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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艺术研究院与泉州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2018海峡乐谈——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研讨会”于2018年4月21—22日在泉州师范学院举办。来自京、沪、闽、台、港、川、粤、陕、津、苏、浙、滇等地的三十余位知名作曲家、理论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以“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为主题，包括三场“中国当代优秀音乐作品作曲家讲谈”与一场“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主题座谈”。在前面三场讲谈上，21位作曲家一方面结合会议主题就各自的代表作或新近作品做创作情况的介绍，另一方面从各自的创作实践出发，交流了彼此在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问题上的思考；在22日下午的主题座谈上，杨燕迪、宋瑾、明言、李诗原等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与参会作曲家一道进一步就会议主题展开研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与当代”这一研讨主题，会议还衍生出“限制与创造”这一引发众人讨论的学术论题。此外，对于“海峡乐谈”这一学术活动的现实及学术意义，与会专家也有所论及。
一、传统与当代论题下的《作曲家讲谈》
本次研讨会“作曲家讲谈”部分的主要内容是21位作曲家在传统与当代论题下所做的关于34部作品的创作自述与主题思考。具体的发言作曲家及其宣讲题目与所谈作品见下表：
（一）创作自述
21位作曲家关于34部作品的创作自述大都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首先介绍作品的创作缘起，而后详略不等地介绍作品的创作过程（详者甚至乐曲各部分的素材选用与旋律写作、和声、配器、曲式结构等方面的具体想法及做法以及特殊技法的运用与艺术效果的追求等等都做了说明），最后大都介绍了作品的上演情况及其反响。从作曲家们所交代的创作缘起来看，除了徐昌俊《剑器》、权吉浩《长短的组合》、王丹红《弦上秧歌》等几部作品主要出于艺术灵感或艺术目标驱动外，更多有着委约创作之动因，有的受院团委约，有的应周年庆而作，有的受音乐节委约，有的受政府委约，有的受演奏者邀约等，尽管是委约之所，但它们也都有着跟那些自由创作的作品一样的出于艺术本身的创作意图，因而也都反映出作曲家某種自觉的创作路向。综观所有作品的创作意图自述，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7种不同情况：1.有着集体情感交流意识的表达关于特定对象的感怀与礼赞的路向，如《长江交响曲》《我们的岁月》《丝路断想》；2.追求融合创新的路向；如潘皇龙三首新作对南音与北管音乐特质的融合，梅广钊作品的跨媒体融合；3.探寻民族乐器新的音乐感与表现力的路向，如《清风静响》《剑器》《第一二胡狂想曲》《百岳传奇》；4.创造中国传统音乐范型（如节奏范型、乐种范型）新样态的路向，如《仓才》《弦上秧歌》；5.让西洋乐器承载与表现中国民乐思维的路向，如让钢琴、交响乐队等表现 “揉音”“吟咏”“鼓点”的《长短的组合》《纹》《雅之声——琴韵》《戏韵》等、在让小提琴表现彝族民歌音调特征的《彝歌》、让弦乐六重奏表现苗族音乐音响韵味的《飞歌》等；6.用当代音乐形式表达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路向，如《海神妈祖》《雪江归棹》《水穷云起》等；7.从当代视野出发再造古乐或再造传统艺术妙境的路向（如《来自唐朝的音乐》《森多玛》等）。
创作过程的介绍细致而富于启发性，尤其值得归纳的是其间所展示出的许多富于个性与借鉴价值的技法创造、理论创造。比如，潘皇龙受南音启发而创造的“从‘骨干音的润饰’，经由‘骨肉相随’，到‘骨干和弦音响意境’的创造”之技法；贾国平旨在实现民乐创新的“回避与组合”“集中某一发声法或音色的变化”等技法；金平旨在兼顾音响丰富性与曲调色彩辨识度的注重音出现顺序的不一样的“音集集合”法；徐昌俊旨在发展民族独奏乐器多声思维的持续音与空弦音技法；权吉浩旨在让西洋乐器表达中国民乐独特韵味的基于演奏法创新想像的新作曲法；宋名筑通过把握西洋乐器对民族音乐曲调特征表现的适切性而创造的“镜像对称法”；梅广钊与陈强斌基于跨界（混搭）思维的跨媒体作曲法；徐坚强旨在既保留传统音乐本色又有当代新内容新思维的“旧城区改造”作曲法、注重点到为止的“有影无踪配器法”、本质上可有可无的“和稀泥和声法”、旨在给二度创作流出较大空间的”已知未知音色构建法”等；崔新旨在兼顾当代多声音响与民乐线性特质的“移步不换形”法、“多调叠置”法等；吴少雄受中国古代“天干——地支”纪年法背后的轮配数理逻辑思维的启发而创造的自成体系的“干支合乐论”作曲理论与技法；王建民基于实践探索而创造的“核心音调散形贯穿”旋律写作法等等。
