，在这种“自然的美德”的基础上却不可能形成支撑政治社会的正义感。不仅如此，而且这种“自然的美德”及其内在逻辑还是根本上与正义规则、正义感相对立的；进一步地我们看到，在休谟的理解中，政治社会和正义规则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对治这种“自然的美德”及其内在逻辑所产生的不便、缺陷和弊端。也正因为如此，“正义规则”才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设计，正义感也才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美德。休谟说：“我们虽然必须承认人性中具有慷慨（即‘爱有差等’的有限慷慨或血缘亲情基础上的‘自然的美德’——引者注）这样一种美德，可是我们同时仍然可以说，那样一种高贵的情感，不但使人不能适合于广大的社会，反而和最狭隘的自私一样，使他们几乎与社会互相抵触。因为每个人既然爱自己甚于爱其他任何一个人，而且在他对其他人的爱中间，对于自己的亲戚和相识又有最大的爱，所以这就必然要产生各种情感的对立，因而也就产生了各种行为的对立；这对于新建立起来的结合（即政治结合或政治社会——引者注）不能不是有危险的。”同时，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而言，防范这种“自然的美德”及其内在逻辑对正义规则和正义感的侵入和扭曲，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也是政治社会的基本任务和目的之一 ，因为“只有这种为自己和最亲近的亲友取得财物和所有物的贪欲是难以满足的、永久的、普遍的、直接摧毁社会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不被这种贪欲所激动；而且当这种贪欲的活动没有任何约束、并遵循它的原始的和最自然的冲动时，每个人都有害怕它的理由。因此，整个说来，我们应当认为在建立社会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是大是小，就决定于我们在调节和约束这种情感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之是大是小。” 全文查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