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令人吃惊的变化，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国际政治进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令世人不安和焦虑的氛围。近年来，反全球化思潮、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等意识形态在美国和西方迅速勃兴。同时，在上述思潮的助推下，欧美国家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政治实践的“转轨”和“脱轨”。更为严重的是，上述思潮的集中出现，以及欧美国家政治实践上大幅度的改弦易辙，一方面是在国际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及“分离主义”政治思潮和政治活动丝毫没有减弱，以及由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所挑动的地缘政治争夺愈加剧烈、中东乱局难见平静的情形下发生的;另一方面又是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亟待变革，国家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拉大，全球“消除贫困”行动受阻，“难民危机”愈加深重，“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日益严峻的形式下发生的。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议题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冷却，欧美主要国家的逆向政策选择和政治实践，使得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全球治理局面变得更加破碎虚弱。
　　全球治理问题的肇始，实则是二战后各国被纳入到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与权力结构之中，以及以联合国的创设为标志的制度体系之中的结果。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对于世界范围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存在著始终无法突破的局限，当前的制度性安排和秩序理念已经无法跟上世界变化的步伐，从而导致其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显得无能为力，出现了“全球治理失灵”的现象。面对当前全球治理中的种种瓶颈，各国越来越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协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身狭隘的利益诉求。
　　或许是某种历史的巧合，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政府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在这种令人焦虑和不安的国际氛围中应运而生，与上述欧美国家面对全球治理困境选择的改弦更张形成鲜明对比，显得分外高远和深邃。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核心的现代化大流通，以全方位软联通和硬联通为先手布局，优化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布局，是一条力求帮助全球经济摆脱低迷的希望之路。“一带一路”创造了一个面向未来的开放发展与合作发展的新载体、新平台和新渠道，通过与更多国家的共同行动，不断产生合作发展的集成效应，成为引领新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是对中国关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想的伟大实践，是我国新时期外交发展理念、思路、策略和原则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必要调整。“一带一路”倡议从哲学和价值观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出实现更高视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新经济全球化有效路径，符合更多国家人民群众渴望共享发展机遇、创造美好家园的憧憬和期待。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的世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在纠结和矛盾交织中颠簸前行。中国倡议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激发新的动力和活力，并将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有利于塑造一套符合人类社会包容发展、共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新秩序和新规则。本期策划，学者们就“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变革和新全球化的意义、国家和地区合作前景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剖析，敬请读者垂注。
　　——《学术前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