作曲家们的创作自述体现出了在开辟创作新路向、创造新技法新理论上的丰盈创造力，也体现出了在传统资源的关注、理解与运用上的多样视角与触点。最为普遍关注与运用的传统资源还是民间音乐曲调，有的从本土母语的视角予以吸收运用（如《打歌》《萌》等），有的从异地采风的视角予以采撷运用（如《长江交响曲》《飞歌》等）。还有像民族乐器的审美承载与表情特点，民族音乐的独特元素（如特色节奏与结构、线性思维与特色演奏法等），其他传统艺术如诗、画、书法、舞蹈、雕像、戏曲中的审美意蕴，神话《海神妈祖》《迦陵频伽》“妙音鸟”）的精神承载，古丝绸之路的文化艺术遗迹，乃至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等，都是作曲家们关注的对象、交感的触点、理解与运用的资源。
（二）主题思考
关于会议主题，除了以具体作品的创作自述予以回应，有些作曲家们还在学术层面做了深入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当代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再理解、再挖掘、再创造。贾国平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这一论题实际上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的一种语境，他在归纳近百年中国作曲家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表达形式（即移植编创、直接引用创作、间接引用创作或风格模拟）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作曲家应该从当代语境出发，进行传统再学习、探索传统文化元素再创造再表达的新的可能性；权吉浩、徐坚强、崔新、唐建平、王建民、王丹红等作曲家也都强调或注重对传统的再认识再创造。陈强斌在他“新媒体作品”的创作思考中也表达出了让传统文化元素“介入”到 “混搭”类当代音乐作品、“介入”到不同场合不同观众之于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传承与再创造的必要性与现实性。2.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音乐思维特点再认识。比如，金平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的速度、节奏等非调性原则的再认识；阮昆申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发出这样的探问：“今天说的当代音乐创作，肯定离不开西方的东西，无论交响乐还是室内乐……那么我们自己有什么东西？”崔新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中国民族音乐中线性思维的思考与实践，吴少雄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区别于西方一对一辩证思维的中国演绎式思维的再认识。3.从受众出发的当代音乐创作的价值立场。王世光就以《力求为更多的听众所接受》作为自己的发言题目，宋名筑、王丹红等也表达出了强烈的受众意识及其对雅俗共赏的追求，从所有作品对可听性的追求中可以看出这一价值立场的普遍性。4.从创作个体出发的处理传统与当代关系问题的实践论思考。潘皇龙基于个人感悟提出一个作曲家面对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资源时的三步走策略，即 “学而用之”“习而避之” “取而化之”。 二、由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与作曲家
共同参与的《主题座谈》
22日下午的《主题座谈》分成“特邀专家发言”与“专家自由发言”两个环节。综观两个环节的专家发言，跟主题相关的学术性观点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1.中华文化传统与当代音乐创作的价值关系。杨燕迪以“民族乐派”为成功案例指出，从本土的文化传统中来汲取创作养料是被世界音乐史证明了的一个创作的正确方向与重要规律；宋瑾从美学意义的民族性角度指出富于特点的民族性（文化）是作曲家个我个性的资源。2.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杨燕迪指出传统文化必须经过个性化体验的过滤才能成为有艺术生命力的资源，吕文慈的创作感悟是传统文化乃是通过潜移默化地渗透于生活再转而影响、滋养她的创作思维与创作实践，王丹红的努力方向是通过把握音乐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文化与情感），让传统原生态的东西与与现代技法协同创作出既符合自己的审美追求又接近当代人审美诉求的作品。3.作曲家的时代责任。奚其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有着贡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机遇，中国作曲家有责任参与促成这一贡献。徐坚强认为，当代顶尖作曲家应该参与歌曲创作，以此担负起提升歌曲艺术品味提升大众审美品味的社会责任。唐建平认为艺术要承担社会功能，但探索创新也应该受鼓励，只是这种探索创新应该以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为终极目的。4.传统的范畴。宋瑾认为，关于传统资源，作曲家们更多注意的是民间音乐，可以更多关注其他如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传统资源，还要注意不同时段的如五四以来的新传统与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的异同，注意局部传统与整体传统在“魂”上的一致性，注意民族性的历时变化性。5.改革开放前20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李诗原以丰富的实例，从音乐和语言、艺术和美学、文化和哲学三个层面梳理论析了1979到1999年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的具体关联。6.关于现代音乐与当代音乐。张千一认为“现代音乐”应该是一个专有名词，用它指称当代的音乐创作已显不妥，本次会议用更具包容性的“当代音乐”更为合适。这一说法得到普遍认同。
