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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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27至30日,由宁波大学音乐学院、东方音乐学会和亚洲音乐学会(Council for Asian Musicology)共同主办、宁波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互联网语境下中国音乐的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大学举行,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美国、加拿大、古巴、爱尔兰、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等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以英文为工作和交流语言的十几名中国音乐研究专家齐聚一堂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学术研讨。 会议全程为英文交流环境,代表们的论文宣读和会议期间的工作语言全部为英文。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音乐研究专家们突破语言障碍,就中国音乐在互联网时代的对外传播、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状况以及网络和数字技术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运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和交流,会议所发表的论文集中体现了目前中国音乐研究国际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成果。 代表们在此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议题:第一个方面主要是研究互联网时代中国音乐在世界范围的传播状况。来自澳大利亚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前副主席和秘书长斯提芬·怀尔德博士(Stephen Wild)提交的《中国音乐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hinese Music a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一文叙述了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职期间所经历的与中国音乐学家接触、交流的过程和历史,以及在他担任澳大利亚音乐学会主席和在其他学术组织任职期间协助该校设立中国音乐课程、邀请中国音乐学家和中国音乐演奏家访澳的历史记忆。怀尔德教授曾经是“文革”以后最早同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西方主流民族音乐学家之一,虽然他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澳大利亚原住民音乐,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通过他的努力,许多中国学者开始访问澳大利亚进行学术交流,与西方民族音乐学界的同行亲身接触,开阔眼界,其中包括陈应时、李民雄、蒋菁、杨沐、喻辉等人。文章介绍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本人所经历的中澳民族音乐学界的交往历史。新西兰尤尼理工学院(Unitec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宫宏宇博士宣读的论文题目为《在新西兰传播中国音乐——杰克·波蒂和中国,1985—2015》(Disseminating Chinese Music in New Zealand –Jack Body and China,1985—2015)。文章以大量的图文资料介绍了新西兰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摄影家、演出经理人杰克·波蒂(Jack Body)为传播中国音乐文化所做的巨大贡献。杰克·波蒂终生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大力推荐、宣传和提携中国当代作曲家。他有着同路易·艾利一样热爱中国文化的情怀,为中国音乐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古巴作曲家和音乐学家罗兰多·佩雷斯 (Rolando Perez)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题目为《“中国号”和互联网》(The Corneta China and The InternetT)。佩雷斯长期关注拉美音乐中的非洲语言元素的研究。近年来,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音乐元素对拉美音乐的影响,特别是中国音乐与古巴传统音乐融合的问题。他指出,古巴曾经是中国移民最早到达拉美国家之一,中国移民在1959年古巴革命前一直不断地移居古巴,在1847—1975年以及1917年至1922年两个时期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浪潮,使得中国移民后来成为古巴四个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被当地人称为“中国号”(corntea china)的管乐器就是从中国唢呐演化而成,如今已经成为中国音乐文化对古巴文化的标志性贡献。在论文中,佩雷斯教授对中国号在互联网中的再现和传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内容涉及在英文和西班牙文网站上传播的情况以及中国号在古巴狂欢节、流行音乐和管弦乐团中的使用情况。来自美国路易斯克拉克学院(Lewis