三、“限制与创造”：
一个引发众人讨论的衍生论题
《讲谈》的第二个发言人张千一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一个作曲家们普遍关心也是普遍会面临的问题，“限制是约束吗？”这个关于限制与创造的问题引发了几乎贯穿整个研讨会的众多专家的介入思考与讨论。张千一认为，内容的限制有时反而会激发创新，规定动作之下的创造有时更有突破，限制对作曲家有较高要求，一是接受能力要强、适应能力要快，二是要有基于长年生活思考与创作经验积累的预案准备。贾国平也表达了如何在自我限制与约束中创作的思考，指出对他自己来说就是对某种音乐的拒绝与对某种音乐的聚焦。陈强斌表达了对积累问题的同感，认为即便是跨界创作，也有意义指向、观众指向的某种限制，要在这个限制内创造，积累很重要。徐坚强认为这个问题谁也逃不过，不过它也意味着是一个可以体现出水平的挑战。崔新则补充了内容之外的另一种同样考验作曲家创造力的更为严格的限制，即创作时间的规定，引起了广泛共鸣。王建民也推进了这个问题的思考，他认为，限制包括客观（外来）的限制与自我的限制，后者是指写作时的范围设定，这里其实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在反控制中可以生发出无限想象，他赞扬当前进入了一个摆脱既往程式、有着更高的传统文化自觉的自由创作时代。宋瑾也引入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说支持了王建民的看法，认为委约创作是公共事务，有外来的限制，自由创作是个人事务，有着自我约束与限制。奚其明则举领导要求在交响乐中要有完整歌曲的极端例子提醒作曲家们：在不符合艺术规律的“限制”面前要有“反限制”意识。
实际上，本次会议的主题也蕴含着限制与创造的问题，即作曲家们如何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限制”中进行当代音乐的“创造”。从整个研讨会所交流的作品来看，作曲家们无疑都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漂亮的回答，他们都是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共同的民族性自我“限制”以及其他各种限制中实现了个性纷呈、新路多多的精彩创造。
四、“海峡乐谈”的现实及学术意义
除了会议主题，有些专家也对“海峡乐谈”这一学术活动的现实及学术意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金平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它给作曲家们提供了一个彼此都能获益的交流与分享相对私密的创作心得与经验的宝贵机会；刘锡津指出了这个会议的举办、尤其是会议的策划者组织者吴少雄的不容易，他认为这个会议与以往同类会议的主要不同在于它是在说真话讲真事这样一种语境下讨论作曲家们自己的创作问题，它是作曲家们自己的会议，是会给每个作曲家以有益启发的会议；崔新高度赞赏这个会议有质有量地聚焦具体作品、广邀各方精英、明确研讨论题与发言主题的做法，认为这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海峡两岸当今音乐创作概况，还能因为主题的牵引把问题的讨论与思考引向深入，进而有利于当代音乐创作的发展，他认为这个会议一定会在中国的音乐创作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甚至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认为，这个会议至少还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的现实及学术意义：首先，在福建举办这一活动有助于福建音乐创作事业的发展；其次，以当代优秀作品为研讨对象有助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成果的回顾、检视与推广，同时，由于优秀作品以及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作曲家创作自述的汇聚，有利于当代中国音乐的史学研究；第三，尤为重要的是，集结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与作曲家三方进行当代音乐创作实践的整体观察与细部研讨，有助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价值审视、审美发现与意义开显，有助于以中国本土创作实践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当代音乐评论话语与美学理论建构，有助于告别既往那种多用生发于西方实践的理论话语与概念来评析、评价中国音乐创作的窘境。只有切实建立起了有着自己的传统渗透与实践了解的当代审美视角、理論话语与概念系统，中国有着传统文化承继的当代音乐经典才能得以准确扬举，民族本色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史才能得以凸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峡乐谈”，其现实及学术意义自然就不容忽视。
林忠东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吴思富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福建艺术》编辑
（责任编辑 张萌）
一、传统与当代论题下的《作曲家讲谈》
本次研讨会“作曲家讲谈”部分的主要内容是21位作曲家在传统与当代论题下所做的关于34部作品的创作自述与主题思考。具体的发言作曲家及其宣讲题目与所谈作品见下表：
（一）创作自述
21位作曲家关于34部作品的创作自述大都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首先介绍作品的创作缘起，而后详略不等地介绍作品的创作过程（详者甚至乐曲各部分的素材选用与旋律写作、和声、配器、曲式结构等方面的具体想法及做法以及特殊技法的运用与艺术效果的追求等等都做了说明），最后大都介绍了作品的上演情况及其反响。从作曲家们所交代的创作缘起来看，除了徐昌俊《剑器》、权吉浩《长短的组合》、王丹红《弦上秧歌》等几部作品主要出于艺术灵感或艺术目标驱动外，更多有着委约创作之动因，有的受院团委约，有的应周年庆而作，有的受音乐节委约，有的受政府委约，有的受演奏者邀约等，尽管是委约之所，但它们也都有着跟那些自由创作的作品一样的出于艺术本身的创作意图，因而也都反映出作曲家某種自觉的创作路向。综观所有作品的创作意图自述，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7种不同情况：1.有着集体情感交流意识的表达关于特定对象的感怀与礼赞的路向，如《长江交响曲》《我们的岁月》《丝路断想》；2.追求融合创新的路向；如潘皇龙三首新作对南音与北管音乐特质的融合，梅广钊作品的跨媒体融合；3.探寻民族乐器新的音乐感与表现力的路向，如《清风静响》《剑器》《第一二胡狂想曲》《百岳传奇》；4.创造中国传统音乐范型（如节奏范型、乐种范型）新样态的路向，如《仓才》《弦上秧歌》；5.让西洋乐器承载与表现中国民乐思维的路向，如让钢琴、交响乐队等表现 “揉音”“吟咏”“鼓点”的《长短的组合》《纹》《雅之声——琴韵》《戏韵》等、在让小提琴表现彝族民歌音调特征的《彝歌》、让弦乐六重奏表现苗族音乐音响韵味的《飞歌》等；6.用当代音乐形式表达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路向，如《海神妈祖》《雪江归棹》《水穷云起》等；7.从当代视野出发再造古乐或再造传统艺术妙境的路向（如《来自唐朝的音乐》《森多玛》等）。
创作过程的介绍细致而富于启发性，尤其值得归纳的是其间所展示出的许多富于个性与借鉴价值的技法创造、理论创造。比如，潘皇龙受南音启发而创造的“从‘骨干音的润饰’，经由‘骨肉相随’，到‘骨干和弦音响意境’的创造”之技法；贾国平旨在实现民乐创新的“回避与组合”“集中某一发声法或音色的变化”等技法；金平旨在兼顾音响丰富性与曲调色彩辨识度的注重音出现顺序的不一样的“音集集合”法；徐昌俊旨在发展民族独奏乐器多声思维的持续音与空弦音技法；权吉浩旨在让西洋乐器表达中国民乐独特韵味的基于演奏法创新想像的新作曲法；宋名筑通过把握西洋乐器对民族音乐曲调特征表现的适切性而创造的“镜像对称法”；梅广钊与陈强斌基于跨界（混搭）思维的跨媒体作曲法；徐坚强旨在既保留传统音乐本色又有当代新内容新思维的“旧城区改造”作曲法、注重点到为止的“有影无踪配器法”、本质上可有可无的“和稀泥和声法”、旨在给二度创作流出较大空间的”已知未知音色构建法”等；崔新旨在兼顾当代多声音响与民乐线性特质的“移步不换形”法、“多调叠置”法等；吴少雄受中国古代“天干——地支”纪年法背后的轮配数理逻辑思维的启发而创造的自成体系的“干支合乐论”作曲理论与技法；王建民基于实践探索而创造的“核心音调散形贯穿”旋律写作法等等。
作曲家们的创作自述体现出了在开辟创作新路向、创造新技法新理论上的丰盈创造力，也体现出了在传统资源的关注、理解与运用上的多样视角与触点。最为普遍关注与运用的传统资源还是民间音乐曲调，有的从本土母语的视角予以吸收运用（如《打歌》《萌》等），有的从异地采风的视角予以采撷运用（如《长江交响曲》《飞歌》等）。还有像民族乐器的审美承载与表情特点，民族音乐的独特元素（如特色节奏与结构、线性思维与特色演奏法等），其他传统艺术如诗、画、书法、舞蹈、雕像、戏曲中的审美意蕴，神话《海神妈祖》《迦陵频伽》“妙音鸟”）的精神承载，古丝绸之路的文化艺术遗迹，乃至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等，都是作曲家们关注的对象、交感的触点、理解与运用的资源。
（二）主题思考