其他文献
现象比较:两种价值观    钢琴改编曲作为一种社会性很强的音乐生产方式,在中国和西方的音乐生活里均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中、西方的学术界,“改编创作”这一实践所被看待和研究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种区别反映在不胜枚举的具体言论中,详见下文:  众所周知,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在钢琴改编曲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大家”,一份研究钢琴改编曲的重要文献曾这样评价李
乐表演从单纯音乐形式变成“音乐 戏剧因素”形式,出现了许多新的尝试:从融入实景(《云南印象》等)或加入舞美(《又见平遥》等)的“情景音乐会”,到舞台要素齐全、有文字有台词(《印象国乐》等)的“民族乐剧”,再到有角色无台词(《人生几何?!》等)的“演奏剧场”,都以跨界(音乐与戏剧、舞蹈等)方式突破原来传统的器乐表演形式。这种跨界并没有使音乐表演变成了其他艺术门类如戏剧等,却为音乐表演提供了新的领域和
刘靖之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新音乐史、音乐评论、文学史论、翻译等多个领域,但音乐学界对他的了解大多是其数十年来关于中国新音乐史论的持续研究,特别是他的大部头著作《中国新音乐史论》,从1998年初版到2009年增订版,都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笔者曾于几年前应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之约,为《中国新音乐史论》(增订版)写过书评。大约是在2014年秋季,笔者又获赠香港商务印书馆新出刘靖之先生又一力作《香港音乐
听到中央音乐学院近期将举行“胡琴艺术节”的消息,我的心情颇为复杂。既有些兴奋,又有点沉重,也还有一种期待。所以兴奋,是因为主办者选择了“胡琴”这一“主词”来表达他们的学术视野和艺术襟怀,从而可能给庞大的中国胡琴家族提供某种新的成长机遇;所以沉重,是想到过去几十年我们对于这个家族主要成员,例如二胡、板胡、高胡等汉民族擦弦乐器曾予以高度的重视,使它们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而对于同样代表着某个民族、某个地
《喜剧的对话》(Op.54)是作曲家王西麟应德国2009年青年欧洲古典音乐节(Young Europe Classic Festival)委约而作,2009年8月10日在柏林演出,此前,该曲曾在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上演,反响强烈。   这首作品是为三件传统中国乐器(琵琶、筝和笙)和室内乐队而作,创作灵感源于中国古老而又封闭的吏治制度。作品中呈现出两种对立的主题——奴役者(A主题)和被奴役者(B主题
琴表演艺术中存在因师承和地域而形成的在美学观念、技术理论及训练方法上的派别,具体表现为二度创作中具有某种共性特征和传统的学术群体。苏俄学派在整个20世纪主导了全球钢琴演奏美学与技巧训练的发展,也为我国钢琴表演艺术的起步及最初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20世纪上半叶,我国有一批钢琴家直系师承于该学派,他们是我国钢琴演奏发展的最初力量之一,为我国钢琴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研究他们的师承谱系、演奏中的学统特
“我走过了云南大部分山山水水,对边疆的民族文化由陌生到熟悉。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云南则是目前世界上保留传统民族文化最好的地区之一。我深感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人类民族文化的精华保存下来,并使之代代相传。”  ——田丰    一、导言    田丰作为作曲家,为世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田丰作为文化人,掀起了捍卫中华民族源文化的浪潮,让世人瞩目,使后人敬仰。他作为作曲家,超
建平的琵琶协奏曲《春秋》是应国际“儒联”为纪念孔子诞辰2545年所举办的音乐会“千秋颂”的委约作品。创作于1994年7—9月。同年10月7日由中央民族乐团在北京音乐厅首演。独奏是琵琶演奏家吴玉霞,她也参与了创作。《人民音乐》发表了作曲家自己撰写的文章《创作中的思考——琵琶协奏曲〈春秋〉创作札记》。需要说明的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参阅了作曲家自己写的有关文章,以求比较准确地分析和表达出他的创作意愿
近三十年来,一种可以被称为“中国化爵士乐”的音乐现象已经出现。从比较文学研究视野来看,此现象可谓是跨文化交流中“他国化”议题的典型案例。  “他国化”一词由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它指的是“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发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化——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我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创作现状始终是人们高度关注领域。笔者曾说:“中国音乐的前途,主要依赖于作曲家的创作。”老一辈作曲家依然引领时代潮流,有着无可取代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新潮音乐”作曲家已步人中年,他们在走过热衷于功能手法技术、沉醉于音响模仿的“弯路”之后,认识到回归中国文化传统是音乐创作的命脉,然介入民乐创作的作品较少;“70后”“80后”的新生代作曲家是一个庞杂的群体,他们