关于会议主题，除了以具体作品的创作自述予以回应，有些作曲家们还在学术层面做了深入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当代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再理解、再挖掘、再创造。贾国平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这一论题实际上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的一种语境，他在归纳近百年中国作曲家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表达形式（即移植编创、直接引用创作、间接引用创作或风格模拟）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作曲家应该从当代语境出发，进行传统再学习、探索传统文化元素再创造再表达的新的可能性；权吉浩、徐坚强、崔新、唐建平、王建民、王丹红等作曲家也都强调或注重对传统的再认识再创造。陈强斌在他“新媒体作品”的创作思考中也表达出了让传统文化元素“介入”到 “混搭”类当代音乐作品、“介入”到不同场合不同观众之于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传承与再创造的必要性与现实性。2.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音乐思维特点再认识。比如，金平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的速度、节奏等非调性原则的再认识；阮昆申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发出这样的探问：“今天说的当代音乐创作，肯定离不开西方的东西，无论交响乐还是室内乐……那么我们自己有什么东西？”崔新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中国民族音乐中线性思维的思考与实践，吴少雄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区别于西方一对一辩证思维的中国演绎式思维的再认识。3.从受众出发的当代音乐创作的价值立场。王世光就以《力求为更多的听众所接受》作为自己的发言题目，宋名筑、王丹红等也表达出了强烈的受众意识及其对雅俗共赏的追求，从所有作品对可听性的追求中可以看出这一价值立场的普遍性。4.从创作个体出发的处理传统与当代关系问题的实践论思考。潘皇龙基于个人感悟提出一个作曲家面对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资源时的三步走策略，即 “学而用之”“习而避之” “取而化之”。 二、由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与作曲家
共同参与的《主题座谈》
22日下午的《主题座谈》分成“特邀专家发言”与“专家自由发言”两个环节。综观两个环节的专家发言，跟主题相关的学术性观点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1.中华文化传统与当代音乐创作的价值关系。杨燕迪以“民族乐派”为成功案例指出，从本土的文化传统中来汲取创作养料是被世界音乐史证明了的一个创作的正确方向与重要规律；宋瑾从美学意义的民族性角度指出富于特点的民族性（文化）是作曲家个我个性的资源。2.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杨燕迪指出传统文化必须经过个性化体验的过滤才能成为有艺术生命力的资源，吕文慈的创作感悟是传统文化乃是通过潜移默化地渗透于生活再转而影响、滋养她的创作思维与创作实践，王丹红的努力方向是通过把握音乐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文化与情感），让传统原生态的东西与与现代技法协同创作出既符合自己的审美追求又接近当代人审美诉求的作品。3.作曲家的时代责任。奚其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有着贡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机遇，中国作曲家有责任参与促成这一贡献。徐坚强认为，当代顶尖作曲家应该参与歌曲创作，以此担负起提升歌曲艺术品味提升大众审美品味的社会责任。唐建平认为艺术要承担社会功能，但探索创新也应该受鼓励，只是这种探索创新应该以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为终极目的。4.传统的范畴。宋瑾认为，关于传统资源，作曲家们更多注意的是民间音乐，可以更多关注其他如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传统资源，还要注意不同时段的如五四以来的新传统与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的异同，注意局部传统与整体传统在“魂”上的一致性，注意民族性的历时变化性。5.改革开放前20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李诗原以丰富的实例，从音乐和语言、艺术和美学、文化和哲学三个层面梳理论析了1979到1999年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的具体关联。6.关于现代音乐与当代音乐。张千一认为“现代音乐”应该是一个专有名词，用它指称当代的音乐创作已显不妥，本次会议用更具包容性的“当代音乐”更为合适。这一说法得到普遍认同。
三、“限制与创造”：
一个引发众人讨论的衍生论题
《讲谈》的第二个发言人张千一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一个作曲家们普遍关心也是普遍会面临的问题，“限制是约束吗？”这个关于限制与创造的问题引发了几乎贯穿整个研讨会的众多专家的介入思考与讨论。张千一认为，内容的限制有时反而会激发创新，规定动作之下的创造有时更有突破，限制对作曲家有较高要求，一是接受能力要强、适应能力要快，二是要有基于长年生活思考与创作经验积累的预案准备。贾国平也表达了如何在自我限制与约束中创作的思考，指出对他自己来说就是对某种音乐的拒绝与对某种音乐的聚焦。陈强斌表达了对积累问题的同感，认为即便是跨界创作，也有意义指向、观众指向的某种限制，要在这个限制内创造，积累很重要。徐坚强认为这个问题谁也逃不过，不过它也意味着是一个可以体现出水平的挑战。崔新则补充了内容之外的另一种同样考验作曲家创造力的更为严格的限制，即创作时间的规定，引起了广泛共鸣。王建民也推进了这个问题的思考，他认为，限制包括客观（外来）的限制与自我的限制，后者是指写作时的范围设定，这里其实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在反控制中可以生发出无限想象，他赞扬当前进入了一个摆脱既往程式、有着更高的传统文化自觉的自由创作时代。宋瑾也引入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说支持了王建民的看法，认为委约创作是公共事务，有外来的限制，自由创作是个人事务，有着自我约束与限制。奚其明则举领导要求在交响乐中要有完整歌曲的极端例子提醒作曲家们：在不符合艺术规律的“限制”面前要有“反限制”意识。
实际上，本次会议的主题也蕴含着限制与创造的问题，即作曲家们如何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限制”中进行当代音乐的“创造”。从整个研讨会所交流的作品来看，作曲家们无疑都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漂亮的回答，他们都是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共同的民族性自我“限制”以及其他各种限制中实现了个性纷呈、新路多多的精彩创造。
四、“海峡乐谈”的现实及学术意义
除了会议主题，有些专家也对“海峡乐谈”这一学术活动的现实及学术意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金平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它给作曲家们提供了一个彼此都能获益的交流与分享相对私密的创作心得与经验的宝贵机会；刘锡津指出了这个会议的举办、尤其是会议的策划者组织者吴少雄的不容易，他认为这个会议与以往同类会议的主要不同在于它是在说真话讲真事这样一种语境下讨论作曲家们自己的创作问题，它是作曲家们自己的会议，是会给每个作曲家以有益启发的会议；崔新高度赞赏这个会议有质有量地聚焦具体作品、广邀各方精英、明确研讨论题与发言主题的做法，认为这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海峡两岸当今音乐创作概况，还能因为主题的牵引把问题的讨论与思考引向深入，进而有利于当代音乐创作的发展，他认为这个会议一定会在中国的音乐创作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甚至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认为，这个会议至少还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的现实及学术意义：首先，在福建举办这一活动有助于福建音乐创作事业的发展；其次，以当代优秀作品为研讨对象有助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成果的回顾、检视与推广，同时，由于优秀作品以及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作曲家创作自述的汇聚，有利于当代中国音乐的史学研究；第三，尤为重要的是，集结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与作曲家三方进行当代音乐创作实践的整体观察与细部研讨，有助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价值审视、审美发现与意义开显，有助于以中国本土创作实践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当代音乐评论话语与美学理论建构，有助于告别既往那种多用生发于西方实践的理论话语与概念来评析、评价中国音乐创作的窘境。只有切实建立起了有着自己的传统渗透与实践了解的当代审美视角、理論话语与概念系统，中国有着传统文化承继的当代音乐经典才能得以准确扬举，民族本色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史才能得以凸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峡乐谈”，其现实及学术意义自然就不容忽视。
林忠东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吴思富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福建艺术》编辑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